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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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搞得不错！”
　　听了领导的赞扬当然很开心。但是我没有带领导到班上去看上课的现场。我认为在领导面前过早地宣扬成绩是不明智的。因为全场的扫盲工作还很不平衡。所以我接过林书记的话，毫不掩饰地说：“可林西还纹丝未动！”我想，实事求是向领导汇报问题，只有好处，没有弊端。
　　林书记说：“你多去催一催。”
　　我说：“我几乎天天都去。”
　　林书记略加思索之后说：“你去打个电话到林西，叫李正书记来一下，说我找他。”
　　我脑筋稍稍转了一下，想到，我是什么人？在人家眼里，我有几斤几两？如果我给大队书记打电话，尽管是总场一把手找他，但话从我口中出，就怕人家听了打折扣，影响回应效果。因此我提议说：“这个电话最好请余生书记去打。”
　　如春书记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点头同意说：“余生书记，就麻烦你一下。”
　　余生书记到大队部摇通了林西的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李正。不到半个时辰，李正书记就一阵风似地来了。
　　林如春书记一见面，头一句就问：“你们的扫盲班办起来了吗？”李正书记一时语塞。林书记接着说：“你先去看一看人家山前，集中了那么多人，早就办起了扫盲班，搞得有声有色……。”
　　这一回，李正书记没有摆任何客观原因，也没有说一个“难”字，明确表态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开班，马上就开班。”
　　如春书记回过头来对我说：“山前这边你安排一下让他们自己搞。下一段时间你重点到林西，协助他们尽早把速成班办起来。”
　　第三天，林西的全日制扫盲班终于办起来了。两个集体大队一动，全民各分场就没有理由再拖后腿，都先后办起了业余夜校。这样，一个上下总动员，以多种形式办学的扫盲高潮就此形成。
　　扫盲速成班的浩大声势也促进了普及教育的发展。老师们上门动员适龄儿童入学、复学的时候，多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说词：“你们的父母都要上扫盲班学文化，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不上学呢？”原来对子女上学不太重视的家长，思想上也绷紧了催子女上学的弦：“现在不读书，将来长大了还要扫盲，多丢人！”
　　经过一个冬季的努力，通过县教育局的严格验收，南山垦殖场终于如期实现了“无盲场”的既定目标，并得到县政府的颁证认可。而普及教育几乎没有碰到任何阻力就实现了“双百”；函授教育也取得显著效果。我本人的业务水平就是在这段时间大有长进的。
　　从此，我仿佛成了全场教育工作的总管。凡学校方面的事情，党委不找别人，只找我。我感到有些越位，但又无法回避。时间长了，难免招惹麻烦，因为我毕竟只是个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第十章珍惜无价之二丁翔、黄涛和我
　　一九八一年，中心小学一位五年级的班主任随夫进了县城，这样小学毕业班就缺了一个班主任。丁干事立即去场部找分管文教的齐春鸿副场长要老师，而且是要能胜任毕业班管理和教学的骨干教师。齐场长一贯很支持学校工作，当即对丁干事说：“在全场老师中挑选，你要谁就调谁。”
　　丁干事说：“现有科任教师中找不到合适人选。”
　　齐场长又表态：“那就在全场干部职工中选择，你选谁就调谁。”
　　丁干事又摇着头说：“全场干部职工中也找不到这种人。”
　　全场教师中找不到一个合适人选，全场几千干部职工中也没有能教小学五年级的人。齐场长为难了，说：“那你说怎么办？”
　　丁干事更为难地说：“我更没办法，还是请场部考虑解决……。”丁干事丢下这句话就走了。
　　齐场长能怎么办呢？他分管的事情那么多，总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被你这一个问题占了吧。要解决，你丁干事也得提个初步意见，场部才好统筹考虑作出决断。可丁干事只说要人，就是不说要谁，把个难题扔给场里。丁干事就这样隔三茬五地找领导，一次次地把球踢给齐场长。还特别强调因无得力班主任，这个班已经乱得很糟糕了，再拖下去就不可收拾……。
