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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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没多久，老饶就匆匆来说：“国民党现在公开打内战了，对我们的人迫害得很厉害。一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要先期离开重庆，飞机挤得很，宁君他们就缓一步吧。我也得先走一步，最多不过十二月初就会回来。老大姐你等我回来之后，再重新安排工作。”
　　老饶临走时，让我画了一张华蓥山的地形图，还拟了一张牺牲了的同志们的名单，说是要带到中央去汇报；看我身体不大好，还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
　　我说：“老饶，你还有这手艺？”旁边陈于彤说：“诗姐，你别大惊小怪的，人家老饶，是华西医大的高才生呢。”我看他虽然谈笑风生，可脸色却不大好，就说：“老饶，你也要保重啊，我们华蓥山的同志们，可是都盼着你的哦！”老饶笑笑说没关系，说着就和于彤一起走了。这一走，就没有了音信。直到腊月底，我们才听说他到延安之后，病就加重了，不久就病逝在延安。
　　我拿着老饶给我开的那张药单子，心里说：“老饶啊，你这人，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
　　老饶病逝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派兵包围了《新华日报》，我们的同志被全部押上飞机回了延安；接着就是物价飞涨，重庆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在游行，搞得轰轰烈烈。一天，和我联系的袁尊一同志①给我带来一个叫木果的同志。这人三十来岁，湖南口音，头上戴了顶博士帽，清清瘦瘦一介书生模样，一双浓眉下深陷的眼睛，显得有些冷峻。不久我就知道，这位化名叫木果的同志，就是当时任命的重庆市委书记、后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②。
　　王璞同志告诉我，说他要到上川东一带去清理组织，要找我了解一下华蓥地区这些年的情况。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下午，我说得多，王璞只是听，然后我们一起把情况作了个大致的分析。最后老王说：“现在罗广文在华蓥地区‘清剿’的队伍都撤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将很快展开。老大姐你这就回去等着，这个月二十号左右，有个姓刘的同志会来找你。”
　　按照王璞同志的安排，我即日起身回岳池。这时天气已经热了，衣服穿得少，路上敌人的卡子密得很，我拿着一些老王交给我的《挺进报》，想了半天才决定把它们绑在腿上。我打扮成一个农村妇女，赶一截船又走一截路，走一节路又赶一节船。那些《挺进报》绑在腿上，不敢走快了，天黑了才在合川界内一个叫大米溪的小镇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刚睡下，就有人来打门。没等我起来，两人就闯了进来，枪一横就喊：“检查！什么人？”
　　我腿上有文件，没敢脱衣服。不等他们动手，就自己站起来说：“查什么？人人有六亲，个个有姐妹，要查，叫个女的来。”
　　一个兵听了，把枪一收说：“嘿，你这老太婆，嘴还硬呢！”接着就凶煞煞地问是哪个乡的人、到哪里去、你们的保长乡长是哪个……我心里在想，别看你的嗓门高，你走过几多地方？就胡乱编了一套。那几个兵见我对答如流，又是不惊不诧的，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瞪了我一眼，走了。立即就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喊：“给我绑起来！还有那个！把那个也给我绑了！带走……”接着就是一群人强拖硬拉地出去了。不一会儿，后面河边上有人在喊救命，再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这是被他们沉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有那些被他们怀疑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被沉了河的。明天，这两个人，也会成为渠河里时常漂着的那些无名尸，亲人中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看来住在这里太危险，说不定一会儿检查的士兵还要来。我想了想，就跑到楼上老板娘的房间里说：“老板娘啊，你这房前房后，是不是有鬼啊？怎么到处都在乒乒乓乓的？”老板娘长叹一声说：“先生娘，哪里是什么鬼呀，都是……唉，不说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各人自己把嘴管紧。你先生娘要是害怕，就在我这屋里歇吧，这里哪天晚上，不来个四拨五拨人检查呀！”
