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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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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没有用的草包,去了岂不是给人吃掉了。”他们整日就反反复复地在讲这句话,机票钱总也不爽快地发下来。
外祖父看见我去意坚定,行李也打好了,就叫父母说:“你们也不要那么担心,她那种硬骨头,谁也不会爱去啃她,放她去走一趟啦!”
总司令下了命令,我就被父母不情不愿地放行了。
在闷热的机场,父亲母亲抹着眼泪,拉住我一再地叮咛:“从此是在外的人啦,不再是孩子罗!在外待人处世,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
万一跟人有了争执,一定要这么想——退一步,海阔天空。绝对不要跟人呕气,要有宽大的心胸……”我静静的听完了父母的吩咐,用力地点点头,以示决心,然后我提起手提袋就迈步往飞机走去。
上了扶梯,这才想起来,父母的帐算得不对,吃亏怎么会是便宜?退一步如果落下深渊,难道也得去海阔天空?
我急着往回跑,想去看台下问明白父母才好上路,不想后面闪出一个空中少爷,双手捉住我往机舱里拖,同时喊着:“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快快上机去也,不可再回头了。”
我挣扎着说:“不是不是,是弄明白一句话就走,放我下机啊!”
这人不由分说,将我牢牢绑在安全带上。机门徐徐关上,飞机慢慢地滑过跑道。
我对着窗户,向看台大叫:“爸爸,妈妈,再说得真切一点,才好出去做人啊!怎么是好……”飞机慢慢升空,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我叹一口气,靠在椅子上,大势已去,而道理未明,今后只有看自己的了。
我被父亲的朋友接下飞机之后,就送入一所在西班牙叫“书院”的女生宿舍。
这个书院向来没有中国学生,所以我看她们是洋鬼子;她们看我,也是一种鬼子,群鬼对阵,倒也十分新鲜。
我分配到的房间是四个人一间的大卧室,我有生以来没有跟那么多人同住的经验。
在家时,因为我是危险疯狂的人物,所以父亲总是将我放在传染病隔离病房,免得带坏了姐姐和弟弟们。
这一次,看见我的铺位上还有人睡,实在不情愿。但是我记着父母临别的吩咐,又为着快快学会语文的缘故,就很高兴地开始交朋友。第一次跟鬼子打交道,我显得谦卑、有礼、温和而甜蜜。
第一两个月的家信,我细细地报告给父母听异国的情形。
我写着:“我慢慢地会说话了,也上学去了。这里的洋鬼子都是和气的,没有住着厉鬼。我没有忘记大人的吩咐,处处退让,她们也没有欺负我,我人胖了。……”起初的两个月,整个宿舍的同学都对我好极了。她们又爱讲话,下了课回来,总有人教我说话,上课去了,当然跟不上,也有男同学自动来借笔记给我抄。
这样半年下来,我的原形没有毕露,我的坏脾气一次也没有发过。我总不忘记,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好,才不辜负做黄帝子孙的美名啊!
