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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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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就象是鬼使神差，以前只字未提的事，此时我居然一步到位，脱口而出：“我们结婚吧？”五个音节一句话，没有征询的意思，更无恳求与乞怜，而是落地有声，坚定不移，不容置否。
她说：“我的病是不能断根的。”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病没好不能……同……。”
我说：“没关系。”
她说：“我可能没有生育能力。”
我说：“听天由命。”
也许是我还不算老的一生，经历的事情太多，每逢大事小事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宿命”的怪圈中排徊，而且还会搜寻一些所谓依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生活中，常见有些男男女女仗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找对象如挑良种，既要门当户对，又要郎才女貌，情投意合……然后甜甜蜜蜜地你恋我爱，欢天喜地共入洞房。然而，这些令人羡慕的戏水鸳鸯，婚后并不一定如婚前设计的那样称心如意。……或曰性格不合，或曰生理有碍，或疑第三者插足，或天灾突然降临……。谁能肯定幸福之家永远幸福？
生活中的另一种类型却常给人以鼓舞。有的男女婚前身处逆境，生存艰辛，他（她）们只求惨淡度日，从无奢念。他（她）们凑合谋生于草堂陋室，却是夫唱妇随，互敬互爱，齐心协力，相依为命，最终冲破困苦的重围，打造出一个丰衣足食、长幼和美的幸福之家。谁敢说不幸之人永远不幸？
有时侯，精心设计的如意算盘，行动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而糊里糊涂做的事，却说不定就是糊里糊涂地好。诸葛亮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时的我，心里只有四个字：听天由命！
那段时间，我不知中了什么邪，脑子里尽装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再加上其他一些说不清的什么东西，让我对一个毫无感情、重病在身的女人作出了终生相伴的决择。我生平第一次如此不屑众议，独断专行，就这样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命运，托付给了未来，更是托付给了侥幸。
我对傅正秀说：“你这次回家一定要把结婚证明打来。”她同意了。我以一种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心情等待着她的到来。
往后的日子将是什么？这是我不愿多想却又不得不想的问题。我揣着的是一个天大的未知数，其最后结果祸福难料。福兮祸兮？谁予我知？每当心念到此，我就会有意无意地咳嗽两声，清一清嗓子，然后哼一段我最喜欢的小曲，借以驱散所有的疑虑。
九月的一天，正秀带着证明来了。她对我说，她的哥哥嫂嫂并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因为哥哥是大队出纳，嫂子是妇女队长，双双都正在申请入党，怕我影响了他（她）们的前程。她哥哥每天从大队来来回回，老父亲摧他给妹妹顺便打个证明，可哥哥就是不干。老人家生气了，说：“你们不打我去打。”便赌着气亲自到大队给女儿开具了那张盖着红印的从此连着我俩命运的纸条子。
本来新婚大喜应该挑个良辰吉日，可我的婚事始于听天由命，那么就一切顺其自然吧。第二天我们就到公社领了结婚证（后来我偶尔看到一本旧历书，顺便查阅了一下，发现这一天恰好是一个最不宜婚嫁的日子，农村旧称“空房”日）。我们没有添一件新衣，没有置一件家俱，甚至床上连一床双人被也没有。
本来那年家里给我弹了一床双人被，一九六九年，一对比我还穷的青年新婚，没有被子，我就给了他们。现在我自己新婚就只有那床单人被了。反正天气不算冷，两人挤紧点，勉强可以过夜。只是那张单人床是后来换的，比原来的小多了，无法躺两人。我就请分场的一个木工在靠墙的那边打了两个木桩，上面搁一块木板，把床帮宽了几寸，挨着躺两人没问题。新房很快就全拾掇好了。我们的第一个家就安在这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里。
