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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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么大的风……眼看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向着下半城一带迅速蔓延，黑烟中央着熊熊的火苗子，还有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天色渐渐黑了，火势越来越猛，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平地腾起一阵火光，火光里还看见一只只在空中乱翻的油桶。有人说糟了，是朝天门的汽油仓库，是汽油仓库爆炸了！
　　翻滚的黑烟，带着强烈的油烟味四处弥漫，不一会连江上也炸响了。汽油漫到了江水里，整个长江里也成了火海一片，火光上彻天空，下连水面，照得亮如白昼。满江里乱糟糟的一片喧嚷之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了燃烧的船只，看见船上有人往江里扑，还看见人在江水里挣扎的样子，有的人连同漂浮物一起着了火，随着这火海缓缓地向下游漂去。这场罕见的大火，一直烧到半夜三点左右才慢慢熄灭了。
　　这就是当时惊震全国的“九·二”火灾。后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火灾烧毁房屋数万间，烧死平民约五千余人，而这实际上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后来我们了解到，火灾区包括下半城的二十个保，其中的一个保就有四五百户居民；被烧的三十多条大街小巷和码头中，有九百多家被烧得人种不留；光是一个清尸小组，就从河里捞起了四千多具尸体，数天之后，长寿、万县、涪陵、武汉乃至上海，都不断见到漂去的尸体。火灾还烧了二十多家钱庄和银行，上百个沿江的大小仓库和堆栈。商会和各行业公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表明，在这场大火中损失的财产，占全市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所幸的是，我们家的人都回来了，同志们也都没有受伤的。只有吴昌文一见大火从赣江路那边烧起，立即跑去帮助一个叫谢彬①的女同志抢出了藏在她家中的那些重要文件。而他自己，则被困在火海里，只得顺着朝天门跳进嘉陵江，爬上了一只没有舵的木船，顺水漂到下游青草坝的民生造船厂江边，才被船工们救起，真是九死一生。
　　大量事实表明，“九·二”火灾是危机四伏的国民党为了转移群众视线，支使特务放的火，可是火灾后特务们到处散布是共产党放的火，还在街上拉了几个替死鬼枪毙，其中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敌人破坏城市的前奏，敌人狗急跳墙了。
　　渣滓洞的同志们，时时都处在危急之中。我心中不停地祷告，千万出不得事情。
　　一晃，就到了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从新华社的广播里听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消息。接着就是十月一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贾希一从渣滓洞撤出来了。
　　我听了一跌脚说：“这个希一，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一青说：“诗伯，不行啊，希一他太打眼，他在国民党内部做特工的时候，就多次被发现过，这次是改名换姓。都这么久了，心想该不会出事了吧，偏偏又被查出来了。他这一走，我们的暗线怕也保不住了。”
　　果然，不久杜文举悄悄出来，说他在训练班的黑板上新发现了一个特务的名字，认识他，问我们怎么办。一青问：“这个特务现在在哪里？”
　　他说：“看样子很快就要来上班了，都叫我给他打扫房间了。”
　　一青听了，叹了口气说：“撤吧，你和张平和，都赶快撤出来。”
　　这两处的人一撤，我们埋在敌人心脏里的内应就没有了，武装劫狱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保证。
　　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解放大军兵分两路，向大西南进军。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慌了，连忙从重庆飞往台湾，和先去一步的蒋介石密商对付“西南危局”的办法。接着，蒋介石和特务头子毛人凤又匆匆地从台湾飞回了重庆，时局越是紧张起来。歌乐山的夜晚，不断传来枪声，内部有消息说，敌人的屠杀已经分批开始。
