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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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爱理不理的样子，闭她的目养她的神。　　　　
　　　　好在先后进来了别的同志，冲淡了两人的僵持气氛。从上海到北京旅途要二三十个小时，不过，顾月珍是不怕的，我不要看你就不要看，谁来都没办法劝。她们的芥蒂是公开的，但却偏偏排座把她俩排在了一起。民盟上海市委这个好心婆婆总希望冤家宜解不宜结，同一剧种的名演员低头不见抬头见，难道是希望她们通过这次北上而捐弃前嫌么？但是，顾、丁之间的陈年疙瘩能解开吗？　　　　
　　　　车厢里的关系微妙起来。有外人进来时，她俩有说有笑；外人走开剩下她俩，就谁也不理谁。初起丁是娥还没话找话说几句，但顾月珍没一点诚意，一只碗也就丁当响不起来了。只要单独在一起，丁是娥就有点害怕顾月珍的眼光，那一副不屑为伍的样子实在伤人太甚。演艺界啊演艺界，就怕这种知根知底的藐视。好在顾月珍这样的对头只有一个，下了车就好了。丁是娥如此想定，也就释然了。毕竟只是一趟旅途么。　　　　
　　　　北京是首都，但在50年代还是毛主席的代名词，就像歌里唱的“北京有个金太阳”。如果说见毛主席可以成为人生的目标，那么丁是娥的目标早就实现了。而顾月珍才是生平第一次去北京。顾月珍毕生的三大愿望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了：党，入了；国营也快了，努力沪剧团划归长宁区，由区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率工作组下来负责整改，改完就变国营了。最后一项愿望是上京演戏给毛主席看，她相信，只要她努力，一定会有这一天。　　　　
　　　　半个多世纪之后再来看我母亲的心愿，让我想起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孙绍策的话：你母亲是个简单的人。这话可以看作是表扬也可以当作是批评。因为“简单”的人单纯，也就是铁着心一条道走到底，哪怕是撞了南墙也不晓得拐个弯；“简单”的人让人不设防，让人一眼看到底；自然对付这样“简单”的人，也用不着花大心思。她的三个心愿成了她的生活目标，一心一意百折不挠，真心诚意地向着救星红太阳，一心一意地想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从2004年的角度再来看母亲的心愿显得有点可爱可怜，说出来也许让今天的年轻人觉得不可理喻。顾月珍心地善良，思想单纯，虽然从心底里不要看丁是娥，但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要把丁是娥拉出来攀比？有时候连自己都怀疑：一边是不耻于丁的为人，一边又不自觉地把丁得到的东西当作自己生活的目标：丁是娥，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而且早在1952年已经演戏演进了中南海；自己呢，还仅仅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民盟上海市委候补委员……不过，母亲还是幸福的，毕竟她拥抱理想。　　　　
　　　　到北京了。按理顾月珍的愿望也可以算完成了，这里毕竟是领袖住的地方。车过天安门的时候，远远地瞻仰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她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会在心里与毛主席默默对话，有时候顾月珍的单纯与孩童没什么两样。上海代表下榻在和平宾馆。进了店，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房号。顾月珍跟着服务员往楼上走，当她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停下时，惊讶得瞪大了两眼，房门上贴着并排的两个名字：　　　　
　　　　　　　　　　　　　　　　　　　　丁是娥　　　　
　　　　　　　　　　　　　　　　　　　　顾月珍　　　　
　　　　冤家再一次相遇！为什么？须臾间，房门开启，丁是娥阿姨倚门站立，满脸是笑：“请进来，请进来。”丁阿姨换上了鹅黄色的羊毛衫，下面是藏青色西裤，显得干净利索，生气勃勃。一阵忙乱之后重归寂静。顾月珍慢条斯理地脱掉大衣挂入衣橱，还没想好如何应对，丁是娥却落落大方、谦和有礼地打破了沉默：“顾月珍同志，侬去擦　一把脸吧。”　　　　
