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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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几上，吴绍先才来了。我把清理队伍的情况给他谈了，问他找组织关系的事有没有着落。
　　绍先摇摇头说：“据我们了解，现在整个四川的党组织都破坏了，连原来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①同志的关系都没接上，都是自己根据党的大方针在行动。我们几方面的领导人都碰了头，有些事情现在来和你商量。”
　　我点点头：“你说。”
　　吴绍先擦了根火柴，点燃了烟，又接着说：“现在形势起了变化。日本人步步进逼，从东北打到了华北。我们的党中央已经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在这种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党已经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成了逼蒋抗日，看来我们现在不能和他们打了。再说他们在统治区的兵力这么强大，我们遭了这么惨重的损失，也没有力量和他们硬拼。”
　　我咬了咬嘴唇，没说话，只抽烟。
　　吴绍先看看我的脸色，停了一下才继续说：“老大姐，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认输了。只是因为形势的需要，我们必须隐蔽起来。我们就这么一点人了，抛撒不得啊，现在分散开去，好好保存下来，将来一有什么事情，才有人的。那时候，我们照样要在战场上和他们相见。”
　　我点点头说：“你放心，你大姐这么多年的老党员了，懂。”吴绍先笑了：“晓得你懂，还给你说个事情，你听了要沉住气哟。”
　　“又出什么事了？”
　　吴绍先摇摇头：“廖大哥在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说过到苏联去学习的事？”
　　“是说过啊，只是后来……”
　　“后来廖大哥出事了，这件事就放下了是不是？现在形势平静下来，我们一清理，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还在，你就动身吧。同志们都说在这些年的武装斗争中，你已经显示了自己很高的军事才能，希望你到苏联去好好学习军事本领，回来我们还有得仗打的。这月二十四号，你到千厮门新新茶社，有人和你联系。”
　　“谁？”
　　“车耀先同志。”
　　这辈子还能去苏联，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眼前总是晃动着玉璧的身影。当初我们约好，我先去学个一年半载的就回来，他再去；还说好临走时要见上一面的，要么是我上华蓥去，要么是他下山到重庆来，没想到那次分离，竟成了永诀……记得那个夜晚，月色很好，我们相偎在床上一直谈到天亮，谈到牺牲的同志们，谈到眼前的斗争形势，也谈到了孩子们。我说我走了，孩子怎么办，送回家去吗？玉璧说这些年来敌人斩草除根，孩子们躲都躲不了，还送回去做什么？还说他天长地久地不和孩子们见面，现在孩子见到他都不亲热，将来恐怕会认不得他这个爸爸了。
　　现在，我要继续他的事业，真的要去苏联了。两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眼看又要离开我这个本来就不称职的妈妈……还有山上那么多的同志们，吴绍先虽然说他们会安排，可是……唐俊清为什么还没有消息？是出事了还是隐蔽起来了？去苏联，那么远的路……第二天，我一大早起来，正要去和徐清浦商量，急冲冲走进一个人来。
　　我一看，是玉珍，连忙一把将她拉进里屋：“玉珍啊，可把你等来了，快说，你唐大哥怎么样了？”
　　玉珍呆呆地说：“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德敏呢？她怎么样了？”“也死了。”
　　“玉珍，你别问一句说一句，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走了之后，李文清他们到处说这件案子是你在教唆德敏闹，硬说唐大哥是从华蓥山下来的共产党，是廖玉璧的贴身跟班，那法官就软了。德敏拿着我留给她的那笔钱，到处磕头作揖说好话，又在衙门口摆地状，加上我们走了，敌人抓不住证据，地方上的士绅们又都出来议论纷纷的，最后才把唐大哥放了出来。李文清和陈素英做了亏心事，害怕，就去算命。城里那个叫刘神仙的瞎子故意气他，说他们总有一天要死在仇人手里头。于是他们就一不做二不休，拿钱买通了那连长，在唐大哥和德敏回合川的路上拦住了他们，把他们打死在、打死在一口堰塘边……”
