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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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辆汽车把我们拉到这里时，就像当年城里的知青来到偏僻的乡里。一到农场，我们这些身体壮实的年轻人就受到了领导和职工的热烈欢迎。当分场的一位党委书记知道我能写会画，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后，很高兴地找我谈话，并任命我为红砖厂的团支部书记；那两个厂长看到我个子虽然不是牛高马大，但脸膛黝黑，浑身肌肉发达，是块做力气活的好料，当场任命我为制坯车间的主任，工资比其他职工每月要多30元钱，还可以独立睡一个房间。　　　　
　　　　这儿的泥土很好，大部分是红色的，一眼望去，满眼是红土地，很是好看。这红砖厂有两个车间，一个叫制坯车间，一个叫烧成车间，顾名思义，制坯车间主要是挖土运土，然后用机器将这些用水和匀的土送到制砖机里制成一块块的红砖坯，然后用人工将这些制成的砖坯码成垛子，上面盖上厚厚的稻草，等风吹干后，再送到烧成车间；烧成车间是专门负责看炉火烧成砖的，我们把风干的砖坯送到煤窑里面烧制，3天3夜（当然还得看火候）后，那土色的砖坯子就成为了磕磕响的红砖了。制作过程看起来很简单，但要想将一砣泥制成合格的红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每天顶着烈日，指挥着我的那一批老乡们挖土，抽水，踩泥，将一车车上好的红土用板车拖到卷扬机中加工成均匀的泥，然后再加工成一块块的红砖。砖成型后，要马上拉到外面早就做好了的土垛上一排排的码好，砖与砖之间，既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太紧会使砖不容易风干；太松，又会使这尚未风干的砖垮塌下来。一排一排的码上几米高后，再在上面盖上稻草，以防太阳直晒，出现裂口而成为废品。　　　　
　　　　谁知，现实很快就打破了我们的梦想。我们辛辛苦苦地干了一个多月后，农场里却不按时给我们发工资。吃的伙食又差，做饭的人是厂长的亲戚，在做饭和买菜时经常做手脚，弄得我们这些人怨声载道，后来此事一直闹到农场领导那儿。由于这里工作实在太苦，那所谓的“农转非”原本就是子虚乌有。领到工资后，大家再也不想什么城镇户口了，都一哄而散，回到了各自的村里。　　　　
　　　　由于家中有着一大笔债等着要还，我赶紧又加入到铜录山、龙角山、冯家山等处的私营矿井中，做起了下窑底挑矿石的苦力。学过中国地理的人大都知道，地处鄂东南的大冶矿藏丰富，铜铁矿在全国居前列，遍布了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的各类矿物质，主要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和铝矿，其中以铜铁矿最多。大冶铜录山镇的铜录山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和开掘，是世界冶金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大冶的采矿冶炼技术时间之早、规模之大、技术之高，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儿的大大小小矿区随处可见。当时大冶除了国有的铜铁矿外，更多的是私营的小铜铁矿。就像河南山西那些地方的大小煤矿抢占国有煤矿一样，这儿的许多农民就自己投资或以乡镇的名义投资开采，所以在80年代，鄂东南一带山脉随处可看到轰轰烈烈的开采矿产的场面，到处可见满目疮痍的矿石。由于铜铁矿矿石的价钱远比煤矿高，如果机遇好能碰到品位高的富矿，那么老板就会一夜成为百万或千万富翁。正因为采矿的利润极大，所以许多唯利是图的老板常不顾工人的死活，只要测到哪儿有铜铁矿，都会恨不得马上把整个山脉掀开，把里面那些金光闪闪光彩夺目的矿石直接装到大车里。加了赶时间，他们常雇用远近农村里的青壮年劳力来炸石、采矿，拼命地往外拉矿。当然真正的高品位矿石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时要横向纵向的挖掘开好多石头才能见到，有时挖了几个月也是一场空。这就更需要大量的劳力来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　　　　