　　家庭支部会上，大家把那些策反对象一个个地重新分析，结果却都是两个字：不行。
　　我不甘心，对大家说：“再想想，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宁君听了说：“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关系，就……哎呀，对了，超姨妈，超姨妈那里，也许有办法。”
　　我听了，眼睛一亮。
　　宁君说的这个超姨妈，叫段成超，是我的死对头段贡武的妹子。我从绵阳回岳池的时候，她还是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看不惯她哥那仗势欺人的样子，成天围着我转来转去的叫三姐，要跟着我干这样干那样的，结果却被她哥哥一顿好打，还关在家里不准出来。成超一气之下，就跑到了重庆，后来嫁给了一个叫袁建的人。不久前，宁君在街上碰见他俩，知道这个袁姨爹现在是中国新闻社的社长，和好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他还给了宁君一个记者证，说干什么方便些。
　　只是这个袁建的面目，还不是很清楚，得先去试探一下。宁君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宁君回来，高兴得满脸放红光：“一听我摆形势，袁姨爹就唉声叹气的，说现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上上下下都惶恐得不得了。大人物们表面喊得震天动地的要死保重庆，实际上早就作好了准备跑台湾；次一点的知道自己去不了台湾，就准备跑成都；再次一点的哪里也去不了，又不愿意跟着死硬派们去打什么‘游击’，就找门子找钱，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见他说得差不多了，就说有要紧的事要找他想个办法。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说想找个可靠点的关系，去渣滓洞‘买’两个人出来。他一听，就紧张，直问我是两个什么人。我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去管别人？还不是自己的亲戚，冤冤枉枉被抓进去的。我还说你是我的姨爹，我的亲戚不也是你的亲戚？像你这么有本事的人都不管，谁还管得了啊？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你真的就眼睁睁地见死不救啊？……”宁君很得意地说：“袁姨爹听出了我话中有话，就说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得让他先去探探口风，过几天给我回话。”我们大家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有仁风说：“这几天宁君进城出城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带尾巴。”
　　过了两天，宁君又去了一趟，回来说袁建回话了，那边的人说可以，要价是一个人一根金条。
　　我再问她：“你袁姨爹到底托的什么人？”
　　宁君说：“他也没说清楚，只听说是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一个姓张的军事法官，去托一个大人物。”
　　这下子我们可着急了。有了希望，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根金条，就是十两黄金啊，上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钱？我站起来说：“还是我去一趟吧，我去给他们讲价钱，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敲诈啊？”
　　仁风一听，连忙拦住我说：“老大姐，这事很危险，我们已经暴露了一个人了，不能都陷进去，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没法向组织上交代。这样吧，我们现在要赶快动员大家想办法，找钱救人，能救出一个是一个，不然就晚了。现在，宁君恐怕要去扭着你那个袁姨爹，让他去跟那边的特务讲形势，讲价钱。”
　　宁君听了，一个劲地点头，一脸兴奋的样子，把她的戒指和胸前的鸡心项链摘了下来，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妈妈，这是林伯伯给我打的，眼看都要解放了，我们什么都会有的，先救人要紧。我晓得我们现在一时要找这么多的钱，很困难。”
