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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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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囡，送给侬。”
我怀疑耳朵出了问题。这只饼干筒是大阿婆的粮仓，是我的梦想。
“送给侬，送给侬，送给阿波囡！”
大阿婆一字一句地重复，老眼凄迷，嘴一咧，笑出一朵秋菊。那个时代的一只饼干筒就是一笔财富，再加上筒外画着漂亮的白雪公主与可爱的小矮人，别说有多吸引人了。我半信半疑，紧紧地抱牢白雪公主，一步一步地后退，忐忑不安地心跳，生怕大阿婆突然改变主意，又拿了回去。
果然，大阿婆捉住了我的小胳膊，不许我走。我脚下迟疑，哐啷一声，饼干筒摔在地上。大阿婆急得咂嘴，抱起饼干筒，掏出小手绢擦了又擦，居然重新递给我，顺势把我拖到穿衣镜前，文不对题地告诫我以后不要弄脏镜面，并念念有词地说：
“阿波囡，记牢：婚镜常新，夫妻常亲。”
什么意思？我不懂，也无意弄懂。这时楼梯上响起母亲的脚步声，扭头望去，见母亲要去卫生间，我抱着白雪公主奔向母亲，对母亲鹦鹉学舌：“婚镜常新，夫妻常亲。”母亲闻言，身子像风中秋叶摇晃起来，扶着我的肩返回卧室，一下子跌坐在床上，自言自语：“大衣橱是结婚辰光买的。”
第四部分第13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2）
我不懂母亲的哀伤，只顾卖弄漂亮的白雪公主，母亲这才惊醒过来。她拿一方手绢，倒出筒内的饼干，递给我，也不顾我一脸的不满，又吩咐珊珊出门。没多久，珊珊拎回许多糕点，母亲一样一样地码放于饼干筒内，又从床头柜里拿了些东西，一手抱着饼干筒，一手牵着我，来到亭子间。
大阿婆的房间纤尘不染，明净雅洁，一箱一篮静静地卧在屋角，荷绿色的大衣橱镜擦拭得闪闪发光。依墙的小圆桌上供奉着观音大士，佛像前的紫铜大香炉内插着三支线香，浓浓的印度香散发出奇异的浓香。大阿婆花白的发髻油光水滑，纹丝不乱，紫酱色的旧棉袍干干净净，姜黄色的开司米缕花披肩不时发出淡淡的樟脑气息。
大阿婆双目微闭，嘴唇微微翕动，双手合十端坐于木椅上。人与佛同映于镜中，佛坐成了人，人坐成了佛，连线香也仿佛有了灵性，一分分，一寸寸，燃亮，闪红，转暗，成灰。但是，灰烬不跌落也不粉碎，傲然地立于香炉之上。
我喜欢大阿婆。自我初见大阿婆的那天起，我就喜欢她的随和与慈祥。她从不刻意修饰自己，从不精心收拾居室，也从不坚持自己的一得之见，随遇而安。可是那一天，佛前燃香，暗暗祈祷，又为的是什么呢？母亲不忍惊动她，悄悄后退。大阿婆双目微睁，送出话音：
“婚镜常新，夫妻常亲。”
又是这一句话。听得母亲脸色煞白，泪光闪闪，把饼干筒和小纸包递给我，推我送给大阿婆。这样的话是要求母亲作反省么？也许宿命的大阿婆也只是学说了一句老话，至于这话的含义谁都很难说清楚，但谁又能说听不懂呢？婚姻里蕴含的学问是一部大书，“白头偕老”是愿望，是目标，是结果，可是要真正地做到白头偕老，却要做一生的努力。既有双方共同的付出，也有任何一方的宽大容忍和付出牺牲。在这个依然从属于男性的社会里，女性要维护婚姻，就要不停地擦拭“婚镜”，这里面有柔性的技巧问题。母亲正当三十岁，如果放在大户人家，可能会有许多承古沿袭的应对“技巧”，父母或许会给她许多有益的指点，而对于贫寒出身的母亲，一切都只能依仗自己，生活中连一个可以直抒胸臆一泻心曲的密友都没有，一切一切的麻烦只能全凭感觉，如果说能有什么依承的话，那就是来自古戏文。