除了队长和王结，我没有对任何人正式通报过。没想到下午还是有不少人前来贺喜，而且手上还捧着东西，上面用红纸写着“恭贺新婚之喜”一类的祝辞。有的送锅炉，有的赠碗筷，有的送水瓶茶缸，有的送砧板菜刀……我真感激人们善解人意，送的全是当日就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
看来还得郑重其事。我临时决定，晚上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请各位前来一聚，以谢众人。
我向队长借了几十元钱，赶紧买了点香烟糖果。为了给婚礼添光增彩，提高一点婚礼的品位，我还盛情邀请分场领导光临，并请分场副主任为我们主婚。
虽然没有下请柬，也没通知外地亲朋。简单的仪式，微薄的接待，婚礼同样热热闹闹，喜气洋洋。主婚人讲了一番祝福的话以后就该吃喜糖发香烟了。数量不多分完为止，难免有没拿到一颗喜糖一支喜烟的。但没有一人离场，也看不出有人不悦。婚礼继续进行。没有别的节目，大家伙硬要胡闹一阵。为了让大家尽兴，只有让他们使出一切刁钻怪招向我“发难”。但没一个能难住我，所有难题一一被我破解。只是要我介绍恋爱经验这一条把我给鲠住了。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恋过爱。
我还有什么恋爱经验可谈呢？我甚至连她的基本情况都不太清楚。例如他的文化程度，婚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正秀本人并没有说假话，因为我从未问过她。只是她姐姐，也不能算是欺骗。有一次我问她，正秀读了几年书？她犹豫了一下说：“听是听说是初中毕业。”我说，有初中毕业足够了，我还没进过初中门呢。就这样，我对这个“初中毕业生”相信不疑。
婚后，当我知道她连小学一年级都没念完时，并不吃惊。读了书又怎么样？现在是没读书的姓无，读了书的姓资，没读书的治人，读了书的治于人。我还得感谢她姐姐，当时如果她照实说了，说不定还会坏了这桩美事呢！
正秀是个诚实人，婚后不久，许多事情都对我实话实说，毫不隐瞒。她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她四处求医治病，可病情总是不见好转。父母就给她信起了迷信，曾请过一个叫田实的盲人给正秀算了一命。田实在模棱两可的祸福推断，似是而非的吉凶预测之后，竟说出了几句让正秀全家震惊的断言。
他说：“正秀二十岁这一关难过，如果闯过了这一关，就会平安无事。”他特别叮嘱正秀满二十岁的那一天一定要小心注意。
怎么小心，如何注意？他没有说。可正秀和她的父母却把这事记在心里。现在，正秀又告诉了我，我心里也就多了一点牵挂。
我原本是不信这当子事的，但田实说得如此玄乎而肯定，着实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悬念。正秀出生于一九五三年古历正月初三约晚上八、九点钟。也就是说一九七三年正月初三晚上满二十周岁。按我老家的风俗，我们新婚，第一个年一定要双双回家。这样，她的二十周岁生日正在我的堎下老家过。
这一年，我们古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家，从这一天起，我就一直把正月初三晚八至九点这个时刻牢记在心里。越接近这个时间，心里就越紧张。
正月初一早晨，我亲自书写并亲自张贴在门楣上的“开门大吉”横批被一阵风吹落下来，掉在我面前，我心里一惊，赶快不声不响地捡起来，又重新贴好。那几天只要哪里稍有一点异动，心里就产生一种怪怪的警觉。
有些事情总是有防无大错。正月初三这一天，我更是小心谨慎。特别是吃过晚饭以后，总觉得关键时刻到了，但又想不出更好的防范措施。我就要正秀到下屋一个辈份很高的人家，找几个妹子打扑克，并特别交待她不过十点不能回来。想用这种办法来避开那个凶险的时刻。
晚饭后，她唤了几个女孩子到下屋打牌去了。我在家里一不看书，二不干活，规规矩矩地坐在凳上，安安静静地等待那个神秘时刻的到来。
八点钟过了，九点钟过了，十点钟过了。我侧耳细听，下屋打牌的热闹声依然不断，这就说明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我心里在庆幸平安的同时，也带着几分对那个盲人田实的藐视——区区一个乡村盲人岂能推断生死祸福，纯属欺人之谈。
十点半，刚刚顺利过了二十大关的她，轻轻哼着“大海船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首当时最流行的歌，高高兴兴回到家里。时间很晚，见她平安回来，大家就放心地准备睡觉。我和正秀上了床，宽了衣，吹熄油灯，相拥而卧。
