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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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开会，她问：“运动了，要整人了，整啥人，能告诉我吗？我也是党员么。”几天后，她才发现所有矛头对准的是她。1966年我为了帮助母亲，寄了一张大字报给努力沪剧团，以为是帮助了挚爱革命戏的母亲，但哪知我的大字报在努力沪剧团贴出不久，我们报社就收到了一叠大字报，揭发我保母亲顾月珍。大字报布满了报社一条走廊两边的粉墙，使我瞬间出了“名”。接着，我从革命青年的队伍里被“清”走了，先是去给大串联的学生当火头军，后来便是优先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农场。我曾借出差的机会回上海，每天望着母亲带着耻辱，带着创伤，带着欲哭无泪的悲恸回家。我殷勤地帮她宽衣、洗漱、服安眠药，看她依稀睡去。我多么想，多么想用头颅去叩击巨大的风车，然而那满墙满院的大字报挤压出我灵魂深处的胆怯，我不敢过问母亲身处的逆境，唯恐一旦触及引出她更大的伤痛。其实“引出”才是对的，发泄和倾诉虽然改变不了母亲的处境，却是能通过沟通减轻心灵重负，能帮助她抗住外部世界的高压，坚持到狂飙逝去的一天。　　　　
　　　　出差总有归期，我要回京了，分手时母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肩头，问我：“侬工作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吗？”　　　　
　　　　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　　　　
　　　　


第五部分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3）

　　　　母亲又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吗？”　　　　
　　　　我思绪纷乱，三言两语如何说得清这一切，我又稀里糊涂地点点头。　　　　
　　　　孰料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苍白的两颊升起两朵红云，枯涩的双眼渐渐闪出曾经是那样熟悉的熠熠光彩。她的话清澈如泉情浓似酒：“阿波囡，侬要记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是顶大顶大的幸福！”　　　　
　　　　母亲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像是穿透了浓雾密障，看见了北京城，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傻了，我呆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母亲会这样理解“幸福”，要知道，她每天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日日处于被批斗的泥淖，依然不忘一生所求的三大愿望。我的眼泪哗哗地下来了，我分不清是为母亲还是为自己……　　　　
　　　　回到北京，我也因借出差回家探视母亲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为了表明革命立场和洗刷自己的清白，我卡断了对母亲和弟弟的供养，甚至中断了平安家书。我能原谅自己吗？不能！此后便成了我永远的一块心病，良知总是在我灵魂安宁的时日来啮噬我。　　　　
　　　　但血浓于水的亲情能像一根木头那样折断吗？不，永远不会。亲情像藕，哪怕是被快刀一刀切断了，依然丝连着丝，丝丝缕缕的根存在于血液里。1969年严冬弟弟来信，说家中已无可典当，无钱购买御寒的衣服。若非山穷水尽弟弟不会告急。这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速速寄上一百元，至于“界线”“立场”，统统见鬼去吧！很快弟弟来信告诉我，母亲穿上了新买的棉毛衫裤。我的泪水长流，我的心永远疼痛，我自责自己的自私，自责自己的懦弱，我总想弥补，弥补对母亲的亏欠。忽然间一纸电报“母亲病危……”　　　　
　　　　1月14日下午5点上海火车站，暮色苍茫中，弟弟的身边站着父亲，伛偻，萎黄，几近槁木，昔日的风采已荡然无存。我强压酸楚，急急要求直接去医院看母亲。他们一齐缓缓地说：“天黑了，回家放了行李再去。”我说：“我没有行李，随身只一个小包，先去吧。”他们又说：“探视时间已过。”还是执拗地拉我回家。　　　　