四个人住的房间,每天清晨起床了就要马上铺好床,打开窗户,扫地,换花瓶里的水,擦桌子,整理乱丢着的衣服。等九点钟院长上楼来看时,这个房间一定得明窗净几才能通过检查,这内务的整理,是四个人一起做的。
最初的一个月,我的同房们对我太好,除了铺床之外,什么都不许我做,我们总是抢着做事情。
三个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不定期地铺自己的床,又铺别人床,起初我默默地铺两个床,以后是三个,接着是四个。
最初同住时,大家抢着扫地,不许我动扫把。三个月以后,我静静地擦着桌子,挂着别人丢下来的衣服,洗脏了的地,清理隔日掉在地上的废纸。而我的同房们,跑出跑进,丢给我灿烂的一笑,我在做什么,她们再也看不到,也再也不知道铺她们自己的床了。
我有一天在早饭桌上对这几个同房说:“你们自己的床我不再铺了,打扫每人轮流一天。”
她们笑咪咪地满口答应了。但是第二天,床是铺了,内务仍然不弄。
我内心十分气不过,但是看见一个房间那么乱,我有空了总不声不响地收拾了。我总不忘记父母叮嘱的话,凡事要忍让。
半年下来,我已经成为宿舍最受欢迎的人物。我以为自己正在大做国民外交,内心沾沾自喜,越发要自己人缘好,谁托的事也答应。
我有许多美丽的衣服,搬进宿舍时的确轰动过一大阵子,我的院长还特别分配了我一个大衣柜挂衣服。
起初,我的衣服只有我一个人穿,我的鞋子也是自己踏在步子下面走。等到跟这三十六个女孩子混熟了之后,我的衣柜就成了时装店,每天有不同的女同学来借衣服,我沉着气给她们乱挑,一句抗议的话也不说。
开始,这个时装店是每日交易,有借有还,还算守规矩。渐渐地,她们看我这鬼子那么好说话,就自己动手拿了。每天吃饭时,可以有五、六个女孩子同时穿着我的衣服谈笑自若,大家都亲热地叫着我宝贝、太阳、美人……等等奇怪的称呼。
说起三毛来,总是赞不绝口,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坏话。但是我的心情,却越来越沉落起来。
我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男朋友,平日下课了总在宿舍里念书,看上去不象其他女同学那么忙碌。
如果我在宿舍,找我的电话就会由不同的人打回来。
——三毛,天下雨了,快去收我的衣服。
——三毛,我在外面吃晚饭,你醒着别睡,替我开门。
——三毛,我的宝贝,快下楼替我去烫一下那条红裤子,我回来换了马上又要出去,拜托你!
——替我留份菜,美人,我马上赶回来。
放下这种支使人的电话,洗头的同学又在大叫——亲爱的,快来替我卷头发,你的指甲油随手带过来。
刚上楼,同住的宝贝又在埋怨——三毛,今天院长骂人了,你怎么没扫地。
这样的日子,我忍着过下来。每一个女同学,都当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宿舍里选学生代表,大家都选上我,所谓宿舍代表,就是事务股长,什么杂事都是我做。
我一再地思想,为什么我要凡事退让?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要助人?因为那是美德。为什么我不抗议?因为我有修养。为什么我偏偏要做那么多事?因为我能干。为什么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是在家里。
我的父母用中国的礼教来教育我,我完全遵从了,实现了;而且他们说,吃亏就是便宜。如今我真是货真价实成了一个便宜的人了。
对待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我父母所教导的那一套果然大得人心,的确是人人的宝贝,也是人人眼里的傻瓜。
我,自认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完全丧失了自信。一个完美的中国人,在一群欺善怕恶的洋鬼子里,是行不太通的啊!我那时年纪小,不知如何改变,只一味退让着。
有那么一个晚上,宿舍的女孩子偷了望弥撒的甜酒,统统挤到我的床上来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吊着,每个人传着酒喝。这种违规的事情,做来自是有趣极了。开始闹得还不大声,后来借酒装疯,一个个都笑成了疯子一般。我那夜在想,就算我是个真英雄林冲,也要被她们逼上粱山了。
我,虽然也喝了传过来的酒,但我不喜欢这群人在我床上躺,我说了四次——好啦!走啦!不然去别人房里闹——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忍无可忍,站起来把窗子哗的一下拉开来,而那时候她们正笑得天翻地覆,吵闹的声音在深夜里好似雷鸣一样。
“三毛,关窗,你要冻死我们吗?”不知那一个又在大吼。
我正待发作,楼梯上一阵响声,再一回头,院长铁青着脸站在门边,她本来不是一个十分可亲的妇人,这时候,中年的脸,冷得好似冰一样。
“疯了,你们疯了,说,是谁起的头?”她大吼一声,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每一个女孩子都低下了头。
我站着靠着窗,坦然地看着这场好戏,却忘了这些人正在我的床上闹。
“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替我滚出去,我早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我听见她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惊气得要昏了过去,我马上叫起来:“我?
