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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大学必修课-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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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际营”的第一堂课上，韩国的教授打开了一幅韩国国内习惯使用的世界地图，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把自己国家在地图中放到比较中央的位置，这幅韩国地图也不例外。
教授问我们：你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是哪四个？我们众口纷纭，但很快达成共识：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
教授指着地图：“请看，在韩国的周围，就是这四个强国。”
而后教授开始讲述朝鲜半岛上的历史发展与国际政治风云变化。的确，对于韩国这样一个处在特殊地理位置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屈服于每一个强大的邻居。因此，韩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他们明白，只要自己稍微一落后，就可能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
从这个背景出发，你可以明白许多韩国特有的现象。比方说韩国政府扶持了几家大型的财阀。他们几乎垄断了韩国经济命脉的60％～70％。这些财阀由于自身庞大臃肿和与政府密切的关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国外金融界和企业界广泛的批评。但在韩国，这些大企业依然能够得到民众很高的支持率，因为韩国人认为，这些政府扶持的大企业才真正是保护韩国经济的本土力量。这种方式尽管可能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但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却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韩国的市场上可能根本就看不到韩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了。
根据韩国法律，韩国的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服两年零两个月的兵役。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但是，我所接触过的韩国大学生，没有一个表示过想逃脱这个义务。他们更多地把服兵役当作一种军事教育，时刻准备着，当有一天大敌当前的时候，每个韩国的男人都懂得如何打仗。这与我接触的台湾年轻人对于服兵役的态度非恨即躲相比较，对比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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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泡菜的真味
初到韩国，觉得一切都与中国十分相似，但是最不相似也最不能习惯的就是韩国的饮食。
记得刚到汉大的第一天，我们与韩国的学生一起去汉大的学生食堂吃饭。每人手中发了一张一样的饭票，进去食堂一看，居然如此之大的食堂仅供应一种饭菜，一碗米饭、一盘泡菜、一碗汤和另外一份分量也不多的主菜，仿佛是鸡蛋炒虾米之类的。韩国人在用餐时喜欢喝冰水，所以食堂中还放置了巨大的饮水机。
这初到韩国的第一顿饭我根本没有吃饱，冰冷辛辣的泡菜和冰冷辛辣的泡菜汤实在不对我的胃口，分量不大的主菜也三口两口被我吃完。我们这些中国学生不仅在一起惊诧为什么韩国大学食堂的伙食如此之差——一份菜里连肉都没有几块，然后不禁开始怀念北大食堂里那些琳琅满目的美味佳肴。
而后的日子里吃饭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心病，食堂里的菜除了主菜每天在变外，泡菜是永远不变的。食堂里是永远只供应一到两个菜的。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吃得叫苦连天，而韩国的学生却对食堂的饭菜毫无怨言。
我有一天问一个汉大的韩国学生：“你觉得你们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答曰：“还不错。我们食堂的泡菜很好吃。”
我愕然，韩国人在吃饭上似乎言必称泡菜，记起我前几天和韩国教授出去吃韩国的大餐“韩定食”时，本以为可以大快朵颐一次，谁知到拿上来的主要还是各种各样的泡菜。究竟泡菜除了像韩国人自己认为的营养丰富、美味可口外，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在韩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这么不可动摇的地位。特别是在韩国的各种文化都在历史上受到中华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显出多种相似性的情况下，以泡菜为代表的饮食文化可谓是独树一帜。
通过与研究韩国史的韩国教授交流和我自己阅读书籍后，这个问题渐渐在我的心中解开了谜底。从韩国的地理环境上看，整个朝鲜半岛多山脉，少平原，自古以来在农业上讲究利用土地、精耕细作，但面对韩国人口的食物要求仍然压力不小。尤其到了冬天，纬度高的韩国由于天气寒冷，几乎没有什么蔬菜可吃，于是腌制的泡菜成为了韩国人家家必备的食物。泡菜的原料为白菜或者萝卜，以及辣椒、盐等其他佐料，制作简易、成本低廉，成为了韩国普通家庭必不可少的食物。在韩国处于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晚期及韩国重新建国后的初期，韩国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韩国政府曾经在全国大力推广泡菜，编制手册介绍吃泡菜的好处、腌制泡菜的方法、泡菜的不同做法，分发到每个家庭中去。长此以往，泡菜终于成为了韩国的“国菜”，而韩国人也养成了只需一碗白饭、一碟泡菜就可以安享一顿正餐的饮食习惯。
相对比中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指导思想。不用说满汉全席的奢华了，就是中国普通人家请客，做菜时也讲究冷热搭配，色香味俱全，消耗了几倍韩国人消耗的资源和时间。在这种饮食文化之下，滋生了许多奢靡、浪费、铺张和繁文缛节的不良风气，对比韩国简单、朴素、始终鼓励人艰苦奋斗的饮食文化，我真是很难说哪种饮食文化更好一些。