我们躺下不足五分钟，就觉得情况有些异常：正秀全身开始发抖，不一会抖动幅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抖得那张破床都晃动起来，发出吱扭吱扭的声响。接着她双手紧握拳头，牙齿咬得咯咯响。我伸手在她鼻孔下一试，好象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连摇带叫几声“正秀正秀！”她毫无反应。我吓慌了，赶快叫醒我妈点亮油灯，只见正秀面无血色，口吐白沫，双脚并拢伸直，全身似是在逐渐僵硬变凉。
见此情形，我与母亲都没了主意。已是深夜又是雨天，外面一片漆黑，医院又在三四里之外。再说这般光景，去请医师或送医院已是来不及了。母亲本也懂得一些治病救人的常识，此时我问她怎么办，母亲也只是无声地摇头叹息流泪。
情急中我想起了村里有一个早几年从外面回来定居的老人，我们平时叫他柏宗叔。据说他年轻时练过武术，懂一点推拉接照。我对母亲说是不是请柏宗叔来看一看？母亲摧我赶快去请。
柏宗叔的屋就在我家附近。不一会我就把老人请来了。他一进门见情势危急，立即动手，在所有的关节和主要穴位处，这里推拿一阵那里掐捏几下……忙碌半天，毫无反应。我急得汗流夹背，母亲愁得锁眉傻眼。柏宗叔做完全部动作，累得全身湿透。他住了手站直了腰，舒了一口粗气，微微摇了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天啦！我作了什么孽啊，为什么把所有的不幸都泼到我的头上！我流着泪压着悲，向柏宗叔哀求：“柏宗叔啊，你一定要救救她啊！”
柏宗叔低头想了一会儿，从包中找出一根好象很久未曾用过的钢针，长约一寸有余，粗如五号铁丝，他说：“这是最后一手，如再无效，我就无能为力了。”
只见他左手拇指掐住仁中，右手紧捉钢钉，略作运气之后，往穴位正中使劲一戳！随着钢针插入穴位，只听正秀微弱地发出“哎哟”一声，身子蠕动了一下。柏宗叔拔出钢钉，双手用力挤压下钉处，直到冒出一泡乌血。柏宗叔一直凝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松了一口气说：“总算转过来了……没事了。”
正秀咬紧的牙慢慢张开了，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动了，僵直的身体慢慢舒缓了，胸脯的起伏也灰复正常了。不到十分钟她居然坐了起来，就象刚睡醒似的，揉揉眼，打了个哈欠，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第二天清早，我赶到医院请了一位在当地算是有点名气的医师来给正秀看病。他左看右看，又用听诊器左听右听，然后又详详细细地问这问那，怎么也发现不了正秀有什么病。医师最后说：“她没病”。
然而，医师还是有些不放心，把我拉到一个僻静处问：“你了解你的妻子吗？”
我说：“不太了解。”
他说：“你老婆可能以前得过癔病（我们家乡一带叫‘猪婆疯’）。”
我说：“从来没听说过。”
后来我问过她家里人，都说正秀病倒是病过，可从来没得过什么猪婆疯。
此后，正秀的身体一直很正常，当年的十月就生下了我的大女儿慧，两年后又生了儿子刚，一九七八年再生下我们的老三霞。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姐弟先后都考取了大学，都成了正正规规的大学生，如今都已成家立业。虽然我与妻子常有碰撞，但儿女们的奋发长进也算拉近了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补偿了父辈的一些缺憾。我与正秀结婚已三十多年，她的肾炎病从未复发过。其间，为防万一，我经常摧她到医院检查。每次的化验结果都属正常。现在她的身体依然结实硬朗。
至今我还常会思考这个“正月初三”的问题。对盲人的话我怎么也找不到可信的根据，但我敢肯定，事情本身必有某种缘由。每当想到这件事时，我就会觉得它有可能与我的不轨行为有关。假如我也象她的前夫那样循规蹈矩，就不会有她的怀孕和生育，正月初三的奇迹就有可能不会出现。也就是说，奇迹的发生，正是她怀孕导至的体质剧烈变化的一种反应，而这一剧变的时间又正巧撞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所以我想，她的病体康复，可能是草药与怀孕的综合功效。这是我的外行话，不知是否有些道理？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
导读﹒偶感（十一）
