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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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外宣布，否则就自杀。”　　　　
　　　　史织的凤眼里闪烁出星星点点的光，她痛心疾首地回忆：“顾月珍的金字招牌果然被人家敲掉了敲碎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别人专门揪斗这个问题，我哪能好保？哪能好阻拦？……”　　　　
　　　　沉闷的滚雷碾过大地，笼罩在记忆中的迷雾在闪电中廓清。1961年炎夏孙绍策借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不是心怀叵测？这一年，小阿婆去世，女儿负笈京华，儿子幼小贪玩，正是给他提供大好时机。我那可怜的母亲，涉足演艺万花筒，苦苦地守身如玉，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险送了她年轻的性命，新中国成立后，她把共产党视为再生父母，择偶的第一条标准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何慢伯伯曾经走进了母亲的心里，是不懂事的女儿毁了她的个人幸福；女儿长大后又振翅飞去，撇下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我只知道母亲一度对她的入党介绍人孙绍策言听计从，后来又深恶痛绝。很久很久，我朦胧地觉得，母亲前后态度的迥异，并不仅仅是艺术观点相左，而是心灵受到了伤害。　　　　
　　　　做人难，难做人。葆一份清纯不易，学一份狡诈不屑，练一份老辣不能。即使是饱经沧桑的史织不也在情动之下，显示了爽脆直率的真性情。　　　　
　　　　面对史织的怨恼我无地自容。可是在那个单纯得像真空保险柜一样的年代里，一个二十出头本该成年、成熟的女孩，她的社会智商还不及21世纪十来岁的花季少女。但在那个年代，哪怕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想到，由于我发自内心的一封向组织求救的单纯的信，导致了母亲发自真诚的单纯把本可以不说的说了！　　　　
　　　　党啊，母亲！我们自小就是接受这样的教育。　　　　
　　　　说了，本没有罪过；过失，也不会致命。旧社会有一句话：“演艺圈是一锅烂污三鲜汤。”母亲自从艺的那一天起就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回击它，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一辈子坚守纯洁和真情，谁知守住了从前守不住当下，生活就这样无情地报复了她的单纯，亵渎了她的清白，戏弄了她的一腔真诚。没有了父亲的爱，又错过了何慢伯伯的爱，母亲一度心如死灰，但母亲毕竟还年轻，心底里自然存有一份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暗存一份对于真正爱情的企盼。这时候，才华横溢的孙绍策撞进了她的生活。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她演现代戏，细致入微地关心她的健康和单身女人的困难。长期缺乏男性关爱的母亲被深深地打动了，自以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母亲付出了真情，也付出了贞洁，本以为孙会与他并不相爱的妻子离婚，与自己堂堂正正地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他总是推诿，总是搪塞，她忽然觉得他是那样的陌生，她不了解他，也看不懂、看不清他。孙绍策总是高高凌驾于她之上，有一种国王与臣民的落差，一种精神上的不平等。终于有一天意识到被欺骗的时候，母亲的内心波澜可想而知。孙绍策无情地践踏了她的真情，亵渎了她的做人准则。在令人窒息的漫漫长夜里，她从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从不肯承认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行，坚强地带着伤痛，带着耻辱，日日翘望，苦苦等待，企盼最终会给她一份公正，然而波窜浪跌，风撕云裂，看不到点点光明，日趋衰弱的她就像一抹将要消失的晚霞，一束将要枯萎的残红，为了保持自己一份最后的尊严，纵身一跃大约是最好的归宿了。“史无前例”啊，拿捏了母亲的七寸！卡耐基说过“要研究人性的弱点”，只要是人，谁都有弱点。这种弱点就像蛇之七寸，我那可怜的母亲把女子的贞洁和尊严看得太重太重……　　　　