　　其实我早就看出了端倪，丁干事对这种事情，一惯独有他的深谋远虑。
　　丁翔身兼文教干事和中小学校长三职，如果真正要干事，他一个人怎能忙得过来？于是，他早就在小学委托了一个人为他负责，此人姓黄名涛。可黄涛在小学负责几年，丁干事一直不给他申报任命，把个黄涛馋得心急火燎，牢骚满腹。但又不敢当面得罪丁翔——总不能自己到场部去要任命书吧？事情最后还得靠他。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黄涛一直没领到“校长”职照，也不能全怪丁干事。因为总场领导根本就看不上黄涛，就是丁翔给他申报了，也不一定能批下来。但批不批是党委的事，你丁翔从不给人家上报，也实在是有点不近人情。
　　现在又有我在全场跑腿，丁翔只要屁股端坐在中学，就可以“干事不出门，能知全场事。”但是令丁干事始料不及的是，我一上来，就小开局面，被党委看重，相对地让他感到了一种冷落，进而觉得我的存在对他是一种威胁。他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便为此而动起了脑筋。
　　那位未领职照的小学校长黄涛更是寝食难安，担心我的露脸有可能会让他的校长梦烟消云散。现在小学缺一位把关老师，丁干事与黄“校长”两人很快达成共识，把金成拿下来置之股掌，这是消除隐患的最佳时机。于是，那段时间，两人轮番向齐场长施压，逼齐场长赶快调得力老师来。其实就是要逼齐场长点名要我下班。
　　齐场长不是糊涂人。如果说稍早的时候他还有点不明白丁干事的意思。但随着丁黄二人找他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的那点花花肠子岂能瞒得了齐场长？当时我的工作刚刚上路，全场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办，难以脱身；再说齐场长是我的老同学，前年把我从下面调到场部教办来，他肯定是起了作用的。现在他怎么会轻易点名把我放下去呢？在丁、黄二人的步步紧逼下，齐场长有些心烦。然而，严肃、认真、稳重、民主是他一惯的工作作风。他从不以势压人、给下级难堪。此时，尽管他对丁、黄二人的纠缠有些不悦，但他仍不失作为一级领导的大度，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之后，以征求意见的口吻说：“要么把教办的琚老师调过去？”
　　他们又把头摇得象货朗鼓似地说：“不行，不行，琚老师是中学下来的，怎么能教小学呢？”齐场长真是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几次对我提及此事，只是话到关头，欲言又止。面对丁翔、黄涛二人的车轮战，齐场长确实为难了。有一次他征求我的意见说：“老金，五年级这个班主任问题不能再拖了，你看该怎么办？”
　　我说：“丁翔是文教干事，又是中小学校长，应由他提出解决办法，我不好越俎代疱。”
　　我知道齐场长的难处，有时也想给他解围，说：“找不到人就我去吧。”但是我故装糊涂，也把“球”踢了回去。我知道丁翔他们最终是要点我的名的，但他们不直说，我就是不开口。因为这不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别有用心的算计。我不能自己往他们设下的圈套里钻，反让他们落个冠冕堂皇。
　　事情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学期。一九八二年春节，丁干事回老家（他家不在场里）过年，临走时，他约黄涛正月某天去他家办点什么事。黄涛按时赴约，及时返场。黄涛回来的第二天，学校一位老师请酒。我、黄涛还有齐场长都在桌上。酒过三巡黄涛又提起毕业班老师的事，齐场长有点冒火地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嘛。”
　　黄涛当着我的面，终于说出了他们在心里憋了许久的话：“这次我去丁翔家，他交待我说，这个五年级班主任只有老金最合适。”
　　事情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尽管他们机关算尽，齐场长总不上他们的当，就是不亲点“金成”两个字，逼得二人无计可施，不得不在这最后时刻亮出底牌。
