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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记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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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然而，此时我仍然是一无所有。我的命运似乎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什么，除了岁月的风霜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一道道未老先衰的细密皱纹，除了时间的足迹在我的头发中撒下细碎的白发，除了世事的沧桑在我疲惫的心灵结出许多难言的感慨和忧郁，我依然是那个六年前的我：贫困、困惑、彷徨、痛苦和忧伤。从南到北，从一个失学的乡村少年成为共和国的一名海防战士，从一位四处漂泊食不果腹的民工成长为多家中央级、省级报刊的政法记者，我想，无论是从时间而言还是年龄上来讲，我应该算是成熟了。早该是成家立业抚养父母的时候了，可是我仍然像以前一样，除了写下一些新闻以外，似乎还是一无所有，想来不免惭愧至极啊……成长的隐痛何其漫长呵，但是，我现在已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了。从贫困的家乡走到繁华的大城市，从乡村跨进南海边陲的军营，从温暖如春的南国走到雪飘四野的京城，我早就从一个激情澎湃、豪情万丈的幻想少年，变为一个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男子汉。
现在，1997年春节，那个痛苦的春节，从我的身边流逝已有好几年了，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至今都不情愿用往事的回忆去触及我的心疼，用伤感的思绪去触及我那孤独的成长过程。是的，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抑或是明天，都没有人可帮我，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也没有人让我懂。如果我成熟了，我就知道了——流浪的青春，流泪的青春，流血的青春。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5节 我是没有文凭的记者
1997年春节很快就过去了。春节过后，我四处找工作，但这个时候是一年之中最难找工的时候。从各地汹涌南下的寻工队伍，裹挟着百万的民工大潮，一浪又一浪地袭击着羊城。尽管我每天都奔波于羊城的大小报社，但每天都是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去，拖着失落而归。我从一位朋友手中借来两百多元钱，很快就花得差不多，又面临那种山穷水尽的生活。一天吃一两个馒头面包倒还没什么，最担心的是，又快到了该交房租的日子。春节前我虽也交了部分房租，但还欠着人家一个月的房租呢，滚到现在，有两个月的租金了。这对于我这个穷要面子的男子汉来说，真是一件难堪的事儿。此时，我又能上哪儿去弄钱呢？
看到那些同住一楼的人都按时交房租，惟有我一个人迟迟不敢上前。为了躲避房东讨债，在交房租的那天，我一大早就跑到了外面，又故意拖到晚上11时后才回来。第二天天刚亮，虽然我困得要命，还想倒在床上多睡一会儿，但因为害怕那个胖房东向我讨债，一大早就强忍着连天的呵欠，趁他们还没有起床时，赶紧溜出门去。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尽管我回来得老晚，但刚一进门，那个胖嘟嘟的女房东就和她儿子把我堵在了门口。听到他们的敲门声，我满面大窘，但此时又处可躲藏，只能硬着头皮，满面讪笑地开了门，红着脸告诉他们：现在没有钱，能不能等到下个月一起付……女房东立即粗着嗓门叫喊开了：“啊呀，我说你这是怎么搞的么？上个月就欠了我的房租，怎么这个月还要拖着不给呀？这可不行，你今天就得付……”横在在她身边的那个又白又肥、肥得像广州动物园里头那只大熊猫一样的小子，接过他妈的话茬，冲我喝道：“你还是做什么记者的呢？怎么穷得连两个月的房租也还不了呀？你交不起房租就不要再在我家里住下去了。”“是呀，交不起房租就不要再住这儿了。”那胖女人鼻子哼了声：“哼，除了我这儿，在广州这个地方，量你也没有地方去了！有种你就离开这儿……”这母子一句接一句，在我面前声讨了十多分钟，惹得楼上楼下几位住户纷纷探过头来偷看，窘得我恨不行找个地缝一头钻进去。最后，见我实在没钱，那对母子只好悻悻地离开了。临出门前摞下一句：再等你一周时间，如果没钱你就得离开这儿……