　　我紧紧地捏着拳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玉珍抬起头来，看着我怯生生地说：“大姐，荣群和亮佐他们还要我给你说个事，他们一气之下，拿枪把那两个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了，说是没有征得你们那个组织的同意，要惩要罚他们都愿意。”
　　我挥着拳头大声喊：“谁要罚他们了？打得好！要罚就罚我，要不是我当初拦着他们，早就把这两个祸害打了，还能让他们来害人？都是我姑息养奸，是我害了他们俩口子，是我害了他们啊……”
　　玉珍看我直打自己的头，吓坏了，连忙一下子跪到了地上，拉着我的手泪水花花地说：“三孃啊，你别这样，这不能怪你啊。广安城里那么多的人捉你，你都没跑，你卖了三姑爷留给你的枪去救唐大哥，你还冒了那么大的风险到牢里去看他，你是在用自己的命去换唐大哥的命啊！唐大哥是好人，德敏也是好人，还有三姑爷和仁勇大哥他们都是好人，可是如今天下大劫，恶人当道，好人也是在劫难逃啊！”玉珍越哭越是伤心，伸出双手，仰天大嚎起来：“老天爷啊，你不公道啊，你连这样的好人都不放过？唐大哥和德敏，连个孩子都没有，你就忍心让唐家一门绝了后啊……”我喊了声玉珍，一下子抱住她，也哭了起来。
　　窗外的月亮，悄悄地躲进了云层中。
　　转眼之间，七月二十四号到了。我按照吴绍先的嘱咐，早早到了千厮门新新茶社，等人来和我接头。我选定一个靠河边的位置坐了下来，按约定的暗号，穿着一件白色上衣，一条青裙子，还放了一把白绸的折扇在面前的桌子上。吴绍先告诉我，会面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如果过了时间还没有人来，就不能再等了，两天之后再在原地方见面。
　　我看看表，才十点，心里觉得好笑，这么早来坐在这里，这两个钟头怎么过啊？我买了一包瓜子慢慢地嗑，快嗑完了还没有人来；又买了一张报纸来看，看着看着突然想到约定的暗号没有看报纸这一条，要是错过了怎么办……就这样心惶惶的，一直等到了十二点，正在四处张望，一个人走了进来。
　　这人四十来岁的年纪，个子不高，脚有点跛，外穿一件蓝色的长衫子，里面是白色的上衣和裤子。他一只手拿了根深色的拐杖，另一只手拿了一只没装上烟丝的烟斗，正和我要对的暗号相符。
　　我站起身来，正要喊“舅舅”，他却先跟我打招呼：“玉屏，你来得早啊。”
　　这就是大家非常敬重的车耀先同志。
　　我四面看看，茶客们大都回家吃饭去了，茶馆里很清静。我们面向河边轻轻地交谈着，一直谈了两个多钟头。说起玉璧，车耀先同志也很难过，长叹一声说：“要不是老廖牺牲，你们现在早就到陕北了。”接着又对我说：“玉屏，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经过多年实际锻炼的老同志了，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受住了考验，所以我们才让你去继续完成这个任务。”
　　我听了这话，鼻子一酸，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掉。车耀先沉默了一阵，等我冷静下来才转了话头说：“现在去苏联，从陕北这边走很困难，你只能和一位叫老汪的同志一起，从万县到宜昌换船去上海，然后从海上经朝鲜再到苏联的西伯利亚。你可以带个小铺盖卷，再带一口皮箱，沿途要尽量少露面，一切都由老汪负责，连船票都不要你管。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派人回来联系。”他说着，就从衣包里拿出五十元钱说：“你去做几件衣服，打扮得漂亮些，最近路上很紧，装成阔太太好掩护。记住，二十八日，老汪会来找你。”
　　我接过了钱，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车耀先又说：“玉屏啊，现在能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哟，我们以后的路还长得很呢，以后不管是跟谁打，都非常需要军事人才，希望你能在短期内学有所成，胜利归来。”
　　我看着他，说：“我一定不辜负组织上的希望。”他笑了笑：“这几天你要好好准备一下哟，两个孩子怎么安排？”
