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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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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在江西越冬，既避过了北方的严寒，又欢度了家乡的春节。当本地花开花谢即将交替，已是春耕大忙的前夕。此时蜂场便首度转运至“人间天堂”…—苏州。
蜂群先经铁路后转公路运抵目的地。一到苏州木渎，只见金色的油菜花，红色的金英子无边无际，在平坦的沃土地上随风飘舞，象是在得意地展示自己的丰姿，又象是在向新来的客人点头致意。蜂箱一下车，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安顿好位置，迅即打开巢门。在路上闷了几天的小宝贝们机灵地，秩序井然地从巢孔中咬尾而出，先抖抖身子，举起两只前脚抹一抹头脸，再伸长两条后腿梳理梳理翅膀，这是在清洗一路风尘，作出工前的准备。然后竖起头上的两根天线般的触角在空中画一个圆圈，这是在窥探花源，辨别方向。瞬间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只见它前脚一点，后腿一蹬，双翅一张，身体一踨，象出膛的子弹朝既定目标径直飞射而去……。不久就贮着满嘴满腹的蜜，粘着满身满腿的粉回到箱巢中。卸下花粉，吐出蜂蜜，又直奔花源而去。来回往返如穿梭，花不谢蜜不干就永不停歇，直至累死在花间、途中、巢旁。整个蜂群就是一个齐心协力的集体，看不到偷懒的，找不到自私的，每一条小生命都是这样前赴后继给人类酿香造甜。那份勤奋劲，无私心，奉献情，真让人自愧不如。
约一个多月后，江南渐渐绿肥红瘦，而北方却正悄悄步入鸟语花香的盛期。蜂场便二度开拔北上，在上海上轮船，过勃海，入大连至新金地界扎寨。这里槐树花有的正含苞欲放，有的已敞开胸怀，把漫山遍野装点得一片洁白，倾情地迎接从远方而来的客人。进入槐林，空气中散发的浓郁蜜香，令人陶醉。我们在这摇钱树下、蜜糖罐里开怀月余，直到人尽兴，糖入库，钱进帐……。
八月，蜂场再次跋涉，经北票，过赤峰，进内蒙古至昭盟的哈巴旗落脚。这里的沟沟梁梁都是草木樨的世界。这种植物花小而繁茂，蜜多而香浓，而且糖稠味美，是理想的蜜源物种。至此，采蜜便完成了一个周期。约十月底，除少数人仍留在北方守场外，大部分职工均可经北京南下返家（蜜蜂要到十二月才南返本地越冬）。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周游了小半个中国，并在北京，上海，大连，苏州这些古今名城游玩观赏。虽然我极少上公园、逛大街、赏名肴，大部份时间都是待在窝棚和旅社。但我至今仍保留那份不枉此行的自豪。养蜂人跟着蜂群，四季追花夺蜜，长年逐春创收，免费旅游，见多识广，真是赏心悦目，堪称人间美差。而蜂场每到一地，工作称心，生活顺心，更让人乐不思蜀。
这一年，我虽然是组里的一名“学徒”，可组里几位师傅对我的尊重和照顾却超乎寻常。我几乎觉得这一年他们让我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
我们组一共四人，组长陈开生，组员黎火珠、陈火才和我。他们三人对我真是“相敬如宾”。每天扫蜂箱，查蜂坯之类的事，如果我自己不寻活干，组长是不会要我干任何事的。每次绞蜜，这本是最忙的时候，他们也只是让我闲在一旁不让插手，说有他们三人足够。连一日三餐也只是让我张口吃饭，伸手放碗。甚至连切菜洗碗之类的事情我也干得很少。这不是把我当大老爷供着吗？只有两件事他们逼着我干，我不会他们就逼着我学。
一是打扑克。我调养蜂场以前，连扑克牌都认不清。因为我从未摸过，也无心去看别人打。现在如果我不打，就是三缺一。我不能给全组人扫兴，不得不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在他们的指点下，经过我的一番努力，终于懂得了一点皮毛，马马虎虎可以上桌配脚。
二是喝酒。吃吃喝喝是江湖人的一种时尚。吃是没问题的，每天鸡鸭鱼肉，如果自己不收敛一点，他们决非我的对手。可是喝酒我就不行，从小到大滴酒不沾，哪怕闻到一点酒味也会头晕难受。可他们三人个个都是干杯能手，无肉不下饭，无酒不上桌已是他们的习惯。就我一个人端起碗来就吃饭他们不过意。所以天天逼我练喝酒。