　　　　顾月珍像避难似的走进了盥洗室，等她洗完脸出来，发现丁是娥早没了影子，大概是串门访友去了。最初的两天里她俩和平共处，开口时必带“同志”二字。50年代“同志”二字是尊称，但在这两位曾经是舞台姐妹、后是情场敌手、又是艺界对头的旧艺伶、新党员之间，分明是一种矜持的客套，这样的称呼表明谁也不愿意回到旧有的历史去，刻意地维持着新社会的礼数。　　　　
　　　　第三天的夜晚，我母亲顾月珍洗漱完毕，早早地钻入了被窝，半靠着床背翻看报纸。丁是娥洗完也窝进了被子。一般地说，南方人去北方总是觉得冬天是暖和的，天寒地冻只是冻在外面，房间里暖和得只需穿一件羊毛衫。如果人与人的关系也这样暖融融的该多好啊，但这是不可能的。顾月珍陷入了自己的遐思。忽然似有幻听：　　　　
　　　　“阿月珍。”　　　　
　　　　“阿月珍”是顾月珍的妮称，上海话里的“阿”表示亲昵，从前同台演出时是这样称呼的。我母亲下意识地抬起头，发现是丁是娥的嘴巴在动。熟稔而又陌生的称呼像一支箭，射中了我母亲的手背，一惊一晃，手中的报纸跌落了，她侧脸转睛，对面的丁是娥两只眼睛如两盏探照灯，明晃晃地射了过来，顾月珍闪避目光，垂首无语，静听下文。　　　　
　　　　沉默是一种默许，一种鼓励，只见丁是娥柔柔地如同叹苦经似的说：“阿月珍，这只浮尸老毛病不改，又出问题了。”　　　　
　　　　


第四部分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2）

　　　　“浮尸”指我父亲解洪元，是上海人的骂人话。原来，丁弟潘海根长期与丁是娥生活在一起，沪剧的耳濡目染，使他爱上了二胡，而且还拉得不错。在“人沪”招考的时候报了名，但丁是娥却觉得这碗从艺饭不是人人都能吃，弟妹们只见她出名吃馒头，不见她蜕了几层皮才挣得今天，她曾发誓不让潘家的后代与“艺”字相染。丁阿姨不让她弟弟从艺，也不让她的养女潘莉莉学戏。在这一点上就是我母亲也这样，虽然她自己视艺术为生命，但如果我们姐弟哪天也想一试身手，也必然会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刚解放时，她带着珊珊一起去香港演出，短短一月间，顾月珍对乌烟瘴气的香港社会深恶痛绝，珊珊却因为在一次晚宴上一亮嗓子获得掌声而想留在香港当歌手，我母亲坚决不允并很快打道回府。这良苦用心珊珊并不领情。同样，丁阿姨的弟弟也不领情，一气之下，自己找了个事做，不常回家。潘家姑妈的儿媳姚灿因寡居来到丁宅帮忙料理家务。　1953年丁是娥去南京演出，孤男寡女地住在一个屋顶下便有了隐情，不多久，姚灿腹部隆起，转年生下了一个女孩，当时丁是娥怒不可遏地把姚灿送到浦东小阿婆的养女徐云芳家，答应三年后再把那个小女孩接回去。　　　　
　　　　这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妹夫与表嫂私通的丑闻，顾月珍听到过。解洪元是热昏了头，自然也让丁是娥蒙受羞辱。新社会实行新的户籍制，每个新生儿都有他的合法爹娘，表嫂生的女儿爹爹却是妹夫，这个乱了套的女儿算谁的？报报户口都成问题。从此以后，解洪元在丁家再也抬不起头。也许在赴朝慰问演出前，丁是娥觉得解洪元是个宝，可以作为女人的终身依靠，可自从文化局派来陈荣兰而后任命为副团长，不久又兼任党支部书记，解洪元就一步步后退，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艺委会副主任了。有了丑闻，解洪元更无颜做人。他无权一身轻，拿工资吃饭，唱唱配角。丁是娥也跟着少了许多光彩。那种日子怎么过得好？丁是娥认为，解洪元旧社会秉性难移，花心不改，吃喝玩乐白相相，是一个地道的胸无大志的男人。　　　　
　　　　丁是娥觉得自己的命与阿月珍一样苦啊，她们同是解洪元的受害者。解洪元见异思迁，风流不羁，苦果都让两个女人尝。自强也罢柔弱也罢，在男人面前女人都是弱者，想到伤心处，丁是娥稀里哗啦声泪俱下。　　　　
　　　　久久，丁是娥言尽泪干，见房间里静悄悄的，顾月珍像是老僧入定不言不语，纹丝不动。丁是娥怯怯地催促：“阿月珍，侬讲呢？”　　　　
　　　　顾月珍似乎跌入了时间隧道，重又回到了过去，丁是娥的催问，问出了她的自言自语：“那时候，他事情多，我身体不好，对他照顾不周，把他推远了……”　　　　
　　　　答非所问，言词含糊，丁是娥错以为她发病呓语，掀被下床，坐到顾月珍床上，轻轻拍拍对方瘦削的肩胛，问：“阿月珍，侬哪能啦？”　　　　
　　　　顾月珍抬起眼，定定地望着丁是娥，徐徐地清晰地重复了一遍，声音里有痛楚，有内疚，也有自责。　　　　
