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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老太婆-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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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会以后,我找到玉璧和清浦,把自己的意见说了,大家都表示同意;还决定先党内后党外,把意见统一了,然后再研究重新组合队伍的问题。
  晌午都过了,同志们都愤愤不平地回到寨上,到处都在叽叽咕咕的。我看见夏林、李仲生、周辉同、范永安几个和刁仁义逗了一阵耳朵,然后避过我,一个个往外走。吃过了午饭,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弄清了基本事实之后,就讨论对苏连清的处分问题。这个家伙起初耍赖不承认,后来看赖不掉了,又哭哭啼啼地说:“我是受了苏同久和徐月路的蒙蔽,他们想约我一道谋害领导,拖走队伍,我不同意。以后他们干这些事我就不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我怕廖大哥他们多心,怀疑我。”
  刁仁义听了,比先前在草坪上开会的气更大,一挥蒲扇般的巴掌说:“没有说的,一齐枪毙。”只有杨云禄站起来,替苏连清求情,又是啥子团结要紧啊,要给他悔过的机会啊……我看会场上一个个气粗粗的,好多人都转过脸背着他,不听他的。
  会议开了三点多钟,夏林、李仲生、周辉同、范永安还没有来,正要对开除苏连清党籍的处分进行表决时,忽听见外面“啪啪啪”响了三枪。玉璧一愣,叫陈亮佐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陈亮佐却慢腾腾地站起来,想去不想去的样子;再看看刁仁义,也瞪起眼睛坐在屋角边不开腔。大家正在疑惑,李仲生、周辉同带头,夏林、范永安几个跟着进来了,一直走到玉璧面前,都把枪拿出来放在他前面的方桌上。李仲生说:“各位大哥,把我们绑了吧。我们把叛徒打了。”
  杨云禄站起来惊奇地问:“是苏同久、徐月路?”“不错。”
  “你们你们……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刁仁义一口气接过去说:“啥子叫无法无天,难道叫这样的叛徒把我们的人杀完,把我们的队伍搞垮,就叫有法有天吗?打得好,打错了我负责,要杀,杀我刁仁义的头……”
  刁仁义的话音一落,场上一片热烈的鼓掌声。玉璧站起来说:“叛徒应该枪毙,不这样,就是敌我不分,是非不明。不这样,就不能息众怒,平民愤,若让这些叛徒留在革命队伍里,那就会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将来危害更大。不过,李仲生你们不经组织的同意,就这样擅自行动,先斩后奏,是不恰当的,这样会打乱组织上的部署,给工作带来被动,以后千万不能再这样了。至于苏连清,应该也要枪毙的,看你稍有悔悟,暂时饶你一条性命,今后要改邪归正,好好为人……”
  屋内五十多个党员干部一齐站起来,又是一阵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只有杨云禄一个人没精打采的,苏连清勾着脑壳坐在板凳上一声不吭。
  后来老刘政委回来了,我和刁仁义向他打听杨云禄的情况。老刘政委苦笑着摇摇头,说这个杨云禄,他也不大清楚,只听说是不久以前才由地方到红四方面军的,开始很积极,可是后来觉得行军打仗枪林弹雨地吃不消,又因为是知识分子,在红军里面不受重用,就经人介绍,想到我们这里来。老刘政委觉得知识分子刚参加革命,在正规部队里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再说这些年我们和上面的联系一直不通畅,走了不少弯路,杨云禄毕竟在四方面军呆了些日子,行军打仗不行,帮我们找找关系保持联络至少还可以,就同意了。我问:“红军里真的不重用知识分子?”