　　　　对于那些从地底挖掘出来的石头或矿石，都要从深深的地底下运到地面上来。对于那些投资大的老板来说，即使是使用机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大多数资金不多而又不愿投资的小老板而言，更是一件头疼的事，而这一浩大的工程，往往都是靠人工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地地底下搬出来。这也就为附近农村那些富余劳力提供了挣钱的机会。但由于下到地底下拉矿，危险性极大，生命如同悬在一根线上，稍有不慎都会命断地下，成为地下冤鬼，所以不是特别需要钱用的话，一般的农民是不大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　　　　
　　　　但为了早日还债，我还是选择了下矿井。我们在3000多米的地底下用铁丝做成的苑兜，挑着七八十斤重的矿石，从地下沿着那流着臭水、四处湿漉漉的碎石路，一步一个印，一步一串汗，像一条负重的老牛一样慢慢爬上来。我有时一天可以挑一吨多矿石，即使是这样，累死累活一天也就挣二三十元钱。每到夜晚，我的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浑身疼痛，特别是浸着汗水挑担子的双肩，磨破了皮，渗出了血，一天下来，总是肿得老高。有时伤处会把我从睡梦中疼得醒过来，我只好呲牙咧嘴地用一块生姜敷在那上面揉呀揉呀，就这样又在麻木和疼痛中枕着湿漉漉的枕头昏睡过去。由于这玩命的活儿太苦、太累，当时正在长身体的我实在没法与那些身强力壮的成年人相比，我一般是挑一天就歇一天。做这样玩命的苦力活，我还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如果母亲知道了，说什么也不会让我这样做的。　　　　
　　　　下煤矿是经常死人的，下窑挖矿石死的人更多。与我们一起下矿的工人，经常有人是立着走下去，躺着被抬出来。所幸的是，我虽然也出过几次危险，比如说思想开小差、路滑、担子打闪而差点掉下窑洞下的深渊，但我每次都是化险为夷，要不，我那绚丽的青春和梦想，也许早就化成半缕青烟，成为真正的地狱底下的冤魂了。　　　　
　　　　正因为有了这些用汗水和血迹涂写的独特经历，加上我后来在部队时的几年锻炼，使得我对于在江湖上流浪的艰难险阻，从来都没有当一回事。当然，我也没有想到，在革命队伍里混了几年后，我却没有混出什么名堂，却又会重新转回到出卖苦力的队伍中。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10节　我是民工（3）

　　　　在这家建筑工地里，包好的水泥被汽车运到工地大门口后，需要人力一包包的从车上扛下来，放在一边码好，然后，再一包接一包的扛到工地的仓库里去。车后门打开后，沿着拖斗放上两块厚厚的木板，四个人站在车厢里头，两个人一组，从上面抬起一包装得结实的水泥往扛背上一扔，然后就负着100斤重的水泥沿着木板走下去，扛到目的地码好。来回路程有好几百米远。虽然天气很热，但我们这些扛水泥的，得穿上一件外衣，或是在肩膀上垫一条厚毛巾，这样既可以防止身上的汗水把水泥袋浸湿，又可以保护肩上的皮肉不受磨损。对于我来说，肩上扛着百斤重的东西倒还没事，最难受的是，我的那两个伙计从车上抬起水泥往肩膀上一扔时，那一瞬间的重量可不是100斤了，而是150斤，是200斤！直砸得你眼冒金星，全身每个毛孔都打颤。如果体力不好，脚底下没劲或是腰板没力的人，还真是吃不消。刚开始时，我还能承受，但一连扛了二三十包后，我的双腿僵直，全身酸疼，浑身每一块骨头就像遭小虫噬一样难受。到了晚上，我双脚僵直，全身酸疼，累得连晚饭也没吃就一下子倒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那情景，真有点像新兵连刚开始军训那样，一到夜晚，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能马上上床睡觉。　　　　
　　　　第二天，我真累得差点起不来了。罗老板也看出我很累，就劝我不要再扛了，以防累坏了身子。但我不可能就这样败下阵来，便又咬牙上工了。几天过去后，我的腰身不再像第一天那样酸痛了，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负重的劳作。毕竟我以前就经常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呀！　　　　
　　　　我们这种活儿虽然很累，但不是天天都有干的，有时工地的进展需要加快了，就不停地有大货车装着水泥进来，每逢此时，我们几个人就会累得气喘吁吁臭汗直流。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曾扛过260多包。如果没有货来，我们就从仓库里将放好的水泥又一包包地扛到那些小板车去不了的地方。没有水泥扛时，我们也可休息，也可帮别的组做一天15元的计时工。我在顺应了这儿的艰苦生活后，只要一有空，我就埋头读书；到了晚上，我不再是早早睡觉了，而是挑灯夜读和写作。　　　　