　　　　多少年我无法面对母亲的离去，哪怕是暌隔三十四年的今天我仍不能释怀。我不想宽宥自己，也不想宽宥孙绍策，我要找他，我想在朗朗乾坤下剥掉他的麒麟皮。当年我追寻事实的足迹，想去了解孙绍策。　　　　　
　　　　史织淡淡地说：“孙绍策死了好几年啦！生肺癌。”　　　　
　　　　“恶有恶报，走得早！”我冲口泄出愤怒。　　　　
　　　　“啥人讲？他的追悼会我是没资格参加的，去的人多得不得了，许许多多人落眼泪。”史织冷冷地反驳。　　　　
　　　　我愣愣地望着她，像望着一个陌生人。她笑笑，笑得那样怪异，也许这就是生活残酷的另一面。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6）

　　　　孙绍策何许人？孙绍策，浙江安吉人。比我母亲小六岁。他早年投身革命，新四军时期已是宣传干部，抗美援朝不幸成为二等残废的荣誉军人，子弹残留体内，依靠钢丝马甲支撑身躯。转业地方后不计名利，有口皆碑。顾咪咪主演的《红莲告状》参加了1959年上海市戏曲会演，获得好评。这是孙绍策推荐的题材，并亲自参与了创作，但执意不让添上自己的名字。他关心麾下的人和事，生活简朴，情系桑梓，不铺张，不摆谱，乐于助人，甚至会卷起裤腿帮普通干部搬运办公用品，也会未放下裤管就踏入锦江饭店参加会议，差一点被认为是误闯会场的老农。三年自然灾害，他把全部的转业费寄给故乡，使家乡父老无一人饿馁身亡；1958年领导努力沪剧团整风，自己差一点被划为右派，最后还是戴上了一顶右倾言论的帽子……一桩桩，一件件，越了解他，我越觉得仿佛人们在给一个英雄立传。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带头贴孙绍策大字报的顾咪咪，内心依然保存着一份对他的崇拜，听说他肺癌住院，想吃生煎馒头、油豆腐粉丝，居然破了不与往昔熟人来往的戒律，趁着工休拎了食物去探视。　　　　
　　　　至于那件暧昧的事，人们说得似是而非，“十年动乱”期间不实之事多着呢。那个一直紧跟孙绍策的努力沪剧团派团干部、党小组长金志耕，也在歉意之下回答得掷地有声：“不要相信别人的胡言乱语，孙部长是好人，否则官复原职后怎么还能升了半级呢？”　　　　
　　　　我完全没有料到，孙绍策会有这么好的口碑。口碑与石碑不同，石碑可以凭着旨意乱凿一气，口碑却是民间版本，是活在人世间的精灵。　　　　
　　　　莫非，我和我母亲对孙绍策有误解，有偏见？困惑与迷茫像丝线，千绕万绕，把我裹成了蚕蛹，我如何能咬破绵厚的外壳，飞出去寻找真实的答案？天哪　，谁能助我？偌大的上海能以真情相告，并能使我信服的大约只有我那病榻上的父亲了。父亲在医院里，正被喉间创口的绿脓杆菌折磨着，每一天都过得十分艰难。最后一次探望父亲是和外子一起去的，他摸出一个小黑本子，翻开一页递给我，上面是歪斜不齐而又力求工整的两行字：“健康的老人皆大欢喜，痛苦的老年连累少年。”显然父亲已料定我的归期临近，以这两句千难万难挣扎着画下的字，表达对我们酷暑南下的歉意。心酸痛，泪盈眶，老父朝不保夕，我安能再给他添累？　　　　
　　　　父亲以旁人难以察觉的转动，一星星地蹭近了我的身边，父女俩几乎鬓发相磨，他合着眼，鼻翼一鼓一鼓，仿佛是贪婪地捕捉我身上的汗味。我言语哽噎，试图喝口水润润枯涩的心灵，微微抬身，发现衣角被老父紧紧攥住，我的动作惊动了他，他猛睁双眼，因瘦削那眼睛显得特别大，亮亮地射出一种非人间的灼灼光彩，旋即，层层雾霭冲散了神光，携带着惊惧抓住了孤独无助的老人，如同当年苏州河的水黑黝黝黏稠稠，流向病室的地板，沾湿了我的双脚，淹没了我的膝盖，壅塞了我的胸腔，我听到了一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阿波囡，我们三个一道回去！”　　　　
　　　　久违了，亲切熟稔的乳名！一行泪珠应声而出，泪线再难掐断。我仿佛重又回到从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父亲身穿运动衣，手抓网球拍，一身的汗一身的朝气……　哪怕是1989年我回沪探望，父亲也已住在医院里，告别之时，父亲变戏法似的捧出一方火腿相赠，说是趁医生护士不备，偷偷换掉病号服去静安寺买的。这就是我的充满爱心的父亲，爱心中带有几分孩子式的顽皮。而眼前我的父亲只剩下芦苇般的轻脆，几处骨节岩角般突出的嶙峋……我还能说什么，还能问什么？但我的心底依然有一份渴望，渴望他能消我迷惑，洗却我母亲的冤屈。然而，我哪能再去打扰父亲最后的安宁。我没能开口，但我没想到这是我见到父亲最后的一面。1990年12月17日凌晨6时半，我接到惠儿电话，父亲因颈部动脉大出血于零点25分在华东医院去世。弟弟于17日抵沪，我作为父亲的长女，要去执掌遗产的分割。　　　　
