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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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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演是地区林业局组织的，参演节目的审查自然要过这最后一关。修改后的剧本我立即交总场派人送地区林业局过目。其余发给各位演员，重新背台词赶排练。此时距汇演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地区林业局负责审查节目的恰好是一位副主任，此时林业局革委会又恰好只有一个副主任，而剧本中的池道也恰好是一个林业局副主任。那位副主任看完剧本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不就是在写我吗？”
虽然在人物介绍中，地区前加了一个“某”字，冠名是某地区林业局革委会副主任，可在当事人看来，什么某不某，不就是地区林业局副主任么？地区林业局副主任不就是我一个么？难道我是四人帮？于是，这位副主任大笔一挥，怒气冲冲地在剧本的头页上批示：此剧与事实不符，不能上演，建议在当地也不能上演。
一梭子弹，把剧本毙了个尸骨无存。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南山垦殖场本来一贯与地区林业局关系甚好，领导之间一直往来不断。可此后，据说地区林业局的领导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南山，不知是否与此事有关？所幸的是南山党委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悬着的一颗心很快放了下来。只是我的妻子从此再不让我写什么了，说那是自找麻烦，自担风险，自讨苦吃。
《锦江激流》被枪毙后，汇演的节目还得继续准备。我偏爱戏剧，还是决定赶写一个小戏。
一九七二年，我曾随县创作组一同赴湖南的文家市和江西的铜鼓一带考察过秋收起义的史实。对革命老前辈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有所了解。因此，我想写一个反映这一伟大革命实践的独幕剧。我夜以继日地构思，争分夺秒地疾书，初稿很快进入尾声。可是不幸的是剧本被妻子发现，她把文稿撕得粉碎，一把火烧了……。我无意责怪妻子，只能心情沮丧地向党委如实汇报。
这样，重新写已来不及了，只有把不大合乎时宜的老戏《红方》拉出去凑数。演出后也受到好评。其余自创的几个节目全都获得创作奖或表演奖。其中女声表演唱《我在农场安了家》还被评审组选为参加赴省汇演的重点节目之一。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六世态炎凉
地区汇演之后，我感到很累，真想好好地休息几天。可那时的我哪有这份福气，家里烧柴没有了，必须赶快打了送回去；下半年沙子销路好，河边的存沙已不多，必须抓紧时间挑沙上岸，以免断货；眼下又有传闻，四人帮打倒了，但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还在，我们这些曾走过弯路错路的人都要向组织向群众“说清楚”。各种压力仍让我喘不过气来。
其实，我的问题早就反反复复说清了，翻箱倒柜查清了，不知道这次“说清楚”又有什么新要求。唉，当年失足一步，至今已是十年。十年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神经紧张。这挥之不去的晦气，何日才是个头呢？
反正运动还没正式开始，多想也没用，还是集中精力把队里的生产问题，家里的生活问题先解决再说。那段时间，我与男女队员一道，每天早出晚归抢挑河沙。很快河岸上就出现了几座金字塔似的沙堆。
有一天，队员们个个汗流浃背，坐在河边短暂休息。突然有一个队员问我：
“金成，上次游泳（县文化馆分管群艺的负责人）来帮我们排节目，在外面吃饭的那张发票你报了吗？”
我说：“没有。”
我刚说这两个字，就见队员们面面相觑，无人言声了。
我觉得事有蹊跷，追问道：“怎么了？那张发票现在还搁在我抽屉里呢，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好象有什么话欲言又止？”他（她）们见我着急的样子，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