　　我看着些首饰，这是当年竹栖为她打的。竹栖说这孩子爱俏，又是我和玉璧惟一的女儿，婚事不能办得过于草率。
　　梅侠转身进去，一个劲地掏箱底，可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连她和作仪惟一的纪念品——结婚戒指，也在生孩子的时候托人卖了。我们大家也都忙着浑身上下地搜钱，什么纸币铜元都拿出来了。仁风看着桌子上这乱七八糟的一堆，只是摇头。
　　于是我们都进城去，发动了所有的关系找钱。蒋林隐那里，已经有特务注意了，不能去；一青只好去吴昌文那里，找我们的几位同志凑。那个在“九·二”火灾中被昌文救出来的谢彬和一个女同志，取下了她们的金戒指和金项链，几个男同志卖衣服当家什凑上了二三十块银元；我找遍了城里的亲戚姐妹们，拿来了她们的一对金耳环和八十块银元的私房。
　　袁建那边已经来了消息，说他不断提着礼物去讲价，先是降到五两金子一个人，以后又降到三两一个人，到最后讲成了一两金子一个人。宁君回来说：“那边不肯下价了，叫快点拿钱去，不然就没办法了。”
　　眼看时间这么紧，我们只得作出决定：先救出石泉和作仪，以后再接着想办法。
　　我把仁风拉到一边说：“你再好好想想，救人的事情，这么复杂，这么重要，这么危险，宁君她年纪轻轻的没经验。她还是个孩子，她应付不了的，再说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对得起她爸爸……还是我去吧，啊？”
　　仁风沉默了。过了好一阵，还是摇头说：“不行，老大姐，这事你不能出面，连宁君，也要切断一切组织联系，做好最坏的准备。”
　　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宁君。仁风说得对，眼下这样复杂的敌情，敌人像发了疯一样地杀人，我们是得做最坏的打算。
　　我把宁君拉进了里屋，在床边上坐下，半天才说：“宁儿，你去吧，你爸爸当年被捕的时候，同志们想了好多的办法，打了好几仗，还牺牲了几个叔叔伯伯，他们一个个都是有本事的好人啊。现在又该我们去救人了，本来这事是该我去的，可是我晚了一步，让你担上了。这事，是妈妈没想好，妈妈晚了一步。”
　　宁君轻轻地为我擦去眼泪，说：“妈妈，没事的，真的没事。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其实我早就不是孩子了，你忘了我也是孩子的妈妈。你算算，我就打从孩子剧团开始，也算是多年的老地下了吧？跟着你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好多事情看也看会了嘛。”说完，还笑笑。
　　宁君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在南京的时候，她才几个月，就对着萧楚女咯咯地笑，乐得萧楚女举着她逗了好半天。家乡的人们都说这孩子像我年轻的时候，可是竹栖却说一定不像。诗姐你当姑娘的时候，再是激进，也不过是高墙深院里的一个小姐。你进过剧团？你开过民主生活会？你见过周恩来、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你像她这样大声地笑过唱过？你听听你女儿的笑声，多好听！成天这样躲躲藏藏流流浪浪地过日子，这孩子心里怎么就跟明镜一样，没有忧愁？……正想着，仁风在外面叫宁君，她哎了一声出去了。我连忙也跟着出去，听见仁风很严肃地说：“宁君，你这次的任务，可不比往常啊。不但要尽一切努力，把两个同志救出来，自己也得做最坏的打算，万一被捕，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我们会派人随时和你联系的。”
　　宁君不笑了，看看亚彬，看看一青，又看看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了一遍。我上前抱住她，轻轻地说：“宁儿，你小心啊，到了姨爹家，见事情有什么不对头，就要扭住你的超姨妈，叫她给你想办法，她是个敢说敢当的女人，她会替你想办法的。”
　　宁君要走了，我要送她到江边。仁风说这周围到处都是特务，不能把影子扯大了，就让她像往常一样，自己走吧。
　　都十一月了，风大，江边吹来的寒风高高扬起她的那件黄色的呢子大衣，和我才为她围上的鲜红的长围巾。眼看她就要走远了，我突然奔了出去，大喊了一声：“宁君——”一青一惊，连忙拦住了我。宁君却气喘喘地奔了回来，隔着一青说：“妈妈，你看我还有件事情忘了：现在回去的路上松了，你得想办法，去把冰华接回来。”
　　宁君走了。一青把我半拖着扶回了屋里。我抓住一青的手，哭着说：“一青啊，冰华的事情，我们到现在还瞒着她啊，她也是当妈妈的人，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对不起她的啊……”