幸亏解放了，柔弱的母亲从新生的祖国那里找到了精神上的靠山，从代表新思想新文化的《白毛女》那里看到了女性独立的前景，离婚似乎已不像旧时代那样可怕，自立自强，为自己争一口气，为儿女争一口气，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出来，让解洪元看看“我不是弱者”。不是弱者又有什么用？她也常问自己，为什么每一次扪心自问，最后总是要跑出一个解洪元来？离了，已经成为陌路人了，为什么还是要时时想着他？背负起一双儿女，还要主动承担赡养他的老母，难道这是她的宿命？难道在她的一生里只有一个男人让她刻骨铭心？如果冷静地想，离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可是为什么依然有那么多的理不清、割不断？解洪元啊解洪元，你倒是轻松，甩甩手，转转身，不带走一片云彩，却让我，一个患有肺痨的女人挑起如此沉重的生活担子！
当天傍晚，一辆三轮车停在后门口，由解先生雇定，但他本人却没有露面。珊珊奉命从剧场赶回，代为送行。先提箱后提篮，送大阿婆上了三轮车，车出小弄堂，珊珊急急喊停，刮风一样飞奔上楼，抱下白雪公主和小纸包一起硬是塞上了三轮车。
我馋馋地目送我的白雪公主饼干筒远去。
此后，每逢年节，母亲常让珊珊带着我去看大阿婆，捎上糕点和小纸包，我这才知道纸包里包的是大阿婆的零花钱。大阿婆的弟弟只有两间房，她在外间既是客厅又是儿童卧室的屋角搭了一只小床。大阿婆一看见我，她那双平和的眼眸里就珠光闪闪：
“阿波囡又长高了。”
她把我拉入她的怀里，眼对眼地望着我，她眼睛里射出来的慈祥像一个冬天的太阳，温温的暖暖的，但那光的热却不含力度。自然大阿婆很喜欢我们去看她，也许这已成为她一年中的盛大节日，见到我，总是摸摸我的脸拉拉我的手，那一双目力渐渐衰退有些灰暗的老眼涨满了愉悦，“小阿婆好吗”，“你姆妈好吗”，“你爹爹好吗”，一个一个地问过去。仿佛是我让她回到了从前的生活。当这一声声问候像查户口似的查了个遍，访问也即濒临尾声，我们走了，大阿婆用眷恋的目光送我，直到又一年降临，再一次上门。
在大阿婆走后，全上海开始了户籍普查活动。
户籍警上门来重新登记户口。一进门就寻户主顾月珍，我母亲尚未起床，小阿婆又像老鹰似的挺身挡驾，不让公家人惊吵儿媳。
对于日新月异的新社会，小阿婆怎么也跟不上趟。家庭破碎，她不去埋怨父亲，而是把怨恨转嫁在母亲的戏迷学生身上，也即是那个学生将“男女平权”的新思想带给母亲的，否则借给阿月珍一百个胆子她也不敢和儿子离婚。同时她也抱怨提倡妇女解放的公家人，男女不平等在中国几千年了，难道说平等就平等了？平等有什么好？让我这个有儿子的老婆子无处可去！她怨恨公家人。
尽管公家人是笑嘻嘻地走进门，她的脸还是拉得长长的，一副被得罪的样子。户籍警问：
“顾月珍同志呢？”
“顾月珍同志不在。有事找我。”
“请问你跟户主是什么关系？”
她答非所问地指指我和弟弟：“喏，这是孙女，那是孙子。”
户籍警又问她姓名，她生硬地说：“解李氏。”
旧社会女人无名姓，婚前阿猫阿狗乱叫一气，婚后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的就是这样的双姓“王李氏”、“陈李氏”，户籍警耐心地开导说：
“新社会了，女人应该有自己的姓，也要有自己的名。”
“我老太婆了，解李氏，都叫了一辈子了。”
年轻的户籍警说：“妇女要解放，要独立，不能没有自己的名字，过去没有，现在可以有，重新取一个。”
谁知这恰恰触及了她的痛处，连这房子都改成姓顾了，我这个老太婆还取什么名？小阿婆冷冰冰地说：“解李氏，就是解李氏！”一个耐心地劝改，一个倔强地不改，户籍警火了，说：“不改就不准登记！”
小阿婆说：“不登就不登！”但看看公家人态度一点也没有软下来，想想万一真的登不上，将来成为黑户口，或者要赶她回浦东，那她可是一万个不愿意。小小厨房的门里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看来再坚持下去也未必有好结果，就说：
“一定要名字，就喊阿猫阿狗都可以。”
小阿婆的话音刚落，就有忍俊不禁的笑声传出，连户籍警都笑了：“那么请问，到底是阿猫还是阿狗？”
“阿猫好啦。”
于是户口本上就写下了小阿婆的姓名：李阿毛。从此小阿婆有了自己的名字。
原以为麻烦就此结束，哪知，一旁看热闹的珊珊爆出冷门，她粗声大气地说：
“同志，我的名字要改姓。姓顾，顾珊珊。我弟弟妹妹也改叫顾星儿顾波儿。”