一个月以前，节目排练最紧张的时候，县里各主管部门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有一天县文化馆又派游泳老师亲临南山指导……游老师是个业务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负责的领导，经他指导的节目，面貌焕然一新，水平必上档次。人家从县里来，为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不招待一下，我心里过意不去（当时排练场选在南山坳总场礼堂的舞台上）。中午，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交给负责排练的小周说：“小周，你带游老师到饭店去炒点菜，喝点酒，回头把发票给我。”
就是这么一张不足五元钱的发票，事后我请分场党支部书记王欣签字报销。王书记说饮食发票不能报。我什么也没说，收起发票，心平气和地走了。我理解领导的难处，吃酒吃饭的发票不能报是有规定的。
几天之后，游老师又来了。那天我不在家，中午是小周掏钱带游老师到饭店用餐。他所开的发票第二天由分场孙副主任签字报销了。我没有因此就拿自己的发票去请孙主任签字。我知道，一把手没有同意的事，再借机去找二把手，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
但是，有一天我因公外出去了，正巧就在这一天，分场召开职工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这位王欣书记竟突然破口大骂起金成来。说金成是个专搞阴谋诡计的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幕后指挥打砸抢。现在仍然不思改悔，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挑拨领导关系，破坏革命团结。一张吃喝发票在我这里报销不了就欺骗孙副主任签字报销……这不是搞阴谋诡计、挑拨领导关系是什么？
听队员们的描述，王书记那无限上纲的口吻，杀气腾腾的气势，非十冤九仇者不至于此。王欣书记为什么对我如此冒火？是我冲撞过他吗？没有，从来没有。是他把小周报销的那张发票错以为是我的，因误会而动怒吗？也不象。如果是一般的误会，孙副主任、小周、还有我，天天都在分场，天天都见面，随便向谁打听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何以趁我不在时对我突然发难呢？我实在不能理解，于是大脑马上就进入那种多年形成的敏感的推测：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把某些人的某些功能冲涮得转轨变型，对人对事容易偏激、粗狂。现在十年风雨后又传来一点尾声，在有些人的眼里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场新的群众运动的开始，因此适时地显示其革命的斗争性和领导者的权威性就理所当然。看来，我还得作好准备，迎接这冬去春来的最后一阵换季风。
我心里虽然被无端的诽谤所激怒，但我仍极力保持情绪的冷静。我想当面对王书记把事情说清楚是必要的。中午，我在办公室找到了王欣书记，正好总场林如春书记和余生副书记也在场。一进门，我心平气和地说：“……王书记，我是你的下级，我有缺点错误请你当面批评，我不是个目无领导的人。那天晚上你在职工大会上说的那件事，我想向你解识一下……。”
我话没说完，他就以仿佛要压倒一切的气势吼了起来：“还用得着解识吗？我说了你搞阴谋诡计，说了你挑拨领导关系……一张发票在我这里没有签字，你就找孙副主任签字报销，这不是搞阴谋诡计是什么？不是挑拨领导关系是什么，我说错了吗！”王欣书记把那天在大会上说的话又当着两位书记的面重复了一遍。那架势简直就是在总场领导面前对一个犯罪分子的宣判。
我平常是个没什么捡拾的人，有时候连衣服鞋子也会找不到下落。所幸这一次那张发票没有被我弄丢，来分场办公室之前，在抽屉里找到了，现正捏在手里。要不然，我无凭无据，而他永远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怎么说怎么有理。而我——一介平民，人微言轻，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即便是说清了也无人信。但是现在，我手里攥着这一根救命稻草，不必多费口舌，只要把它亮出来，就可以煞住他那不可一世的气焰。
