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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记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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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报社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自己立下了规矩：除了开会，每天下午都要外出找新闻，每天9时之前，一定要写出二三篇新闻稿。尽管我知道，我的试用期是3个月，但我又给自己立下军令状，在头一个月内，我不但要按时完成任务，还要超额发表稿件，多上头条，成绩一定要居前几名。
为了省钱，我每天最多也就吃两顿，中午经常是躲藏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偷偷从包里掏出一个早变得又冷又硬的馒头来，就着一杯白开水，三下五除二地塞进肚子里。到了晚上夜班时，我就赶紧跑回工厂里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饱饭；有时因为写稿子回去晚了，错过了开饭时间，我就一边上着夜班，一边从附近的小卖部里赊来两包方便面吃。当然，这样长期下去，我的身体吃不消，但我必须通过这种无奈的方法，先对付完一个月再说，怎么着也得熬到月底发工资，才能重新作打算。所幸的是，我当时打工的那个小工厂很少有人看报纸，再说当时的都市报还是刚改为日报，一般的老百姓还没有多少人关注，要不，老板看到我兼职，肯定得炒我的鱿鱼。
也许是由于经常睡眠不足，也许是长期营养不良，也许是因为连日的劳累过度，我每天都是汗水涔涔，面无血色，一付面黄肌瘦的样子。这些，一般同事是很难发现的，因为那个时候采访部要求每个记者必须见报16篇文章，至少得上一个头版头条。不管是正式的还是招聘的，大家都为了完成任务而四处奔波；就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除了开会外，平时都难得见上一面。但是，我的这些细微的变化没想到却引起了朱德付的注意。
一个炎热的中午，正是午餐时候，大家都拿着饭碗前往报社食堂就餐去了。我趁办公室无人之机，关上大门，正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啃着一个又凉又硬的大馒头时，没想到，我的这一难堪的样子，被突然推门而进的朱德付无意间看到了。虽然当时窘得我很是脸红了一阵子，但很快就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第二天下午，当我刚从外面采访回到办公室时，朱德付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刚一进去，他就将门关上，先是不经意地与我谈了一下这几天的采访工作和发稿情况，然后他对我轻声说：“石野，我听别人说，你前不久住的地方被小偷光顾了，丢失了不少东西，所以弄得最近一段时间经济比较困难。是真的吗？你现在是南方都市报的一员了，我们大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助，有事你也不应该瞒着我呀……这样吧，你先从我这儿拿点钱去用着，就算预支这个月的工资了。你工作很努力，见报稿子不少，但年轻人可不能空着肚子工作呀？这样弄坏了身体怎么行呢？你是军人，更应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说罢，他从抽屉里掏出了500元钱，不由分说，硬是塞到我手中……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8节 羊城再圆记者梦（3）
后来，尽管朱德付在半年后离开了都市报，但他一直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很关心。记得在他从都市报调至南方日报出版社做副总时，都市报在五羊城附近的红高粱酒店设宴为他送行。朱德付当着众人的面，特意拉着我和魏东来到当时兼管采访部的程益中面前敬酒，很有感触地说：“石野和魏东是我亲自挑选进来的，他们都是军人出身，工作积极，吃苦耐劳，他们的成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现在把他俩托付给您啦，请帮忙照顾好他们……”
两年后，我因报道“祈福新村”那宗特大杀人案，被广州有关部门重点“照顾”，替人做了一回替罪羊，被迫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后来我又离开了广州，北上求学，到北京做了一名流浪记者。魏东运气比我好，他很快调入报社，成为有编制的正式记者。
