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中华-第2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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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变化，一个国家的疆域，民族构成，往往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何来“自古以来”？
　　大唐王朝灭亡之后，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动乱，虽然有宋朝的建立，号称“统一”，但中原皇帝再也没有能够成为“天可汗”。虽是“天朝”，却被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一直占着燕云十六州，后来又被西夏占去了灵州、西凉府等地。等到金国崛起，更是完全失去了江北土地。所以说，从唐朝灭亡的公元907年到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中国才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也就是元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这个“大一统”却是远超历代。首先一直与中原王朝征战不断北方草原完全纳入实际统治之下，然后是吐藩，也就是西藏，在被招降后由王朝直接管辖，还有今天的东北、云南地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全被中原王朝所控制，而不再是以“称臣纳贡”作为依附而实际保持独立的渤海国、南诏国或大理国。
　　但是，元朝的统治者们却没有能够守好这份家业，短短98年之后，随着元顺帝北逃，明王朝建立，中国的版图再一次经过了一次洗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多次北伐，打击北元政权和以后的蒙古可汗，但却固执的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内外蒙古可以说成为了明帝国的“敌国”，领土问题就成了空穴来风。
　　而新疆，元朝时就是兄弟国家的察合台汗国，其时仍然如此。西藏，由完全服从统治，又回归到了称臣纳贡的独立状态，这还包括幅员辽阔的青海。除了汉人王朝的固有领土之外，元朝扩充时扩充的领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图内的，只剩下辽东和云南。
　　可以说元朝的家业，明朝并没有很好继承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帝国也灭亡了，灭亡他的是清朝。一个被现代人普遍唾骂的朝代。但是，如果没有清朝的建立，让明朝如李氏朝鲜那样延续500多年，那么现代人对于内外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的领土，就压根不会有什么“自古以来”的底气。可以说，清朝的皇帝们不但接受了明朝的“祖宗之地”，还把明朝所放弃的东西全盘收了回来，甚至元朝没有弄到手的东西也囊括到自己的腰包里，并且通过自己近300年的稳固统治，使这些家当深深的打上了中国印记。
　　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不遗余力的打击蒙古汗国的林丹汗，使其败死青海，将内蒙古完全纳入版图。顺治时期，清朝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明朝和农民军的残余势力。到了康熙时代，在消灭三藩之后，他收回了台湾，并通过击退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胜利，将喀尔喀蒙古也就是现在的外蒙古纳入到直接统治之下。直到乾隆中期，称雄中亚的准噶尔汗国灰飞烟灭，新疆、青海被牢牢的攥在了手心里，至于西藏，驻藏大臣的出现，终清朝一世，没有人怀疑西藏不是“大清”的领土。
　　说这些不得不说的废话，就是要表明，所谓“自古以来”，还是从清朝说起，才有说服力，才能有个基础来论述内外蒙古独立运动的前因后果。
　　清朝对外蒙古地区的征服及外蒙古的独立
　　清廷对于内、外蒙古的态度并不一样，内蒙古诸王公因为是“从龙入关”的功臣，所以最被信任，与清廷联姻也极多，所以清廷对于内蒙古的管理，基本上是“自治”。而外蒙古诸王公对抗清朝征服时间长，归附的时间晚，而其后又有反复，所以并不被十分信任，虽也封官予爵，但还要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立办事大臣，以为监督。这就和西藏的情形大同小异。
　　清朝虽然稳固的统治了这个多民族国家200多年，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完全平等，都是国家的主人。虽然民族不同，但都有共同的国家观念。而清朝，满族无疑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家长，汉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内蒙古的蒙古族，是家长最重要的亲戚，享有和家长一样的尊贵；藏族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与清廷是“供施关系”，是清廷养活和尊敬的僧人；而比较尴尬的，便是外蒙古，他们与内蒙古同宗同源，但却享受不到内蒙古在清朝皇族中的地位。如果说内蒙古是十分认同清朝，可以和满人共同分享家长的权势和荣光，那么外蒙古便是被清朝牢牢控制而又很是疏远的“远亲”。