　　可黄涛也非等闲之辈，他利用酒桌上的机会，当着我的面对齐场长直说这是丁干事委托他说的。既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又当面别腥，开脱了自己。这一组双簧式的特写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二位仁兄台上相互利用台下互相踢脚的微妙关系。齐场长没有当场表态，只是说考虑考虑。我就象没听见似的，只顾喝水（我是不喝酒的）。尽管我知道事情已是板上钉钉，但毕竟上级还未发话，我要等着最后一道程序。
　　第二天，齐场长终于招我到场部对我说：“实在没办法，只有请你出马了。”
　　我说：“场长发了话，我服从安排。”当天我就下到了班上。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班。学生敢当着老师的面砸烂教室的窗玻璃，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最难听的语言辱骂女老师，敢在课堂上任意地胡作非为……
　　那天，我走进教室，开始上第一节课。只见教室里一片混乱，尖叫声、口哨声、说笑声、打闹声，无奇不有。我不批评，也不发火，只是站在讲台上，等待着，等待着……。我的目光扫视着教室的每个角落、每个人，听着他们吵，看着他们疯，发现最混的，注意最狂的……。
　　有的学生玩着玩着，笑着笑着，说着说着，偶尔睨视老师一眼。大概是他们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碰的一刹那，发现老师的目光是严峻的，表情是严肃的；也许他们还摸不透新来的班主任的深浅与好歹；也许是玩腻了，闹够了……。他们的声音渐渐地小了一些，那种粗野的狂劲也好象收敛了一些。
　　我抓住时机，开始讲话。我说：“同学们，你们玩够了吗？”有几个小声说玩够了，也有一两个说没玩够。我稳住情绪继续说：“玩够了的同学听我讲课，没玩够的同学下了课再玩，好吗？”
　　接着，我开始讲课，可不到五分钟，就觉得后排情况异常。几个女同学不时地抿嘴偷笑，三四个男同学把头埋到了课桌底下。我走过去一看，那几个埋着头的同学全都用墨汁涂得满脸漆黑。我极力保持平静，不让烈性发作，走回到讲台前，用一种不卑不亢不恼不怒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看来你们班是个出人材的班。我来你们班之前，就知道你们班……等很多同学都是读书的人材，他们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将来定有出息。啊，对了，我现在当了你们的班主任，应改口说我们班了。据我所知，我们班还有文艺人才。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坐在后排的那几位同学，一定是文艺爱好者。文艺爱好者就是喜欢唱歌演戏的，唱歌演戏就要在脸上着色画妆。现在这几位同学已经画好了妆，一定是想给大家表演节目。我也是文艺爱好者，大家看过我的表演吗？”
　　说到我的表演，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兴奋，异口同声地说：“看过。”
　　我接着说：“我那时演的大多是反面人物。我不会画妆，每次都画得很难看，还不如他们几个同学画得好看。”
　　我的话引起教室一阵笑声。后面那几位学生也低着头笑了，好象笑得很开心。我接着说：“我喜欢表演，也喜欢看表演。现在我很想看看那几位同学的表演，大家说欢迎不欢迎啊？”
　　学生饶有兴趣地回答：“欢迎……”
　　“欢迎应该怎么表示啊？”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掌声。那几个学生有些腼腆地抬起了头。前面的学生纷纷回头看，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我制止了学生的笑声，对后面的那几个学生说：“请你们到前面来给同学们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他们没有一个敢走上前来，只是低着头不吭声。我接着说：“你们如果有节目，就大胆地走上前来表演。如果演得好，我还要向学校推荐，建议开一次全校文艺晚会，你们可以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请你们表个态，到底有没有节目？”
　　他们都摇了摇头。为了把文章做足，我接着说：“你们看过正规的节目表演吗？”他们都说看过。我说：“当一个节目开演之前或演出之后，台下的观众热烈鼓掌，台上的演员都要怎么样？”
　　有学生回答：“要向观众敬礼。”