　　　　我看看弟弟再看看父亲，两张麻木的脸，像木偶，像演布袋戏，甚至说话的声音都那么虚虚的。等走进石门二路卡德公寓402室的顾宅，弟弟的泪珠一串串落下，劈劈啪啪砸向地板，爆裂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姆妈死了……”　　　　
　　　　我晕眩，我痴傻，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见弟弟的嘴唇在翕动，弟弟吐出的声音纠结成一团团一球球惨白的冰雾，砸下来冻僵了我的心，冻结了我的泪。我冷，我怕，我战栗，白茫茫大脑一片空白。不知为何，父亲和弟弟陪我走向熟悉的厨房，推开通向后阳台的小门，弟弟指着一只小板凳，涕泗滂沱，絮絮叨叨，我恍然明白，这张小板凳是母亲在人间最后的立足点。天下之大，能容下的只有……一只铁手捏碎了我冻僵的心脏，一片片，一星星，像冰屑撒落，我踩上板凳，猛推开窗户，尖利的北风像死神张开黑色的斗篷，四只胳膊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拖离那个家。　　　　
　　　　那个冰冷的家，破碎的家，悲恸的家。在此后的岁月里，我曾几度回沪，徘徊于卡德公寓402室对面的林阴道，眺望那熟悉的阳台和窗户，久久不忍离去，也不敢上楼，我没有勇气踏入那个套房，再推开那扇通向后阳台的门，去捡拾撒落一地的红红的心脏的碎片。我自觉愧对母亲，只能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苟活下去。第二天，父亲带着我们同去长征医院的太平间，我机械地挪动脚步，身边还有个小姑娘搀扶着我，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是谁，黑黝黝的太平间冰冷，抑不住的惨淡，像尘封的蛛网布满了空间。一个抽屉缓缓拉出，像一团迷雾渐渐靠近，我拨不开眼前的朦胧，父亲的声音浑浊嘶哑：“侬晓得啥人来看侬，阿波囡从北京回来了……”　　　　
　　　　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头颅，我倒在铁抽屉上，看见了我母亲干枯昏晦的面庞，那半合的眼角处有一粒泪珠的晶莹，那微启的双唇间，依然闪出几颗洁白的贝齿。茫茫的虚空里，浮现出黑人牙膏的古老广告，那戴着高筒礼帽的黑人，露出晶亮的牙齿，在微笑，苦笑，狞笑……母亲，你是一支被挤扁挤干的黑人牙膏！　　　　
　　　　我弯下去，脸对脸地贴着母亲，冰冷；我摸摸母亲的纤手，冰冷。冷啊，怎么可以这么冰冷？我木木地解开棉袄的衣扣，笨笨地褪去一只袖子，我希冀以我的体温温暖我的母亲，我希望和我的母亲合为一体！母亲，我要你回来！请你回来一次，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弥补作为一个女儿的责任！我爱你，我们都需要你，我要……　　　　
　　　　父亲和弟弟见我举止失常，便寸步不离。弟弟也迷迷糊糊，张口闭口都是母亲生前的琐事，我睁眼闭眼全是母亲生前的模样……　　　　
　　　　母亲说过：“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母亲走了第一条路，年方四十九岁。　　　　
　　　　为什么？为什么？母亲错以为“文化大革命”会像历次运动一样，支持自己唱革命戏做革命人，自认为解放以后一直是紧跟正确路线，在逆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抗争，忍受带血的皮带，忍受长夜无归的检查，忍受冰天雪地里倾倒粪桶，差一点滑进粪坑的折磨……这么柔弱的病歪歪的母亲却从不低头，拒不承认反党。　　　　
　　　　1月16日，母亲将在宝兴路火葬场化为一缕轻烟，送行的只有父亲、弟弟和我。剧团掌权者发来一纸通知：自杀叛党！想给母亲换一套衣服，不允；想戴一朵白花，不允；想挑一只精致的骨灰盒，不允！　　　　
　　　　不允！不允！不允！小车推出来，我抚摸着冰冷的车沿，寒意即刻浸透全身，钳住了泪，锁住了口，颤抖了双腿，只剩下精疲力竭的躯壳，只剩下反反复复的一句誓言：我从此不再软弱，不再怯懦，无论为朋友为亲属……当天风海雨再一次奔突时，我的行为被视为东方夜谭，几近付出生命的代价。　　　　
　　　　车要走了，弟弟抽出一条蓝色的羊毛围巾，抢前几步，把围巾垫在母亲的脑后，推车人干涉，弟弟恳求：“求求侬，让她带去！”推车人看了一眼，口气稍稍平缓：“这么新的围巾，烧了太可惜了。”父亲拍打着灵车，老泪纵横，嘶声呼唤着我母亲的小名：“金妹，金妹，侬为啥这样做？为啥这样做？”　　　　