　　　　父亲的遗体告别平和而宁静，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孙滨出席了追悼会，主持者是他的学生上海沪剧院院长陈剑云。这里没有丁阿姨去世时的那份喧闹、火红和繁华。1989年父亲曾写下一首诗：“来去匆匆如一梦，生前无就平又庸，我若一旦别离时，草草收殓莫惊动。”1990年6月又在《我的遗嘱》中表示：“坚决不要烧香点烛，择地安葬，骨灰撒于黄浦江。”　　　　
　　　　原来，父亲早就安排了自己的后事，第一不要“香烛”迷信，第二不与前妻“择地安葬”，第三不去革命公墓，不愿作为丁阿姨的家属附骥。死了，了了，随水而逝，随风而去……　　　　
　　　　父亲遗嘱的那种大化境界让我的心酸楚不已，滋生出从未有过的对父亲的依恋，在灵柩缓缓推走的时刻，我忍不住裂帛似的呼号：“侬跟我回北京！”　　　　
　　　　一只手牵动我的衣袂，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太太，把一只白色的赙金袋塞入了我的衣兜。猛然间我记起了她，在丁阿姨的追悼会上，也是她塞给我九十九元赙金后无言地离去。父亲说她是小阿婆干女儿豆芽阿毛。小阿婆去世后就一直没有来往。这次，我握住她的手腕拉她回华亭路吃了一碗豆腐饭。我原以为她的外号叫“豆芽阿毛”，询问之下，才知道她和小阿婆一样，本无名，登记户口时随意地在朱姓后添上了“阿毛”。两个阿毛结成了干母女，情似亲生。小阿婆去世整整二十九年，她和顾宅、丁宅没有往来，但仍然年年祭奠小阿婆，仍然参加干娘子媳的葬礼。尽管没有人通知她，尽管她是从报纸上获知噩耗，尽管在葬礼上她普通得如同一滴水，然而我无法不感动。望着这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奢望无要求的老太，我内心开启了一扇亮堂的窗户。最善良、最纯朴、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拥有普泽众生的大爱……　　　　
　　　　父亲走了，母亲的死因仍是我心灵的盲点。在我的再三叩问下，弟弟出示了长宁区委1972、1973、1978年的三次结论。其中：“顾月珍同志历史是清楚的，解放后积极演出现代戏，总的是好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生活上犯有错误是事实……”　　　　
　　　　顾咪咪所言非虚。　　　　
　　　　非常奇怪的是，当我证实了母亲曾被孙绍策玷污，我内心突然丧失了对孙绍策的复仇意识。他的妻子原本是护理过他的护士，后来神经失常，道义上他们不能离异。孙绍策独居于办公室，长年累月也会有男人的需求。据说孙绍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孙绍策不是何慢伯伯，他一眼就认定母亲是个“简单的人”，利用了母亲的单纯和对党的报恩思想，在不经意间践踏了母亲心灵的芳草地。这是男子中心社会的悲剧。人无完人，金无足金，我父亲不也有过类似的寻欢作乐吗？差别在于父亲还承担一份永不推卸的责任和坦诚的勇敢。　　　　
　　　　“你母亲看起来很柔弱，内心很坚强。”这是何慢伯伯说的，儒雅的何慢伯伯不会欺侮我母亲，会给我母亲一份真正的尊重与平等，然而却无缘在一起。我母亲这辈子曾收过许多学生，有像顾咪咪一样的相知，也有运动来时朝母亲抡巴掌的“革命者“，现实生活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曾试图追随逝者的足迹一路寻去，然而有什么意义？死者已矣，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还能去怪罪谁呢？最后，我为母亲选择了长城脚下的“华人怀思堂”作为她的安息之地，那里有名动文坛的冰心、老舍等人的墓地。　　　　
　　　　12月28日清晨，我们包租的运输船缓缓行驶，雾锁淞江苍茫一片。船舱内回荡起沪剧院同仁演唱的解派唱段，弟弟将红布包解开，打开了骨灰盒盖子，我的手猛地一颤：骨灰并不是寒灰，而是细碎的石膏状块，硬硬的冷冷的，白灰灰的有一份质的沉重。　　　　
　　　　我抓起一把撒向大海，海浪很快就接纳了我的父亲，浪一涌就瞬间消失。一把又一把地撒下，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我的视线，心儿像被虫儿蛀空了似的虚无，有好多双手在我眼前晃动，江水滔滔，依稀记起一则传说：公元313年，印度洋漂来两尊绢丝般光润的石佛，轰动了荒凉的渔村。奇迹代代相传，梁简文帝作《浮海石像碑记》，敦煌莫高窟就留存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的壁画。那壁画成了上海历史的一部分。　　　　