1999年7月，得知我将要离开《南方都市报》时，此时正担任着南方日报机动记者部主任的朱德付心情很沉重，他曾先后两次为我摆酒送行。第一次是在我离开《南方都市报》前，他带着南方日报的女记者金杜在广空医院的一家酒店里请我喝酒；第二次，是我离开南方都市报的第三天，他和魏东一起拉着我到了天河东一家湘菜馆里，我们仨人喝了几瓶度数较高的“酒鬼”，那一晚，我喝得酩酊大醉。
3年后，我们又一次在京城成为了同事。2001年春，时任广州《信息时报》总编的朱德付和《南方都市报》主管发行工作的副主编谭军波一起被从南方“挖”到京城，出任《京华时报》的副总编辑。得知他来京城创业，我不顾别人的劝告，马上辞去那家正干得不错的报社，加盟了其中。经过严格的考核，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层层竞争，我也最终凭着自己的综合实力成为该报的机动记者部主任。我的同事张凌，一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也凭实力成为该报的文化部主任。后来，我因为在《工人日报》、《深圳法制报》等报刊揭露了原南方都市报同事邓世祥长期玩弄女性，并以欺骗手段使其中两名河南农村女子先后为其生下4个子女的丑行，而遭到对方长达多年的疯狂诬陷和诽谤，我以刑事自诉到北京朝阳区法院。因为这场官司困扰着我，当年6月，我辞职南下为我的官司取证。有关详情请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
临近港澳的广州一直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儿的媒体发展和新闻竞争都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个没有硝烟的大战场中，经常有新的报纸和杂志冲出来，也有不少活不下去的报刊悄悄地倒下去。那时，广州地区的报业界还是处于一种“三国鼎立”的状态，即由广东省委机关主办的《南方日报》、由省委机关直辖的《羊城晚报》以及由广州市委主管的《广州日报》，这三家党报，成为当地的老大，当时除了《羊城晚报》在办报方针上较有特色外，其他的如发行量、广告收入、社会影响力方面大体上都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各自占有自己的市场。到了1997年上半年，羊城报业界开始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改革。很快，激烈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时在广州地区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数《羊城晚报》，发行量超过了百万份。但到了下半年，一直居其后的《广州日报》对报纸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不但完全改变了版式，更大大增加了新闻量。加上该报上上下下加大发行的力度，报社领导还多次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带着员工前往珠三角的几个重要城市进行上门向读者征求意见并征订报纸，很快就使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以致后来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及《南方都市报》都利用周末时间，派出各自的员工纷纷效仿。我记得这年夏天，我也随着都市报的一些同行曾先后往深圳、珠海、顺德等地进行报纸的上门推销和宣传，取得了不错的成效。1997年12月，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极具市场眼光的《广州日报》出其不意地在这一日策划了日出百个大版的大动作，使当天发行的百多万份报纸被抢购一空。后来又连连加印多次，仍出现羊城市民排队购买报纸珍藏的镜头，从而也使该报的发行量超过了《羊城晚报》，成为广州地区报业界的龙头老大。《广州日报》的这一重拳，使得整个羊城报业界受到极大的震憾。当然其他报纸也不愿落后，总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地出招进行竞争。