　　我在老板娘的屋里整整坐了一夜，也听见整个旅馆里乱七八糟地闹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要走，还没出门，就被老板娘一把拉住说：“先生娘，走不得啊，现在街上到处都是岗哨，你一出去，他们就说你是走夜路的，问都不问就拉你到河边去……”
　　天亮了，我谢过老板娘上了路。没走多远，又是一处卡子；好容易骗过了，没多远又是。我仔细算了一下，就知道了这卡子是五里路要设一处，看来罗广文的大队伍虽然撤了，他们的关卡却更见紧了。我腿上绑着文件，走不快，太阳都要上顶了，在一个拐角上碰到昨天同住在一个旅馆里的两个客人，身边放着两挑空挑子坐在路边上哭。我走上去问：“你们怎么了？”
　　他们说：“我们的货，被他们抢了。”
　　我问：“他们是谁呀？”
　　一个说：“还能有谁？那些兵嘛。我们买的那些红糖和海味，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他们硬说我们没上税，都没收了。再要说什么，就要说你是异党分子。”
　　另一个看看左右说：“先生娘，现在只要说你是异党分子，你就没得活路。你晓得昨晚上拉那两个年轻人沉河，是为了什么吗？因为他们都留了头发！他们说的，现在只有学生才留头发，学生都是异党分子，都是共产党！你看看，这一路上的男人，哪个不是把头都剃得光光的？这世道，还有什么活头？”
　　我听了，心里一沉，正要说什么，几个兵就过来了。一见我就说：“老太婆，你干什么的？”
　　我说：“过路的，回广安。”
　　一个兵歪着脖子看看我：“你是广安人？是从重庆回来？你到重庆去做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做什么？去看我的儿子。”一边说就一边要走。
　　那个兵上前一步把我拦住说：“老太婆，你忙什么？你看我们都不忙，问清楚再走嘛。”
　　我一看他们没完没了的，就干脆在路边的石梯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手里的旅行袋一甩手丢过去说：“你们问吧，我不走了。”
　　其中的一个兵见我不惊不诧的，就怪眉怪眼地走上来说：“你这老太婆，啥子脾气这么大啊！你晓得现在是什么时候！问你几句都问不得了吗？我还要摸呢。”说着就伸手往我腰间摸了一把。
　　这一下可把我惹冒火了，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有娘生无娘教的小畜生，你干什么？你敢来欺侮我？告诉你，我的儿子比你歪得多，还得任我打任我骂的，你算个什么东西？！”
　　旁边的几个兵听我这样一说，就晓得遇到了歪人，连忙上来劝架。我哪里肯罢休，在路边指着他的鼻子骂个不停，一个兵好容易把我拉到路边坐下，说：“老太婆，我们是公务在身，不得不问的，你老人家有话就好生说，你那儿子，到底是干啥子的？”
　　我说：“干啥子的？那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指望他能干成啥子大事？重庆宪兵队里混，一个中队长，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在重庆城里硬是歪得很……”
　　那几个兵听了，连忙说：“唉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嘛，一家人一家人。老人家，你走好，要不要我们送你一程？”我没好气地瞪了他几个一眼：“都给我滚开些！看到你们这些丧门星，我就一肚子的气。”
　　等我走回家里，两条大腿都被《挺进报》磨烂了，好几天都走不得路。好在也不敢走动，就在家里等着。果然五天之后，天刚擦黑，就有人问着上门来了。我连忙迎进屋里说：“刘大哥，你们来了。”一个大个子却笑着说：“不敢不敢，叫我老刘吧。”
　　又是一位老刘。我不禁仔细打量着这位叫刘石泉的人：三十出头，方脸，壮壮实实的身体，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乐呵呵一脸的和气。不知怎么的，我不由得又想起当年的刘铁和老刘政委。