在“国际营”的一次活动中，我们前往韩国的国家议会拜见几位韩国的党派领袖。在参观讨论结束后议会出面请我们这些外国学生在议会的餐厅吃晚饭，当我坐在议会的餐厅里，看到端上来的仍然是简单、朴素的泡菜和其他饭菜时，我突然心生一种敬畏之情，往日不喜欢的泡菜，那天吃起来却体会出了另一番令人难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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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亚洲法律学生论坛
从汉城大学的“国际营”回国不久，我又接到了亚洲法律学生协会（AsianLawStudentAssociation）的邀请，再次踏上了去韩国的旅途。
亚洲法律学生协会，是由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法学院学生发起组织的，以加强亚洲地区法律学生之间交流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亚洲法律学生协会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国立大学的法学院，这次在汉城举行的是亚洲法律学生协会的年度论坛，主办方是汉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汉城大学法学院是韩国当之无愧的第一法学院。韩国议会议员的三分之二都是从这里走出的律师，而许多韩国著名的政治家也来自这个学院，因此韩国的主办方也相当容易就从韩国几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获得了经济上的赞助。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两个非常前沿的法律问题：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和“代孕母亲”的法律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医学、伦理和法律的交界处，因此争议极大，成为各国法律发展的前沿问题。
短短三天的论坛，内容却安排得十分紧凑。又由于都是未来的律师在一起开会，于是在服装上大家一律都是正装，男生们西装革履，女士们也是套装套裙，当坐在一张桌子前面讨论问题时，看上去更像是律师们代表不同的当事人在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汉大法学院的组织者们，他们和我们一样大都是一些本科的学生，但是把这次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从住宿、车辆、会务，到接待从东亚各地而来的外国学生，还有邀请韩国法律界名人出席讨论并提供与会者参观律所、法院等等的方面，全部是由汉大法学院的学生亲力亲为。我不由在想：如果是我们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自己独立、在没有学校老师帮助的情况下组织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我们能否表现出汉大的法律学生这样的高效的团队精神，这样高超的国际交往能力和这样良好的语言能力？当国内的教育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在谈素质教育的时候，当我们和国外同种教育阶段的学生相比较，就会发现像国际交往能力这种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成为衡量一个“全球化”人才的重要素质的培养，现在在我们的教育中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
三天的论坛匆匆而过，当我重新跨入北京大学的校门时，我明白，一个新的学期和一段需要更努力学习的日子开始了。当发现自己的异国同龄人正在比自己还要努力地学习的时候，这当然是很强烈的刺激。因为，我们的明天将要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我们将要和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朋友们相互较量。我们的起点，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不如人家，如果还不奋起急追，那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边缘！
（五）表现一个真实的自己
韩国之行结束后，我又飞到上海参加了联合利华组织的商业夏令营。联合利华进入中国市场后，每年都会在中国各大著名院校挑选商业夏令营的参加者，通过这种方式吸收人才。
来自中国六七所最好的高校大约30名学生通过首轮校园面试进入了这个为期三天的商业夏令营。在互相认识之后，我们被随机分成了6个小组，每个小组代表一个生产巧克力的公司，组员扮演不同的角色：总经理，分别负责财务、生产、销售、营销事务的经理，每个人各司其职，目的是和其他公司竞争，获得市场竞争的胜利。
了解了游戏的规则，公司内部立刻开会，迅速形成一个高效、团结的团队，按照我们的既定战略前进，在一次次的市场业绩报告中获胜。
除了模拟公司运作的竞赛外，每个公司还必须设计出一个有创意的广告，由成员表演出来。尽管平时广告看得不少，可是当你真正坐下来要设计一个通过肢体语言表达，而不借助任何特殊效果的广告，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广告创意比赛之后是一个延续整天的英文小组陈述和面试。上午是每个人单独地向面试官汇报自己在前两天的表现和公司的业绩，同时回答问题。中午是圆桌案例讨论。到了下午的时候，只有一半人才能够进入最后的面试。
进入到最后的面试时，我已经感觉十分的疲惫了。老外面试官的问题无穷无尽，甚至拿出了两种护肤品让我比较分析它们的市场策略的不同，我不断地清醒地告诉自己说，这是一个压力面试，他们就是要用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让你头痛，看你在疲倦之下是否能够情绪稳定、思维清晰和表达周密。终于，漫长的一小时面试结束了。我始终保持着微笑，直至走出面试室。
开学后不久，我收到了联合利华寄来的工作offer，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回想起整个过程，我觉得，一个人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最大的秘诀真的只有一条：beyourself。只有表现一个真实的自己，才可能表现得好，才可能打动面试官，才可能让面试桌两边的双方都明白究竟工作和你适不适合。对于那些市面上流传的面试秘诀或者对某些常见问题的标准答案，我持怀疑态度。要知道，在有经验的主考官面前，没有太多经验的求职者，想掩盖与改变的弱点，往往会被加倍地放大出来。
任羽中：