  老刘政委摇摇头:“岂止是不重用,听说还杀了不少人呢。这次开会还传达下来一句话,说是要改变川北地区知识分子掌握党的领导权的状况。我想派个知识分子下来,也许比……哦,不说了,我们现在的关系虽然直属川陕省委和四方面军,但是隔得这么远,又在敌人的心窝子里,很多情况不了解,也不好乱说什么。再说我们的情况也比那边复杂得多,主要靠我们自己来处理。杨云禄的事,大家多留心就是了。”
  这场斗争就这样结束了,由于处理仓促,留下了很多后患。
  暗渡陈仓
  整治了苏同久和徐月路之后,我们把队伍作了短期集训,仍然分散开去活动。刁大哥回三块石,我到魏家沟。这时驻在罗渡溪的一支队伍,也是土匪改编的,很野,怕出问题,就叫周辉同去当队长。周辉同到了罗渡溪,住在马福林的栈房里,见事就做,帮马福林经营栈房,出了不少力,马福林的一个女儿马诚贞就和他好了起来。周辉同把这事跟组织上说了,老刘政委和玉璧商量了一阵,同意他和马诚贞结婚,但不知马福林的意见怎么样。玉璧对他说:“你去找你大姐,她一说就会成。”
  周辉同就脚跟脚地缠着我,要我马上就去说。
  我说:“不要慌,这事我负责。只是没有谈妥以前,你不要过往太密了,罗渡溪的人很封建,怕别人有闲话。”接着,我就把马福林找来,问他:“听说你家诚贞还没有订婚?”
  “是呀,没有合适的。”
  “你想替她找一个什么样的婆家?”
  “当然要我们的人,党员更好。”
  我就说:“搞革命工作要吃得苦,你看周辉同行不行?”他想了想,说:“他这人还好,经常来帮我做这做那,老大老实的。”
  我又说:“那你看这个人户放不放得呀?”
  他说:“我去问一下廖姑爷。”
  我看他说了半天还是要问,就说:“问他不如问我呢。”
  “那就行了嘛!”马福林点着头,笑得合不拢嘴。
  这事就这样说妥了,周辉同高兴得不得了,一天到黑走路都在笑。夏林几个见了就拿他开玩笑:“看你这家伙憨痴痴的,怎么这事倒抢在我们的前头?你看我们几个,一不缺鼻子二不缺耳朵,怎么就没有妹子看得起呢?”
  我白了他一眼,说:“夏林你心慌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下次有合适的我首先就考虑你。”
  夏林一见我认真了,忙说:“大姐,你别,我的命不好,脑袋吊在裤腰上干工作。你经手的妹子,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跟我来吃苦,值不得值不得。”
  李仲生推他一把:“你装什么正经,这对革命工作也是有利的嘛。多一个兄弟媳妇,也好给大家缝缝补补。现在大姐顾不得我们了,再下去都要成叫化子军了!”
  周辉同自小被后娘逼出来,没家没业,也没什么积蓄,可这毕竟是我们几个骨干中第一个结婚的,又是倒插门的女婿,婚事一定不能办得太草率,让人家看不起。我们研究了一下,便挤出一笔钱来,给他置办贺礼,换了一对银戒指,扯了两套衣料,还有铺笼帐被,齐齐全全的,马福林一家都很高兴。
  我守的魏家沟,是一个穷乡,加上这年天旱,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们没有吃的,把梧桐树皮、胡豆叶子都采来吃了,山上的黄泥巴也说成了观音土,当作饭吃。这对我们整军很不利,组织上就指示我们迁到长生寨。这是广安境内最富的一个大寨子,上面分大寨、小寨,非常严密,附近的武家乡、严家乡,也是土地肥沃收成好的富地方,糖食供应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决定把大部分人扯过去,三百人在三块石寨上留守,其余的到岳池文昌寨、姚市桥和广安天池驻扎。
  罗渡溪是个很重要的水陆码头,周辉同在那里又干得很好,我们就决定把他留下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点。队伍要开拔了,周辉同赶来送行,眼浸浸的。我对他说:“现在你的身分不是我们的中队长,而是马福林的倒插门女婿了,今后要注意隐蔽,守住这个码头,出不得问题。”周辉同很严肃地点点头,说:“我晓得,祝你们早点把队伍整顿好,我们好早点和红军会师。”说着又凑近我,悄悄地问:“听说大哥和老刘政委他们派仲生去谈判,又要接受杨森的‘招安’了?”我说:“你别乱猜,我们做事,总是有原则的。你大哥和军阀打了十年了,要想去当官,还等今天?”