　　和刘石泉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胖胖的，脚有点跛，头发都有些花白了，手里拿着个罗盘，又穿了件长衫，像个地道的风水先生。刘石泉说：“老大姐呀，这位姓曾，叫曾霖①，从延安来的，老军事呢，身上还留着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好多弹片，是我们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接着又介绍另一个。那人年轻轻的，个子不高，听老刘说，他是个教书的，可是长得黑黑的，完全像个农民。老刘给我介绍说，他叫张伦①，是合川金子沱支部的，才做好了金滩、丈八滩的船夫们的工作，现在转到这边来工作。
　　刘石泉说：“老大姐，我们又要干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下子您又有用武之地了。”
　　我说：“是啊，这些年，真是把我憋坏了。再不动，我怕是真的连枪都不晓得咋拿了。”
　　他们几个听我这样一说，竟哈哈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的，说：“你们笑啥呀？我说错什么了？”
　　刘石泉说：“老大姐，怎么，还想去拿枪打冲锋啊？”我一听，心里就老大不高兴，沉下脸来说：“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老刘不笑了，说：“老大姐，我们要是连你都不晓得，还敢到这里来工作吗？不是看不起你，也不是嫌你什么了，王璞同志和我们都商量了，那些枪枪炮炮的事情，让你的亚彬和年轻的同志们去做吧。你呀，几十年来在这一片跑，熟悉情况，又在华蓥山上打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仗，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总得给我们指点指点吧？别看我们老曾是位像模像样的风水先生，其实这华蓥山的风呀水的，都在您的心里装着呢。您要是不指点出来，打起仗来要是出了问题惹了麻烦，您可得负责任咯。”
　　几个人一听，都哈哈大笑。我也笑了，心想这刘石泉的嘴，怎么也和那刘铁一样，总是叫你无话可说。接下来我们就研究情况。刘石泉告诉我说：“眼下整个上川东地区的组织都开始清理。我们华蓥山周围的党组织，分成了第七、第八两个工委，除了当年你们的地盘之外，连合川、武胜、广安的地方也划进来了。您这些年没在家乡，不知道家乡的组织又有了发展。罗渡溪乡的尚用中学您知道吧？里面的杨奚勤①、徐庶生②等好几位都是我们的同志，徐庶生还是七工委的党支部书记呢。”
　　我想了想说：“我多年都在外面，这些同志又年轻，是不大熟。”
　　刘石泉说：“不熟也没关系，你现在的关系直接在我的手里，不和他们发生联系。他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做面上的工作。你呢，回来之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就不能再暴露。有空带我和老曾到处去走走，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我带着老刘和曾霖同志，装着看风水的，去走乡串寨。在天宝寨，我给他们讲第一次起义时据守在这里打的那一仗，我们的队伍埋伏在什么地方，罗泽洲怎么兵败如山倒；到走马岭，我说这个地方进可攻河东的一大片村寨，退可守华蓥山上山的道路，是个战略要地；然后我们从阳合场的地界上山。
　　我一边走一边说：“这阳合场，守着上山的要道，历来被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可是这里的乡长王尧，从第一次起义时就和我们作对，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现在还在这里当乡长，守着这山下的六个保的六十多支枪。我们一旦打起来，这里还真是个问题。”
　　老刘问：“这里有没有我们的人？”
　　我说：“有啊，老丁，是一九三二年的党员，一九三五年就跟着我们一起在山上，干得很不错的，还是个小队长呢。前不久才送我到大竹后山去过一次，手里有很多群众，也和大竹我们的队伍有联系。我们眼下正商量，要把一个叫廖自成的纸厂老板，弄上去当保长。这个人也是我们的老关系了，我们好几个人在他的纸厂里当工人，这些年一直没出过问题。”老刘一听说：“那好，叫张伦到这里来，做做这一片的工作。”
　　我带着老刘和曾霖，走一路说一路，讲一路的故事。在二十四个牛掉尾，我扶着那些长满了青苔的大石头，讲当年是怎样用石炮炸敌人的；在当年我们挖的隧道前，讲我们的人是怎样换着衣服从哪里出来再从哪里进去，就像戏台子上的曹操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一样走马灯似的，哄得杨森的人晕头转向。老刘和曾霖听得哈哈大笑，直说不简单不简单。