小阿婆执意不改，是为了维护旧传统；珊珊要改姓，却是因为解家已解体：既然房子都姓顾了，那子女也都得改。不料，珊珊这一句话捅了马蜂窝。小阿婆桌子拍得山响，食指戳到了珊珊的鼻尖，扯直了嗓子叫骂：
“侬这个死丫头，老鼠跳进白米桶，吃了三日饱饭，忘记侬是啥货色！解家门里，侬有啥资格来瞎三话四？”
小阿婆始终认为珊珊是花钱买来的丫鬟，应该听命于主人，可是珊珊却不这样认为。她只觉得比起波儿星儿来，血缘上不如他们，只是稍逊一筹，但自己绝非是丫鬟而是养女。多年追随顾月珍上戏院演出、电台录音，去香港参演，觉得自己有名有姓有头有脸，比顾门别的学生地位还略高一些，因为她是顾月珍的义女。以前解洪元从没有把她排斥在解门之外，如今解家散了伙，温柔的顾月珍更是倚重她。在星村十号就是老太太看不起她，总是拿她当丫鬟来驱使。这一老一少的矛盾越演越烈，兼之珊珊少文化缺心眼，每每总是让老太太拿个正着。比如，有时候珊珊将替换下来的脏衣裤一并扔入洗衣盆，让佣人清洗。小阿婆会拎起她的小裤头，当着女佣的面呵斥：
“侬是个买来的丫头，屋里厢酱油瓶子跌倒了侬也勿肯扶一扶，倒也算了，现在连自己的小裤头都要别人家来汰，勿要太享福——”
第四部分第13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3）
尖酸刻薄的话让珊珊没法下台。她羞红了脸，气黑了脸，哭哭啼啼向顾月珍告状。母亲迁就她，悄悄找来女佣，关照道：“三个小孩一样对待。以后除了汗衫小裤头，其他衣裳侬帮着一道洗一洗。”
自此，珊珊就为自己争来了半个主人的地位。但是与老太太却从此结下了不解之冤。在房主姓解时，珊珊自然不敢太唐突了小阿婆，而今一旦屋主易姓，她想：现在侬神气啥？侬自己也寄人篱下了，不走出去，还要留在这里发号施令？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哪肯放过，成心要气一气小阿婆：
“哪里来的解家门？现在是顾家门，侬可要弄弄灵清！”
一句话呛得小阿婆半天回不过神来。可小阿婆哪里是好欺的，后退一万步，我也是星儿波儿的亲奶奶，你是啥东西？她老人家顾不得有户籍警在场，有近邻在看笑话，她狠巴巴地伸手去拧珊珊的耳朵，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
“这只死货色，花花肠子……”
珊珊不退不避，低头猫腰像小牛犊似的把小阿婆撞了个趔趄，旋即躲到了户籍警身后，踮起脚尖，扯高嗓门：“就要改，就要改！”
灶披间乱成了一锅粥，户籍警成了珊珊的挡箭牌。窗户外、后门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吵闹声惊动了母亲。她缓缓下楼，先喝住了珊珊，再向户籍警道歉：
“同志，对不起。麻烦侬有啥事情同我讲。我是顾月珍。我一定按政府要求去做。”
真正的户主出场了。一切都缓和下来了。
了解了前因后果，母亲思索片刻，说：“珊珊要改姓，就改姓顾吧。其余两个小囡不改，还是姓解。”
小阿婆长长舒出一口气，一屁股跌坐在靠背椅上，呼唤着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让我坐进了她的怀里，摸摸我的头发，拍拍我的脸蛋，好像从这个时候起她才发现我是她的嫡亲孙女，并悄悄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票，塞进我的手心，往我的耳朵里吹热气：
“去买点零食吃吃。”
弄得我抬头反望着她，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户籍警走后，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初冬的清晨，冻云如铅层层压出阴暗，我奉小阿婆之命上楼去看母亲的动静，要我问问是不是在家用午饭。