　　我迟疑了一下说：“舅舅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他点点头说：“你放心地走，我们组织上晓得照顾他们的。”说完就出门坐上一辆黄包车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又想起了我自己那个厚道而又细致的亲舅舅，只觉得眼睛有些发潮。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记着这一幕。
　　我出了茶馆，就去了都邮街，买衣料。说实话，我这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穿，尤其喜欢穿那些质地好的面料。这一去，不知道要去多久，单的夹的都得准备一些。我选了半天，最后选定了一截枣红的印度绸，一截豆沙色的华尔纱，另外买了一截绿色的细毛呢料，准备做一件夹短大衣，其它的只有等到了上海再说。眼下正是大热天，衣服做多了，别人要起疑心。
　　选好了衣料，我就去了服装社，只说是有个朋友，在上海有一批化妆品原料，愿意和我们一起做，很赚钱的，得赶快去进货，赶在秋天旺季做出来才行；另外顺便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服装面料，现在重庆市面上的秋冬面料缺得很呢。
　　大家听说我要去上海，都高兴得很。陈树安赶着给我量尺寸，一边说：“陈先生，我还没有正正经经地给你做过衣服呢，你这么好的身材，真该好好做几套穿穿。”女工们在一边叽叽喳喳，都说：“大姐，你是最有办法的人，我们可是等着你回来大赚一笔啊。”
　　我听了，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回到李子坝，宁君已经在门口张望，亚彬见我回来，老远就张开翅膀飞过来，扑在我怀里喊妈妈，嘟着小嘴说韩嫂不给他买洋画儿。我拉着他那脏脏的小手，轻轻地拍打着说：“看你成天在地上拍洋画儿，脏得像个小叫化儿，还不快去洗……”一边却从包里摸出钱来。亚彬见了，一把抢了过去，欢呼着跑去买洋画儿了。我一抬头，看见曾三姐倚在门口看着我笑，说：“这么多年了，就这几个月才像个正正经经当妈的。”
　　这一夜，我张了几次口，话都没说出来。脑子里老是曾三姐的那句话：就这几个月才像个正正经经当妈的。
　　第二天一晃就过去了，我还是没开腔，曾三姐看我闷闷的，问了几次是不是有什么事，我都岔开了。睡到半夜，一算明天就是二十六号了，万一老汪提前来了，这一去天长地久的，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给三姐说清楚怎么行。正想着，有人把灯拉开了，我一下子爬起来，曾三姐已经站在了我的床前。
　　“玉屏，你有心事没给我说。”
　　我一把拉她在床边坐下，长叹了一口气说：“是有事，我要到上海去一趟，去进点货。”
　　她说：“不对，进货哪里犯得着这样，你是要出远门。又要去干他们男人的那些事情。”
　　我不说话了，半天，点点头。
　　我们相对无言，好久她才说：“玉屏，我是个无能无志的妇道人家，我不懂你们的那些事，可是我知道你和玉璧都是了不起的好人。现在玉璧不在了，可是他的那些事还在你心里牵肠挂肚的，既然这样，我就不拦你了，你把两个娃娃都交给我，就放心地去吧。好人总是应该有好报的，老天爷睁着眼，清清楚楚的。”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喊了一声“三姐”……二十八号晚上，老汪来了，说是票已经买好，今晚十二点上船。先到万县，然后换船去宜昌，跟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和我很熟的刘老太太，要去宜昌看女儿，在一起有个照应。
　　晚上十点，两个孩子睡得甜甜的，我不敢惊动他们，轻轻地亲了一下他们的小脸蛋，就和老汪一起出门了。走了好远，忍不住回过头去，还看见曾三姐呆呆地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
　　老汪是船上的工人，把我们安排好，就下机房去了。这是间三等舱，上上下下一共十六个人，除了四个女客之外，其余的全是男客。七月重庆的天气，热得不得了，船老板为了多卖钱，连过道都坐满了人，地下到处都是痰、油泥、瓜子皮，男人都只穿一条短裤，满舱里又脏又臭。刘老太太年纪大了，好睡，我却闷得不行，干脆到外面船头上去乘凉。江上的风大，吹着我的头发，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那个夜晚，玉璧抛下新婚燕尔的我独自去了成都。我和玉洁还有远光大哥他们，也是乘这样的船去南京读书。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满脑子的幻想，什么读书救国啊，体育救国啊，一副“看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傻模样。如今真的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了，真的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拿起了枪，才晓得“救国”这两个字的分量有多重。她是要儿女们用鲜血去祭奠的啊。