在网站老板那里领到第一个月薪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挣钱其实也很容易，但与此同时我决定辞职不干了，因为如果把这个时间用来读书，那我可能收获更多无价的东西；易教授给我开了一个书单，先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再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然后才从古希腊的经典开始一部一部读下去；到了汉城大学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比中国高考更残酷的选拔考试，原来还有比中国学生更玩命的学法。
第八章（一）大三是关键
如果你要问大学四年里哪一年最重要，我肯定说每一年都很重要；但如果你非要我四选一不可的话，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大三是关键。
失败的人可能从大一就开始萎靡不振了，而成功的人，一定都是到大三才奠定胜局。
“大二的暑假一结束，班上绝大部分的同学就开始忙碌起来。两年的摸爬滚打已经足够让大家变得现实，我们的未来无非就是三种出路：出国深造，留在国内念研究生，或者找工作。
北大、清华以及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这几个学校出国风气最盛，社会上也有议论。其实如果你稍微懂一点历史，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心一直都在西方，而自容闳以降，留学生也一直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无论为个人前途还是国家需要计，出国深造都是正途。但是要想拿到美国大学的Offer，你最迟也必须从大三开始拼命了，仅仅是GRE和TOFEL两个考试，就需要付出旁人难以想像的辛劳。
和所有做着“哈佛梦”的中国学生一样，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到美国的名牌大学去念书。我认识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一位老师，三十出头的女士，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但她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去哈佛读Ph。D，寒假里每天都骑车跑很远去“新东方”听课。她看到我就跟我说，你现在开始努力吧，你年轻，各个方面都有优势。可我却老是犹豫，第一我感觉自己专业知识学得还太浅薄，如果把大量时间都花到英文考试上边去，那肯定很少有时间做研究，我害怕会得不偿失；第二我还是认为自己英文底子太薄，像我这样的水平，到了美国大学能听得懂老师讲课吗？
就这样想来想去，总觉得出国没把握，而继续呆在北大读研究生似乎也不坏。于是就做了决定。可这个决定也许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糟糕的一个事情，事实上，英文基础比我差的同学，后来GRE考到了2300分；专业书念得很少的同学，也请到了最出名的教授给他写推荐信。假如我早下了决心，未必就如愿以偿，但是不会让自己回想起来后悔。
反省自己，真是一个胆子太小，惰性太大的庸人。而到大四那年的冬天，我还接到了社科院那位老师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电话里她仍然鼓励我说，在国内念完三年研究生之后，一定要争取出去！
当然，我并不是说出国就真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海龟”未必就强于“土鳖”，留学生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也多了去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的竞争早已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你要想把自己锻造成世界第一流的人物，那你起码先要去看一看所谓的“世界一流”是何面目。而对于想做学问的人来说，更必须开阔眼界，以期学贯中西。所以我建议每一个大学生都要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争取有一天出去走走看看——这当然也是对我自己的期望。
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做出一个大胆而且有想像力的决定，挑战自己能力的极限，这样才可能有脱胎换骨般的进步。
（二）主动做社会调查
既然已经拿定了继续念研究生的主意，那么我也要开始着手准备。北大本科生保送读研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不过具体到我们国际政治系还不一样，97级一共70多个毕业生，保送的名额只有5个。系里的政策是按学习成绩排队，学生干部可以有一点点的加分，不过很少，但如果在正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则可以有很多加分。所以我从新学期一开始就在准备论文——不过还是要说明，写论文、发论文都很可能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但是真要写出好的文章，却完全是因为你对研究对象本身抱有纯粹的好奇心。没有一段时期的积累和思考，肯定写不出什么东西。
对自己的专业——国际政治——我一直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在更多的时候我愿意读国际关系史或者中国外交史方面的文献。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就修了《近代国际关系史》，这在很多同学看来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一门课，因为所谓的“近代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欧洲大国之间的恩怨纠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欧洲的事情就像是一团乱麻，有各种各样的王朝战争和分赃会议，也有一大群做外交的天才人物涌现出来。仅仅是各个大国王室的世系图，或者有关战争涉及的地名，就需要一个“Computer一样的大脑”才能记清楚了。不过我学得比较认真，而且也发现了一些“兴趣点”。比如说所谓的“东方问题”——也就是列强如何瓜分土耳其的问题，这是一个时期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它的牵涉面太广了，几乎把所有的大国关系都包括了进去。所以我决心认真做一点分析。