　　一青两眼怔怔地看着门外，不说话，泪水叭叭地落在衣服上。
　　梅侠听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阵才说：“诗伯，冰华她怎么了？”
　　我哭着说：“梅侠啊，冰华她死了。我们走了之后，敌人听说我们家大人都跑了，还有个孩子在魏家沟，就派了兵到处去找。你二姨妈带着她，白天晚上都往苞谷林子里躲，冰华在野地里着了凉，就发烧，烧得嘴都起了泡。你二姨妈又不敢带她去看病，就到那罗木匠的坟上去抓了些土，又和了些香炉里的香灰兑水给她喝，生生地让这孩子烧成了肺炎，死在了你二姨妈的怀里。临死的时候，还在问她妈妈买糖回来了没有……”
　　梅侠一听，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哭了一阵才问：“那罗木匠，是谁啊，怎么要到他的坟上去抓土？”我说：“那罗木匠，是一九三二年和我们一起迎红军时候的苏维埃主席，后来被地主吴老肥勾结敌人杀害的。这么多年来，当地的老百姓都说他是好人，在世的时候为穷人分了地主的财物才被杀的，死了之后连坟上的泥土都是救人的神药，一有了什么灾病，就到他的坟上挖泥巴泡水来吃。”大家都不说什么了，好久一青才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在城里，只需要一支盘尼希林针，我们的冰华就得救了。好乖的娃娃啊！”
　　宁君前脚一走，我们后面马上就搬了家，这样即使她出了什么事，也不会找到我们了。宁君去的时候，袁建正在着急，说是这几天解放军都打过白马山，突破乌江天险，连彭水县城都围住了。国民党的达官要人们，跑的跑逃的逃，再不送钱来就要晚了。
　　是啊，再不送去就晚了。解放军进军的速度，不但敌人没料到，就连我们也没有料到。这几天满城都在嘈，说重庆到成都的公路上，逃窜的兵车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好多兵为了逃命，所有的行李和辎重都丢掉了，只剩下一身单衣；而重庆的白市驿机场则挤满了狼哭鬼嚎的官太太和少爷小姐们，每天挤掉的高跟鞋和丢掉的行李，都要用汽车装……整个重庆的秩序，异常混乱，常有散兵和走投无路的特务们，闯进大商店和有钱的人家，任意以私通或者窝藏共党的罪名绑架人质，动辄就要价成千上万的，弄得重庆街头人心惶惶，关门闭户。
　　我惦着宁君，正在家里坐立不安，梅侠又一头撞了进来说：“诗伯，不好了，原来曾经告发过我的一个三青团的骨干，今天街上又碰上了，跟了我好几条街才被我甩掉了，这家伙会不会……”
　　于是我们刚刚搬了两天的家，又得搬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你哥呢？你哥他有两天没回来了吧？不晓得这两天，你嫂子那里怎么样了。”
　　梅侠一边收拾一边说：“诗伯，我哥哥晓得，人家是两口子啊。你今天又说了一天了，说得人家心里怪紧张的。”
　　这天晚上，下着小雨，半夜里我被一阵隐隐的雷声惊醒了。我把梅侠推醒说：“这寒冬腊月的，哪里来的雷声啊？”梅侠听了一会儿，突然翻身起来，飞快地打开收音机，我们的电台传来了解放军攻克南川县的消息。梅侠一下子抱住我说：“诗伯，南川解放了，这不是打雷，是炮声，是我们解放军的炮声！南川离重庆，就只有半天的路程，解放眼看就在这两天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刚一打开门，一青就拉着宁君扑了进来。我一看，连忙扶住说：“怎么了？宁君你怎么回来了？石泉他们的事情……”宁君在床边坐下，抹了一把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说：“妈妈你别说了，没办法了。昨晚上半夜都过了，袁姨爹才回来，说那张法官回话了，他托的人，昨天晚上坐飞机跑了，跑台湾了。还说即使没跑，也来不及了，蒋介石都已经下了密令，执行大屠杀和炸厂计划，所有关押的政治犯，一律就地处决。”
　　梅侠一听“就地处决”这几个字，啊了一声，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第二天，我们全都进了城。按照宁君打听来的这个消息，到处奔跑，想办法救人救厂。重庆所有的兵工厂、电厂和电台，都是敌人破坏的目标，护厂队的同志已经发现敌人安装炸药的迹象；各个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组织起来，连夜守护学校。只是救人的事情，跑了两天一点眉目都没有。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一青跑回来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渣滓洞那边，响了一夜的枪声。”