　　下午三点多钟，船到了万县，我们要在这里换船，再买票到宜昌。
　　老汪常来常往的，对这里很熟悉，带着我们从杨家街口上岸，边走边说：“南津街有一家叫”茂生祥“的旅馆，老板姓熊，是自己人，我们的人常常住他那里，没出过事情。”
　　说话间，旅馆就到了，我举头一看，怎么招牌上写的“茂林”两个字。老汪一看，也愣了。正在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喊：“玉屏呀，陈玉屏——你在哪里……”我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刘老太太东看西看地迷了路，一路喊着在找我。
　　陈玉屏这名字在川北一带扯得太红，我早就不用了，可是老太太记着，改不过口来，真拿她没办法。
　　老汪回过头来对我说：“来都来了，先就在这里住下来再说吧，反正只住一晚上。我得先去看看明天的船票，迟了就买不到了。”于是我们就走了进去。帐房里一个老先生，看见有客人进来，连忙招呼伙计把我们送到一个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又是送茶又是送水的，接着就拿来了一个登记簿子说：“先生娘，你登个姓名。”
　　我接过来，写上了陈联诗三个字，然后写上由重庆来，到宜昌去教书。那老先生接过来，恭恭敬敬退了出去。
　　我关上门，正准备洗脚，却听见有人在敲门，一边喊着陈联诗、陈联诗。我一愣，没开腔，却又听见那人在喊“诗姐”。我连忙趿上鞋，跳过去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林竹栖。他又惊又喜地一把抓住我说：“哎呀，诗姐，我好想你啊，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会面，真是难得难得！”
　　这人真是，大庭广众之中，口口声声想你想你的，也不怕人笑话！我连忙让他进屋来，说：“你怎么到万县来了？”他说：“诗姐，说来都不好意思……”
　　我说：“快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差点替我进了卫戍司令部，真是连累你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他看看门外，悄悄说：“原来这里开旅馆的熊老板被捕了，可是这里我们来往的人太多，没个地方不行，于是我就顶了下来，改成了‘茂林’字号，当上了老板。”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热。我知道林竹栖还不是党员，可是这些年来他舍生忘死地为我们做了不少事情，真是难得啊。
　　林竹栖要招待我吃饭，去买菜了。老汪过来，提了一个大包说：“这是刘老太太的东西，放在这里你看着，她要跟我去看船票。”
　　我说：“这老太太也真是的，哪里是去看船票，又想去挤热闹吧？”
　　老汪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走了。
　　老汪刚出去不到十分钟，突然闯进来四个宪兵，指着我问：“你是岳池人吗？”
　　我说：“不是，我是重庆人。”
　　其中一个酸溜溜地一笑：“别哄我们了！陈玉屏，我们走一趟吧。”说着就把我和刘老太太的东西全部收在一起，推推搡搡往外走。
　　刚到大门口，就碰到老汪急冲冲地进来，一眼看见我，目瞪口呆的。我连忙给他使了个眼色，他悄悄一缩头，往侧边的小门溜走了。
　　我被带到宪兵营的稽查室，几个家伙就出去了。一会儿，我听见隔墙有人在问：“人拉到没有？”
　　“拉到了，可是她说她叫陈联诗。”
　　“陈联诗？不对吧？报的是陈玉屏啊。”
　　“她这种人，本事大得很，没听说过吗？双枪陈三姐呢，在川北一带，只要有她的一张片子，就会畅通无阻，换个名字有什么稀奇？”
　　“不对，陈联诗我认识。”
　　我心里一沉。认识我的人太多了，这人是谁呢？