　　　　丁是娥听懂了，呼啦一声，起身后退，绊在床脚上踉跄几步，跌倒在地毯上。那幽幽的声音，弹跳着，向她扑来，将她包裹，化作千丝万缕的长丝，飘绕飞舞，把一个生龙活虎的她缠成了一只茧。丁阿姨怎么也弄不懂，这个谜一样的女人不为自己的诉说所动，却庇护那个昔日将她遗弃的男人。　　　　　
　　　　丁是娥读不懂顾月珍，顾月珍是与她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类人。　　　　
　　　　这个单纯的女人怎么不被社会改造呢？她丁是娥可是彻底改变了，“反右”的往事历历在目。　　　　
　　　　1956年，浙江昆剧团的《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轰动了全国。1957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旨在破除清规戒律，挖掘传统剧目。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群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扫除“四怕”。同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表示了共产党听取意见、改进作风的诚意；5月，文化部开禁了《探阴山》、《杀子报》、《大劈棺》等二十六部剧目，昭示共产党坚信自身的力量。为贯彻毛主席的“双百”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长篇阐述，刊于1956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就像是一夜春风吹酥了冻土，剧目开放引出万紫千红。当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发出“翻箱底”的号召后，邵滨孙和石筱英把一只装满旧唱本的麻袋驮进了团部，掼在了副团长陈荣兰面前，开始整理旧戏本。同年9月，上海人民沪剧团推出清装戏《杨乃武与小白菜》，首演就爆满了人民大舞台两千余个座位，前后达半月之久。周扬来上海观看了《杨》剧，在锦江饭店会见了沪上名角，席间对丁是娥和石筱英说：“杨乃武是出好戏啊。”　　　　
　　　　解放后强调政治第一，对原有的演艺市场有所冲击，相对地说政治性较强的戏艺术性总是相对弱一些，久而久之人们对新戏没了热情，演出市场不景气也在情理之中。陈荣兰主持“人沪”，每每大幕拉起，台下观众稀稀落落，圈内戏称为“吃条头糕”，票房率低成了最大的问题，而《杨》剧却能一枝独秀，激活观众，陈荣兰对邵滨孙和石筱英刮目相看。也许，女人最不易掩饰自己的情感，演出间隙里石筱英情不自禁地叼起一支香烟，陶陶然跷起二郎腿。一串清烟传递了旁若无人的得意。有人说：这副老板娘的样子太难看了。可惜淹没在全团上下一口一个“石大姐”的亲昵称呼里。自然，在一片对《杨》剧的叫好声中，最难受的是丁是娥。在她的心里，“头筹”给石筱英拔了去。她试着演了几出传统戏，却没有什么反应，不得已向解洪元讨教。　　　　
　　　　丁、解之间曾因一个姚灿闹得合家不欢，夫妇一直处于不冷不热不尴不尬之中。后来丁是娥耐不住平庸的处境，开始与陈荣兰副团长热络起来，脚步殷勤，磨平了陈家的门槛，由于两家相距不远，偶尔也会盛情邀请陈的全家过来做客。通常这样的时候，解洪元会一走了之。他不要看这个二十出头的共产党人，自从这个女人进了剧团，他就大权旁落。陈荣兰本是文工团员，派驻人民沪剧团的时候，已经军龄九年，党龄八年，独断专行很有一套。她来了以后，解洪元已退到了一般演员的位置。单位里都不要看的人，更不想在家里看到这张脸，所以宁可到摊头小店去扒两口饭菜。为人倔傲如此，很不给丁阿姨面子。　　　　
　　　　要想与石、邵对擂，就一定得请出解洪元。我不清楚丁阿姨是如何激出这个闲散之人的好胜心的，只知道他们夫妇夜谈之后解洪元甩出一句话：“翻箱底轮不着石筱英。”正在这时，上海戏曲界成立了以周信芳、袁雪芬、刘厚生为首的传统剧目整理委员会，解洪元出任沪剧分会主任，副主任中也有丁是娥。风云际会，珠联璧合，申曲老艺人与沪剧名角联袂推出了沪剧传统剧目的第一次观摩演出，其声势之盛、观众之多、收入之丰，给土生土长的沪剧抹上了浓浓的喜庆色彩。　　　　
　　　　解洪元活过来了，又变得生龙活虎。1957年初，解以主任身份总结了第一次观摩演出情况，稍后又主持联欢会，扮演了成功的组织者。当他把特制的搪瓷纪念杯分发给众人的时候，人们争相和解主任干杯庆贺，他也似乎找回了那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自信。酒酣耳热，掌声暖心，渐渐地驱赶了几年来盘旋于他额头的阴霾，也给丁宅门楣添上一抹荣耀。　　　　