　　　　一个没有传奇的城市，再大也只能是大城市，不可能成为大都会。大上海每天都承载传奇，一百年二百年有谁说得清有多少个？帝国主义的乐园，冒险家的乐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是酝酿传奇的年代，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都融入其间，成为上海滩传奇的一部分。海船还在慢慢行驶，船舷下的水急急地流淌，和着这起伏的水的节拍飘出我父亲黄钟大吕般的唱腔，那是《芦荡火种》中他饰演陈天民时在“开方”一折的一段唱：“壶中悬日月，笔下传奇方，赛华佗家住常熟迎春堂。三代祖传名儿扬，风痨痼疾疑难杂症，妙手回春指日可望。”　　　　
　　　　天边闪亮起一坨朝霞，它是海的尽头，是波涛的镶边，有谁在问“要不要留一点”？不要不要，父亲不要和任何人合茔！父亲要回归大海。弟弟手一松，江风将他手中最后的红绸一并带走了，我的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第五部分尾声　　荏苒盈虚育古今

　　　　清明上坟的时候，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是那样喧闹，我的丁是娥阿姨和打下江山的英雄一起长眠于那里，上海的亲人每年都去祭奠；我父亲呢，魂追大江而去；我那可怜的母亲安葬在她曾经神往的首都。那个曾经是很亲切很有记忆的时代就这么一晃而过了，那些曾经追求的荣誉、曾经历经的苦难，还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皆已成为过眼烟云，爱么，恨么？以至于重新想起来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模糊，如果以今天的眼去看昨天的事甚至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都走了，但依然是妈妈一个“家”，爸爸一个“家”，阿姨另一个“家”，他们仨魂各一方……　　　　
　　　　《沪剧志》和《新编沪剧小戏考》里有他们的名字，大街上的光碟商店里，还能找到我丁阿姨的演唱专辑，曾经辉煌的他们渐渐沉寂。漫步南京路福建路一带，曾记得旧上海和他们有过“亲密接触”的大大小小的戏院和茶楼书场少说也有二三十家，而今浅浅地作一番盘点，仅能找到戏院三两家……　　　　
　　　　我们家的莉莉早已退休，星儿依然飘泊在澳洲，惠儿正面临事业单位的改制，小海仍在国营企业奋斗；我的珊珊姐呢，独子娶了洋媳妇，年年月月等到的只有电话，在繁华的大上海形孤影单，还有我爸爸、妈妈和阿姨的那么多弟子呢，天各一方，从事着各自该做的事。今天的大街上到处飘着染出来的金发红发和黄毛，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从电视剧里理解旧上海的故事，连我也坐在家里，时不时地与电视、VCD及DVD结缘，只有在祭奠的时候，才放一段沪剧，让父亲金属般的嗓门亮起来，让母亲温宛的唱腔陪伴我，我也听阿姨的，我佩服我的丁阿姨，作为一个女人，能把自身的生命潜力挥洒得淋漓尽致，绝非凡人俗辈；我父母的生存活力和苦斗，也使吾辈难望其项背。　　　　
　　　　长期以来，我的偏见，我的幼稚和疏忽，给他们平添了许多烦恼和伤痛。大梦初觉，他们和我天人永隔，我连一声“对不起”都无处诉说……　　　　
　　　　思前想后，依稀觉得莫非人之初清亮之目光，极易受阻于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历史像一部循环往复、陈陈相因又代代出新的大戏；现实世界变幻莫测又一脉相承，每代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迷惘和顿悟，而今我只需捧出我的痛，那像弹片一样深嵌于心房中的往事……　　　　
　　　　当我为了搜集资料走进天平路上海沪剧院院部的时候，美丽的小院安安静静，剧团的小金书记说，“上沪”已归属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下一步将面临改制，这让我想起母亲为之奋斗一生的三大目标：入党、进“国营”和演戏给毛主席看……　　　　