面对王欣的张狂，我无法保持冷静。他的宣判一停，我攥着那张发票的手颤抖着往桌上一拍，通的一声，手指松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随着巴掌扇起的一阵风飘拂了几下，就稳稳当当地横躺在桌上。我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吼道：“你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总场两位书记见我发了火，余生书记劝我冷静一点，如春书记拿起发票看，说：“这就是那张发票吗？老王你看看，怎么搞的嘛……”王欣接过发票瞟了一眼，脸色骤变，目光闪躲。他显然没有料到，事隔一个多月，金成这家伙还会保留着这么一张薄薄的小纸片。
他哑口无言地愣在那里。而我却还有一些话必须当着总场领导的面作一点表白。我说：“我们几个当事人天天都在你的眼皮底下，随便问谁一声，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事情就清清楚楚了。可是你一不了解二不调查，却乘我不在，突然在群众大会上对我破口大骂，你就不怕口臭牙碜？今天幸亏这张发票还在，否则，只能由你一口咬定，横批竖斥，哪有我申辩的余地！我金成人穷志不穷，一张几元钱的发票还赔得起。只是赔了钱还受冤，你王书记的良心就过得去吗？”
我说这番话，两位总场领导并不打断。余生书记不时地睨一眼呆若木鸡的王欣，嘴角露出一丝强忍犹露的笑。如春书记听着我的慷慨陈词，有时微微点头，好象是同情也好象是认可。当然他们不可能当着我的面批评王欣，也不可能当着王欣的面明确表示对我的支持。我能理解，他们要从全局出发，照顾王欣作为一级领导的威信。然而，两位领导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特别是林如春书记最后说的几句话，既为我消气，又帮王欣下台。我的话刚停，只见他习惯性地干咳两声，露出满脸笑容，俨然象一个和事佬似地说：“金成，算了啰，你是个知识分子，写剧本的人，宰相肚里能撑船。老王，你把金成这张发票签字报了算了，人家也是为了工作嘛。”
王欣只得拿起笔，在发票上签了“同意报销”四个字，然后写上了自己的大名。我本想拒绝，说一声我金成再穷也不会希罕这几元钱。但转念一想，有两位书记的现场磨合，该说的也基本上都说了，又何必得理不饶人呢？算了吧，今天留根线，日后好见面。再说人家是书记，我惹得起吗？于是拿了发票就走了。
不久，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步步深入。深挖四人帮在各地的线上人物也紧锣密鼓。接着就轮到我们这些人“说清楚”了。先是学习有关文件进行宣传动员。我们的王书记在动员大会上甚至用上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政策警句。还号召群众要大胆检举揭发，打一场路线斗争的人民战争，让阶级敌人无处藏身。
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和过去一样，我第一个站起来，说清楚了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因为没有人检举新问题，也无人发表其他意见，王欣书记也说不出什么，我的“说清楚”很快在江背分场获得通过。
但是，文革期间，我一直在二分场，我的主要活动自然也在那里。我料想，早晚还得回那里去“说清楚”。果然没过几天，二分场就通知我回去参加“说清楚”大会。接到通知的那天下午，我提前吃了晚饭，步行了六七里，亮灯时分到了二分场。
二分场与果园场原是同一分场，现在虽然分了家，但果园场的许多职工仍住在二分场，我的家也在那里。那天我风尘仆仆地进了家门，家里却是黑洞洞的。我叫了一声“正秀”，没人答应，拉亮电灯，只见正秀抱着儿子，蜷缩在后门口抹眼泪。
我走过去问：“怎么啦？”她掏出手帕，揩干脸上的泪水，向我哭诉起刚才在自家门前受到的屈辱—
农村很多家庭都会养鸭子，我家也养了两只。鸭子爱群体活动，每天早晨各家的鸭子放出来，它们很快就集合到一起，呷呷呷地欢叫着，争先恐后地蹿入水田，跳进池塘，觅食，嬉戏。这些家伙疯得很，常常出了门就不思归，直到很晚，不去赶它就不回来。所以每天傍晚就有人把鸭群从老远的地方追赶回来，围堵在分场前面那块空地上，各找各的捉回家。
今天正秀见左右邻舍都提了鸭子回家，也赶快跑出去找鸭子。自家的鸭子天天见惯了，一眼就认识。我们家那两只打小就在头上剪了毛做了记号。现在长大了，羽毛长长了，但刀剪的痕迹仍然可辨。她很快就找到自家那两只，拎着脖子，摸摸鸭背，看看标记，确认无误才提回家去。
刚到家门口，一个女人追了过来，嘴里喊着：“傅正秀，别走，这两只鸭子是我的。”