　　我对那几个涂黑了脸的学生说：“对，台下鼓掌，台上敬礼，相互致意，这叫文明礼貌互相尊重。你们说对吗？”
　　他们有的小声说“对”，有的点了点头。我进一步启发说：“刚才同学们都热烈鼓掌，是对你们表示欢迎，你们应当怎样呢？”他们面面相觑，互不吭声。我说：“你们能对同学们的掌声表示一点谢意吗？”
　　相持片刻之后终于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微微地向全班点了一下头。我带头鼓起掌来。接着，其他几个同学也羞羞答答地站了起来，或深或浅地行了礼，全班又响起了掌声。我说了声“好”，对他们的表现给予肯定。然后，以一种教学中常用的方式小结。
　　我说：“我到你们班之前，曾听到过一些议论，你们自己听到过吗？”
　　学生答：“听到过。”
　　我说：“听到过什么呀？人家是怎么议论你们班的？”
　　有同学说：“说我们班不好……”
　　我说：“不，我觉得我们班很好。首先，我们班的学生个个都很聪明活泼，没有一个阴间、孱头。”大家听了，又发出一阵笑声。我接下去说：“只要头脑聪明，不是阴间孱头，这就具备了搞好学习的基本条件，就能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将来就有出息。只有真正的孱头、阴间，才会混日子过，那才是不可救药！我相信我们班没有这种人，我有信心与同学们一道，把我们班搞好，使每个同学都能学到知识，健康成长！同学们有没有信心？”
　　全班同声回答：“有！”
　　在同学们铿锵有力的一声回答之后，我走到那几个“黑脸”身边，尽量以慈父的口吻说：“走，到我家洗脸去。”（我家就在校内，离教室不远）
　　几个调皮鬼低着头，用书遮着脸，跟在我的后面。
　　这就是我接手五年级毕业班后的第一节课。虽然没有讲授课文，全是处理班上的偶发事故，但一切都在我的引导之下进行。我觉得这种开端让学生感到好奇、别致，或许乐意接受。我对这个开端是满意的。
　　经过一番努力，班风很快平稳下来，学习很快走上正轨。
　　尽管我是第一次执教和管理毕业班，而且仅仅一个学期，但是我没有丝毫懈怠，没有一点敷衍——为学生，也为自己。为学生是因为那是一个教师的责任和良心所在；为自己是因为那是我的一段经历，一段光阴，一段生命，我必须珍惜。而珍惜的最好方式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在努力中让生命得到充实，让功能发挥最佳。
　　这一个学期的教学，我的最大收获是积累了带班经验。送走这个班，我继续在毕业班把关。有前面的积累，下一届我教得轻松、顺畅，升学考试列全场前矛。
　　我有一个习惯，不管什么时候，总喜欢跟学生在一起。现在当了毕业班的班主任，更是把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学生堆里。每天上午上班或下午上班，都要先到教室去看看，与学生热乎一阵，然后才到办公室报到。
　　按理说，作为小学负责人的黄涛，对老师的工作热情理应欢迎和鼓励。但是对我的工作热情，他的态度却总是冷冷的，说话酸酸的，有时甚至是尖刻的。起初我还以为是自己多心，未加理会。直到有一天，我从别人口中才证实了他的态度，了解了他的居心。
　　我一惯与老师们的关系很融洽，因此，家里常有人来坐坐，聊聊。有一天一位女老师晚上来我家玩，落坐之后，她突然扑哧一笑。
　　我说：“你笑什么？”
　　她说：“我想到黄涛好笑……”
　　我说：“黄涛有什么好笑？”
　　女老师毫不隐晦地说：“今天下午上班的时候，黄涛见你不在办公室，第一个就问金成哪里去了？我说，金老师在教室里，他天天都是先去教室再来办公室的。你猜他怎么说？”
　　我问：“他说什么？”
　　女老师绘声绘色地说：“看他那个样子真是好笑又可笑……他瞪着两只眼，拴着两只手，抖了一下身子，恶狠狠地‘哼’了一声说：‘扒脱他的脚跟皮哩！’”
　　这是一句本地方言，意思是说，凭你金成还想扒官，就是扒脱脚跟皮也扒不上。
　　对这位女老师的话我半信半疑。因为黄涛与大部分老师的关系都不太好，我是怀疑这位老师是不是对黄涛有成见，语言中有不实夸大之词？可是第二天不止一位老师或隐隐约约或直截了当对我提及此事。我才相信不疑。黄涛以己度人的一句表白，情不自禁地在所有人面前露出了他的司马昭之心……。
　　再看那位丁干事，对隶属于他手下的我又抱什么样的心态呢？
　　一九八三年下学期的一天晚上，中小学召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新学年的工作。会议邀请了部分老师参加。我也有幸被邀列席。会上，丁干事（校长）要求大家献计献策，多提建议，当好参谋。一席话似乎体现了我们这位丁干事丁校长优良的民主作风和对老师的充分信任与尊重。但发言的人还是很少，气氛冷清沉闷。