他们先让我喝甜酒，再骗我喝白酒。可是我真的无用，不管什么酒只要一进口，就比喝毒药还难。其实我也想学会喝点酒，有时强蛮咽下一口，那可不得了，就象喝了敌敌畏，从喉咙到肚子火烧火燎，接着就头疼头晕满脸通红，全身不舒服。这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就只有在床上渡过了。他们费尽心机，我吃尽苦头，最终还是与酒无缘。
你们吃过新鲜纯正的蜂王浆么？听说在古代那是专供皇帝享用的贡品，其价值与金子一般贵重。那东西刚从巢孔中取出的时候，稠稠的，乳白色，内有一条蜂王幼虫。吃起来酸酸的，怪怪的。它的营养价值只要看过那比一般工蜂大三四倍的蜂王就一目了然了。
蜂王和工蜂原本是由同一只蜂王产下的毫无区别的卵孵化发育而成的。只是蜂王的卵产在一个特制的巢孔内，它就享有了与一般工蜂不同的待遇。一般的工蜂自幼吃的是一般的蜂蜜。而蜂王自幼享用的就是这种由无数工蜂专为它采集酿制的高级补品。吃了这种补品，不但长得身肥体壮，而且繁殖力极强。
就是这种营养宝贝，那一年，我不但吃过，而且还经常吃。蜂场每到一地，开生师傅就挑出几个蜂箱，装上特制的巢坯，蜂王就会在里面产卵，工蜂就会采集一些特殊的物质酿造出王浆。每隔一段时间，开生师傅就取一次，供我现场现喝。这样，进养蜂场时瘦得皮包骨头的我，半年多后就成了一个大肚皮，粗脖子，双下巴，骨粗体健的大胖子。回到家里，熟悉的人都为我的巨变感到惊讶。这一年，我真象独脚鸡雏掉进了米箩里，肚里装的眼里看的全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二山重水复
蜂场每年年底都要返场学习整顿，结算盈亏。这年回场不久，就有人告诉我，党委要把我从养蜂场调出来，负责组建南山垦殖场文艺宣传队。
那时，从上到下都重视宣传工作，而文艺宣传是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我们县的文艺宣传工作搞得尤为出色。大多数公社早已成立了半专业的文艺宣传队。好几个公社的宣传队不但在本县红极一时，而且在全区全省也颇有名气。南山垦殖场是全县最大的农场，场党委为适应形势的要求，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也下决心成立南山文艺宣传队。
根据其他公社的经验，宣传队直属总场，由场部划拨一块生产基地，提供一个活动场所，供宣传队农忙忙生产，农闲排节目。
文艺宣传虽是我的所好，但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在那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岁月，实在不是我的谋生之道。再说回场里搞宣传队，就意味着又回到水田旱地，回到风雨寒暑之中。更让我恋恋不舍的是，我调蜂场仅一年，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头，北京上海我还没来得及游览，东西南北还有许多地方没去过。那种消遥自在的日子我还没过几天，怎么就把我从糖窝里调出来“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呢？我实在不愿意啊！
那段时间，虽然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找过我，通知了党委的决定，很客气地说明了调我的原因。但我在强调了一大堆困难之后，表示坚决不离开养蜂场，请党委另选他人。此后，我就躲了起来，想用这种办法来回避总场领导，婉拒这次不称心的调动。
我要么躲在家里不出门，要么躲在蜂场不露面，即使非外出不可，有时对面碰上场部领导，我老远就赶快弯路而行，避免狭路相逢。
其实，如果党委领导认起真来，我的对策又有什么用呢？只要办公室一纸调令下发我的所在单位，由蜂场领导通知我按时到总场报到。我若不从，把我原单位的工作、工资、粮油一停，我不乖乖地就范，难道还有别的路可走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应了我们老家的一句老话，叫做：“轿子不坐坐猪笼”。我想到了抗旨不遵的后果。但是蜂场与宣传队的利益反差，甘苦对比实在太明显太悬殊了。情趣、爱好、理想虽然在我的身上并未匿迹，但此时的我更看重的是实际与实惠。因此我决定冒险抗上，希望总场领导能生恻隐之心，收回成命。