　　接着，报上登出了消息，敌人终于在逃跑之前，先后杀害了关押在那里的我们的全部同志，还包括从城里罗汉寺、新世界、老街等监狱里押去的政治犯，一共大约七百余人。
　　走进黎明
　　重庆解放了。满街都是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的游行队伍，满街也游荡着乱七八糟的散兵、流氓、妓女。地下党的同志们，一瞬间就从“地下”转到了“地上”，驻进了和平路国民党的市党部里。我则带着孩子们，到临江门的介中公寓，挂出了“脱险同志联络处”的牌子，并在报上发了消息。一青他们找来了十多个人，有的当勤杂工，有的当采购员，有的到被服厂去找来了衣服，还有的到什么地方去找来了奶粉、鱼肝油之类的补品。梅侠负责接待，亚彬负责警卫，一青负责对外联络，我管内务。我号召大家先凑了点钱，去办伙食，脱险的同志们找到了这里，没饭吃怎么行。
　　正在铺排，来了一个人。这人隔着桌子，看了我半天，然后才上来说：“你，你还认不认得我啊？”
　　我一看，是个勾腰驼背的小老头，蓬头垢面的，浑身上下襟襟吊吊，没一块好布。我想，这说不定就是我们脱险的同志了，可是看了老半天，实在是认不出是哪个来。那人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说：“联诗啊，是我，是老肖、肖中鼎啊！你不认得我了，连你都不认得我了。天哪，我活出来了，我又见了天日了，我见到解放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肖中鼎，没想到我会见到这个样子的肖中鼎！当年在万县的时候，他还是个英英武武的军官，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小老头！我连忙扶他到里面坐下，说：“老肖啊，你真是死里逃生啊，晓不晓得我们还有哪些同志逃出来了？陈作仪？刘石泉？丁鹏武？还有谁逃出来了你快说啊！”肖中鼎一边喝着梅侠为他冲的一杯奶粉，一边喘着气说：“不晓得，不晓得啊。当时耳边全是枪声，好多人就在我的身边，一个个地往下倒，直到我们冲垮了那堵墙，跑出好远了，还有人在倒……我躲在歌乐山上的树林子里，躲了三天三夜啊，听见农民们都在说城里解放了，我才敢出来的。我一步一步，从歌乐山走到了这里，这几十里路，也不晓得是怎么走过来的。逃出来的还有，我们都跑散了。我都找到你们了，他们也一定会找来的……”
　　梅侠听了她肖伯伯这一说，高兴得不得了，蹦着跳着又出去忙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老肖，你听说了刘石泉的什么消息没有？”
　　老肖停下来问：“谁？刘石泉？让我想一下。对了，是不是那个关在牢八室里的老刘、刘石泉？不错，这个人不错，有骨气，也有办法，既不吃软也不吃硬，敌人把他吊在梁上打啊，也没说出半个人来。”
　　我说：“是啊，只要说出半个人来，我们全家就也会进了渣滓洞，也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今天了。”
　　老肖听了，看看我，仔细想了一下说：“他好像没有跑出来。大屠杀那天，下着雨，天都黑了，敌人才开始点名，第一批就有他，和蔡梦慰他们十二个人一起的。蔡梦慰你不熟吧？诗人，在牢里还在写诗。”
　　我说：“后来呢？”
　　“后来，敌人又点了两批出去，都押到了松林坡。剩下的敌人来不及了，就把我们全部都集中到楼下的牢房里，用机枪和卡宾枪扫，最后特务还进去补了枪。我是在敌人补枪之前，拉了一个死人挡在前面，子弹从我的脖子这里擦过去的。”说着他偏起他的脖子，我看见一条深深的伤痕，都已经结了血痂。
　　我还要问什么，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嚷，接着就听见了梅侠的哭声。我奔出去一看，一个矮矮的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站在梅侠的身边，梅侠拉着他的手，哭得死去活来。一青拦住我说：“诗伯，你让她哭哭也好。作仪牺牲了，她盼了那么久，哭哭心里好受一些。”
　　我咬咬嘴唇，没说什么，扶着梅侠到里面坐下，那个年轻人也跟了进来。我说：“你和作仪关在一起的？”
　　他点点头，说他叫刘德彬①，和陈作仪都关在牢六室。我又问：“作仪牺牲了？”
　　他又点点头说：“他要不是为了掩护我们，也许还不会……敌人扫射的时候，他躲在门后的死角处，没有受伤，可是后来跑的时候被打伤了脚。他一看自己没法跑了，就对我们说我来掩护，你们快跑，说着竟然颤巍巍地站起来，对敌人大声喊你们这些笨蛋，怎么打脚啊？有本事就打我的头，打我的头啊……”
　　刘德彬说不下去了，好一阵才又说：“要不是作仪他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就跑不出来了。我这衣服上，还溅着他的血呢！”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