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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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风雨六载
　　作者：徐根宝
　　内容简介：
　　1994年11月，李铁映同志为上海市网球中心建成剪彩。当时中国足球改革后的第一届足球职业联赛刚刚结束，我率领的申花队夺得了第三名。大概是这缘故，我被邀请参加网球中心剪彩仪式。
　　正文
　　第一章　乍暖还寒
　　回家，该回家了。坐在从大连到上海的飞机上，我一直这样默默地对自己说。低下头凝视着舷窗外，厚厚的云层在下面奔腾着翻滚而去，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天很蓝很蓝，但我的心却无法从云层里挣扎出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1999年6月18日。
　　现在，我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当我把身体放在客厅的沙发里，听着舒缓的音乐，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六年来，我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地方，过着另一种生活了，再也不用为积分、名次、晋级而费心劳神了。也许，这种轻松是暂时的，是战役之间的空隙，是更为激烈的工作之前的休养生息。但无论怎么说，我现在浑身确实感到舒心的轻松。
　　但是，这六年太让人难忘了，场内场外的一切不亚于战争的激烈、残酷和跌宕起伏，这种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徘徊，岂是可以轻易挥手而去，说声再见的？每当我闭上眼晴，过去六年发生的一切，便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闪现在眼前——1。“你们要一步到位”
　　1994年11月，李铁映同志为上海市网球中心建成剪彩。当时中国足球改革后的第一届足球职业联赛刚刚结束，我率领的申花队夺得了第三名。大概是这缘故，我被邀请参加网球中心剪彩仪式。参加剪彩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把我介绍给李铁映：“这就是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李铁映笑着说：“我们早就认识了，足球改革，就是从上次我们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吃饭时开始的，不是吗？”李铁映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是1991年8月，当时我担任中国国奥队的主教练，为了欢迎中国足协为国奥队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李铁映同志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他。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泅、官员张吉龙和我一起作陷。饭后，李铁映在听完年维泅关于足球改革和我对国奥队工作的汇报后说：“老年，你的思想还不解放，你的步子还应该大一些。”而当时，年维泅已经开始构思足球方面的改革了，后来王俊生主持足协工作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实际上那时年维泅已经在酝酿中了，包括主教练的竞选、体能测验等。年维泅的改革思路，仍没有能够超脱当时的大环境。但在那时，大家都不知道邓小平的改革思路，而这些只有李铁映最清楚，因为他是体改委主任。现在想来，他的思路确实在我们之前，而我们所想到的，都摆脱不了体工队的那一套。
　　记得1991年底，中国足协在大连召开的足球工作会议上，大连市体委主任盖增圣发言时说，我们讨论足球改革要考虑有过渡阶段。李铁映却指出：“你们要一步到位，职业化就要一步到位。”由于有了领导指示，中国足协开始酝酿走职业化道路这一大方针了。但对我们这些体育工作者来说，那时根本没有想得那么远、那么透、那么深。李铁映对我说：“中国足球要搞职业化，目标主要是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你是国奥队主教练，吉隆坡出线的任务是第一步，如果搞好了，对中国足球的推动将是巨大的。”他对我提出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的决心非常赞赏。我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不能有丝毫闪失。