　　　　车走了，弟弟在后面追：“姆妈没枕头，没枕头！”……　　　　
　　　　从火葬场回家，不，回华亭路丁宅。母亲乘风而去了，顾宅也不复存在。我暂栖父亲的家。此时的丁宅也仅剩下一间卧室。父亲把床让给我和弟弟，自己睡地铺，说我是远道而来，睡地铺会受凉。　　　　
　　　　天很冷，被很厚，只是再厚的被褥也焐不暖我的心，泪水冻在胸中，结成冰坨，麻木了我的神经，僵硬了我的四肢。父亲望着我失魂落魄痴痴呆呆的模样，急得搓手跺脚团团转。他东寻西找，搜遍了箱笼衣橱的角角落落，翻出一件黄色的海虎绒小大衣，夹在腋下，脚步散乱地走出了门。　　　　
　　　　第二天中午，饭桌上多了一锅热腾腾黄澄澄的鸡汤，香气扑鼻。父亲给我们分盛在碗里，唠叨着说：“这只老母鸡真肥，吃了好有点热气。”　　　　
　　　　弟弟好奇：“啥地方有铜钿好买老母鸡？”　　　　
　　　　父亲侧脸指指坐在他身边的小姑娘，刚吐出“她的……”两字，声音就潮乎乎地湿透了，被折断了。　　　　
　　　　十几岁的小姑娘几乎把鼻子埋进了鸡汤碗，那副馋涎欲滴的样子令人心酸。这是物质的需求、生存的简单需求。但在1970年，上海城里的一只老母鸡可也是有钱没处买的稀罕物资。她专心致志地喝着鸡汤，似乎周围的事都与她无关，此时她只活在一碗鸡汤里。民以食为天，小妹妹你饿了多久了？　　　　
　　　　这姑娘夜夜在二楼的楼梯拐角打地铺，日日亲亲热热地喊我“阿姐”，可是我沉浸于悲恸中，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解惠芳，正读初中。动乱乍起，两老被赶入牛棚，丁阿姨领养的侄子潘小海投奔江苏南通生身父母处，解惠芳无处可去。我父亲获准每月回家三小时！付清房租煤气等，买好油盐酱醋米，只能挤出三元钱给她作一个月的菜金。每月三元，每天只一角。她每天只能花七分钱买一根腌萝卜，花三分钱买辣腐乳……　　　　
　　　　父亲弹去眼角的隐泪，挤出几丝苦笑，自嘲地说：“一件小囡大衣，抄家没抄掉，卖掉了，卖掉了！”　　　　
　　　　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痛痒的轶事。我听着眼泪刷地下来了，胸中堵着的那坨冰仿佛遇上了火渐渐融化，我望望身边的小妹妹，苦难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一件小大衣成为此时此刻丁宅的最值钱的一笔财富，父亲用它为我换来了一只老母鸡。困境中的深爱，提起了我泪库的闸门，泪水汹涌奔突，父亲抚摸着我的后背，说：“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啦。”　　　　
　　　　我伏在父亲的肩膀上大恸，不知哭了多久，无意间触及父亲的右腿，仿佛撞击了一棵大树。我滑下身躯撩起他的裤脚边不由大惊失色，他的腿又肿又硬，像一只粗糙的大象的腿。父亲摇头叹息：“老毛病啦。……我现在只想早点死，没有心思去看病……”　　　　
　　　　临别之时，我把携带的所有的钱全都塞进了父亲的口袋。我的父亲没有推辞，涨红了脸喃喃地说：“我要加倍还给侬……”　　　　
　　　　生命如蚍蜉，别说撼大树，就连自己也撼不动，死难，生更难。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一代名旦石筱英最终受不了生的痛苦，吞服二十粒安眠药和一瓶敌敌畏；汪秀英咽下十二颗图钉，两人侥幸被救活；邵滨孙之妻筱爱琴、筱文滨之徒袁滨忠先后自杀身亡。沪剧生、旦中百折不断的要算是我的丁阿姨，曲己恶受，吐出一句名言：“我是砧板上的一块肉，挺斩吧！”决不自我了断。也正是有了丁阿姨，才使我父亲挺过那艰难困苦的岁月。　　　　
　　　　磨难使两颗分离太久的心走到了一处。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1）

　　　　复出后的丁是娥阿姨成了一只金凤凰，伫立于人生的峰顶。纷至沓来的鲜花和荣誉堆放在她的脚下。丁阿姨是强者，是社会的成功人士。　　　　
　　　　1982年剧团扩大为院的建制，她被任命为上海沪剧院院长，成了正正式式的行政干部。　1985年退居二线，流泽继任她的职务，两年后也退位了，接下来由陈剑云挑起大梁。按理丁阿姨可以闲下来了，但她依然操心团内事务，陈剑云曾说“我当院长，凡事要通过老丁”，这才有沪剧院的平静。丁阿姨就是这样一个“要”事儿的主，什么都不放心，也不放手。自1973年她被“解放”以后，丁阿姨依然努力，依然不让任何一个机会从自己的脚下溜走。其时，香港与内地的“三通”，把音信隔绝了三十年的七妹“通”来了。老姐妹久别重逢，情深意长。七妹先是邀请丁、解去香港旅游，后是凭借自己在香港的影响，上下斡旋，准备迎接由丁阿姨率队的上海沪剧院第一次赴港演出，并为丁阿姨筹集了资金，资助她在沪举办个人演唱会。　　　　