尽管受了一顿奚落，但我却没有理由怨别人，我只能怨自己。要是当初自己不随便跑到外面去流浪，要是不总是想找一家理想的报社，我也许到不了这种地步。哪种工作不养人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决定不再在这儿住下去了。两个月的房租共600元钱，我是不可能在7天内还清的。反正都是欠着。我以后再还他们。我再也无法容忍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了，无法忍受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羞辱！刚才这对母子不是说我没有地方可去吗？去他的，我就不相信我真的没有地方可去！
十五的月亮是滚圆滚圆的，但这个时候，天空上的明亮不属于我这孤独之人，不属于我这落魄之人。月亮被密密麻麻的高楼挡住了，那皎洁的光辉根本照不到我的面前来。仰望明月，我无处团圆，我心中只有孤独和苦闷。此时十五的月亮属于别人，连同这个万家灯火的城市。
我快速寻到外面一个小卖部，给朋友小刘打了一个电话，他此时正在海珠区一家小工厂做保安。我让他想法帮忙找一个保安的工作。小刘答复说：这段时间来找工作的人太多，他们单位早就满员了，工作的事只能等等看，不过可以让我搬过去与他一起住。我一听马上说：好，现在只要能找个住处就行，工作边走边看吧。我想今天晚上就过来，你过来接我吧。小刘还真够义气，半个小时后，他就骑着自行车从海珠区的江南大道赶了过来。
我简单地清理了一下东西，把我的那些书刊和从部队带出来的旧军装等有用的物品打包好，拿不动的全当作垃圾扔小房里。那个女房东和他的儿子不是说我没有地方去吗？他们不是嘲笑我除了他家里就没有别处住了吗？我这就走。明天，那一对胖得连路都快走不动的母子突然发现我不辞而别后，心里也该难受几天吧——当然只是因为不知上哪儿去找我追讨几百元钱的房租而难受。
当我在小刘的帮助下，用自行车推出我的所有家当时，我意识到：我这是在逃债呀？是的，我这是逃债，就像当初的杨白劳在大过年时躲避黄世仁和穆仁智那样，没想到我这位流浪记者也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了一回“杨白劳”的角色。现在，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早成为我青春期中的特殊烙印。我当时这样做，是迫于无奈，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也许，世上再也没什么能比一个大男人为躲避几百元的债务，而在夜深人静仓皇而逃更丢人的了！
半年后，当我亲自把那600元钱还给了房东，并多付她200元作“利息”时，她不好意思地推脱了一会，最后到底还是收下了。当我再三要请她和家人吃顿饭，以表昔日逃债的歉意时，她怎么也不肯去。在此前，当我打电话告诉这位房东：我不会赖掉那笔账的，肯定会还，当然还有利息。她忙不迭地说：知道，知道，我就知道当过兵的人是最有出息的。你是文化人，哪会赖这点钱呢？看看，现在你不是省报的大记者吗？哈哈哈……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大名呢？
嘿嘿嘿！我也笑了。
这个时候的我，通过自身的努力已成为广州地区报业界黑马《南方都市报》的一名主力记者。此时，我每月都有三四千元钱的收入。
在小刘的帮助下，我当晚就住到了他那儿。当时他已从新港西路到了位于珠区江南大道的一家个体锯钢厂当保安，每月工资600元，住在工厂宿舍里，但伙食自理。这个时候的我，可真谓一无所有了，就是能进入报社做记者，也不可能当月就能拿到工资，每月的各类日常开支至少也得好几百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只能暂时将我的记者梦尘封心中，就像在部队打背包一样，将所有的梦想打包进心底深处。待到夜深人静时，才能让自己的梦想像鸽哨一样，轻轻伴着诗情画意，在朦胧夜色中悄悄放飞。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6节 羊城再圆记者梦（1）
我的运气还不错。10多天后，该工厂有位保安家中有急事而离开，我顶了他的缺。就这样，我又成为了一名保安。工作也是三班倒，这儿的住宿条件与那个技校大同小异，只是铁皮房变成了低小的平房，而且由于是工厂，加工车间就在身边，每天轮流转的各种机器的喧嚣声，像针一样直往你的耳膜里钻，刺激得你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让人心跳不止，六神不定，吵得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涨大。刚开始那几天，我被那日夜不停的尖锐机器声吵得根本无法入眠，加上心事重重，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直到几天后，我终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下班后，我也能像别人一样，身子一挨床就呼呼进入梦乡了。