　　当时，伍绍祖主任也对国奥队非常重视，经常到队里来，我也常去他家里汇报工作，那时候中国足球改革的“宝”，好像押在了我们的肩上。我对伍主任分析了比赛的形势：6个队的单循环比赛，拿6分是绝对能够出线的，而我们肯定可以拿下3场。虽然我们提前一轮拿到了6分，但由于受到了“西亚兄弟”的“围攻”，却变成了最后一轮要面临与韩国队拼一个出线名额的局面。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赛后郝海东曾经说：“徐导，当时如果我的点球罚进了，就没有今天了。”这些都没有用了，足球没有如果。
　　想当年，我信心十足地带着国奥队奔赴吉隆坡，身肩着中国足球的希望，但是，我们失败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失败对后来的足球改革却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这也算是我们的失败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唯一好处吧。“因祸得福”，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吉隆坡的失利，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可能要推迟一点时间。
　　听着李铁映同志的话，自己想了想，从1991年到1994年，中国足球这3年里的变化确实太大了。我从一个专业队教练变成职业队教练，从国家队到了俱乐部球队，这一切好像真有点身不由己，是在足球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2。紧急电话，要我马上到上海
　　那时，金永昌是上海市体委主任。他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1993年底，我在中国足球队做施拉普那的助手。那年的中国体育界，主要有两大任务：一，足球打人世界杯决赛圈；二，搞好第六届全运会。但是在伊尔比德中国足球又一次失败了。
　　打完世界杯外围赛第二阶段的小组赛后，我从成都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马克坚就找到我，很急切地说：“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打来两个电话找你，好像事情很急，你赶快给他回个电话。”
　　我马上就跟金主任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开口就问：“你最近有时间吗？
　　赶紧回一趟上海。“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说吧。“在我的追问下，他只是简单地说，”现在是龚学平副市长分管体育了，他很关心你。“他透给我一个信息：”上海这几年足球搞得没什么起色，你回来一起商量商量。“
　　金主任催得很急，两天后我便赶回了上海。
　　我这么急回上海，除金主任催得很紧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02少儿足球俱乐部。
　　3。“02”，我的梦想
　　1993年初，我与老那去新加坡参加鱼尾狮杯足球赛，一次闲聊中他说起在德国，有名的教练员、运动员都在业余时间搞足球学校。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对当时的助理教练杨一民说，我也想搞个足球学校。他说好啊，现在不少地方都有人在搞足球学校，你得起个好听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觉得用自己的名字并不好，毕竟，自己不像李宁、郑敏之这些在运动场上闯出自己道路、作出过贡献的明星，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有号召力。而我们搞足球的，到现在还没有冲出亚洲，尽管有点名气，但没有成绩，用名字命名不太妥当。后来想起1992年参加亚洲杯足球赛的时候，球场里到处是“2002”的横幅标语，那是日本争办世界杯的口号。2002，这是跨世纪的象征。对，就叫“02”。现在招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到了2002年时，他们正值当打之年，能培养一些打世界杯的后备选手，不正是我的目标吗？
　　为此，1993年3月中旬我特地回到上海。在考察完上海的环境后，认为“02”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了，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还会回上海执教。