　　我是个爱在别人沉默时说话的人，因为在这种时候需要有人带头抛砖引玉。当时我只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在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之后，我提了一条建议。其实我想提的建议很多，只是有所不便。人家口说欢迎，可建议提多了就等于间接地否定人家的工作，谁听了也会不高兴的。我只提了一条，我觉得这一条建议，是眼前必须解决的、关系到全校师生利益的一件大事。我的建议是：学校要尽快修好一条路。
　　我们学校座落在一个山窝里，学校与外面仅一山相隔。多年来，只在山丘上有一条土路。那还是很久以前，请推土机在山丘的顶上铲开的一条土槽，没有垫路基，也没有铺路面。每逢下雨，黄泥浆满地，路面象鲇鱼背一般的滑，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摔得满身泥水哭着回家。就是这样一条黄泥土路，一直是学校通往外面的主道，师生出入十分不便。至于汽车进出，就只有绕行后面的一条自然山道。
　　这种状况怎么能长期熟视无睹？目前已近秋末冬初，如不抢时修好，冬季雨雪一到，进出学校又如蜀道之难了。
　　对于我的建议，丁干事会上没表态。可是散会之后，有一天我路过他的办公室，无意中正好听到他对几个亲信在说：“……把三分颜色给他就开染缸，叫他列席一次会就想指手划脚。能修我还不知道修路，还等他来建什么议……”后来有听不惯这种语言的当事人向我透露了当时他说话的全部内容，证明我那天没有听错。
　　我就不懂，这样一条并不很长，造福全校师生的正路，为什么就不能修？我也想不通，对于我的一条简单可行的建议，他为什么会如此反感？
　　秋去冬来，雨雪渐渐多了起来，学生们天天滑行于土路泥浆之中，摔了跤的满身是泥，没摔跤的满腿是泥。我实在看不下去，瞅了个大晴天，利用班主任的特权，动员本班学生，自带板车、土箕、锄头，担沙子，拖炉渣，搬石头，劳动了一整天，把路面薄薄地铺了一层，也勉强通行了一个冬春。
　　令人欣慰的是，本届学生很为我争气，个个乖巧懂事，学习刻苦，是我教得最得心应手的一届，自然也是成绩斐然的一届。
　　这一届有一人（就是当年江背分场王欣书记的孩子）在参加全县综合知识竟赛中以较明显的优势获农村组第一名；在升学考试中，我班仅四十五名学生，就有五人以优异成绩考取省重点中学上高二中少年班。当时全县只招一个班共五十人，我们班就占了十分之一。其它方面如优秀率、平均分，合格率都有突出表现。这一届，丰收是全面的，成果是灼人的。与此同时，我明显地感到在我的人生天平上，又增添了一分筹码。
　　第十章珍惜无价之三改变命运的一搏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人生的道路上，步步都蕴含着机遇，但处处也潜藏着陷井。在我看来，人生的每一步，不是在走近机遇，创造机遇，最后获得机遇，就是在远离机遇，错失机遇，甚至误入陷井。只有那些把握并珍惜自我者，不断努力奋发者，才有可能与机遇结缘，并一次次得到机遇的慷慨相助，使生命之树花繁果丰。
　　在我的生命季节刚进入初秋之后不久，一次与命运攸关的良机又在悄悄地向我和许多人走来。
　　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省政府下文，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给多年以工代干的部分人员转为正式国家干部。条件是一九四二年以后出生，以工代干五年以上。
　　我刚好四二年生，以工代干又刚好五年。这对我来说真是千载难逢，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当我正式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我立即感到它对我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如果这次我能被择优，必将对我的后半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决心紧紧抓住它，竭尽全力，再拼搏一回。
　　复习资料很晚才到手。语文政治，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