正秀说：“我做了记号的，不会错……”
那女人说：“我也是有记号的，我在它的脚上箍了铁丝。”可正秀明明看到鸭子的脚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不由正秀分说，那女人一把从她手上把鸭子夺了过去，嘴里还盛气凌人地喋喋不休：“别人的东西你也捉回家去，长眼睛了没有，下次再这样，对你不客气……”边说边提着鸭子扬长而去。正秀眼睁睁看着人家把自己的鸭子抢走，还被她当众羞辱了一番，自知势单力薄，只有躲进家里无声地流泪。
我听了妻子的诉说，心里涌上一阵波澜。俗话说“麻糍都挑软的吃”。那个女人，别人的鸭子她不敢去抢，而对正秀却是肆无忌惮……。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多说，更不敢乱动。此时我还必须丢开一切烦恼，作好准备，以正常的心态走进会场向二分场的干部群众“说清楚”。
会场还是在那个老食堂内。我看着人到得差不多了，就主动进了会场，站在我应该站的地方，等待着主持人说一声“大会开始”。看来二分场高书记对这次大会并不十分重视。时间已过八点半，他就坐在原位上，连身体也没挪动一下，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只说了三个字：“开始吧。”我以为他还有话说，等了几秒钟，没见他有往下说话的意思。这时会场乱糟糟的，各种声音叽叽喳喳，连大会纪律他也不强调几句。
我知道高书记是个很正直的人。看来今天晚上更不会对我怎么样。我不敢让会议冷场。只好接上话茬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错误的。”我一开口，下面的嘈杂声小了些。“我在这里向二分场的贫下中农说一声对不起！我更要对李文民、周顺风、钱珠伢……等同志说一声对不起！如果当年不是我的宣传鼓动，十年前的那一团阴影就不会至今仍困扰着你们难以解脱；如果不是我的原因，十年来，你们就不会常常因此担惊受怕！你们是无辜的，一切责任都应由我来承担。请贫下中农原谅他们。如果你们还有意见的话，请惩罚我一个人吧……。”
前面我点名向他们说对不起的同志，当年都是跟着我参加了造反派的。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一字不识。当年正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误入歧途，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个别同志确因一时糊涂做过错事，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得太远，很快就回头了。
我已经听说了，在前几天的说清楚会上，他们都实事求是地说清了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说了当时是听了金成的宣传，受了金成的影响才参加造反派的。却没有一个人说是上了金成的当，受了金成的骗的。凡是涉及到我的问题，他们都说得有理有据有节，无丝毫夸张，更无不实之词。面对这样纯朴实在的他们，我就是鞠一百个躬，说一千句对不起也不为过。
接着我又把1967年6月18日前后我的全部言行再次重复了一遍。我说得很细，说得很慢，甚至把我所记得的一些细节也无遗漏地作了交待。我讲完之后，会场上无人发言。高书记便站起来扫视了一眼全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仍无异常反应。高书记就对我说：“老金，你先走一步，我们还有点事。
于是，我离开了会场回到家里。正秀问：“没人对你怎么样吧？”
我说：“我金成的一切作为，上可对青天，下可对干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我拉亮灯，打开门，只见那个女人手提两只鸭子站在门口说：“对不起，是我搞错了，这两只是你们家的，我那两只晚上回来了。”
原来，她家那两只鸭子傍晚赶上岸的时候与其它的鸭子冲散了，离了群，直到很晚才自己寻回家来。那女人散会回家时发现鸭笼旁伏着两只鸭子。不用说，是自己家的，就伸手把笼里的那两只捉了出来，把自己的关了进去。这才有了眼的这一幕。
我接过鸭子，说了声：“谢谢，麻烦你送来。”我这一声谢谢完全是诚心的。如果她瞒下鸭子宰了吃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谢的是她的良心尚存。
政治问题说清楚了，我如释重负。但愿十年恩怨就此了结。
第二天清晨，我领着两位懂点木工活的朋友回江背分场去。请木工去做什么呢？我请木工当然有请木工的道理。