　　我找到了金永昌主任，把整个思路对金主任说了，他特别地支持。我希望在静安区设点，因为我是从静安区出来的，静安区体委康主任也非常支持。他还把主管文教的静安区副区长请来与我一起商议。
　　而后我便把这些告诉了老那，并告诉他我绝不会因此而影响国家队的工作，同时还向王俊生汇报了，对我的设想，王俊生也非常赞同，但他说：“你继续当国家队教练，上海的事还是让别人去操办吧。”国家队在伊尔比德比赛时，我与王佼生再一次谈起02俱乐部时，向他提出要离开国家队。为什么要这么提呢？
　　因与老那这一年工作是伍绍祖给的任务，只有学习、协助的权力，没有改变老那的权力。老那虽有许多长处值得我学习，但他的业务能力不见得比我高，长期跟着他也不会有多大提高。王俊生说，你现在离开国家队去搞02惧乐部，以后要再进国家队可能就难了，这个你要考虑好。我心里很清楚，老那失败后我接国家队可能性是不大的。在伊尔比德我们为此事谈了三次。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离开国家队，去搞02。搞02惧乐部，是我的第一步尝试。现在，02这帮小伙子都已经成长起来，在国内的年龄组足球赛上连续三年取得冠军，证明我当初走的这一步路是完全正确的。筹办02俱乐部期间，也是困难重重，反反复复。
　　1993年龚学平副市长就批示同意搞02的计划，可02俱乐部却拖至1995年才成立。是在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分管足球后，02的工作才有起色。记得当时曾有人向龚学平反映：“02”是个体户性质，不能这么搞，还是应该扶持“大中型企业”，如果人都调走了，我们少体校还搞什么？这是招生的问题。
　　还有资金的问题。1995年我得到了阿迪达斯公司赞助，他们表示赞助02服装和资金，冠名“阿迪达斯02”。龚学平副市长没有同意。他说国内有这么多企业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赞助？此前我也曾与郁知非商量过，02归申花管，资金由申花出，将来人给你。那时大家对后备力量不太重视，因此郁知非没有答应，他说：“你自己搞吧。”在这情况下，我只得自己拿出5万元让杨礼敏、任彬去全国招生。
　　我们定下的选拔条件：一是身体素质好，一定要有速度；二是作风；三是技术意识。我们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运动员，必须是全面型的人才。过去有许多例子，小时候技术好的，由于身体原因，长大后被淘汰的不少；而小时候身体好，至少以后还能混混。
　　由于阿迪达斯无法赞助，国内的赞助一时也没有找到，而我在申花的工资每月只有3000元，02实际上没有什么资金来源。但时间又不允许我们再等，所以杨、任两人去招生一直是坐的火车，佐的招待所，一切从简，至于吃那就更简单了。
　　他们就这样揣着个包出发了。在武汉、天津、郑州、青岛、河北等地召了十来个人。上海方面，李毓毅也与少体校达成了协议，毕竟我不是个体户，面是在为上海培养人才，最后从少体校也选了些人。当时的许多投入都是我个人拿出来的，包括空调等，而最后一分回报都没有得到。当年的02变成了现在的有线02，我的一切职务也都没有了。
　　02俱乐部队成立后一直在申花队边上训练，受的影响很多，进步也非常快，得过3次全国少年冠军。1995年与有线电视台合作，成为有线电视台、上海市足协和我三方共有的俱乐部。1999年更名为有线02足球队。这个俱乐部我投入了很多心血，也算是为上海作出的贡献吧。去年10月他们在重庆拿了个冠军，当时我带万达队正好也在重庆。本想拿1万元奖励他们，可一想，这点钱让他们30多人分，每人也就是几百元。最后，决定请他们到假日酒店，与万达队住在一起，与我们生活一天，看我们赛前准备、比赛，我用这1万元钱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职业球队。我对他们说，虽然现在艰苦点，但你们主要是提高水平，你们应该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去年11月我回到了上海，听说他们拿了冠军后上海有线台给了他们三四万元奖金，因为是平均分的，有些主力队员不高兴了，便去找任彬，认为这样分钱不合理。任彬做了工作后他们仍然不满意，不服气。任彬对此非常伤心。他召集大家开会，给他们讲道理，老头子还在会上流了眼泪。这下队员们都感到错了，向任彬承认错误。不久后我从大连回到上海，他们正好都在连队里军训，我赶到连队里为他们讲课。对他们说，当初任彬、杨札敏去各地招你们的时候，也只有这点钱。他们是住招待所、坐火车、吃最经济的饭。你们到了上海后，市领导对你们多么重视，每年让你们下连队，就是要你们从小养成艰苦奋斗的精神，养成良好的作风，长大能够接中国足球的班。队员们听了很感动。相信经过这一次后，他们应该有所触动。