  队伍开到长生寨,老刘政委、玉璧、刁大哥都在寨门口迎接我们,旁边还站着斯斯文文的王道纯,见了我很热情。王道纯出身很贫寒,后来从遂宁师范毕业,当上了岳池县县立高小的教务主任,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可是就连这么一个教书先生,也被军阀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扯起棚子,进了绿林。第一次起义时,他就和我们协同作战,后来和玉璧的关系越是密切,入了党,成了我们一个支队的领导人。
  队伍一进长生寨,就召开了一个干部紧急会议,专门研究纪律问题。老刘政委说:“这是个大寨子,过去时常受到杨森的军队和土匪骚扰,现在一听说有队伍来驻扎,群众就有些惶恐,一些人还跟着地主跑了,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群众的关系,任何人不准乱来。”
  玉璧接着说:“我们这次整军和往次不同,人多,新战士多,有的干部还带了家属,是夫妇俩。当地老百姓有忌讳:宁愿让人在家停丧,也不愿人在家成双。如果要住在一起,就必须出钱租老百姓的房子,还要敬神。”
  大家又讨论了一些条文,第二天就以我和刁仁义的名义出了张布告,写上三大纪律:一不许背枪下寨;二不许骚扰百姓;三不许调戏妇女,违纪者枪毙。另外又通知夫妇俩同住的,必须向老百姓立家约,租房子。
  布告一贴出来,就有了规矩。近千人住在长生寨,队员们平时连寨门都不出,操练完了去帮老百姓干活,莫说工钱了,连饭都不吃。寨上有一家大户,主人叫李华堂,和玉璧是中学时候的同学,原来在成都教书,后来生病回家休养,就做起地主来。因为是熟人,又事先和他联系过,见我们来了很热情,硬要把他儿子媳妇的新房让出来,给我和玉璧住。我们就把机关搬了进来,把他儿媳妇的新房做了机要室,当然由我一个住着;还在房檐下搭铺,住了一百多队员。早晨起来,队员们悄悄地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李华堂打开门出来一看,感慨得不得了,找到玉璧说:“老兄,我还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队伍,这么多人驻在我的房子里,怎么就这样清风雅静的?好!就是和杨森的队伍不一样。”说着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上午,他找人抬了六头大肥猪,还有两缸陈年好酒,敲锣打鼓来慰劳我们,说是表示全寨百姓的一点心意。老刘和玉璧见这么多东西,一定要给钱,推来推去他们只收了三头猪的钱,另外三头李华堂说是他自己的意思,怎么也不收,还把玉璧拉到一边悄悄说:“有一头猪我是专门送给你的,你和玉屏一定要收下。”
  玉璧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们两口子吃得下一头猪?要吃当然是大家一起吃嘛。”
  李华堂急了,说:“你老弟咋这么不开窍,以为这酒这肉是常有的吗,不会腌了以后慢慢吃?”
  玉璧说:“老兄你不晓得,我们这队伍上,从来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然咋服得了众人?”
  李华堂瞪着玉璧,好一阵才说:“这些年不见,你竟带起了这么一支队伍,好得很,我马上就给你们宣传出去,让跑出去的人都回来。”
  这些事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像一阵风一样,到处都传遍了。逃出去的老百姓陆陆续续地回来了,都说:“我们原先不知道是谁的队伍,空跑了一趟。”
  可是,过了两天就出问题了。因为寨子小,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厕所不够,弄得寨子周围、屋墙脚下,都拉的是屎。我们赶紧开了一个会,我对大家说:“我们到这里来,是客人,不能随随便便的。这两天,到处拉的都是屎尿,臭熏熏的。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现在要求大家不要乱拉了。没有厕所,自己去打,现在,谁屙的谁去打扫干净。”夏林说:“谁屙的,打谁的屁股!”
  当时说得一个个都不好意思,脸红得像鸡公冠子一样。散会后,各人就去打扫,马上动手挖了一些坑作临时厕所,既干净又有了肥料,寨上的农民很满意。
  又一天下午,夏林从山下上来,押了十二个人回来,说他们带枪下寨子,在店子里吃东西,招摇撞骗。我听了很生气,说:“这里没有你们吃的吗?为什么不遵守纪律?”他们不说话。我叫夏林检查他们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就问他们:“你们吃东西,不给钱?”
  “我们赊来吃。”
  “赊来吃?啥时候去还?哪里拿钱去还?这不是估吃霸赊地活抢人吗?”
  夏林说:“他们还对人家老板娘胡说八道。”
  其中一个叫陈士君的,昂着下巴瞪了夏林一眼:“啥子叫胡说八道?她一个老板娘,未必就是金枝玉叶,开个玩笑都开不得了?哼,我们走,等杜队长回来再说。”说着一挥手,带着十二个人,转身就要走。
  我喊了声“站住”,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抖了一下,站住了。
  我走到那个陈士君面前,盯住他慢慢地说:“陈士君,陈家少爷,我听说你也念过高小,想来也是识文断字的人。布告上最后说,不管哪个犯了纪律,查出来都要枪毙。你说这是军令呢?还是儿戏?”