　　　　当初改制，为了改进国营去，今天改制是为了改变国有体制，此一时彼一时也，都一样是为了发展。戏曲从属于上个世纪的主要娱乐方式，市民通过戏曲认识社会，认知人生，并松松紧紧地与政治相连；而这个世纪却从属于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拉近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也拉近了与作为一个社会人生存的基本渴求。华亭路依稀还是旧时光景，丁阿姨小楼外墙上的爬山虎仿佛感知了春天的气息，正一层一层地泛出新绿，在薄薄的夕阳里被和风吹得一闪一闪，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高高大大的外籍女士，惠儿说她认领了一个孤儿，刚刚办妥手续。我去时她正忙于搬家：要去北京发展了！　　　　
　　　　从前华亭路是好地方，现在更是好地段，因而也许还会再搬进一个洋人……　　　　　　　　　　
　　　　


第五部分后记

　　　　这本书几乎夭折，这本书几乎使我魂归离恨天。这不是夸大之词，而是事实。　　　　
　　　　写书之念，始于1982年。那时，我去上海探亲，看到丁阿姨的书稿迟迟不能结尾，就帮她完成余下的章节，这就是那本《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也为我屈死的母亲写一本书。恰好，大学同窗正在策划一套《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约我写写自己的父母，于是我开始了采访和搜集素材。不久，两篇稿件完成，获得了同窗的肯定和赞许，我就想把文章扩充成书。与出版社联系，得到的答复是：每个剧种只出一个代表人物的传记。我的愿望受到了挫折。1988年，丁是娥阿姨遽然谢世，报章上铺天盖地的追念文章，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丁阿姨？我自己是不是了解丁阿姨？因为我的内心一直拒绝她，而报章上却对她好评如潮。巨大的反差促使我去追寻丁阿姨的人生轨迹。我渐渐发现，我父亲、母亲和阿姨之间，居然有那么多使我怦然心动的故事。我生活在北京，他们的生活圈子局限于江南，搜集事实真相的工作极其艰难。我利用一切机会，采访了许许多多的人，几乎花了近十载光阴，渐渐理清了线索，希望通过他们三个人的身世来讲述沪剧发展史。数度春秋消磨，第一稿终归失败，我悟出自己无力驾驭一部史稿，决心重起炉灶，只写三个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因为是业余写作，拖拉数载，完成了第二稿。满心想在退休以后，来精雕细刻第三稿。谁知道，我仅完成了从楔子到第八章就颓然病倒。夜不成寐，日复一日，蚕食了我的精力和体力。我几乎觉得十数载的辛劳将付诸东流。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汪逸芳，也是我的好友，慨然允诺，为我完成余下的第三稿。因此，这本书是我们两人合作的成果，也是我们两人共同的心血结晶。私忖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这样的援手襄助，会不会是当代出版史上的一支绝唱？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冰心老人生前为本书题写书名。记得那是1991年8月15日，虽然立秋已过，北京仍溽暑难耐，我去冰心老人的家，她坐在书桌前，我奉上一本自己刚出版的《叶浅予传》，她说谢谢，她和画家不熟，但愿意看一看，我向她叙说下部书的打算，请她题写书名，什么时候等姥姥精神好时再题。她说现在就可以写，按铃后进来了一位陈姑姑。冰心老人要她拿纸题字，老人的字越写越小，老人说不好不好，再写再写。陈姑姑拿出一张较长的宣纸，我一字一字地念，老人一字一字地边写边重复，写到后面，我就喊大些再大些，于是就占了宣纸的一半。我说谢谢。老人连说不用谢不用谢。当时冰心老已经91岁高龄，手不抖，眼不花，片刻就写完了“爸爸妈妈和阿姨”这个书名，并且认真地落款盖印。这真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还要感谢我的老伴程裕祯，是他把我零乱的草稿打印成清晰的文字，是他陪伴我、鼓励我与病魔作斗争；我要感谢年逾古稀的袁鹰同志，他自始至终关心着本书的写作，并为本书慨然作序；此外，我要感谢所有为我提供素材的人们，这里有我所尊敬的何慢伯伯，夏福麟伯伯，筱谷声叔叔，有年长的孔嘉宾伯伯，乔韦弦阿姨，白沉伯伯，有我的舅妈和她的儿子，有我的弟妹，还有我母亲众多的学生，甚至还有沪剧老前辈筱文滨先生和人称“沪剧娘舅”的周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