　　这群当年02少年队的球员，现在都长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成为年轻队员了。当年我们给02俱乐部制订的目标是：2001年冲人甲B，2002年升人甲A。这些都是题外话。
　　4。怎么搞俱乐部队
　　急急赶回上海后，我先见了金永昌主任。金主任说：“根宝，上海足球现在搞得平平淡谈，王后军搞了十来年，也就这个样了，我们市体委的领导商量决定后要换王后军，让你来干，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原以为叫我到上海，是商量02俱乐部的事，对金主任的这番话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将信将疑地问他：“是叫我接上海队吗？”金主任肯定地回答：“是的。”“现在不是在打全运会吗？如果王后军打好了怎么办？”金主任说：“这你就别管了，打好打不好都要换他。如果打好了，足协会给他安排一个好一点的职务。”
　　这时才真正知道，金主任这么急着把我召回上海的意图。
　　当天晚上给我的老上级年维泅打了个电话想征求他的意见。老年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上海这个地方搞足球有压力，不比在国家队小，你要慎重一些。
　　第二天，龚学平、周慕尧、金永昌、李宗镛（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院长）等人在南京西路奥林匹克餐厅设宴招待我。龚副市长对我的印象不错。当他还是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时，我率领的国奥队参加了广电局主办的第一届万宝路杯足球赛并得了第二名。比赛期间，正值江浙一带水灾，我们捐了所得的1万美元奖金。后来又与罗马尼亚队打了一场赈灾义赛。我和国奥队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在吃饭时龚副市长对我说，我们欢迎你到上海来，上海足球这几年太软了。我说，过去北方队与上海队比赛，都说上去先踢他们几脚，上海人就怕了。龚副市长提出要改变上海足球软的作风井要我好好考虑一下上海足球目前格局的改革，并让拿出个方案来。
　　这次见面，实际上确定了让我回上海接管上海队。
　　上海要我回去，让我来重振上海的足球。想起了年维泅的一句提醒，上海的压力绝不低于国家队，怎么办？思付再三后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上海的领导这么看中我，绝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当时的上海足球分一队、二队和三队，还没统起来。一周后，我做了份上海足球改革计划方案，主要观点是把上海的三支队伍都统起来，这样有利于发展。我定的三队主教练是：一队由我负责，二队是杨震江，三队是桑廷良。金主任和李宗镛看了方案后都认为“可以”。汇报完后又回到北京。当时国家队还在北京集训，7月要去深圳打一场与荷兰飞利浦队的商业比赛。比赛结束后，正式向中国足协递上了辞呈，就回到上海。王俊生、马克坚对我此举颇有意见，马克坚打电话给我，让再三考虑一下，并说可以让我留在国家队当领队。王俊生也说，施拉普那走了之后，国家队就是你接（后来王俊生还私下跟我说，如果当时你在，施拉普那走后，国家队主教练就是你而不是戚务生了）。但至今仍觉得，离开是对的。
　　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一个上海球迷协会的成立大会。龚副市长也参加了。他在发言时说，上海要成立两到三支俱乐部队，用竞争的办法促进上海的足球发展。我们请根宝回上海，就是要搞一支俱乐部队。当时一听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怎么让我搞俱乐部队了？下午到体委问金主任，是不是情况有变化了？不让我搞一队了？金主任未置可否。
　　这里面确实有了变化，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当初定下来让我摘一队，后来领导们又认为应该有竞争，另外再成立职业俱乐部，这样更利于发展。
　　那时，上海正举办万宝路杯足球赛，龚副市长基本上每天都去看球。有一次比赛后，他对我说：“根宝，你再去搞一支队吧，不要搞上海队了。老上海队就让王后军去带，这些队员他比较了解，你另外带一支队，外籍球员你也可以招。这时我才知道，我不搞一队了。时隔不久，方案全变了，上海形势的发展，真是追赶不上啊。”
　　不久，上海召开了足球座谈会，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平副市长也参加了。会上确定上海组建；支职业惧乐部球队的计划，初步定第一支球队由王后军带领，在现有的队员中选十八至二十名球员，余下人员归第二支队伍挑选，第二支队伍由我带。就这样，我的角色变成上海“二队”的教练。