　　　　整风开始了，共产党欢迎鸣放。1957年4月30日，上海市委邀请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等各界代表座谈。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临会场，鼓励与会者抛弃各色各样的“紧箍咒”。周信芳、尹桂芳、丹尼、乔奇等相继发言，丁是娥阿姨也是代表，自然也得说。她和其他名宿的发言摘要刊于1957年5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十分醒目：《抛弃紧箍咒，放出百花来》。丁阿姨的文章题目为《沪剧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却不大受到各方面重视》。　　　　
　　　　文章说：“……各地对剧种的培养都有一两个重点。我们沪剧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上海领导不重点培养，要啥地方培养我们？……现在领导上号召‘百花齐放’，可是我们团长在说，我们是国营剧团，要我们不要忘掉紧箍咒，只放了一只《杨乃武与小白菜》。（柯庆施插话：把紧箍咒扔到茅坑里去！）　　　　
　　　　“我们剧团有150人，机构庞大，真正能演戏的只有27人，我们希望增加的演员一直没有增加，而人事干部、职员……倒是一个个地添进来，增加我们的开支。我们的副团长最近在家生孩子，新来的副团长不熟悉业务，希望文化局加强领导。我们的编导是文工团调来的，本来演话剧，不懂沪剧，导演起来就叫你唱一遍再唱一遍，唱得精疲力竭。”（柯庆施插话：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害了人家，自己也虚度光阴。）　　　　
　　　　丁是娥发言的时候图个嘴上痛快，发表出来看看似乎也没大问题。若以今日眼光来看，倒显得合乎情理，还可以看出几分政治上不成熟的率真。只是文章一发表，丁阿姨想逃避也不成了，白纸黑字刺伤的是一颗颗自尊的心。她所点到的均是新文艺工作者，是国家干部，是党的领导，而她丁是娥却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伶。　　　　
　　　　冷冷的脸色，愤愤的反讽，压榨出丁是娥深深的悔意，后悔出言不慎，后果难测。她慌慌去找新来的副团长解释，副团长淡淡地说：“座谈会就是要你们提意见，你就提意见嘛。”冠冕堂皇，公事公办，言词后背直透一股寒气。她想找陈荣兰，陈正在坐月子，不宜贸然上门。　　　　
　　　　


第四部分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3）

　　　　云遮雾障，乱花迷眼，丁是娥再聪明，也猜不透这座城市将要发生什么，全国将要发生什么，《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将会带来什么。不安和期待交织在一起，忧虑与希望缠绕在一块。作为一名率先的鸣放者会被加倍关注，那些从平地里冒出来的大字报，半空里飘荡的闲言碎语让丁是娥日夜难宁。　　　　
　　　　丁是娥预感风雨欲来，从心里觉得害怕。熟悉丁阿姨的人说，本来爽脆的丁是娥这时说话有点破碎，神情犹疑，闪闪烁烁欲言又止。到了5月中旬，文化局局长徐平羽召集会议，会前找丁是娥单独谈话。丁是娥潸然泪下，诉说困惑，局长要她不要紧张，把自己的正确想法向团内群众谈谈。局长的关心和支持无疑是一支强心针。这时鸣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形势日趋明朗。5月20日文化局副局长陈虞孙作整风动员，倡导艺人治团。几天后，又在文化俱乐部召集丁是娥、解洪元、邵滨孙、石筱英和筱爱琴谈话，要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说他们是沪剧发展的依靠。同时，文化局管理科科长、人民沪剧团的兼职团长流泽专程造访丁宅，开诚布公地告知文化局有意让解洪元立即出任副团长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市委和文化局支持艺人治团，支持艺人鸣放，支持艺人反对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领得了“尚方宝剑”，老艺人的顾虑烟消云散，丁是娥直抒胸臆，指责党支部一党专政。　　　　
　　　　邵滨孙吐出苦水：艺委会有职无权，这样下去，我这个艺委会主任情愿不当。　　　　