相关的文献当然很多，通过图书馆的几种检索工具，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把近十年来国内发表的重要论文都找来梳理了一遍，并且做了这么一个示意图：
简单地说，我把牵扯进来的六个主要国家都用线连起来，省略掉次要的俄—埃连线和奥—埃连线，于是就得出了十三对关系函数（Function）。然后再逐一分析，到底哪些关系是冲突型的，哪些是相互利用型的，这样六个国家可以分为三类：力图破坏现状的俄、奥，希望维持现状并且抵制俄国的英、法，还有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土耳其。这三类追求不同目标的行为体，也就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每一对函数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其他12对函数的相应变化。
有了这样一个框架，我可以比较清楚地解释几次俄土战争中各个国家的外交行为，也可以说明“东方问题”最终如何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尽管这个题目已经被反反复复地做过，但是我舍得下工夫，做得比较细致，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又借用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些术语和模型，所以这个文章不久就发表出来了。后来我还用这个办法来分析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边疆问题，梳理了唐、回纥、吐蕃、南诏以及河北割据集团之间的关系，结果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我想，这可能是本科学生写文章的一种办法。由于我们积累还太有限，要发现一个前人很少涉足同时自己的能力又可以胜任的问题并不容易，所以不必回避那些老问题。在资料搜集方面总是后来居上的，你可以比前人更仔细、更全面，也可以尝试着从一些新的角度，用一些新的模式去说明问题。这样的文章，尽管学术价值不大，但对本科生来说，不失为一种训练自己的方式。
读文献是不嫌多的，尤其要努力读外文的东西，否则自己总也摸不清楚门道，总没办法和国际学术的主流“接轨”。但同时，深入中国的社会去调查研究，那才是发现问题的最好办法。纯粹从理论、逻辑当中是不可能发现新东西的，要想写有价值的东西，对社会存在的体验至关重要。由于我所在专业的特殊性（我没办法到四川农村去调查“大国关系”），所以本科阶段也很少主动做社会调查，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讲，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凡是在本科阶段有一点学术成果的，都曾经很辛苦地到农村或者城市社区去呆了两三个月。
此外，文科的学生，无论哪一个专业，我都觉得必须读一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以及《江村经济》。这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也是我们所有后学的入门书。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更应该是摆在案头的教科书。
（三）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
大三我上了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几门课，也比较多地接触了几位老师。
第一门课是潘维老师的“外国政治制度比较”。潘老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的是“世界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早年也曾在陈翰笙先生门下读过研究生。潘老师给我们讲课，首先就讲陈翰笙那一代人的学术追求，要我们明白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又为什么做这些。
在很长一段时间，伯克利的政治学系都在全美排第一，于是潘老师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的掌握十分出色，讲课的时候放得很开，一个人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讲各种各样的笑话，而对于各家各派的学说他都要进行批评，真是很狂的样子。当时他还做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主要是批评知识界的“民主迷信”，而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很不服气，不仅上课的时候站起来质疑他的观点，而且还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实际上就想说他的文章太偏颇。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他那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同时也后悔发表了商榷的文章——并不是说我觉得老师不能批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跟老师辩难是好事情，但我开始明白，要想找出人家的漏洞太容易了，难的是建设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你有时间去批评人家，倒不如好好琢磨自己能建设什么。张五常曾经讲了一段话，他说，“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以后，很多美国的大学学报都有批评我的内容，数之不尽，很多时候，我都不回应。现在过了三十多年，我的文章还在，而那些批评我的文章早就没有人能记得了。我告诉你，历史上从来没有批评或者是回应，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成功的，从来没有过的。”
他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商榷、批评性质的文章一律不写。
这一门课听下来，我感觉自己收获很大，尽管心里还是不服气，但是你要想找他的错误，首先就必须去读他读过的那些书，必须很仔细地去想有关的问题。照他的话说，你要不努力读书，就只有被他牵着走了。
第二门课是许振洲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许老师在法国念过博士，因此很有一些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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