　　晚上，我们就找个有山泉水的地方，拣些树枝燃起火来过夜，吃着自己带的炒苞谷花儿和麦粑。山风在树林里钻来钻去地怪叫着，夹着野物的吼声，露水从树叶上掉下来，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老刘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我连忙又把衣服披在曾霖的身上。老曾一见，忙说：“联诗大姐，你别管我们，你现在可不比当年了，万一累病了，我们可是担当不起。”
　　我说：“曾霖大哥，要论年龄，你比我还大几岁吧？何况腿上还有伤呢！你天远地远地从延安来，是我们的军事总指挥，你要是病了，我才担当不起呢。再说我在这山里，哪个洞子里没住过，哪片林子没走过？只是当年和我一起钻林子的人，都不在了。”
　　山风吼得更厉害了，不远处忽闪闪的，亮着两盏绿灯笼一样的眼睛。我知道，那说不定是只野豹子站在那里，怕这火光，不敢过来。
　　天亮了，林间漫起了大雾，我们捧起山泉水洗洗，又往山上走。这么多年，我没到山上来过了，山间的小路，怎么就全被齐腰深的茅草遮得严严实实的，拨也拨不开。我们攀着山崖边的小树和茅草，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到宝顶，都是后晌了。
　　初夏的太阳，照着重峦叠嶂的华蓥山，那满山苍苍的树木和林间的小路，还有那些在林木和小路间时隐时现的溪流，都舒展在灿烂的阳光下，不时闪烁出几处耀眼的光点。一群鸟儿，从我们的头顶上呼拉拉地飞过，又在山林里惊起更多的鸟儿，汇成了好大好大的一群……曾霖看着，喃喃地说：“这就是华蓥山，这就是我们的华蓥山。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啊。”说着突然一回头：“联诗大姐，听说你是诗画全才，来一首诗怎么样？来一首写华蓥山的诗！”
　　我笑笑说：“写诗我倒不在行，不过这画，倒是早就说过要画的。那一年，玉璧就说过，要我画一张华蓥山的春光图，不画桃红李白，也不画小桥流水，就画我们的战士闹春耕，要不画秋收也行。华蓥山上的秋天，也美，漫山红叶如丹，太阳一照，全都金灿灿的！玉璧还说过，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这里建农场，建罐头厂，建学校，这张蓝图也由我来画。”刘石泉这时插进来说：“老大姐，你们真是不容易啊！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阵势，搞了那么多年，好多经验教训我们都用得着，要不是怕你暴露了身份，真该让你和我们的同志们好好讲一讲。”
　　曾霖说：“要讲的，一定得讲，联诗大姐不方便，就让我来讲。我们这次起义，面临的问题还多，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没打过仗，只凭着一股子的热情，那怎么行。我和石泉好好商量一下，要办几期训练班，就叫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怎么样？”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全川加紧进行，下川东的彭永梧、赵唯和刘孟依他们早已在奉节、云阳、巫溪等地陆续打响，震惊了蒋介石，派去重兵“围剿”。紧接着，闹得轰轰烈烈的大竹后山的一工委，又因过于暴露而相继举旗，同国民党的政府军队公开对垒。有的同志一看四处都打起来了，头脑就发热，把我们地下党的内部报纸《挺进报》寄到了敌人大大小小的头目甚至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手里，进行“攻心战”。朱绍良一看大怒，立即下了“限期破案”的手令。于是行辕二处的处长徐远举在全市布下大网，出动大大小小的特务，以各种身分搜捕我们的地下组织。接着，一批批同志被捕，其中的一些人相继叛变，牵连了更多的人。不久，连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也被捕叛变了，他们两人在敌人面前“争功”，不仅供出了我们上下川东和川康地区的大批同志和领导干部，还供出了云南省委书记郑百克同志。六月中旬，刘国定带着敌人直赴南京、上海破坏我们的中央机关，致使我们的八个同志被捕。一个因《挺进报》失事而导致的大逮捕，迅速在全川乃至全国展开，前后受到牵连的达一百三十多人。形势骤然紧张，刘石泉告诉我，上面要求我们加紧建党和群众工作，准备在年底之前，举行全川大起义。我听了这话，沉思良久，对老刘说：“我们现在起义，党中央那边有队伍来接应吗？”