如果人都能心正无邪，明察秋毫，就会少有许多不该发生的故事，少有许多冤假错案。然而，新婚的爸爸为了一次文艺会演——他分明是在执行顶头上司的嘱托，分明是在小心谨慎地办事。可还是有人揪住一条莫须有的小辫，狠狠地举起了闷棍……！爸爸能承受这突然的一击吗？
待后请看——八、谁能告诉我之一、相煎何太急！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之一相煎何太急
故事再回到新婚最初的日子。
不管怎么样，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心里多少会有一些快乐。更为开心的是，那段时间又正值为参加县里汇演排练节目。这是我的特别爱好，新婚伊始，每天鼓乐欢鸣，轻歌漫舞，难得一时惬意。双喜临门，我理当竭一技之长，拿出几个象样的节目到县城舞台展示。
这次文艺盛会是县革委会宣传组下文，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而举办的。文件要求每个公社（场镇）至少要派一个代表队参加。为了搞好这次汇演，文件还点名从各地抽调部分业余作者，文艺骨干提前到县文化站报到，协助主管部门搞好这次汇演。我是被点名提前赴县的人员之一。
二分场艾书记很重视这次文艺汇演，一接到通知就要我尽早准备，争取在我去县里报到之前把节目排练好。
我们排练多日后，江背分场也敲锣打鼓动了起来。不几天，总场党委就作出决定，由江背分场宣传队代表全场赴县参演。这样，二分场宣传队就处于尴尬的境地。我问艾书记：“我们还排不排练？”艾书记说：“排，不参加汇演就在我们自己分场演。”
汇演日期临近，我必须按时到县里报到。临走时，艾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说：“老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到县里找有关领导反映一下，我们排练了这么长时间，能不能让我们宣传队也去参加。”
我到县里后，首先向文化站江主任汇报了南山的情况，并转告艾书记的意见：“能否让二分场宣传队也来参加这次汇演？”江主任听了很是赞成，并立即向宣传组领导作了汇报。宣传组领导也很支持，当即指示江主任要亲自到南山去落实此事。
第二天，江主任就带着我和另一位姓李的业余作者一同赶到南山。几经周折，我们在三分场田头找到了刚调来南山不几天的林如春书记、韩重文主任和老领导毕。
来到分场办公室，江主任首先寒暄了一番，说南山领导很重视文艺宣传工作，组织了几个宣传队排练节目积极筹备参加会演，并代表县里表示感谢。他接着说县里欢迎南山两个宣传队都去参加。
领导毕当即反对，说：“江背分场参加县里汇演这是党委决定的，不能更改。”江主任是个直性子，他听了毕场长的话不以为然，态度鲜明地就把县领导端了出来。说他本人就是受领导委托专程前来落实此事的。希望毕场长给他一个台阶，好向领导有个交待。江主任把话说到这个分上，毕场长仍不让步……。一位从不涉足文艺宣传的领导，为什么因这样一件并非原则的小事与县上较劲？当时我有点难解其意。
林书记大概碍于初来乍到，开始一直只是听着，而不轻易开口。他听了分岐双方的意见后，及时结束了沉默，恰到好处地提出一个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法说“不”的最佳方案。他说：“上级如此重视，派专人莅临指导，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他呷了一口茶接着说：“我的意见是两个队都参加，但俩个宣传队的演员不全部参加，也就是说各抽调部分主要演员，集中排练。这样既能节省人力，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又能提高节目质量。江主任，你看怎么样？”
林书记的归纳熔双方意见于一炉，取长补短，各得其所，自成优势。江主任当即表示双手赞成。当然，毕场长也难有微辞。事情就算定了。
这样，人员要重新组合，节目要重新安排，时间又迫在眉睫，工作就必然十分紧张。于是，我被留了下来，负责抽调演员，赶排节目。
首先，选调演员就是一件难事。都是爱蹦爱跳爱唱的少男少女，又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排练。天天在南山拿锄头修地球，谁不想到县城去风光几天呢？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只能按总场规定的人数择优录用。择优了的高高兴兴，没择到的气冲斗牛。有几个女孩子还闹到总场领导那里告我的状，说：“他金成凭什么只选别人不选我，我哪里比人家差？”有的还哭哭啼啼，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闹得总场不得安宁。