是我?卖药的是贝蒂,你弄弄清楚!”
“你还耍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
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分子,也是最受气的一分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象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尖叫着沙哑地哭了出来,那时我没有处世的经验,完全不知如何下台。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了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地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拚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
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她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地乱打,背后给人抱住,我转身给那个人一个大耳光,又用力踢一个向我正面冲过来女孩子的胸部。一时里我们这间神哭鬼号,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起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她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
我终于被一群人牢牢地捉住了,我开始吐捉我的人的口水,一面破口大骂——婊子!婊子!
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她镇静地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再去向神父忏悔——“我?”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掉了。
女孩子们平日只知道我是小傻瓜,亲爱的,那个晚上,她们每一个都窘气吓得不敢作声,静静地溜掉了。
留下三个同房,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
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
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地礼待我,我冷冰冰地对待这群贱人。
借去的衣服,都还来了。
“三毛,还你衣服,谢谢你!”
“洗了再还,现在不收。”
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
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京戏唱片来,给它放得个锣鼓喧天。
以前电话铃响了,我总是放下书本跑去接,现在我就坐在电话旁边,它响一千两百下,我眉毛都不动一下。
这个宿舍,我尽的义务太多,现在豁出去,给它来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大不了,我滚,也不是死罪。
奇怪的是,我没有滚,我没有道歉,我不理人,我任着性子做事,把父母那一套丢掉,这些鬼子倒反过来拍我马屁了。
早饭我下楼晚了,会有女同学把先留好的那份端给我。
洗头还没擦干,就会有人问:“我来替你卷头发好不好?”
天下雨了,我冲出去淋雨,会有人叫:“三毛,亲爱的,快到我伞下来,不要受凉了。”
我跟院长僵持了快一个月。有一天深夜,我还在图书室看书,她悄悄地上来了,对我说:“三毛,等你书看好了,可以来我房间里一下吗?”
我阖起书下楼了。
院长的美丽小客厅,一向是禁地,但是那个晚上,她不但为我开放,桌上还放了点心和一瓶酒,两个杯子。
我坐下来,她替我倒了酒。
“三毛,你的行为,本来是应该开除的,但是我不想弄得那么严重,今天跟你细谈,也是想就此和平了。”
“卖避孕药的不是我。”
“打人的总是你吧!”
“是你先冤枉我的。”
“我知道冤枉了你,你可解释,犯不着那么大发脾气。”
我注视着她,拿起酒来喝了一口,不回答她。
“和平了?”
“和平了。”我点点头。
她上来很和蔼地亲吻我的面颊,又塞给我很多块糖,才叫我去睡。
这个世界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一个横蛮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
以后我在这个宿舍里,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
国民外交固然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交。那样除了受人欺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
这是“黄帝大战蚩尤”第一回合。胜败分明。
我初去德国的时候,听说我申请的宿舍是男女混住的,一人一间,好似旅馆一样,我非常高兴。这一来,没有舍监,也没有同房,精神上自由了很多,意识上也更觉得独立,能对自己负全责,这是非常好的制度。