　　　　正当丁阿姨雄心勃勃地准备去香港演出和筹备个人演唱会的时候，查出了晚期肾癌。　　　　
　　　　一直以来，丁阿姨仗着自己身体壮实，连每年的体检都不参加，自言：我身上除了两块石头（肾、胆结石），没有别的病。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正当丁阿姨想摘除石头，轻松赴港时，于1988年1月26日住进了医院，谁知进去了就没能再出来。3月23日清晨，我家的电话铃声尖厉地响起，弟妹们告诉我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丁阿姨癌细胞已经扩散。家人谁也不敢告诉两位老人，一位已经作了喉癌手术，另一位又接踵而至，怎么办？我当夜飞抵上海。　　　　
　　　　这时的丁阿姨全不知情，还以为只要除掉石头，就会很快康复。当时的丁阿姨还有一件放不下的心事：沪剧中年演员声屏大奖赛决赛将于27日举行，她是赛事评委会主任。评委石筱英患卵巢癌定于26日手术，父亲作为评委中寥若晨星的流派创始人也忙得不亦乐乎，一个癌症患者颠前忙后的，似乎希望能把躺在病床上的丁阿姨所担的那一份工作也承担下来。　　　　
　　　　我决心姑且隐瞒，待决赛后再挑明真相。　　　　
　　　　3月26日，七妹等三位香港太太抵沪，径直奔医院探病。急如星火的举止泄露了秘密；引起了父亲的警惕。第二天一早，七妹造访丁宅，更让父亲生疑。那天决赛演出幕间休息时，有人对父亲说“可惜啦，老丁的病发现得太迟了”等等，这些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父亲的心脏，他从周围人的神态中判断丁阿姨的病决不是一两块石头的问题。　　　　
　　　　午夜从剧院归来，父亲步履蹒跚，脸上面无血色，镜片后耷拉的眼皮几乎遮盖了眸子。我和他同室而卧，只听他辗转反侧；久久难眠，频频叹气。其实；这时的事实真相只剩下一层薄薄的云翳。　　　　
　　　　28日清晨，七妹再度光临，固执地追问治疗方案。我四顾无人，就低声如实相告。突然，依稀觉得背后黏上了一份沉重，猛回首，父亲立于前后房相通的门框上，本已消瘦的身躯贴着门框不由自主地往下溜，挣扎中迸发出断断续续的脆裂声，我赶紧去扶，隔着衣衫觉得父亲的身子在颤抖，犹如风中的一片枯叶。　　　　
　　　　谁忍心再给父亲雪上添霜，于是双方都极力地回避什么。七妹与父亲交谈时都显得心不在焉，辞不达意。中午席尽人散，我扶父亲回房休息，希望他能好好休整一下，以应付晚间担当评委的忙碌。时钟滴滴答答地逝去了一个小时，当我蹑手蹑足地走近父亲的床边，发现他大睁着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额头渗出星星点点的细汗。我替他轻轻地擦拭，他掀被而起，满脸的辛酸就像暴风雨前的乌云。我害怕漏出真相，抽身想走，但衣袖被拉住了，父亲厉声问我：“阿姨到底啥个病？”　　　　
　　　　我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希望确保父亲心灵的安宁，但“戏法”既被戳穿，我也只能直言相告：“肾癌，晚期。”　　　　
　　　　父亲的脸色瞬间铁青，冷汗劈劈啪啪地砸在地板上，砸出一个个麻点。这时他刚刚站起来，听后颓然后退跌坐于沙发上，挥挥手，要我离去。父亲就这样默默地独坐了一个下午。晚上6点半，一辆小车泊于弄口，两位接送者走入丁宅。小海与惠儿争相告之，来者表示同情和理解，但嘴里还是止不住喃喃：“评委太少了，太少了……”　　　　
　　　　就在这时，楼梯上沉重滞涩的脚步声吸引了所有的目光——我父亲穿戴得整整齐齐，皮鞋擦拭得光可鉴人，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挪下楼。他对来者说：“走吧。”　　　　
　　　　“解老师，侬还没有吃晚饭呢！”　　　　
　　　　父亲没吭声，步履坚定地朝门口走去。　　　　