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闹得如此不可开交，这是我深感意外的。我原来估计没取上的会有意见，但只要领导做点说服解释工作，无论如何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尽管我的所有工作都做得谨小慎微，不曾有过任何过失。但多年的风风雨雨养成了我一种政治过敏症。当我获知有人在总场大闹时，就禁不住有些提心吊胆，继而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该不会节外生枝，又给我招惹什么灾祸吧？
倒霉的人怕什么就有什么。第二天，毕场长就来到了宣传队的集中排练地江背分场。他一见我就语冷色厉地说：“老金，你卷被子回去。先到场部去一下，林书记有事找你。”看他的表情，听他的语气，我知道大事不好，情况严重。我只能猜测一定与这次汇演有关。但怎么也想不出“不好”的所以然，“严重”在哪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天我刚走，毕场长就集中宣传队全体队员开会。他首先宣布金成开除出宣传队，同时宣布解散二分场宣传队。理由是二分场宣传队被金成这样的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成了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工具。接着就大骂金成之流搞宣传队的目的就是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削尖脑袋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钻。然后就一竹篙打一船：“你们搞什么宣传，还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你们唱歌跳舞，能唱出谷来？跳出米来？唱个屁，跳个屁！你们就是好吃懒做，变着法子找快活……。”一阵雷霆之怒，唬得在坐的所有人没一个敢出大气。
我扛着一床破被，夹着几件换洗衣服来到总场，在党委办公室找到林如春书记。我说：“林书记，你找我？”
林书记打量着我说：“你就是金成吗？”
我说：“是……”
我刚说一个是字，林书记的脸色陡然一沉，接着就用一种威严的口吻说：“想不到南山垦殖场还有你这样一个人物！党委决定了的事情，你上串下跳要推翻党委的决定，企图牵着党委的鼻子走。这就是阶级斗争！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接着，林书记就从我的反动家庭出身，数落到糟糕的现实表现；再从文化大革命的斑斑劣迹，数落到不可饶恕的三反罪行……。这段话虽不长，却把我勾勒成了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魔鬼式的大坏蛋。
我心里明白，这决不是林书记的语言。一个刚来不满十天，连“金成”这个名字都是刚从别人口中才得知的新领导，怎么可能把一个普通工人的“政治历史”，“劣迹罪行”如数家珍？对于林书记的复述――我只能把林‘书记的这段话用“复述”二字代言之，我静静地听着，这不仅仅是出于对一位新领导的尊重，更想看一看那个居心叵测的人到底给我泼了多少脏水。
林书记说完，我本想逐一申辩，但又觉得没有必要。于是我换了一个角度说：“林书记，如果不是别人告诉你，你连南山有没有‘金成’这个人都不知道。显然书记刚才对我的评判全是别人的语言。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是毕可风！……。”我在这里说得很直率，但我尽量压抑自己的愤怒，说话的语气还是比较平缓和理智。
林书记不至可否地说：“他对你有成见？”
“我不知道，我好象从来也没得罪过他。”
“那他为什么对你这样？”
林书记的话很平实，没有半点官腔。我想，在书记面前，我不应有什么顾虑和保留，该说的就要向书记表个清楚明白。于是，我接过书记的提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打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样，但我知道他想怎么样。看架势，他是想利用你林书记初来，情况不熟，借这次文艺汇演的一点枝节问题，无限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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