就这样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党委并没有与我较劲。我的调动风波好象已经过去，与总场领导偶尔相遇也无人再提及此事。我心里算是踏实了下来。
直到春节过后，眼看春耕即将开始，蜂场准备转运。有一天上午，我从蜂场出来买烟。正好碰上林如春书记跨着自行车从场部方向迎我而来。到我身边，他跳下车，既认真又平和地说：“金成，我正找你，你到场部来一下，有事……”
有什么事他没说，却推着自行车与我并肩而行。一路上他只是象一位老朋友与我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如问我在养蜂场到过什么地方呀，北方与南方有什么不同呀，在北方生活习惯不习惯呀等等。谈笑中就步入了总场办公大楼。他锁好自行车，领我走进会议室。一进门我就发现总场的几位主要领导和办公室吴主任都在座。林书记招呼我坐下后，办公室主任就离座而去。当我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林书记就说：“金成同志来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什么事？他还是没说，但此时我已经明白，就是办宣传队的事。这时吴主任又回到了会议室，手里还捏着一张什么东西，走到我身边，冷不防往我口袋里一塞。我还没反应过来，林书记就站起身说：“我们同金成同志一起到果园场去……”。林书记说话的时候，我掏出那张纸一看，原来是一张工作调动通知书。
一把手发了话，其它领导都先后出了会议室，各自推出早已准备好的自行车。林书记问吴主任：“金成的车子准备了吗？”
吴主任手一指对我说：“那部新车是你的。”于是一支醒目的车队从场部门前那个斜坡上鱼贯而下，向果园场方向飞驰。
事情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领导对我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如果再拗下去，那就要被人责之太不识相了。
这次去果园场，我算是列席了一次党委扩大会。列席会议的还有果园场的周书记（就是当年水塘头的周队长）。会上当场敲定了宣传队的生产基地，排练场所，并确定了宣传队的基本人数。看得出来，党委对宣传队的成立是郑重其事的。
宣传队就这样算是成立了，该决定的问题都决定了，该落实的事情都落实了。可此时的宣传队还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那划拨的二十多亩旱地正等着翻耕播种；花生一下种，很快就会青苗出土，松地除草二至三遍足够上半年忙的。县宣传部早已下达文件，国庆节要举行全县文艺汇演，节目也需尽早准备。千头万绪就等我敲锣鸣鼓，搭台开戏。
当务之急就是调配人员。党委已经授权给我，只要宣传队需要，金成点名要谁就调谁。全场有文艺特长的人大部分我都熟悉，为了慎重起见，我先调来几个骨干。这样遇事也好有个商量；同时也要尽早派人到长沙等地购买部分服装乐器等基本设备；等人员基本到齐就可以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排练，来个双管齐下，早上正轨。
一旦承担了责任，就要全力以赴――这是我一贯的性格。
宣传队成立伊始，生产队长、宣传队长、编写节目、安排角色，全系我一人。白天我带着队员们整地种花生，晚上独自一人在家里找资料，编剧本，下雨天带着队员们读剧本背台词。
一进排练场，我就发现我们的男女演员虽说平时活蹦乱跳的，但毕竟没经过正规训练，凭着一点爱好，平时吹拉弹唱跳演，都是乡下锣鼓乡下响――乱打乱好。加上我们负责导演的小周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所以我们的总体素质是业余中的业余。这种水平的节目无法精彩。
可是县汇演的时间虽定在下半年，对诸事尚无头绪的我们来说，时间仍是十分紧迫。如果就这样“因陋就简”参加汇演，到时平平淡淡地去，无声无息地回，当然也能说得过去，因为我们的队伍刚成立，哪能与人家经过多年磨练的老班老队比。但是我不愿意这头一次亮相就让人小觑。因此我必须拿出办法，力争在短时间内尽快提高宣传队的总体水平。
我没有想到别的，只想到如果能采取带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应该会有较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把宣传队带出去学习，家里的生产怎么办？早种的花生叶青苗壮，杂草也乘机冒了出来。这段时间天气晴好，正是松土除草的最好时机。我必须拿出一个两全的对策。