母亲的房门关着，从小间板壁缝里望进去，看见母亲斜倚床头就推门进去。发现床上摊着许多剧照，其中有两张放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四个人我全都认识：石筱英姆妈、卫鸣岐伯伯，还有我的父母亲。母亲手里捧着一本大相册，翻开的一页上也有两张相同小照片，不过是黑白的。母亲仿佛没有看见我进门，目光呆滞，眼泡浮肿，她从化妆台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徐徐地缓缓地剪那张彩色的大照片，剪下了两张照片上的同一个男人，惊得我叫了起来：“姆妈，侬为啥要剪照片？”
母亲不作回答。经历了以上两件事，傻傻的我依然不知这个美满的家已经破碎，也不知卫鸣岐伯伯滞留香港，又转赴台湾，走前还留下一句反动言辞：“将来和蒋总统一道回来！”
夫人石筱英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单方面宣布解除婚约。始料不及的是，原本只有油盐酱醋茶的家庭突然间波及了政治风雨。石筱英要与丈夫划清界线，母亲同样也要与他划清界线。母亲要我下楼去拿火柴。我蹦蹦跳跳下楼，小阿婆不肯给，理由是小囡不能白相火柴。我说是姆妈要，小阿婆迟迟疑疑从小方桌的抽屉里取出一盒火柴，自言自语：“你娘不吃香烟，要自来火做啥？”
说着跟着我一起上楼，可走到一半就停了下来，拉拉我的衣袖要我等一会告诉她火柴的用途，又悄悄下楼去了。
母亲见我拿来了火柴，就披上睡袍，移坐到圆桌旁，端来一只痰盂，捧过彩照的残片，嗤的一声，火柴划着了，一朵小火亮在半空中，母亲的手举着久久未动，很快火燃近手指，母亲又慌慌把火柴扔进了痰盂。
嗤的一声，再划亮一根，复又吹灭。
我笨笨地学舌：“小阿婆讲，火，不好白相的。”
一句话仿佛提醒了她，当她再划一根的时候，相纸的残片被点燃，那个我十分熟悉的男人翻卷了起来。我一看大声惊叫：
“侬为啥要烧爹爹？我不让侬烧！”
说着我扑上前去抢。这时珊珊及时地出现在房门口，一把将我拉拽住，我跺着脚，哇哇大哭。
大彩照相纸硬挺，在火舌的舔吻中慢慢喷出一朵蓝莹莹的火苗，渐渐燃旺，成为一团火光。楼梯上响起笃笃的脚步声，那是小阿婆半大脚在急促上楼。母亲掏出小手绢压灭了火，包起烧焦的残片。
小阿婆出现在房门口，她一定看清了散落在床上的残照，一定嗅到了弥漫在房间里的焦煳味，但她的脚步却止于房门口，斜靠在门框上缄默无语，定定地望着那只吞噬父亲肖像的痰盂。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目光。如今忆及依然椎心泣血的颤栗。目光有时远比语言还要沉重，还要具有压抑人心的力量。
母亲悄然转身，留给我们一个抽搐的背影，一个微微抽动的背影。
小阿婆忧愤的目光折断了，倔强的脑袋低垂了。苦果难尝，有谁应尝？破碎的家庭满是破碎的心！她默默地退出房门，步履艰涩地一步一步迈下楼去，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小阿婆真正显出了老态。
离异了的父母各自守着一颗破碎的心。母亲的心碎了，父亲的心也完整不了，只是男人与女人处世的方式不同，女人容易在心里认输，而男人却永不言败——只要他一旦下了决心，再不回头，或者是错也要错到底。
一桩离婚案，绵延三载余。跌宕起伏，受伤害的岂止是顾月珍及其家人？也许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才明白了那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让母亲眼泪长流不止，让小阿婆步入了衰老期，让大阿婆从此别离我的家，让那个快快乐乐的珊珊了无生气，让我这个像野小子一样的小女孩从此有了心事，有了“觉悟”：都是那个姓丁的不好，勾引了父亲……
世俗地想，如果没有丁是娥，这个家也许依旧风和日丽，父亲与母亲也许依旧相亲相爱，所以当不可逆转的境况出现时，通常的情况下第三者便是当然的罪魁。大半个世纪之前，我们都还幼小，我们也只会这样去理解。判了，离了，房子和子女都判给了母亲，舆论也站在母亲一边，从外在的形式看，父亲是一无所有地出走了，而母亲除了获得财产的补偿以外还有舆论与道义上的胜利，然而真处在寻常的百姓家里，舆论与道义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不耐饥，不御寒，回到家看上去热热闹闹，走进房却依然冷冷清清，心灵的孤寂却要独自吞饮。走出家，也是单打独斗的一杆旗，苍天之下又有谁能与她分忧？