　　　　石筱英牢骚满腹，她接受不了从闺门旦转老旦的事实，也很难接受取消名伶霓虹灯广告的做法。疾言：我伲还不及一只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都有霓虹灯广告。　　　　
　　　　解洪元生性不喜张扬，错以为会东山再起，积极在名角和编剧之间串联，探讨改善剧团制度条例。　　　　
　　　　人民沪剧团由两团合并而成，党的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微之又微。上下之间，新旧之分，难免会摩擦生火。鸣放犹如鼓风机，扇旺了火苗，到处都是闪闪烁烁的眼睛，嘁嘁嚓嚓的私议，忙忙乱乱的脚步，礼堂里大字报多起来了，火舌深深浅浅地向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舔去，舔出了一个独断专行、盲目学习苏联的外行领导；与此同时，勾起的是另一种怀念解洪元的呼声，甚至有吁请解洪元重掌权柄的要求。　　　　
　　　　也许渴望赞赏和被重用本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刻的冲动，沉稳如解洪元的嘴角也会翘出几许翩翩欲飞的微笑，但却折断于丁宅的墙面。丁是娥非但没有参与吁请，而且还保持沉默。正是沉默救了丁是娥。　　　　
　　　　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所依据的是中共中央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阳光的酒杯倾覆。兴奋的游鱼们不曾想到等待他们的是被暴晒，被腌制，被晾晒于一根根耻辱柱长达二十余年。这个时候，丁是娥还未感到危险正在迫近，她正忙于《娇懒夫人》的上演。　　　　
　　　　此剧是洪深根据英国《软体动物》改编而成的轻喜剧，原名为《寄生草》。内容为太太娇懒，老爷馋涎半佣半师的家庭女教师，内兄劝导惯于做懒太太的妹妹无效，后以女教师将取而代之的危言吓唬，逐使懒太太的懒病不翼而飞。戏核是娇懒夫人长期装病卧床，演员要躺着演戏。全剧故事简单，妙趣横生，含义深刻。1951年丁是娥曾经把它搬上沪剧舞台，但被指责为“展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停演。观众似乎也不认同，认为“这个太太太享福”。丁是娥初试失利，心有不甘。“抛弃紧箍咒，放出百花来”，使她如愿以偿。1957年7月2日，《娇懒夫人》在新光剧场重新亮相，应该说胜券在握。文化局局长徐平羽观后赞赏有加：“这个戏有意思，观众看了很轻松。”“看了你的《罗汉钱》，现在看了《娇懒夫人》，印象比小飞娥还深。”　　　　
　　　　成功的喜悦尚未挥洒，灾难的阴云密密聚合。7月，人民沪剧团开始发动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运动了。陈荣兰产假期满，成为剧团“反右”的领导者。伴随着入夏的热风，“反右”不断升温。团内已把二十来岁的陈荣兰叫做“陈老总”了。同时流言插上了翅膀，直射丁是娥的后背，有一张大字报贴在她的座位边上，题为《人民代表代表谁讲话？》。党支部对有言论者反复排队，丁是娥是中右，离右派仅一步之遥。　　　　
　　　　丁是娥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怕”字。历朝历代戏子地位卑微，她曾有过的追求只是人老珠黄之际能拥有一家店铺；哪知短短几年间，道道光环，重重荣誉，她竟成了人民的艺术家，将来还会有什么，她说不上，至少共产党给了她地位和尊严，但如果被划作右派，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丁是娥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她几次去向文化局求救，偏偏找不见局长，偶然撞见了流泽，虽是一脸同情，却也是一副爱莫能助的无奈。去找陈荣兰？她是党的化身，是执掌“反右”生杀大权的主宰。可是陈荣兰已听信了流言，看见自己爱理不理，一切都已上脸。丁是娥茶饭无思，惊魂不定，偌大的天下谁能救自己？　　　　
　　　　那一天她无力地回到家，先是在楼梯上看见了从浦东乡下送来的姚灿所生的女儿解惠芳，一身的土气，一脸的木讷，正哆哆嗦嗦地说：“回浦东去，回浦东去！”丁是娥恨极跺脚，一串诟骂张口便来。小女儿成了一场风流韵事的人证，天天在眼前晃着，每每成为捏在丁掌心的把柄，逼着解洪元的灵魂天天要忏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