　　10月初，龚副市长和市体委催我赶紧去俄罗斯选外援。我便与上海体科所的步润生急匆匆赶去娥罗斯，这也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出发时，头脑里一点方案都没有。只记得龚副市长给我的指示是：“引进就是胜利。”
　　5。“光杆司令”去俄罗斯招兵买马
　　现在想来这真有点好笑，去国外招外援，心理价位是多少？
　　不知道。引进什么位置的球员？不知道。当然，这些也没法知道，还从来没有与外国人谈过这种事，甚至连“外援”这样的提法都没有。再说，我们连队伍都没有，就更不知道哪个位置缺人了？但这工作却是一定要去做的，因为“引进就是胜利”。
　　引进外援、合同制、转会制，这是足球职业化的标志。不管队伍有没有，先把“标签”贴起来。我领悟到这一切的意义。眼下是一张自纸，那先把框架画出来！
　　但是，引进要花钱，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合理的，能够接受的呢？
　　龚副市长说，价格不要考虑，反正就这个价格嘛。我追问到底多少呢？“那就每月1000美金左右吧。”他说。这就成了我第一次出国引进外援的心理价位。
　　去了泽尼特俱乐部。这是一个在前苏联实力很强的俱乐部队，确实有几个非常好的球员。但一问价格把我吓住了：转会费20万美元，月工资8000美元。按现在的行情并不算贵，但在当时却差点把我吓了个跟头。
　　那些俄罗斯人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些价格与我的价格相差太大了，我最多只能付1000美元。他们说1000美元的队员也有，就是到过中国的泽尼特二队。
　　这支队里确实也有一些不错的年轻球员，租借一年月工资可以压到600至1000美元。我想，这些年轻球员到上海训练一下，培养一下，或许能源上用场，但是真要带回去，肯定被上海球迷骂“大兴货”，我怎么交代？
　　看了半天，发现其中一个队员还算可以，据说快被选进俄罗斯国家青年队，工资我也压到每月600美元。但是一谈。他的条件特别多，如一月报销多少电话费，还有探亲等等。一听条件太多，心里有点不痛快，心想你这么年轻，租借一年工资每月给你600到1000美元，条件还这么多，不行。我又问，还有别的队吗？他们说还有，那便是斯密那惧乐部。
　　斯密那俱乐部老板是个体户，借人家基地搞了个队，见我去他特别高兴，认为有生意可做了。正好那天斯密那队有一场比赛，在雪地里进行。那一天气候是零下10度。经过这场雪地赛，一下子看中了3个：一个是莎莎，踢过泽尼特职业队，当时是斯密那队的队长；一个是守门员库茨，当时看上去守得还可以；第三个是瓦洛佳。他那次没有上场，我只是碰碰运气，看了录像后选的。再看他的身材，感觉也不错。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当时就签约了。莎莎月工资是1000美元，库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因为我是个光杆司令，签约时队伍也是子虚乌有，但跟别人签合同总得有个俱乐部名字吧。用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就贸然起了个“东方俱乐部”。当时想得是，上海在东方，这个名字挺不错的。
　　引进就是胜利，我终于引进了，这也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选上的三个人对我今后的足球生涯，竟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莎莎和瓦洛佳为我在甲A联赛中第一年取得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也为第二年夺得联赛冠军起了基石作用；而库茨第一次来队里守门，却令我尝到执教生涯中最惨的失败——1比6败给广州太阳神队。
　　6。竞然成了申花队的主教练
　　回国之后，便开始为我的“东方队”做筹备工作。王后军的一队当时有二十多个球员，他挑剩下的球员加上原来杨震江的二队，便是我的“子弟兵”。就在考虑队伍的组合和训练时，事情又有了变化。
　　体委金主任打来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悄悄地说：“情况可能又有变化。”具体情况他也没有说。正好我要向龚副市长汇报外援情况以及工作计划，便赶到华东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龚副市长。
　　龚副市长对我说，教练人选上可能要打乱，既然是职业队，教练也不能一成不变，原定的王后军与你各带一、二队的设想，看来要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