我分到的房间,恰好在长走廊的最后第二间。起初我搬进去住时,那最后一间是空的,没几日,隔壁搬来了一个金发的冰岛女孩子。
冰岛来的人,果然是冰冷的。这个女人,进厨房来做饭时,她只对男同学讲话,对我,从第一天就讨厌了;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那时候流行穿迷你裙,我深色丝袜上,就穿短短一条小裙子;我对她笑笑,她瞪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看看我自己那副德性,我知道要建交又很困难了,我仍然春风满面地煮我的白水蛋。
那时候,我在“歌德书院”啃德文,课业非常重,逼得我非用功不可。
起初我的紧邻也还安份,总是不在家,夜间很晚才回来,她没有妨碍我的夜读。
过了两三个月,她交了大批男朋友,这是很值得替她庆幸的事,可是我的日子也开始不得安宁了。
我这个冰山似的芳邻,对男朋友们可是一见即化。她每隔三五天就抱了一大堆啤酒食物,在房间里开狂欢会。
一个快乐的邻居,应该可以感染我的情绪。她可以说经常的在房内喝酒,放着高声的吵闹嘶叫的音乐,再夹着男男女女兴奋地尖叫,追逐。那高涨的节日气氛的确是重重地感染了隔着一道薄薄墙壁的我,我被她烦得神经衰弱,念书一个字也念不进去。
我忍耐了她快两三星期,本以为发高烧的人总也有退烧的一天。但是这个人的烧,不但不退,反而变本加厉,来往的男朋友也很杂,都不象是宿舍里的男同学。
她要怎么度过她的青春,原本跟我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我要如何度过我的考试,却跟她有密切的关连。
第四个星期,安静了两天的芳邻,又热闹起来了。第一个步骤一定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开始放起来,然后大声谈笑,然后男女在我们共通的阳台上裸奔追戏,然后尖叫丢空瓶子,拍掌跳舞……我那夜正打开笔记,她一分不差地配合着她的节目,给我加起油来。
我看看表,是夜间十点半,还不能抗议,静坐着等脱衣舞上场。到了十二点半,我站起来去敲她的房门。
我用力敲了三下,她不开;我再敲再敲,她高兴地在里面叫——“是谁?进来。”
开了门,我看见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居然挤了三男两女,都是裸体的。我找出芳邻来,对她说:“请你小声一点,已经十二点半了。”
她气得冲了过来,把我用力向外一推,就把门嘭一下关上,里面咔哒上了锁。
我不动声色,也不去再打她的门。我很明白,对付这种家伙,打架是没有用的,因为她不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心地到底老实忠厚。
她那天吵到天亮才放我阖了两三小时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旷了两堂课,去学生宿舍的管理处找学生顾问。他是一个中年的律师,只有早晨两小时在办公室受理学生的问题。
“你说这个邻居骚扰了你,可是我们没有接到其他人对她抗议。”
“这很简单,我们的房间在最后两间,中间隔着六个浴室和厨房,再过去才是其他学生的房间,我们楼下是空着的大交谊室,她这样吵,可能只会有我一个人真正听得清楚。”
“她做的事都是不合规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抗议就请她搬走,并且我也不能轻信你的话。”
“这是你的答复吗?”我狠狠地盯着这个没正义感的人。
“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再见,日安!”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闯学生顾问的门。
“请你听一卷录音带。”我坐下来就放录音。
他听了,马上就叫秘书小姐进来,口授了一份文件。
“你肯签字吗?”
我看了一下文件,有许多看不懂的字,又一个一个问明白了,才签下了我的名字。
“我们开会提出来讨论,结果会公告。”
“您想,她会搬出去?”
“我想这个学生是要走了。”他叹了口气说。
“贵国的学生,很少有象你这样的。他们一般都很温和,总是成绩好,安静,小心翼翼。以前我们也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共一个房间的宿舍,一个是台湾来的学生;他的同房,在同一个房间里,带了女朋友同居了三个月,他都不来抗议,我们知道了,叫他来问,他还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听了心都抽痛起来,恨那个不要脸的外国人,也恨自己太善良的同胞。
“我的事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很快的,我们开会,再请这位冰岛小姐来谈话,再将录音带存档,就解决了。”
“好谢谢您,不再烦您了,日安!”我重重地与他握了握手。
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芳邻静悄悄地搬走了,事情解决得意外顺利。
这事过了不久,我在宿舍附近的学生食堂排队吃饭,站了一会,觉得听见有人在说中文,我很自然地转过身去,就看见两个女同胞排在间隔着三五个人的队里。
我对她们笑笑,算打招呼。
“哪里来的?”一个马上紧张地问。
“西班牙来的。”另外一个神秘兮兮地在回答。
“你看她那条裙子,啧,啧……”“人家可风头健得很啊!来了没几天,话还不太会说,就跟隔房的同学去吵架。奇怪,也不想想自己是中国人——”“你怎么知道她的事情?”