妇女的解放与独立说说容易，真做起来又何其难啊。
同样星村十号的户主栏上抹去了解洪元的姓名，但抹不去他对儿女的牵挂。没有判离的时候，忙忙碌碌的父亲似乎很少挂念我们，离异的最初时日，他食宿于大庆里沪剧公会。有一天，他在翻报纸的时候看到了一则影剧广告，努力沪剧团在永安剧场复演《八年离乱，天亮前后》，旁边有一行小字：“波儿星儿童星客串”。这就像突然牵动了他的思绪：初夏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波儿身体恢复了吗？星儿那么幼小也能登台演出吗？就在这则广告的旁边，是丁是娥与他的演出广告。如果仅仅是与顾月珍“对抗”，他心里或许不怎么难受，而今，他与顾月珍及子女“对抗”，他的心像是绑上了巨石，沉沉地往下坠。
事过境迁，当我也垂垂老去的时候，信手翻阅泛黄发脆的报纸：1951年12月22日的影剧广告：“波儿星儿准客串”，到了24日就改成了：“波儿星儿童星客串”，心头涌上的是椎心泣血的悲楚。努力沪剧团步履维艰啊。演戏演戏，戏却无戏，怎么能招徕观众？怎么能维持一团人的生计？改编好莱坞影片蒙受批评，上演古装戏也属错误，文化局戏改处处长于1951年10月27日作《关于今后戏改工作》报告中直白地指出：“戏曲应向现代剧方向走，主张抗美援朝就率直地描写我们抗美援朝英勇事迹，没有借用历史的必要。”“努力”的现代戏《好媳妇》曾轰传一时，但戏曲要部部进步、出出革命又怎么可能？更何况沪剧观众大多是都市里的小市民。解放以后，学听革命道理，学做社会新人，看几部革命戏新鲜新鲜还可以，但若是让他们一天到晚“革命”，那娱乐又在何处？不知节制地多演、滥演，观众如何不厌倦？顾月珍迫切追求进步，不愿搬演言情戏和老戏，业务也就日见清淡。不得已，母亲把未谙人事的儿女带上舞台，希望能以此吸引观众。
我演抗儿，随母亲来去，戏并不多。多的时间是呆在后台听叔叔阿姨们闲聊，才渐渐得知了“八年抗战”一剧的内容，也得知了我们家庭破裂的事实，得知了父亲像张忠良一样抛弃妻子儿女，另觅新欢。九岁的女孩混沌初开，善恶分明，随着出演抗儿，渐渐积聚起对张忠良的仇恨，积聚起对我父亲的仇恨。那天夜戏散场，母亲和孔嘉宾有事商议，我独自游荡于舞台与幕布之间，台下空空荡荡，台上冷冷清清，一盏晕黄的灯洒下了苍白和凌乱，我忽然想到了张忠良，心里堵得慌，就狠狠地用脚尖去踢沉甸甸的大幕。一位阿姨东张西望地奔上台来，牵住我的胳膊气喘喘地耳语：“后台门口有人寻侬。”阿姨拽着我出了剧场，遥遥一指，轻轻一推，抬头望去，路灯下有人向我招手。迟迟疑疑向前蹭，看清了看清了，那是我最亲切的身影，是我最熟悉的身姿。
我父亲！不，张忠良！两个念头同样尖锐地划过我的脑际，扯住了我的脚步。那手，仍在招，那人，仍在笑。那笑容月光下濡染得慈祥温煦。半年前，是他引领我走出死神的魔掌，生命的幽谷。一月延误，两度手术，才有我的小命。在我躺在白色病床上的时候，爹忙娘忙，只有珊珊代表他们来看我。小阿婆自觉延误了我的治疗，深感不安，每每向来医院探望我的珊珊询问，珊珊故意谎报病情严重，吓得小阿婆的脸拉成了苦瓜。有一天晚上，在我百般无聊寂寞难度的时候，房门轻轻地咔嗒一声，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笑脸：是父亲夹着凉席和毛巾被来陪我了。他笑吟吟地把席子铺在地上，说：“爹爹来陪侬，从今以后爹爹散了夜场就来陪侬。” 爹爹说话算话，从那夜以后每夜都来，一直陪到我出院。
就是这样一个好爹爹，转眼间怎么就成了张忠良？我下意识地向前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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