　　这样的构成，表面上相得益彰，实则要有强大的武力形成的威权作为后盾，在出现重大的变故，家长无力在维持这种关系的时候便会有“树倒猢狲散”的危机。清朝衰落之后，汉人的革命党喊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藏人开始驱逐清朝驻军，外蒙古的独立活动也就风起云涌了。因为，外蒙古对于清朝的反抗，在蒙古人中，除了西蒙古的准噶尔人之外，是最为顽强的。准噶尔人几乎被清朝屠戮殆尽，那么外蒙古的“内附”又是如何的呢？
　　清朝对于外蒙古的征服和控制可说一波三折。
　　在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之后，又不停的向漠北蒙古也就是喀尔喀蒙古渗透自己的势力。面对清朝强大的压力，原本混战不休的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不得不考虑联合。于是，在1640年，喀尔喀蒙古三部汗王与漠西卫拉特蒙古诸位首领共26名贵族举行了会盟，制定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法典》明晰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调整了蒙古各部的关系，从新整合了力量，共同应对清朝的征服。在这次会盟之后，喀尔喀汗王们策动了内蒙古的滕吉斯对于清朝的叛乱，并亲自率兵支援。但在清朝的强力反击之下，滕吉斯被镇压，喀尔喀派出的援军也遭到惨败。随后喀尔喀诸汗王对于清朝表示了妥协和退让，与之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状态。
　　到1686年，喀尔喀诸部发生内讧，直接导致了准噶尔汗国的入侵，诸部汗王和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纷纷南逃到内蒙古境内，寻求清朝保护。清朝康熙皇帝亲率大军迎战准噶尔军并大败之。借着这次胜利的余威，康熙皇帝在1691年于多伦诺尔与喀尔喀各王公会盟，这标志着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正式服从了清朝的统治。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清朝降伏了外蒙古，将其作为征服准噶尔汗国的前哨站。外蒙古诸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承担了清朝征服战争的种种义务。据喀尔喀蒙古文档案记载，在1715年至1735年（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十三年），清朝从喀尔喀四部征调骟马二十三万匹，骡马五万三千匹，骆驼约十万峰，牛四千头，绵羊两百万只，毡子三万块。这是实物征调，还有繁重的徭役，在阿尔泰台、塞尔乌苏——乌里雅苏台、塞尔乌苏——恰克图的驿站，都要令喀尔喀兵供役，在喀尔喀边境上还设有许多哨所和卡伦。吐谢图汗部共设28座卡伦，赛因诺颜部和扎萨克图汗部共设19座卡伦，在喀尔喀西端还设立26座卡伦，都要派遣喀尔喀兵驻守，而各王公还要为这些卡伦供应一切军需物资，至于清朝军队的物资运输也完全由喀尔喀人负担。
　　这样的竭泽而渔，使得喀尔喀蒙古不堪负重，牧民大量破产，“过度的征集大量骆驼、马匹和绵羊，除了那些两岁的儿马和母马外，最后把牧民所剩下的全部马匹都烙上汗的印记登记了”，“无限制的勒索，带来了兀鲁斯人民的破产。”（《蒙古近代史纲》）。于是，成群的人逃到俄罗斯避难。据俄国档案记载，1730年有2091帐蒙古人赶着5210峰骆驼，68465匹马，14962头牛和131610只羊逃到俄国境内。原因是“在此之前他们向中国皇帝以牲畜纳贡。自从洪台吉（指噶尔丹策零）的战争开始之后，繁杂的赋税多了起来。最后为了移居洪台吉地方，受蒙古将军和王的命令，一个不留的同妻子儿女一同参加征战洪台吉的军队。”（赛切夫斯基《中国边界历史笔记》）另据记载，1734年有喀尔喀人935帐逃到尼布楚地区，俄国地方当局将他们用武力遣返。但不久又有540帐逃入俄境，经遣返后，又有227帐第三次逃到俄国境内。俄国是喀尔喀蒙古人曾经英勇抵抗过的侵略者，现在却成了他们避难的港湾。可想而知受到的压迫剥削何等严重。
　　这样的剥削使得喀尔喀蒙古人对于清朝的不满日益高涨，而1755年冬又发生了白灾和瘟疫，对于卡尔喀蒙古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多事之秋，清朝乾隆皇帝杀死了因为疏忽而放走准噶尔首领阿穆尔萨纳的扎萨克亲王额璘沁，额璘沁是喀尔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二世的哥哥。他的被杀引起了诸王公的普遍愤怒，这就引起了1756年的“撤驿之变”。
　　撤驿之变是以撤驿站、弃哨探为形式的反清斗争。它的发起人青衮扎布是喀尔喀蒙古很有名望的贵族，他与阿穆尔萨纳交好，因此在看到额璘沁被杀后，为求自保，起了反叛之心。虽然是出自私心，但因为正好与喀尔喀人不满清朝的情绪相契合，因此引起了相当大的动乱，各地牧民纷纷举行暴动，撤驿弃哨，袭击清军，并对平素依靠官府势力发放高利贷进行勒索的汉商进行打击，清朝在漠北的驿站全部瘫痪。但是，青衮扎布没有利用牧民的反抗情绪，仅仅想联络上层王公。而上层王公又不敢对清朝彻底翻脸，撤驿之变仅维持了数月便彻底失败。青衮扎布父子被杀，追随者遭到残酷镇压。
　　这次事件，使得清廷对喀尔喀蒙古加强了警惕，从而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
　　首先是设置了驻库伦办事大臣，直接对中央负责，管理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哲布尊丹巴活佛属民的所有事务，将土谢图汗、车臣汗和哲布尊丹巴活佛这些在喀尔喀蒙古有着崇高威望和号召力的贵族架空，处于绝对控制之下。
　　其次，收回了策凌家族的特权，改革了定边左副将军制度。策凌家族对清朝平定准噶尔立有大功，策凌被封为超勇襄亲王，并被任命为定边左副将军，全面负责喀尔喀军政事务。策凌死后，清廷对其子成衮扎布的继承其位几经变化，但因为喀尔喀内部尚未稳定，而没有最终收回他的权力。成衮扎布死后，其弟车布登扎布袭位，这时喀尔喀已经稳定，便以“强占游牧”的罪名免除了他的将军职务，派内蒙古喀喇沁王公瑚图灵阿担任。到乾隆四十五年，则开始委派八旗出身的大臣担任此职。定边左副将军职务由清朝直接委派大臣担任，标志着外蒙古的军政清朝从间接管辖转为直接管辖。