由于这儿是私营企业，那个整日板着脸的老板不但对工厂里的工人苛刻得要命，对我们这几名保安员也终日虎视眈眈，上班时不能做其他的事。除了值班时要不停地手拿警棍要围着厂房四周巡逻外，就是像庙里的菩萨一样守在门口纹丝不动。不过，有一个好处是，我们之间可以自由换班。我们都是三班倒，小刘他们最爱上白班，都不喜欢上夜班，而我为了争取到白天的时间，就干脆将所有的夜班一人捞了，这样尽管夜里少睡觉，但我白天却完全自由，可以带着自己精心编订的求职报告和相关材料，去羊城大大小小的报社和杂志碰运气。
这天上午，我在一家小卖部门前休息时，随手从大门旁边的报亭里买了几份当日的报纸。我突然看到当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又刊登出招兵买马的消息，在招聘编辑记者。虽然这消息令我很是振奋，但是，那上面的“要求所有应聘人员必须具有本科文凭”的条件，又让我黯然失色。我长叹一声：要是这个时候我有文凭该多好呀？哪怕是大专的！可是我没有。如果我有文凭，凭我在部队时的几份奖励证书以及在军内外报刊发表的百多篇作品，我想我应该是能进去的。但是，由于没有文凭，我的这些东西人家还是不屑一顾，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什么文化底蕴的人，最多也只能算是个半路出家的。
此时的我，已经在羊城几家报纸操练过，在新闻写作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自信自己一定能胜任记者的工作，只是，我要找到一家能发挥自身特长，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报纸。此时刚刚由周报改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无论是在办报方针和风格，还是发展趋势，无疑当时是最适合我的。尽管明知硬件不行，我还是决定再去《南方都市报》碰碰运气。
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我还特意打电话给几位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朋友。他们告诉了我一些新情况。其中一个朋友还特意告诉我，现在负责都市报采访部工作的是从《南方周末》来的朱德付。他是个很爱才的人，也是个很有眼光的人。虽然我从没有与朱德付见过面，但这个名字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的报道。古人云：“为人为文，文如其人”，尽管这个候我还没有见过朱德付，但我看过他的许多文章，我相信他是一个热心的人，一个能打破常规的人。
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我曾去过《南方都市报》应聘。当时去的人很多，他们有很多是外地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更多的是本科生。尽管我知道，招聘的硬件除了有发表的新闻作品外，还得有文凭，至少也得有大专文凭，但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在拥挤的招聘人群中将我的个人简历和有关资料递上前去。一位负责人翻了翻我的资料后，对我说：你的文笔还不错，但你的作品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新闻作品太少，再说你连一个大专文凭都没有……
1997年1月，《南方都市报》由周报改为日报后，我几乎每天都要关注那上面的新闻，虽然它的版式和风格就像六月天的孩儿脸一样老是变，但在广州地区中还是很有特色的。我很自信，那上面的新闻，自己也能写出，并且肯定能超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那些记者都有文凭，有工作经验，而我，而我只不过是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的退伍兵，一个没有文凭的打工仔。就因为这些，我连报社的大门都进不了。
我坐上了前往广州大道方向的公共汽车。我想，不管结果如何，我还是要去试一试。凡事都得靠自己去争取。如果自己不去努力争取，又怎么可能奢望成功呢？我自信自己就是一匹千里马，但要紧的是让那慧眼识马的伯乐能在广州这人才济济的大潮中发现你。否则，哪怕伯乐具有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眼，我想他也是很难在尘土飞扬的民工群中发现这匹与众不同的马儿。
南国春来早。此时已经是1997年的2月中旬了，正是南方的阳春之季。本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和绿化带丛，在一场春雨淋浴过后，又悄然露出了许多柔嫩的细芽，使得羊城更加生机勃勃。早春秀丽的景色使人心花怒放，心旷神怡。我就这样一路欣赏着路边的如画风景，很快就来到了位于广州大道中的南方日报大楼。