　　老刘想了想说：“原来听说有一支叫川干队的队伍，要和‘二野’一起从陕南那边过来，后来又听说不来了。不过听王璞同志说，现在各处的形势都很好，他还说大竹那边都算解放区了，要派文学家、音乐家来工作呢。我们这边完全能够独立开辟第二战场，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为解放区减轻压力。”我还是不大放心，说：“老刘啊，我没搞过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可是我知道我们从前的那些起义失败，都是有教训的。现在尽管我们利用‘好人团’和各种关系，做了不少工作，也发动了很大的一批群众抗丁抗粮，可是现在看来主要的还是在依靠上层人物，而这些乡长、保长和大爷、二爷们，一旦打起来是靠不住的，我们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起义，就吃了这种亏。此外，我们原来还有一批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骨干，他们身经百战而且都能够独立指挥，个个都是打仗的好手，倒下一个马上可以补上两个。可是现在，我们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是从城市里甚至学校里出来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战斗经验，就凭不久前曾霖同志来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出来的人打仗，恐怕不保险。另外一旦战斗打响，敌人的队伍就要开过来，我们如果守不住，往什么地方撤退？还有人马一拉起来，那么多人要吃要穿，后勤这一大摊子有安排吗？我们和周围兄弟队伍的联络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呀。要是不安排好就要匆忙起义，现在的国民党部队，可不比当年的军阀队伍。万一打起来一哄而散，再出叛徒，我们的麻烦就多了。”
　　刘石泉听我这一说，好半天没开腔，最后点点头说：“老大姐，你说的确实有道理。看来我们的工作，还要加强。”
　　稳镇一方
　　不久，黎梓卫街上新建了一个警察所，就驻在街上的关帝庙里。这显然是敌人要想守住黎梓卫这个重要的码头，打开他们由重庆从水路上华蓥山的通道。我和刘石泉一商量，觉得这一步不能让他们得手，这个警察所即使建了起来，也要把它捏在我们手里。
　　第二天，我就上了街。
　　我在街上逛了一天，只听说这个所长姓赵，年纪轻轻的，好像是个才从警官学校出来的学生；一到街上，就被段家两弟兄拉到家里去吃饭喝酒的，见不到人影。我想这怎么行，正着急，就听见有人在喊“三姐”。
　　我一回头，见是一个背枪的，穿一身制服。他见我迟疑，就说：“三姐，你老人家好健忘啊，我是魏远荣，魏家沟的。”我一下子想起了，这人是我二姐夫的堂弟。
　　我迎上去说：“是好久不见了，怎么你也背上枪，吃官饭了？”
　　他说：“三姐，你不要取笑我，吃什么官饭啊？还不是来帮丘二①的，帮这里的赵大哥背枪。”
　　我问：“哪个赵大哥？”
　　他说：“新来的警察所长赵文俊嘛。他是我妹夫，我的妹子魏远秀，在顺庆读书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很快就要结婚了呢。”
　　我一听，不禁喜出望外，口里却说：“好啊，妹夫当了官，舅子来背枪，你时来运转了。”
　　他叹了口气说：“当什么官哦，他造孽。光杆司令一个，人也没得，枪也没得，又是人生地不熟的，这么乱的世道，他自己都还没长醒呢，当什么所长。我不想来，是我妈硬要我来，说自己屋里的人可靠，好保护他。”
　　我说：“你这个妈也是，咋不跟我说一声？好歹我是个亲戚嘛。跟你那个妹夫说，他和远秀的喜事我包了；缺背枪的人，我去给他找；只要这场上有我这个三姐在，包他汤圆不得散。”
　　魏远荣一听高兴得很，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去见赵文俊。我一看，真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心里暗自好笑，看来这国民党真的是找不出人来了。我亲亲热热地打了两个哈哈说：“赵所长，你到这里来当官，眼睛就高了吗？听说你城隍土地都拜完了，咋就不来看我这个老姐子？”赵文俊一听忙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我才说要和远荣一起来看你老人家呢。”
　　我手一挥说：“哪里用得着你动步，今天我老姐子正街上请客，给你接风！”
　　我不回乡下了，成天都在街上张罗，今天叫亚彬派来几个年轻人给他背枪，明天又把倾向我们的保长乡长们拉来和他打牌，没两天四乡都知道新来的赵所长是我的亲戚。段家兄弟眼睁睁地看着赵文俊在我们手里转来转去，连个空都插不进去，就急了，不知道从中捣鼓了些什么，赵文俊就叫魏远荣来找我保枪借子弹。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