我向总场汇报了我的想法。要求总场能否让中学利用劳动课的时间，支援我们，给花生松头一茬土，拔头一遍草？总场同意了。于是，除留下少数人在家指挥学生劳动，我亲自带领大部分队员到县剧团拜师学艺。
这一次我们在县剧团演员和导演手把手的指导下，边练功，边学戏，在几天时间内，既掌握了练功的一些基本方法，又学会了当时很走红的一出小戏《渡口》。其他队员也都对口自己的行当，自拜师傅分别领教。
通过这次上门学习，演员的一招一式，乐队的吹拉弹打都大有长进。后来我又带着部分演员到县剧团学排了当时省内的优秀独幕剧《女铁匠》，也收到较好的效果。我们还常请县剧团的胡导演前来做客，现场指导我们排戏练功。从此，我们与县剧团一直保持良好的师徒关系。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队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参加县汇演的节目一般都要求自编自演。这一年的暑假，江西师范大学的几位老教师来我们县举办为期半月的创作培训班，我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在这个训练班上，我创作了独幕剧《红方》。写的是赤脚医生红方给一位老保管看病。可看来看去，在老保管身上却找不到任何症状，各种健康指标都正常。从生理上看，老保管根本就没病。而他的神态却是愁眉不展，痛苦不堪，一副病态。面对这么一个反常的病人，红方以她敏锐的目光，非凡的智慧，断定老保管患的是心病（即思想病）。经过仔细的观察，缜密的分析，在大队民兵连长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老保管的病根。原来由于老保管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思想麻痹，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住在他隔壁的老地主杨继祖与他往来不断，常盗得他的仓库钥匙潜入仓库作案，使老保管物资被盗而不知，账物不符而犯愁。故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饮食不思，夜难成眠，导至心力憔悴，久“病”不愈。红方当机立断，对症下药，设下埋伏，巧抓现行。给老保管上了生动一课，为老保管明了病因，除了病根，使之精神重新振作起来，重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这个应时之作在国庆汇演中获得了优秀创作奖和优秀表演奖。在宣传部长的总结报告中，还专有一段话点名褒奖。大意是说：南山垦殖场文艺宣传队给大会带来优秀小戏曲《红方》，成功的创作和出色的表演为本次大会增添了光彩。
在这次汇演中，我们自编自演的群口词和宣传计划生育的《茶花妹子娶老公》等节目，也都分别获奖。打响了宣传队成立之初的第一炮。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三一路春风
之三一路春风
一九七六年五月底，遵照党委指示，宣传队从果园场搬江背分场。
江背分场在锦江岸边，水丰田肥，是南山垦殖场的主要粮仓。江中有一片沙洲，河沙接岸。宣传队搬江背分场，除了要耕种分场划拨的二十多亩水田，还要包供附近社场的建筑用沙，生产任务十分繁重。
这样，我就长期家分两地。虽然大女儿早已送回老家由我母亲带养，但此时，我的老二又已出世，妻子既要操持家务，照料出生不久的儿子，又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取工分度日。加之原本拮据的经济，现在分居两地花销，就更加捉襟见肘。我每次回家，正秀总是怨声不断，而我又实在无法对她解释和安抚。由于生产、排练、创作任务的急压，我甚至连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我不能助她一臂之力，只好把年近七旬的老母和女儿从老家接来，让母亲同时照看女儿和儿子，附带帮着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家务。
但是，老母不能长住南山。因为老家还有两个尚未成家的弟弟，最晚古历年底必须送她回家。