我们宣传队的田段中有一棵脚盆那么粗的大樟树，树干高大，枝叶茂盛，不仅盖着三四分地不能耕种，还影响附近庄稼的生长。今年双抢前，报分场批准，宣传队把樟树锯倒、搬掉了。这样既可让周围的水稻增产，又可扩大几分田面积。可是那个大树兜仍霸在田中间无人问津。江背分场四面环山，砍柴十分方便，硬柴茅柴满山都是，谁会有肉不吃，而要费那么大劲去啃一块骨头呢？我向总场要求派来常驻宣传队的分场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周副主任对我说：“老金，你反正要打柴回家，那个树蔸，如果你吃得这个苦就去挖了，能劈两三担柴呢。”
我琢磨着，樟树是上好的燃料，况且树蔸离村不远，早晚都可去挖。就说：“既然没人要那我就要了。”就这样，我利用早晚时间，中午也不休息连续干了好几天。每天汗水淋淋，腰酸背痛，两手磨得满是血泡，才把树蔸挖出土。然后请了几个人帮忙把它挪到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准备休息两天后再挥刀抡斧，把它变成可入炉灶的干柴。
由于工程太大，总抽不出时间动工。一天周副主任和一位老工人问我：“老金，那个树蔸你是打算取点别的用途，还是做柴烧？”
我说：“我缺的是柴。”
周主任说：“烧了可惜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拿两担柴向你换好么？”
有这样的好事我当然同意。一个这么大的老树蔸，要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谈何容易！非光着膀子干它个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能用它换两担干柴担回家，既轻松又合算。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们既没给我柴，也没有动手去拾掇树蔸。
有一天，周主任突然又对我说：“老金，那个树蔸太麻烦了。其实也取不到什么料，最多只能取一块砧板。大费劲了，没意思。还是你自己去处理吧。”
树蔸过了一个夏天，干得铁紧铁紧的，劈起来更费劲费时。因此我也起了一点念头，先锯下一块砧板，剩下的慢慢再来收拾。所以这次回家就带了两个朋友到江背分场帮我锯树蔸。
到了江背分场，带他们在食堂吃了早饭，我们三人就扛上斧锯，正要出门。就在这时，王欣书记一阵风似地赶了过来，堵在门口，脸上还带着几分很不寻常的笑颜，嘴里却吐出一道阴阳怪气的勒令：“那个树蔸不能动，分场要用！”
这突如其来的禁令，搞得我晕头转向。我茫然地问：“分场要做什么？”王欣提高嗓门，锋芒毕露地说：“分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不能动！”
这时我才回过神来。他分明又是在玩弄权术，欺人太甚！我心里明白，此事我非他的对手。但我实在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仍愤愤不平地说：“你亲眼所见我辛辛苦苦干了四五天，那时你怎么不吭一声说分场要呢？周主任要拿柴与我换，你也是知道的，你怎么不说一声分场要呢？树蔸在外面风吹日晒了几个月，你怎么不说一声分场要呢？现在我请了人来处理，你就突然说分场要，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眼一瞪，手一扬，更加疯狂地说：“我说不准动就是不准你动！我说分场要就是分场要――就是这个意思！”显然，他对我的深仇大恨就是要在此时此事发泄。
此时的王欣，就象一只红眼公鸡，摆出了一副强者为王的架势。我知道，在他眼中我不过是老虎嘴边的一只羔羊，生吞活剥全在他转念之间！
面对气势汹汹步步紧逼的王欣，尽管我明白鸡蛋岂能碰石头的道理，进退维谷的我仍忍不住“豁出去”的冲动，竟无所畏惧地怒喝一声：“我今天就要锯蔸，我就不信犯了法！”
他当然不会被我的愤怒所左右。大概是觉得与我纠缠有失身份，便不屑地丢下一句极具威慑力的话：“你敢锯蔸，后果自负！”就昂首阔步而去。
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我激愤难平地对两位木工说：“走，锯蔸去！”
两位师傅站着不动，劝说道：“算了，为一个树蔸搞得这么僵不值得。自古以来，只有民让官，哪有官让民，你就退一步吧。”
师傅的话象一瓢凉水，在我烈焰熊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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