　　　　后来，那位好心的罗老板见我这样爱看书，就特意照顾我，给我分了一间单独的小房间，里面有电灯，有一个小电扇。这样，我在夜里再也听不到工友们那雷鸣般的呼噜声了，再也听不到那些工友在半夜里和着老鼠的吱吱尖叫发出的那种刺耳的磨牙声和梦呓声了。白天我拼命地干活，夜里我就埋头看书。老舍的《骆驼祥子》、《二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名著，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完的。　　　　
　　　　由于出的汗水多，消耗的体力大，我的饭量也像新兵连时在北部湾“海训”时那样，陡然大增，一顿饭可以吃五六个大馒头，吃好几大碗米饭。那种没油少汤的菜，或是那种浮着大肥肉的加餐，我都会毫不眨眼地吞下去。很快，我的皮肤又晒得黝黑了。这个时候的我，哪像是曾在部队大机关里耍过笔杆子的兵？我又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为了一个靠出卖自己苦力的民工。　　　　
　　　　我在这家建筑工地干了一个多月后，怀揣用辛勤的汗水挣到的2000多元钱又返回到羊城。我在石碑村租了一个小房子，每天就是跑大大小小的人才市场，就是买回好几份报纸，寻找那上面的招聘广告。　　　　
　　　　我又开始编织我的记者梦了。　　　　
　　　　这个时候，我已在羊城流浪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也不想再做什么保安，更不想从事其他的工作，我那时就只有一个念头：进报社做记者。我的这种心境，就像曾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诗人文森特•；阿勒克桑德雷所说那样：要么是个诗人，要么什么都不是。此时的我除了民工的身份外，什么都不是。但是，我这个从没有迈进大学门槛的复员军人，早就有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那就是通过自己的拼搏成为一个记者作家，而此时我最大的理想是：我要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是的，要么我就做一名记者，要么我什么都不做。　　　　
　　　　一年多后，那位好心的四川罗老板也从新市来到天河员村的一家建筑工地。一天他从当日的《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小罗有些似是而非地打了一个电话到报社，好不容易找到我的电话，当他问我：“请问你这是真名还是笔名呀？”我回答说：“是真名还是笔名都不重要么，反正我是石野。”“呵，我以前也有一个朋友叫石野，他当时跟我们一起在新市的建筑工地做事时，他就特别好学，最想做记者……”我一听，这不是那个好心的罗老板是谁呀？我不由乐了，冲着话简大叫一声：“罗老板，我就是你认识的那个石野呀！”罗老板高兴极了，他在那头连叫道：“嗬，石野，原来你真的做了记者呀？！我现在有一场院官司，我得请你帮我呀……”他当即驾驶着摩托车，飞也似地来到广州大道中的南方日报大楼与我见面。我们两个马上拥抱成一团。　　　　
　　　　经过一年多的打拼，小罗不但从市郊搬到了城里，而且在员村租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还把老婆小孩从四川老家接了过来。为了来往方便，他还特意购买了一辆新的摩托车。没想到，小罗刚到员村这家建筑工地不久，就因为工程款的问题与当地一个财大气粗的包工头发生了经济纠纷。要钱，人家不给；打官司，又怕打不过人家。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他从《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了我发表在头版头条的那篇《吃霸王饭打无辜人》的新闻。　　　　
　　　　中午，我带着罗老板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一边喝酒，一边叙别后之情。后来，我在深入了解关情况后，帮助他写了一份起诉书，将那位故意拖欠一百多名四川民工工钱的那家公司的包工头告上了天河区法院，并拿回了他们应得的工钱。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1节　羊城初圆记者梦（1）

　　　　无论生活如何辛苦，如何颠沛流离，我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我总是对自己充满了自信。我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人，是能在文字方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人。是的，我从没有进过大学校门，没有什么文凭，但我相信自己是有写作才能的。如果我真的是不爱读书不爱写作，如果我真的是一个不着边际只是编织肥皂泡般梦想的人，那么我也许早就放弃记者作家梦了。但这个美丽的梦在我上学时开始就在我的心灵深处扎根了，这萦绕着我青春和生命的梦想一直伴随着我成长，就像一棵永不枯萎的长青树一样，在我的心头枝繁叶茂。