当时，在羊城地区除了以上三家大报，还有各自又创办的新报，如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拥有《南方周末》、《花鸟世界报》、《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楼市》后，又不惜投资巨资将创办三年的《南方都市报》由周报改为大型日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除了收购《粤港信息报》，于1997年的4月1日创办了广州地区惟一的一份全彩色的都市报——《新快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也推出了《信息日报》。其他的还有《新闻人物报》、《广州青年报》和《广州法制报》等等。正因为地方报纸众多，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除了只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的账外，对其他的报纸大都是不冷不热，以至其他报社的记者平时上门采访时都处一种难堪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那几家大报也就是党报的记者们出门采访时，有关单位一般都不敢小看，他们出门也很风光。然而作为一份刚改版打入广州市场的新报，《南方都市报》在那时根本不被人看好，不但常受到同行间的挤兑和轻视，有关部门和一些读者也对此不屑一顾。就是《南方日报》的有关记者，也常常是不屑与我们这“小报”记者为伍，因此，我们这些刚加盟到《南方都市报》的年轻记者的采访经常受到各种外力的阻挠，显得困难重重。
愤怒出诗人，激情出新闻。没有激情是当不好记者的，也写不出好新闻。我这个没有文凭的退伍军人、从建筑工地走出的民工，现在能进入省级都市报做政法记者，真有些天赐良缘的滋味，尽管当时正处于创业阶段的都市报各方面条件都不怎么样，自己的生活条件也极差，但我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特别是对记者这个职业更充满了热爱。我的激情更源于一个历经坎坷的年轻人对火热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明天的幸福憧憬，对自己青春梦想的小心呵护和祈盼。
进报社后，我被分到了政法组，成为一名政法记者。由于我来得要晚一些，一些诸如省公安厅、市公安局、省市检察院、省市法院等线路都被人抢走。后来，采访部总算从别人不想要、不愿跑的线路中，分给了我交警和消防两条线。这两条线虽然也有不少新闻线索，但谁都知道，这两条线路是最劳累的，一有火灾、车祸，就得赶赴事发现场。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大都骑着一辆自行车外出采访，经常被人拒之门外。一些地方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也不会通知你，全靠各线路的记者自己去想方设法去寻找新闻源。
西方新闻界有句谚语：一名记者几乎就等于自己的消息来源。新闻线索获得的多与少，完全取决于记者本身。而任何一篇报道的质量取决于消息来源质量。在此情况下，我首先以电话四处寻找新闻线索。因为电话是从事事实报道的一种基本工具。对于记者而言，当然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以电话为主，经常上门与我所负责的有关线路的部门加强感情联系更是重要，我总是尽量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与此同时，我又独辟蹊径，不依靠主线路，不是坐着办公室等人家的新闻发布会，等人家写好了的通稿，而是自己积极四面出击，经常前往广州火车站、火车东站及附近的一些医院急诊室等经常出新闻的地方。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9节 羊城再圆记者梦（4）
对于任何一位记者来说，眼睛是其获取新闻事实最直接的“摄像机”，记者是各种新闻事件的第一目击者。这就要求记者对每一新闻事件进行直接而细致地观察。所以记者更应像特工和侦察员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正如海伦•；凯勒在她的名著《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说：“如果我是个大学校长，我就要设置一门必修课‘怎样利用你的眼睛’。那里的教授必须指导学生认真地观察他们眼前经过而不被注意的景物来丰富他们的生活。”我国著名记者南振中也说：“眼睛像一架精密的自动摄像机，随时随地摄取瞬息万变的生活场景”。我深深懂得，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平时的生活中，更要像那些特工和侦探一样注意观察自己周围的生活。我除了常往人多的车站码头、医院门诊、大商场等众多公共场所外，还利用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机会，处处留意身边的新鲜事和稀奇事。我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独家新闻：《丈夫门外装鬼妻子当头一锄》、《无钱还赌债当街买亲女》、《父亲高抛失手婴儿脑浆迸裂》、《瑶台闹市上演此丑剧下跪让人撒尿抵赌债》、《失了女友失了理智火机点燃美女长发》、《父子一旁望风母女上前行窃》等，都是我外出或采访途中，留意观察生活或是偶然发现，并挖掘出来的。这些时效性强、可读性强的社会新闻极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些新闻同行更是对我能经常抓到这样的活新闻而奇怪，常有人问我：“你这些稀奇古怪、三教九流都有的新闻是从哪儿得来的？”程益中有次当众笑呵呵地对我说：“石野呀，你可真是个抓独家新闻的高手呀，这些稀奇古怪的新闻真不知道你是如何找到的？我真服了你……”