我乘坐电梯直上到16楼。本来，那广告上面早就写得清清楚楚，招聘人员直接与办公室人员联系，但我却特意绕开负责招聘的办公室，直接找到了上面悬挂着“副主编”办公室的牌子。那儿门正大开着，仿佛正在专门等候我进去似的。里面坐着一位30多岁、戴着一副玳瑁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青年人，他正埋头写什么。我鼓起勇气，轻轻地敲了敲门，接着像在部队时那样，脱口而出地喊了声“报告”。没错，这就是朱德付，因为我早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他的照片。朱德付马上抬起头来，和颜悦色地说了声“请进”。我刚一进去，用洪亮的声音作了简短明了的自我介绍后，就将自己的材料递交过去。没想到，听到我的介绍后，朱德付不但没有推辞，反而为我倒了杯水。他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我平时很喜欢与军人打交道，没想到你还是海军陆战队员呀！”他的这一句话一下就消除了我的拘束和胆怯。就这样，我们在欢快的氛围中交谈了半个多小时，末了，朱德付打趣地问我：“你不直接去办公室应聘，怎么一下子冲到我这儿来了呢？你不怕我怪你越级来访吗？”我笑了笑：“朱总，不瞒你说，我上次就来过一次，但人家没有录用我。因为我没有文凭。这次我是特意冲你来的，希望朱总能给我一个机会，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为南方都市报最好的记者。没文凭的人并不一定比那些本科生差的……”朱德付听到我这话，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这才像个军人说的话！他微笑地看着我这张由于东跑西跑而被南国灼热的太阳晒得黑黝黝的面孔，看着我此时由于急促的赶路而正从额头涔涔流下的汗水，说道：“看得出，你是一个特能吃苦的人，也是个诚实的人。这样吧，石野，你的材料我先看看，由于这几天前来应聘的人太多，我要与办公室的人商量一下再答复你。”当他获知我连联系电话都没有时，又叮嘱我：“你明天上午10点打电话给我，我会给你答复的……”
朱德付和蔼的态度令我心情很是舒畅。为了能在第二天外出，我当即与人换了夜班。夜里值了一整夜的班，直到早上8时许我才上床睡了两个钟头。我揉着惺忪的双眼，懵懵懂懂地爬起来时，从那只廉价的电子表看到，此时已是上午9时40分了。我胡乱地洗漱了一番，就准备到外面去给朱德付打电话。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晴天，我特意换了一件从没有穿过的白色短袖海军夏服，把自己打扮得更有精神。我照了照镜子，发现两只眼睛由于过度熬夜而布满了血丝。但我毫不在乎。我用开水泡了两大包方便面，饱餐一顿后就出门了。我来到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前，看了看钟，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10多分钟。我买了几份当天的报纸，站在马路边浏览着。眼看还差两分钟就是10点了，迫不及待的我就拨通了朱德付办公室的电话。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7节 羊城再圆记者梦（2）
听到我的声音，朱德付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你提前了两分钟呀！不过，我很欣赏你的这种时间意识。我已看完了你的作品，文笔很优美，写作水平不错。我刚才已把你的情况与办公室的负责人协商了一下，决定破例给你一个机会。你马上带着相关证件到报社来办理一下手续……”这个迟来的喜讯，就像天空中那束和煦的春日阳光一样，一下子驱散了很长时间压抑在我心头的那层阴影，温暖的阳光照得我心花怒放。我从没有感觉到羊城的天空是这么的洁净和高爽，我周围的各色风景物是那样的美轮美奂，绿色花丛是那样香气迷人。我，一个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乡下人，一个平时摸枪扛炮的退伍兵，一个在建筑工地灰头土面地扛水泥的民工，现在终于成为了省委机关报的一员。
我还了解到，这次都市报招人，主要是副刊和体育版，而采访部当时就招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我，另一个是魏东。魏东也是一名军人，他是广州军区副团级军官转业，上过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擅长摄影，文字功夫也不错，是都市报当时少有的既能拍又能写的记者，他与我在同一间办公室。