　　　　晚上，我们全家守着决赛的电视实况转播。荧屏上一次次地出现我父亲的身影，他笔挺地坐在评委席上，神情庄重肃穆，脸颊上找不出一丝笑纹，我隐约觉得他握笔的手在微微颤抖。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病躯，多年的喉癌病魔，突兀而至的灾难消息，又空着肚子去做评委，不定什么时候说倒就倒了。幸好现场什么也没有发生。接下来28日和29日，父亲如期履约，镇静地完成了评委的工作。大家都想劝他去住院，原以为父亲不会同意，于是艰涩的劝说工作就落在我肩上，只是没想到几乎没费什么力气父亲就同意了。次日上午，当我为父亲办完入院手续，又去探望丁阿姨的时候，电话急急呼我回去。等我赶回丁宅，在楼下便听见父亲的悲嚎，一个男人的失却了嗓音的嚎啕！原来自我出门，老人就抱起丁阿姨的相框，长呼短号，泪流成河，无人能够劝阻。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2）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止住了哭泣，丁阿姨的玻璃相框上泪珠涟涟，一片模糊。我劝也无可劝，就坐在他身边，把头倚在他肩上，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理顺他的气息。父女俩的交流尽在不言中。许久，父亲舒出长长一声叹息，双颊病态地潮红，他怯怯地解释：　　　　
　　　　“假如没侬阿姨，我活不出这十年……”　　　　
　　　　丁阿姨是坚强的，最具有生命的张力。我理解父亲的话，若不是丁阿姨，也许父亲坚持不到最后，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例证。虽然在我们看来丁阿姨冷傲得像一座又凉又硬的石头山，但我们的父亲爱丁阿姨，爱得无怨无悔，愿意任何时候都以她为重，唯她是瞻；可是丁阿姨爱我们的父亲么？常言道爱屋及乌，如果爱，哪怕不是太多，也该为他想想，给他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面子。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刺伤了我们做儿女的自尊心，觉得阿姨与父亲的婚姻像一个不平等条约，阿姨是强国大国，父亲像弱小民族，以至于我和弟弟一直以为父亲和我们一样，心底里深爱着我们的母亲、他的前妻，只是因为怕丁阿姨……但父亲的泪水击溃了我的自信，勾出我发自内心的疼痛。爱，哪怕是对于父辈的爱，也一样有排他性。　　　　
　　　　在沪剧院里，有人背着丁阿姨送给她一个绰号：“假人头”。那么真的在哪里呢？从我弟妹们的嘴里，听到的是丁阿姨的另一面。在1971年上海城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丁阿姨主动去居委会表态：“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解惠芳应该上山下乡，越远越好。”紧接着，惠儿就于10月5日去了位于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兵团。六十年代，我从上海到北京读书都觉得南北的生活差异很大，而小妹只身去了北方边陲，这日子可想而知。我父亲于心不忍，割舍不下，曾数度嘱我给惠儿邮寄酱菜饼干等等。1980年，政策规定儿女可以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父亲以自己的退休换来惠儿返沪，进入了上海市博物馆。本来文化局领导说，解洪元可以不退，解惠芳可以因患有高血压办理回沪。但丁阿姨和我父亲都不肯，因为他们要照章办事。解惠芳回来后，父亲就退休回家了。丁阿姨屡屡对惠儿说：“侬要想想清爽，爹爹为侬作出多少牺牲！”　　　　
　　　　1982年春，解惠芳跟一同在兵团的男友成婚，男友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男方双亲登门求亲时，丁阿姨只露了一面，男方家长庆婚设宴，丁阿姨不去，也不让我父亲去。她说一声婚事新办，送嫁的只有潘小海一人。　　　　
　　　　次年惠儿难产，三日三夜挣扎于血水中，新女婿向她求助，她冷冷地说：“寻我做啥？寻他们单位去！”惠儿出阁，丁阿姨花四五百元买了一台电视机作陪嫁，却要惠儿每月支付十五元，一年后她才免去小夫妻俩支付。　　　　
　　　　丁阿姨从香港旅游回来，箱满包鼓，给惠儿一件薄尼龙衫，又把一件穿过几冬的手织毛衣扔给惠儿，显出一副心疼的样子，憨厚倔犟的解惠芳当即把一个月的工资掏了给她，她居然照收不误。复出后的丁阿姨不太重钱财，但对惠儿却一直斤斤计较。在落实政策的大潮里，丁阿姨经过两度春秋的努力，于1984年要回1958年响应号召让出的底楼。收回底楼后，她把后间给了潘小海作新房，只把二楼转角处的一小间阁楼给了解惠芳，让他们一家三口从婆家搬回。一座小楼住三家显然是有些挤，等到小海生子，也许是潘门有后勾起丁阿姨对湖州潘家兜小村的全部记忆，她后悔不该让惠儿一家挤入潘家私地。在大上海，没有比房子更金贵的东西了。丁阿姨佯装提出三家分而治之，结果只有惠儿一家单起炉灶。随之经常借故滋事，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