1998年6月，世界杯足球赛在法国举行，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球迷的眼球，更成为全世界新闻煤体角逐新闻的良机。南方的媒体更是暗暗迸足劲想趁机比拼一下足球新闻。《广州日报》、《足球报》、《羊城晚报》和《南方周末》等强势媒体更是不惜巨金特派记者飞往法国采访，而此时刚刚在广州市市暂露头角的《南方都市报》无论在财力和人力上都无法与其他强势媒体比拼，但尽管如此，在程益中、庄慎之、李多钰等人的主持下，南都体育部的年轻编辑郭其龙、龚晓跃、张晓舟等人却别出心裁，棋高一着，他们从世界杯开始，精心编辑世界观杯的所有新闻和精彩图片，更配以妙趣横生的评论，特别引人注目的上，《南方都市报》每天都用四个彩色的体育版，将新闻版块包裹其中，在每天一大早新鲜出炉，将有关世界杯的最新消息第一个送到羊城读者面前，这一妙棋果然吸引了羊城及南方数百读者的眼球，更紧紧抓住了各地球迷的心，使得都市报的销量大增。
我不是体育记者，平时对世界杯也不大关心，但我意识到这不只是体育记者的事，我们这些政法记者也该关注出此引发出的有关新闻。我估计在世界杯后面，在身边的生活中，肯定有许多出彩的社会新闻。于是，我骑着我的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羊城街头，特别是医院的急诊室、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公共场所转悠；同时，我积极与熟悉的军地医院及有关部门的通讯员取得联系，要求他们要留意这方面的讯息。就在世界杯开始的第三天夜时里，我获悉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镇一名老球迷因看“世界杯”比赛，与爱看电视剧的妻子急抢电视频道而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砸坏了新买的价值不菲的“松下”大屏幕彩电，并将年近花甲的老妻打得鼻血直流。我认为这是一条不可多得的好新闻，当即赶往事发地和有关医院采访，了解到了有关情况后，我用最短的时间赶写出一篇引题为“世界杯赛战正酣，花甲夫妻打内仗”，主题为“抢频道怒砸彩电”的千多字的社会新闻，当时负责头版的编辑是崔向红，她慧眼识珠，认为此稿新闻点很好，又是独家采访，她当即以最快的速度编好上了1998年6月15日的头版头条。结果此稿社会反响很好，一些读者纷纷来电对这样的时效性强又有热点的社会新闻表示赞赏。随后的十几天内，我带着我的实习生李雪亮和左志红又先后采写了一系列与世界杯有关的独家社会新闻，如：1998年6月17日的《花甲球迷昨晨猝死》、1998年6月18日《众球迷齐声拍掌喝彩五龄童受惊栽下楼梯》、1998年6月23日《看球啖荔枝被噎兴奋球迷遇险情》等数十几篇独家社会新闻，受到读者们的好评。
我国著名记者穆青就十分注重与采访对象的交际，建立感情。名记者范长江交际的朋友更广泛，“上至军政要人，下至黎民百姓，有来有往，即使不是采访的时候也要保持一定的联系。”他交朋友“什么人都要交，朋友越多，新闻来源越多，越能写出有分量的报道。”对于一个记者而言，如何与人交往，如何与读者保持友好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记者要想写出好文章，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首先在心目必须将读者放在第一位，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要撒播阳光给别人，必须自己心中有阳光。其实，记者的采访过程实际上就是交际过程，建立通讯网络获取新闻信息是“新闻记者的基本建设之一”。工作一开始，我就特别注意与社会各界的人士交朋友。一些位居政府重要部门的人固然重要，但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更为重要。我当时交往的朋友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只要不是那种道德败坏作恶多端的人，我都愿意与之交往。我还经常与附近的保安员保持沟通，让他们经常与其他的同行间保持沟通，有什么新发生的事情就赶快通知我。