　　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于在喀尔喀蒙古人中有着崇高威望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转世系统的操纵。一世和二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都是在喀尔喀贵族土谢图汗家族中转世，从三世开始，清朝操纵必须在藏人中转世，并成为定制。活佛系统和喀尔喀贵族上层的血缘联系被切断。
　　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稳定外蒙古地区的统治无疑十分有利。但加重了外蒙古贵族和普通牧民对于清廷的不满。这些不满在清朝如日中天的时候，至多会出现一些牢骚，一些小的冲突，但在清朝大厦将倾的时候，便星火燎原一般汇集成分离运动的大火。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原本看成是樊篱的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蒙古地区的局势也愈加混乱、复杂，日、俄等国的势力逐渐深入其中。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时，两国相互承诺，“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这个条约，仅仅是俄日两国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对于外蒙古地区的觊觎，是从来毫不掩饰的，频频利用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和外蒙古诸王公的矛盾，积极策划外蒙古从中国分离。
　　俄国所进行的策划，最为主要的借口便是清朝当局对于在漠北蒙古人中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不尊重。这倒也不完全是捏造，自1840年以后，哲布尊丹巴八世没有一次被清廷召见，而在他之前的五十年，历任哲布尊丹巴活佛没有受过一次朝廷的褒奖。朝廷的态度也影响了驻库伦办事大臣对于哲布尊丹巴的态度。1878年，新被任命为办事大臣的满人大臣志刚，刚一到任，便要求废除以往办事大臣谒见哲布尊丹巴时的叩拜礼，并要求哲布尊丹巴站立起来迎接。如果不从，便要上奏朝廷，让朝廷来解决。几经交涉，志刚终于同意哲布尊丹巴不用起身迎接，但也从此免除了叩拜之礼。以后的办事大臣也都遵循此例。
　　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感觉无足轻重，但对于当时的外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简直是不可忍受，而对于哲布尊丹巴自己，也视之为耻辱。
　　基于以上的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夜，有18名蒙古王公在库伦附近的博克多乌拉山中举行秘密会议，所通过的向哲布尊丹巴八世递送的呈文内容了：
　　‘我们的确再不能忍受满清办事大臣和官员们的贪欲，以他们对我国权利的掠夺了。虽然，努力争取独立和保护我们的黄教与国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要独立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将派特使去我们的北方邻邦俄国，并以友好的方式阐述这些事实，请求它考虑给我们援助。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已被任命为特使。‘（希。散达格《蒙古政治外交》第1卷，第244页，1971年乌兰巴托版）
　　这个呈文，明白的说明要“争取独立”，原因是清朝对外蒙古“权力的掠夺”和要“保护我们的黄教”。
　　而在独立政府向内蒙古王公发出的第一次《檄文》中也说：“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维”　
　　在第二次《檄文》中又说：“现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土。凡交界关卡之处，须不时细心巡查，免贻祸患。相应飞咨喀尔喀连界之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等，及阿拉善王查照，传饬所属各旗传谕各游蒙各沙毕奴仆等，如何定居？黄教如何扶持？各情形具闻，当奉法旨。非图独立，继难生存。”　（《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
　　强调的也是“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　；“黄教如何扶持”的问题。
　　这与1913年10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驱逐清朝驻军后，由噶厦政府签署的一份表明西藏立场的文件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
　　“满族皇帝与保护神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师徒试的关系。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目的即是为今世和来世积德，他们帮助和优荣历代达赖喇嘛，礼通各寺院的喇嘛。这样的情谊使两个国家像同一个国家的兄弟一样团结起来。西藏人并不在意他们与中国的边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所有的行为都是对西藏友好的。然而，中国皇帝逐渐丧失了对佛教的信仰，对珍贵的保护神达赖喇嘛也不大尊敬了。后来，中国驻藏大臣及他的下属官员和军队对珍贵的达赖喇嘛就谈不上尊敬了。……西藏人民终于彻底绝望了，不得不起而反抗，并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由敦尔喀驻藏官居间调停停战，缔结媾和条约，规定中国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从海路返回中国。……”