我在学生时代一次次的作文获奖，我那一篇又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都证明了我的成绩；尤其是在部队那几年，我的作品更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并在中央级报刊发表近百篇文章，有的还获过奖。那些篇什虽显幼稚，但毕竟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是我在漫漫文学征途上一步一个脚印的轨迹。我甚至对自己充满了这样的自信：我目前的成绩虽然算不上什么，但是，从写作基础和目前的成绩来说，肯定不会亚于那些从正规大学中文系、新闻系毕业出来的大学生。　　　　
　　　　也许有人要这样问我：不就是一个文凭吗？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假文凭随处可见，南方做假文凭不是更容易么？你为何不做一个假文凭呢？说心里话，当我一次又一次因为没有文凭而被人拒之于门外时，我不是没有动过做假文凭的念头。那时的羊城街头小巷五花八门的做假广告随处可见，只需花个几百元钱，就可以拿到一个名牌大学的红本子，别说专科本科，就是硕士博士文凭也是随时可以炮制出来的。但这种脏乱的念头很快就随风而逝。我是军人，诚实是做人最起码的本质，我不愿做假，也不可能去做假，同时我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一种违法的劣行。高尔基、狄更斯、杰克•；伦敦、高玉宝等，这些写出了激动人心作品的中外作家不是从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什么文凭吗？他们有的连一天校门都有没进，不也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写出了一本本杰作吗？我就不相信，没上过大学就不能圆自己的梦想！我不相信，没有文凭就不能进报社做记者！我相信，只要不懈地努力，只要脚踏实地地去追求，好的机遇肯定会像凌波仙子一样，冉冉地降临到奋发图强的丑小鸭身上的。　　　　
　　　　第一次机遇终于来到，尽管是那么不尽如人意。那是我离开新市的建筑工地之后的第三个月，一天上午，当我满头大汗地从广州先烈中路一家大型的人才市场失望地走出来时，忽然看到十几名满面生辉的年轻人，一看就是刚从大学出来找工作的大学生。他们正紧紧跟随着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从里面走出来。我发现那领头的中年人一手捏着一叠简历，一手正举着一张广告牌，那上面几个大字吸引了我的眼光：《健康某某报》招聘编辑记者。上午我在这家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里挤了几个来回，也就看到两家杂志在招兵买马，但对方开出的条件很高很苛刻，我只好识趣地走开，但没有看到有报纸在招人。看到这些汗水涔涔的年轻人跟着人家往外走，我猜他们肯定是去面试的。不管结果如何，我也跟着去一趟，就是进不了人家的大门，也好去认一下门，日后说不定还可以投稿。　　　　
　　　　我一声不响地跟随着这伙人，在那位中年人的带领下，很快就来到了附近的一家省级科研机关。报社在三楼。面试的都在外面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候。由于这里面透气不好，没空调、电扇，光线又不好，我就随手拿了几张那份《健康某某报》跑到走廊外面看。这是一家由某公司与广东省某科研所合办的一家专业报，主要是宣传健康，宣扬健康元素方面的周报。看了一会儿，一位眉清目秀的高个青年人走了过来，问我：你是应聘的吧，怎么不跟在后面等待呀？我说：那儿人太多太挤，不如等人家面试完了我再去。我先看看报纸还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随后我又问道：请问你是在这儿上班吗？他点了点头。几句话下来，我们马上就聊了起来。他叫刘靓，比我大两岁，江西人，是这儿的采访部主任。刘靓翻了翻我的作品说：你的文笔不错呀，也发了不少文章，凭你的条件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赶紧告诉他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文凭。刘靓挠了挠头皮说：搞文字工作的，应有悟性，与文凭没有多大的关系。他的这句话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接着他悄悄地告诉我说：我看你这人好实在。我们的社长是部队出来的，也在部队做过宣传工作。你到时可如实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接着，他又提醒我在面试时什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　　　　