　　第二天，我被叫到隔墙审讯室，抬眼一看，上面坐的人眼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他一见我，嘿嘿一笑说：“果然是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
　　旁边一个宪兵说：“这是我们陈营长。”
　　那人笑笑说：“我叫陈有先，那年你在梁山教书，我的儿子是你的学生，你的国文教得很好，他现在还记着你呢。”
　　他这么一说，我果然记起来了。我在梁山教书时，是认识这么一个人，他那孩子成绩不错，时常受到我的表扬。陈有先说：“我晓得你在梁山教书的情况，他们这些人道听途说的，可能是弄错了。你自己写个口供，我帮你转上去，转到万县县政府，到时候取个保就可以出去了。”我说：“既然是弄错了，为什么不放我出去？还要取保做什么？”
　　他笑笑：“本来就该没事了，可是一搜你的行李，怎么从一双老太婆穿的尖尖鞋里搜出一小团鸦片烟丸子来。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事了。反正我这里帮你说说话，其它的事情你自己去说清楚。”
　　看来都是刘老太太闯的祸，她在街上乱喊一气，又在鞋里藏鸦片烟丸子。她吃那东西，而且上瘾。
　　又陷囹圄
　　我被送到县府，关在看守所里。刚放下东西，林竹栖气急败坏地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大概原委给他说了，然后安慰他说：“好在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就是犯了点烟案的嫌疑，可能问题不大，要不了几天弄清了就可以出来。只是不知道老汪的船票买到了没有。”
　　下午，老汪也来了，一见我就说：“刘老太太一听是她闯的祸，又是急又是吓的，刚才搭了个‘黄鱼船’，急着到宜昌去了。她是怕你怪她。”
　　这个刘老太太！不过她给我惹了这么多的麻烦，走了也好。
　　老汪到宜昌还有要紧事，好在他当时就拿到了票，要不是我出了事，现在说不定都到了宜昌了。他看我一两天还出不来，就说干脆先去宜昌把事情办了，然后回重庆一趟把话回了，再来接我。
　　老汪刚走，竹栖又来了，用菜盒子装了一大盒鸡汤，还有一碗我喜欢吃的辣子鸡。我心里着急，吃不下，可一看他那殷切的样子，不吃是不行的，只好端起来，喝了一口汤。竹栖安慰我说：“诗姐，你不要着急，我在这里还有些关系，到处跑跑，去找人打通关节。只是你要受几天委屈了，我会天天送饭来的。”
　　就这样，我从岳池的监狱出来没有几年，又进了万县的监狱。
　　我住的牢房，在县政府左边的一条巷子里，其中女监有五间房子，关了四十多个犯人，大都住冬冷夏热的西边。因为林竹栖塞了“包袱”，把我安排在上房。我因为没有提审，又没有定罪，算是“寄监”，可是对于坐牢，我却不是第一次，知道这里面的规矩。女犯们见我穿得很阔气，又时常把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分给大家吃，对我都很客气，口口声声称我陈先生陈先生的。新来的犯人都要受那些“夹磨”，全和我没有关系。
　　我一进来，一个被人叫做“郝疯儿”的女犯人过来和我搭讪，问我是什么案子。我说：“我是被人冤枉的，那老太太被查出了烟土，害怕，跑了，叫我来说清楚，现在又不提审，叫我怎么说得清楚？”
　　那郝疯儿冷笑一声说：“我可不是被人家冤枉的，老子就是地道的杀人犯，只要有一天我出了这个鬼塌塌，还要去杀人，把那些臭婊子和我那男人都杀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监里，真是啥子人都有，看来这女人，真是为什么事情气疯了。
　　多住了几天，知道这个郝疯儿原本是个阔太太，男人是刘湘手下一个姓冷的师长，在外面到处寻花问柳，安了无数的“外室”，成天不落屋。这郝疯儿哪里受得了这般恶气，干脆找了两个流氓，给了他们一点钱，把跟师长鬼混的两个女人杀了。那师长气得不得了，却又晓得这婆娘狠毒，就使了个计，给了她点钱叫她去贩吗啡。然后叫人报了官府，抓她来坐了大牢，判的三年，现在已经坐了一年半了。
　　同牢房的还有三个女人，其中两个都是阔太太，犯的也是烟毒案。一个姓吕，和郝疯儿一起进来的，男人也是一个团长，姓张；另一个姓何，不但自己进来了，连男人也在里面。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郝疯儿说：“她男人是万县东门上的袍哥舵爷，叫陈吉庆，因为手下的一个兄弟伙把枪拖出去抢劫杀了人，被仇家乘机将他告成了主犯，捉来判了五年。两口子都在监狱里，两个孩子只好交给老人看着。”剩下的那个女人，不说话，常常可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