“学生会讲的啊!大家商量了好久,是不是要劝劝她不要那么没有教养。我们中国人美好的传统,给她去学生顾问那么一告,真丢脸透了!你想想,小事情,去告什么劲嘛——她还跟德国同学出去,第一次就被人看见了……”我听见背后自己同胞对我的中伤,气得把书都快扭烂了,但是我不回身去骂她们,我忍着胃痛端了一盘莱,坐得老远的,一个人去吃。
我那时候才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洋鬼子可以不忍,对自己同胞,可要百忍,吃下一百个忍字,不去回嘴。
我的同胞们所谓没有原则地跟人和平相处,在我看来,就是懦弱。不平等条约订得不够,现在还要继续自我陶醉。
我到美国去的第一个住处,是托一个好朋友事先替我租下的房子,我只知道我是跟两个美国大一的女生同分一幢木造的平房。
我到的第一天,已是深夜了,我的朋友和她的先生将我送到住处,交给我钥匙就走了。
我用钥匙开门,里面是反锁着的,进不去。
我用力打门,门开了,房内漆黑一片,只见一片鬼影幢幢,或坐或卧;开门的女孩全裸着,身体重要的部分涂着荧光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地,倒也好新鲜。
“嗨!”她叫了一声。
“你来了,欢迎,欢迎!”另外一个女孩子也说。
我穿过客厅里躺着的人,小心地不踏到他们,就搬了箱子去自己房间里。
这群男男女女,吸着大麻烟,点着印度的香,不时敲着一面小铜锣。可是沉醉在那个气氛里,他们倒也不很闹,就是每隔几分钟的锣声也不太烦人。
那天清晨我起来,开门望去,夜间的聚会完毕了,一大群如尸体似的裸身男女交抱着沉沉睡去,余香还燃着一小段。烟雾里,那个客厅象极了一个被丢弃了的战场,惨不忍睹。
这些人是十分友爱和平的,他们的世界加入了我这个分租者,显得格格不入。
比较之下,我太实际,他们太空虚,这是我这方面的看法。
在他们那方面的看法,可能跟我刚刚完全相反。
虽然他们完全没有侵犯我、妨碍我,但是我还是学了孟母,一个月满就迁居了。
我自来有夜间阅读的习惯,搬去了一个小型的学生宿舍之后,我遇到了很多用功的外国女孩子。
住在我对间的女孩,是一个正在念教育硕士的勤劳学生,她每天夜间跟我一样,要做她的功课。我是静的,她是动的,因为她打字。
她几乎每夜打字要打到两点,我觉得这人非常认真,是少见的女孩子,心里很赞赏她,打字也是必须做的事情,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这样的生活,我总是等她夜时收班了,才能静下来再看一会书,然后睡觉。
过了很久,我维持着这个夜程表,绝对没有要去计较这个同学。
有一夜,她打完了字,我还在看书,我听见她开门了,走过来敲我的门,我一开门,她就说:“你不睡,我可要睡,你门上面那块毛玻璃透出来的光,叫我整夜失眠;你不知耻,是要人告诉你才明白?嗯?”
我回头看看那盏书桌上亮着的小台灯,实在不可能强到妨碍别一间人的睡眠。
我叹了口气,无言地看着她美而僵硬的脸,我经过几年的离家生活,已经不会再生气了。
“你不是也打字吵我?”
“可是,我现在打好了,你的灯却不熄掉。”
“那么正好,我不熄灯,你可以继续打字。”
说完我把门轻轻在她面前阖上,以后我们彼此就不再建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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