这些散布于基层派出所和街道村巷的保安员，每天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突发事件，他们为我提供了不少好的新闻线索。为了便于大家联系，我在四处散发名片的同时，还特意配了一只价格便宜的数字传呼机，这样，不管我人在哪儿，只要有人找，我就能及时回信儿。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这种寻觅和扩大新闻源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每天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反映到我这儿。这样虽然劳累，但容易抓到好的新闻，更能发现许多独家新闻。这样，我就主抓社会新闻，四处留意本地的一些诸如火灾、车祸及大小医院里的急诊情况。同时我还积极地与各单位通讯员建立良好关系，认真留意兄弟媒体的见报新闻，分析他们的追踪动向。
记者履行采访职责仅有勇气和热情是不够的，还应具备过硬的采访本领，运用灵活多变的采访方法，掌握坚实的写作技巧。在采访时，不管是正面报道还是批评报道，我总是以虚心的心态，谦逊的态度处之。对不同的新闻，我灵机地采用不同的采访办法，根据当时情况随机应变。邵飘萍说主张“探究事实，不欺阅者”，倡导新闻记者要研究对方的心理，讲究采访方法和技巧。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其也，义之与比”，意为：治理天下的人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么干，也没有规定不要怎么干，只要怎么干合理恰当，就怎么干。
为了提高自己的采访和写作技巧，我平时很少看那些出自新闻系课堂的所谓教材，而是积极向国外著名记者普利策、詹姆斯等人学习，向国内的新闻老前辈，特别是范长江、邵飘萍、穆青及戴煌等名人学习，学习他们的爱国情操，学他们的做人准则，更学习他们的经典名作和采写经验；向身边的一些老编老记虚心求教；还有，就是直接向报纸学习。每天上午，我都要挤出时间看羊城地区的几家主要报纸，学习那上面一些重点报道的写作特点。特别是，对于头一天羊城发生的一些大事或突发性事件，我总会将《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及《广州日报》上的相关报道拿出来认真对照着观摩，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从标题、导语和写作手法，对比着分析，看哪位记者写得好，谁的标题做得吸引人，谁会抓新闻。看得多了，自然会悟出其中的门道来。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20节 羊城再圆记者梦（5）
新闻价值蕴藏在新闻事实中，具有不确定性，需要记者深入采访挖掘才能发现。而要发现好的新闻，记者首先得热爱生活，从生活中去发现和寻找。
我本来就有较好的写作基础，也在军内外多家报刊发表过百多篇作品，加上自己平时一直没有放松读书写作，总是勤学多练，虚心学习，博闻强记，特别是进报社后更增加了我的采访实践机会，更使我如鱼得水。综合多方因素，从没有系统学习过新闻采访的我，采写水平突飞猛进，很快就得到了长足的提高。
另外，我每天都得强迫自己至少完成两篇稿件，争取一篇见报。进入报社后，我就很快完成了本月的发稿任务。
由于我的成绩突出，很快就度过了试用期，与报社签下了聘用合同。在此后数月间，我和众多才华横溢的同事在工作上相互学习的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我以自己的吃苦耐劳和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成为都市报后第一个创下月见报量50篇、60篇、80篇记录的记者！受到同事和领导一致称赞。
因为生活太痛苦，我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以外，只要有空，我就读书写作，而读和写又给我带来许多新的苦恼。
因为生活太不完美了。我的心绪有时处于昏天黑地，凄凄艾艾。我陷入严重的忧郁状态。是浑浑噩噩的那种极致状态。我过得极其狂躁，我挥金如土，我挥霍无度。我无视别人在我的眼前或背后大放厥词，我只顾让我的心灵一味地流浪，放任自流。流浪一直是我的挚爱，彼岸之物，他山之石，别人的故乡，一直使我心神荡漾，心驰神往。到远方去，到远方去，风景在远方，远方有风景。有一段时间我也像校园的少男少女一样，哼着三毛、琼瑶的歌曲，翻着汪国真的诗歌，四处寻找青春的浪漫。我沉浸在看不见的流浪思潮里。在青春期普遍膨胀自我，像突然打开的啤酒，“砰”的一声涨出好高的泡沫来。
我意外地发现，青春有时像阳光一样灿烂，像花儿一样芬芳，但青春有时更像沼泽一样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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