  陈士君一愣,哑了。夏林拿了块板子过来,说:“怎么样?大姐的话听清楚了吗?你们是愿挨枪子儿呢,还是愿意受处罚?”
  几个吓慑了,忙说:“愿受处罚。”
  夏林拿起板子,每个人打了二十个手板。
  过了一阵,杜仁杰回来了,没等我开口就说:“我都晓得了。他几个来告我,我一听就说打得好。要是我来,还要多打二十个手板,还要打重些!我还给他们说,在我们三支队里,大姐是队长我是副队长,连我都要听她的,你们还敢不听?何况这布告,是我们全体领导研究的,谁都要遵从。”说完,我们几个都笑起来。我对杜仁杰说:“这群人当中,好几个都是苏同久手下的,那陈士君就是个好吃懒做的地主子弟,高小毕业没考上学校,他老子骂他没出息,才跑出来的。今天没服气,恐怕要特别注意。”
  杜仁杰大大咧咧地说:“未必又蹦出个苏同久来?大不了跑嘛。这号人,跑一个少一个,少生事。”
  我的话当真言中了。当天晚上,陈士君就带了其中的好几个人,以换哨为名骗过守寨门的士兵,逃跑了。
  陈士君等人的逃跑,在队伍中引起了震动。我们又开会做了研究,决定在队员中展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为什么参加自卫军?
  我和杜仁杰、夏林,分别参加小组的讨论。我的那个组,有好几十个人,大多是参军不到两年的新战士,听说要开会,以为像军阀队伍中一样,要清查逃兵的同伙,都紧张得不得了。我就说了个开场白:“最近我们队伍里,跑了几个人,据说呢是嫌吃得不好,又没有女人,又不自由,纪律太严了,没得在家安逸。我们开这个会,一是要大家给我们当领导的提意见,这些纪律是不是太严了,或者是只管了大家没管我们自己,大家不服气。二是要大家说点真心话,到底是为什么来参加我们这支队伍,而不去参加杨森的队伍、土匪的队伍。大家把这些问题理论清楚了,要走的,我们决不阻拦,要留下的,就好好干,再不要三心二意的。”
  大家一听,都放心了,有人举手站起来发言:“不是我在拍领导的马屁,这些纪律恐怕改不得。要是改了,我们几百上千人都出去抢女人,估吃霸赊,到处乱屙屎,这不跟土匪和杨森的兵一样了吗?我就是被杨森抓了壮丁跑回来的,我不背这张鬼皮!”
  还有一个叫杨青庭的小伙子,英俊英俊的,站起来说:“我不晓得人家为啥子来投廖大哥,我是不满意我那女人。”大家一听,哄地笑了起来。他急了,红着脸说:“你们笑啥子,我说的是老实话。大姐,不怕你见识广,我那女人呀,你见了都要打倒退。又丑又老,又歪又恶,还懒,成天要我妈来服侍她。我看到都生气!”