眼看年关迫近，春节巡回演出的一台节目，排练任务还十分艰巨，我实在分不出身。在力争母亲、妻子的同意后，只有让老母亲带着不满三岁的女儿，在无人陪送的情况下，单独踏上归途。
那天，我送母亲和女儿到思泉铺汽车站。那时车少人多，乘车很是困难。等了好久，终于来了一部由他县开往我县的班车。但这部班车没有进站，停在车站下面的公路边上。我要婆孙俩快去上车，我赶紧到窗口去排队买票。正在我掉头走向窗口的那一刻，一部由我县开往他县的班车也进了站，就停在站台门口的车道上。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母亲，哪里辨得清车辆来去的方向，一见有车进站，慌慌张张提着行李，就近上了这部与她的目的地背道而驰的车。
我买了票跑步送到路边那部车上，不见了母亲，我想糟了，婆孙俩一定是上错车了。而那部开往反方向的车又早已离站而去。
我心里十分着急，这一老一少如不能及时发现自己正在南辕北辙，真不知要跟着车错到什么地方呢！我立即向站长反映了情况，站长马上给我找了一部车往他县方向追赶。我一上车就催司机快开，不一会就追到了他县车站。车一进站我就发现婆孙俩已经下了车，就坐在站台的行李包上，一路提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我下了车，见婆孙俩坐在包上有说有笑，居然一点不惊、不慌、不怕。当我带着几分诧异走近她们，叫了一声“妈”的时候，老少俩竟表现得那样平静，母亲还喜滋滋地给我细说起车上车下的新鲜事来。
原来，她们上错车后，车近他县时，母亲问旁边的一位旅客：“这位叔，前面是墟家站吗？”
墟家站是南山到我们县城途经的第一个大站。那位旅客一听，知道她们是上错车了，忙说：“哎呀，老人家，你上错车了，那不是墟家站，是他县县城。”
婆孙俩听了，老的吓得惊慌失措，小的竟哇哇地哭了起来。这就引起周围旅客的关注，都纷纷凑过来，有的安慰，有的提办法……
不一会，汽车就进站了。前面那位旅客热情地帮母亲提着行李，几位青年男女搀着母亲抱着女儿下了车。把这一老一幼安顿好后，其中一位还掏出钱来说：“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去给你买回程的车票。”另一位说：“我去车站联系一下，请服务员招呼你们上车。”
不一会几个年轻的服务员就来到母亲身边，亲切地要扶婆孙俩去候车室休息。母亲感激地说：“不麻烦了，一会儿我儿子就会找来的，我在这里他一来就看得见。”
母亲正说在得意处，服务员就来招乎我们上车。我甚至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一声，她们就忙别的事去了。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
母亲独自带女儿回家，我最担心的是婆孙俩在县城转车时出差错。我的家是在一个偏远的农村，车到县城后，还要转乘新余方向的车到水北站下车，再步行近二十里才能到家。而我们县城是个中转站，有好几条公路在这里交汇，来往的车辆很多。如果在这里上错了车，就不知要拉到东南西北哪一方了。我反复嘱咐母亲要注意的事情，车到南山后，我就下了车，让婆孙俩相依前行。
本来我估计车到县城还能赶上去新余的末班车。可那天婆孙俩真不赶巧，车子竟在半路抛锚，待修好后，到县城已是傍晚，开往新余的末班车早已远去。当天回家已无可能，婆孙俩在车站又没了主意。天寒地冻，无亲无故，到哪里去渡过这漫漫冬夜？
车站的人都走散了，最后只剩下这老少二人。有一个服务员发现了，走上前问：“老人家，没车了，你怎么还不走呀？”
母亲说：“走哪里呀？”
服务员一听便知道这是一个乡下老人，就问：“老人家你去哪里呀？”
母亲说：“我回家去。”
服务员又问：“你家在哪里呀？”
母亲说：“是清江县义成公社。”
服务员有些奇怪地说：“好远哩。你儿子怎么不送一送你呢？”
母亲说：“儿子忙，没空。”
我想此时那位服务员一定在心里说：“哪有这样的儿子啊，这么远的路，这么老的娘，还带着这么小的孙女、这么多的东西，再忙也应该送送啊。”服务员没有多说话，提了母亲的行李，领着婆孙俩到车站饭店，自己掏钱开了房间把我的母亲和女儿安顿下来后，又提来热水，给婆孙俩洗脸洗脚。临走还跟饭店的服务员打了招呼，叫她们第二天叫醒这婆孙俩，别误了坐车。当其他服务员了解实情后，也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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