　　清朝皇帝把信仰黄教的蒙古人和藏人分成四大教区，前藏、后藏、内蒙古和外蒙古，在雍正时正式确定，分别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执掌，并规定不分高低，各掌其事。上面引用的外蒙和西藏两份文件，都是举出清廷对于荒郊大活佛的不尊重，失去了这些地方黄教信徒的信任，从而引发了分离运动。
　　诚然，这些放在表面上的原因，还可以看成是“借口”，但对于外蒙古的王公和人民来说，却是再充分不过的。西藏的分离，与英国的努力分不开，而外蒙古的分离，也与俄国的努力分不开。
　　1911年７月，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会盟为名，在库纶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密往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阿。波波夫《沙俄与蒙古》，见《红档》杂志第6卷，1929年第37期）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皇政府于８月１７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奏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任命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共设外务、内务、财政、兵、刑五部。各部大臣如下：
　　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财政大臣：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苏伦；刑部大臣：那木萨赖。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别被任命为内务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1912年5月，库伦独立军5000余人，由海山和丹必占灿喇嘛带领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有守军300余人。科布多守军与外蒙古军队奋战几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
　　至此，外蒙古独立政权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外蒙古诸王公在这个时候也许以为大功告成，但他们忘了，一个弱小民族的命运，在这个时代是不会属于他们自己的。
　　帮助藏人获得实际独立的英国人不主张西藏真正的“独立”，因为怕引起俄国的介入造成国际纠纷；而俄国也不愿意外蒙古独立，因为怕和日本形成紧张局势。所以西藏是实现了保持驱逐清朝驻军和大臣的自治，而外蒙古也不得不在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八世成为“日光皇帝”后退回到承认中国宗主身份的自治。
　　1912年年９月３日，俄国外交部指派俄国驻华公使廓索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单独订约。同年11月３日，在俄国挟持下，外蒙古当局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协约》和《专条》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该地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协约》第１条称：“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在《协约》谈判过程中，蒙古大臣达喇嘛等曾不只一次提出不同意见，强烈要求《协约》中载明外蒙古为独立国，并要将内蒙古纳入大蒙古国，但俄方代表始终坚持“目前还不能提出蒙古独立问题，只能提出内部自治问题”。结果是外蒙古当局不得不屈从俄国的意志，按照俄方起草的草案签订了《协约》和《专条》。
　　1915年6月7日，中俄代表及外蒙当局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中俄蒙协约》凡22条，要点为：一，“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三，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四，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俄蒙协约》使俄国几年来通过《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所获得的在外蒙古的特权以中俄蒙三方条约的形式从法律上巩固下来。通过此约，俄国没有支持外蒙古王公建立独立国的要求，而是按其既定方针，将外蒙古成功地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再往下的路，西藏和外蒙古则分道扬镳了。西藏在清朝灭亡后一直保持着独立状态，但仍要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最后随着1949年中国出现了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