  旁边有人说:“既然见不得,怎么又成了你的老婆?”他说:“嘿,你们不晓得,她娘屋里有钱,我家穷,就倒贴陪奁田,估倒栽给我。她嫌我大老粗,非要拿钱喊我去读书,好当啥子公事人。妈的,我都二十多岁的人了,从小就放牛割草开山挖地,还读啥子书嘛,我一气就跑出来了。到了这里,才听说了自由恋爱这个说法。二天革命胜利了,只要我不死,总要去自由恋爱一回!”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哄笑。我也忍不住笑起来,大家发言就更积极了。有一个说:“保长欺软怕硬,把地主的指名捐都摊到了我家头上,实在交不起,就把我父亲吊起打,我就跑出来了。结果保长听说我投了廖大哥,就不敢来欺侮了,这两年家里平平安安的。”还有人说:“我们佃田的老板,十二万分可恶,见啥子都要,我屋里连鸡娃都喂不大,我是受不了这口气才出来的。等二天革命胜利了,专门去收拾那个可恶的段四老娘。”大家七嘴八舌都说我们是不得回去的,我们还要争取入党,从廖大哥的队伍里跑回去,没得脸面见人。
  突然有一个站起来说:“报告大姐,我想回去。”大家听了都一愣,齐刷刷地看着他,屋里顿时鸦雀无声。那人一见,慌了,忙说:“我不是像陈士君他们那样,要当逃兵,是想请假回去办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我家原来有一块田,卖了半边给地主,哪晓得他早就起了坏心,结果我这半边田越种越小,他那半边越种越宽。我不服,就去告他,结果官府把那块田全部断给他了。逼得我这几年,到处拉船帮工,听说廖大哥的队伍专门为穷人打抱不平,就来投了军。今天当着这么多弟兄和同志,我把话说到明处,请大姐队长准我两天假,让我带这支枪回去,把那龟孙子打了就回来!诸位弟兄,我王某人就当众赌个咒:要是骗了大家,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
  大家一听,都面面相觑。一会儿,有人悄悄地说:“这个假恐怕该准人家,那地主太可恶了。”于是刚才那个说等革命胜利了再回去收拾段四老娘的也等不得了,说他也要回去。还有一个莽汉子站出来大声说:“我投了廖大哥,他们就把我女人抓了,关在武胜城里的监狱里,都一年多了,现在还没出来,丢给我妈照看两个没爹没娘的娃娃。我也不是说这里不好,是觉得不成气候,东打一下西打一下,又不敢去攻城。实话说吧,我想到通南巴,去投正规红军!”
  中午,把那两个支队的情况凑了一下,问题都差不多。王道纯说:“这种情况要开大会,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下来恐怕还要找几个闹情绪的分别做工作。”我说:“王老师,你会说,今天下午开大会,你来讲。”王道纯说:“我讲什么,恐怕是要等老廖他们回来。”陈亮佐说:“王老师,不要等了,有几个地主出身的,闹得凶,莫让他们又兴风作浪。”下午就开大会,由王道纯讲话,他本来就是教师出身,讲得深入浅出的,好懂。他讲了一通要顾全大局的道理,最后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前年子,余家场事变,我们的陈玉屏陈大姐被敌人抓住了,你们说廖大哥心里咋想?他手下还有那么多人,都喊打回去把大姐救出来。救不救得出来呢?也救得出来的。只是那样队伍就要受损失,敌人求之不得。于是,我们陈大姐就在岳池城里,整整坐了一年的班房,还被绑去陪了杀场……”
  下面嗡嗡嗡的,一些认不得我的,纷纷站起来看。突然,一个人带头鼓起掌来,接着大家都鼓起掌来,连王道纯、夏林他们也对我鼓掌,弄得我满脸通红,一个劲向大家鞠躬。
  下来,我们又分别找几个闹情绪的做了工作。那个要请假回去打仇人的,伤心地哭了一场,最后说:“大姐,我现在心里晓得了,暂时咽下这口气,不回去了,反正这枪子儿,早晚给他狗日的留着的。”
  每个中队都准备了笔墨,要留下的自己签字,结果都签了或者找人代签了,只有那几个地主子弟不签,我们也不强留,让他们放下枪,走了。
  刚刚把这些事情处理完,老刘政委和玉璧他们就回来了,还带着李仲生,同来的还有广安的李希白和李晓北。李希白,也做过小学教员,和我叔叔陈徙南是挂角亲戚,也和玉璧早有来往,常常帮着我们出些主意,做做联络,现在是杨森的侄儿杨汉印队伍里的参谋。
  当晚,在陈亮佐驻的庙子里召开了大队和支队干部大会。玉璧说:“有件大事,进行很久了,现在有了眉目,跟大家说清楚。眼下杨森把实力都扯到营山去了,他的侄儿杨汉印,带着手枪团守着广安一座空城,本来就心慌,前线又催着赶快补充兵源。可是现在谁肯去打红军?我们又派人到各乡去做工作,结果他们的招兵旗插了一两个月,鬼都不上门。我们这才请了李希白李参谋去说,现在请他把情况介绍一下。”
  李希白说:“我和晓北去找杨汉印,他不识字,又刚从前线回来,不了解情况,就叫我们去找他手下一个叫杨季元的。我们给杨季元说,长生寨住了一支队伍,兵强卫壮,都是本本朴朴的农民,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招牌,听说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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