　　　　等那些大学生面试完后，我在刘靓的带领下走进了社长办。社长姓张，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一听口音，我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他得知我的经历后，马上就显出很欣赏的样子。在看完我的简历和资料后，他说道：我们这儿都要求应聘者是本科生，但你的情况特殊。我也是从部队出来的，当兵的人都能吃苦耐劳。这样吧，我就破格录用你吧，试用期3个月，每月底薪600元，以后视成绩再加。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我一听这么快就被录取了，很高兴。尽管我在应聘时经常碰到一些不很正规的报社，有私人办的，有与人合作的，有的是打着报社的牌子实际上是拉广告的，名义上是记者，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拉广告的广告员。有的不但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定金，还常拖欠工资。当时像那样的小报在羊城有好几十家。我还曾经受过一次骗。这家报纸虽然我也是此时才听说过，但看到他们的办公条件还可以，起码也是在省级的科研大院里面，我刚才也从采访部主任刘靓那儿了解了不少情况，看来不会是那种骗人的小报。我很高兴，不仅是因为我这个当时连表都没填的人现在终于成为3名录取者之一，而且这次终于能圆我的记者梦了。　　　　
　　　　当时报社还没有什么记者证，采访时就开介绍信。报社给每人都印制了名片。当我拿到两盒名片时，捧着名片仔细地端详了半天，在我名字后面的那记者编辑几个字，更是令我备感温馨，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回我真地成为了一名记者。记得当兵前，我最大的奢望是能进入县文化馆搞专业创作，进入县报社做一名记者。现在，我终于成为了一名记者，尽管这家报纸名不经传，但好歹也算是一家省级报纸，这样说来，比起我家乡的那县报不知好多少了。　　　　
　　　　刚开始时，社长只是让我写新闻，抓好的社会新闻。我也一连发表了好几篇稿子。尽管在试用期间，社长许诺每月只有600元工资，其他的什么补贴都没有，但我每天干得十分起劲，每天都赶到报社报到。当时与我同进报社的除了一位一周后就自行离开的大学生外，还有一个叫闵红松的小伙子。我们在刘靓的带领下除了采访就是编稿。与我们一个办公室的还有一位叫张艳的高个子姑娘，她来自大西北，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白肤白皙，身材高挑，长得很漂亮，是块做演员的好料子。本来她可以找到份好的工作，但她也像我一样，爱好文学，总想圆记者作家梦，就屈就进入了这家报社。她的工作主要是编稿和画版式。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后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很快就粉碎了我的第一次记者梦。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2节　羊城初圆记者梦（2）

　　　　我从建筑工地挣来的那笔血汗钱很快就没有了，但我想到只要能挨到月底就有工资了。为了节约钱，我从不敢跟同事们一起去吃什么盒饭，中午不是啃一两个馒头，就是买个面包凑合一餐，到了晚上就回到出租房里煮面吃。好不容熬到月底，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谁知报社却说由于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了；这还不算，那个张社长还要求我们从现在起不要写新闻稿子，称那种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根本下不出蛋，赚不来一分钱，还得白占版面，一再要求我们出去拉广告，特别是医药和保健方面的广告。这个月，刘靓和张艳没有拿到工资，我和小闵两个新来的自然更是没有领到一分钱。在坚持了半个多月后，报社除了发给每人几大包某药品公司用来抵广告费的“神仙草药茶”外，还是没钱。这下不单是我们新来的，就连刘靓都不干了。一天下午，刘靓因为工资的事和张社长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原来，刘靓本来在郊区的花都一家报纸做部门主任，是被这个张社长许诺以很高的待遇才过来的。第一个月他拿到了1000多元钱的工资，但随后几个月连起码的工资都拿不到，只是拿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