这个时候的我从部队出来后，虽然也做过保安、文员、保镖，也在《广州红绿灯报》、《广东法制报》等报纸做过记者，小试牛刀，在《广东法制报》时我还曾得到过原羊城晚报总编周文韶老生生的帮助，但那大体不固定，说起来是一种不稳定的流浪生活。为什么流浪？是因为我无法找到一家能让我得心应手的报社。在外流浪了许多年后，我极想选择一家能适合我又能供我锻炼的新闻单位，元旦刚改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无疑是我最热衷的阵地。因此我像珍惜我的初恋一样，对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备加珍惜。
《南方都市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在短短的几年间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匹黑马，与早期朱德付的呕心沥血和大张旗鼓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都市报无论是在投资资金、人才资源、办报经验、广告策划上等都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可谈，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刚走马上任的朱德付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先期的采访工作中，他排除干扰，勇于改革，把他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时勇于执言仗义、义无反顾的冒险精神用到创办都市报上。关于这些，我曾在我的第一本新作《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中有过详尽的记录。
我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期间由于带头在都市报内进行改革，朱德付的铁面无情、刚正不阿自然得罪了不少人。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将一位违规的女记者清除出采访部后，对方和家人草拟了长达10多页的告状信，四处告他，但他依然不畏惧。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平时能与记者们打成一片，但在工作上是个极为严谨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为了赶稿子，没有深入现场采访，只凭借电话采访，就匆匆地写了一篇社会新闻，第二天发在了报纸上。到了本周的周会上，朱德付毫不给我面子，当着采访部几十名记者的面，将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宣布我的这篇稿子不能算作本月的发稿任务，扣除有关稿费。这是我进入报社以后第一次当众挨批（当然也是我惟一的一次），给我很大的触动，也同时给采访部所有同仁很大的震动，因为谁都知道平时朱德付很关心我，我是他直接招入采访部的，也是他当时大力培养的重点对象。从此以后，采访部的记者们，再也不敢只凭一个电话，或是不深入采访就匆匆地发那种“打擦边球”的新闻稿件了。
这个时候的我，虽然已成为了《南方都市报》的一名政法记者，但当时还不敢轻易辞去那家电锯厂里的保安工作，因为此时我不但还背负着600多元钱的债务，而且囊中更是羞涩，几乎是身无分文，每天都是靠在借债过日子。如果只是呆在工厂里还好办些，因为吃饭时我还可以在工厂食堂里赊账，而现在，我不可能每天都守在工厂里等饭吃，我必须每天外出采访，寻找新闻线索。那时，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除了生活都不稳定的流浪记者外，其余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打工者，大都是穷光蛋。因此，我从小刘那儿借来100元钱后，买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花去了50多元，其余的得用来吃饭、打电话用。不过因为有了自行车，使我每月可以节约一大笔车费钱了。就这样，就像我当初在《广州红绿灯报》时一样，夜里我身着保安服在工厂里巡逻，下班后我就埋头大睡两三个小时，然后，用冷水洗澡，揉着发困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骑着那辆除了车铃不响什么都吱吱响的破自行车，满广州城大街小巷穿梭，四处寻找新闻线索。从进入南方都市报社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自己立下了规矩：除了开会，每天下午都要外出找新闻，每天9时之前，一定要写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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