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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六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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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东泰山队比赛前，我便和队员宣布：这场比赛，不拼的不上，要上的全是能擒的。我让张勇和瓦洛佳当前锋。由于范志毅两张黄牌停赛一场，便让成耀东当队长。我苦思冥想排出一个我认为能拼能抢的中场，由莎莎、刘军、吴兵和朱炯组成，这实际上是后来我们夺冠的中场阵容。
比赛之前，我写好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如果比赛输了，我准备马上就交给领导。在已经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怀揣辞职报告指挥球队上场了。这场比赛的最后结果很可惜，我们0比0与泰山队打平，但我们全场射门是13次，角球5次，山东泰山队全场射门3次，角球3次，我们明显占优。25分钟时我换上李晓，可惜终场前8分钟李晓有一个机会球没有进。
赛后报纸评论这场比赛是：“上海申花队顶住7天前1比6的巨大压力，昨天以年轻选手出战，再现抢逼围，尽管得势不得分，但精神面貌令观众为之一振。”
比赛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场上的气势和面貌上看，我们不是抢逼围不行，而是前几场没有打出抢逼围。以后我们将坚持这种风格与每个对手较量。这场比赛使我坚定了抢逼围的信念，经过了两次失败，我想我必须要坚持下去。
球迷对我们打平这场比赛还是不满意，“根宝草包”这样的口号还在不停地叫。他们认为这场球我们应该拿下来，应该对一周前的1比6迅速做出“补偿”。但对我来说，这场比赛打乎已经不错，至少可以缓了口气。直到我们下一场2比0胜江苏队后，我才真正在长吁了一口气，我终于死里逃生，熬了过来。第二阶段最后一场，我们虽然输绘了广东宏远队，但名次依然排在第五，没有跌出前六，还算说得过去。
第二阶段比赛结束了。由于国家队要参加亚运会，联赛要间隔两个多月才比赛。对我们来说，这真是宝贵的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仅身体得到了调整，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心理调节机会。我真担心，在如此大的压力下，如果比赛一直打下去，我们的神经恐怕要“绷断”了！这两个多月也是我喘息的大好时机。在这个期间，我对抢逼围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思索和提高，我们统一了下一阶段的打法，并在训练中不断改进，对人员安排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说实在的，申花队自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在南征北战，打东视杯，去昆明冬训，甲A联赛、沪港杯、万宝路足球赛、再是甲A联赛，如果这么一路打下去，我怀疑我们真要垮了。
11。一根绳子，一份要求，我别无他途
第三阶段还有4场比赛。我们对形势做了研究，最后4场比赛对我们能不能完成前6名指标非常重要，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不小。因为我们有两个客场、两个主场，两个客场非常险恶，一是对当时排名第三的辽宁队，二是对主场不败的四川全兴队，主场是对名列第一的大连万达队和很有特点的吉林队。
我们对4场比赛进行了分析后认为，主场对吉林应该力争2分，对大连万达队拿1分，两个客场应该争取1至2分。这样算下来我们前6名任务就可以完成了。我给郁知非打了个电话，把当时队伍的情况作了汇报：李晓、范志毅上调国家队，莎莎回俄罗斯探亲，朱琪、申思和谢辉参加国奥队集训，尽管现在离比赛时间还比较长，但我们决定管理制度不变，仍然要每天训练，甚至连星期日都要训练。郁知非说，他们马上要开董事会研究下一阶段的工作，总结甲A联赛以来我们工作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当然，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打好最后4场比赛，如果打不好，虽然保组是没有问题了，但大家日子都不会好过。我当然听懂郁知非的意思，我的压力这时还很重。就在那几天，我收到一位四川球迷给我寄来的一封信，他说，申花队客场去成都比赛时，球迷会要我们颜色看，因为他们上一次在上海受到了攻击。这封信里还有一根绳子！那意思不言而喻。
10月13日，俱乐部给我们发来了一份最后阶段工作文件。我一看，里面主要是针对我这个主教练的。文件首先要求我们确保前6名，如果完不成将罚款；其次是比赛全部结束以后待命等通知；最后一点是，俱乐部对教练每场比赛要有考核，这一条显然是针对我的。看了这份文件后，我很清楚，俱乐部对我还不十分信任。我并不灰心，更不想退却，我要做的，便是证明自己，以成绩纠正别人对我的偏见。
10月17日我召开全队会议。我对大家说，现在联赛只剩下最后4场了，能否完成年初定下的任务，包括俱乐部本身在内，大家都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惧怕，放得开。但光不怕没有用，还要有充分的准备，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下局我们不放假了，大家集中封闭训练。另外要抓紧业务学习，研究辽宁队的打法，分析我们的困难，大家统一思想去拼。此外，我还强调几个方面：一是整体攻防战术；二是坚持抢字；三是强调全队的团结；四是放下包袱。这次会开得不错，大家都感受到了任务的艰巨，都在思想上作好了打硬仗、打恶仗的准备。
21日，我们到了沈阳。当天晚上我们又开了会。那时的辽宁队虽然实力有所下降，但他们还有着当年“东北虎”的威风劲，他们在积分上与大连队万达队只差两三分，如果赢了这场比赛就奔冠军去了。我们分析辽宁队此役非常想赢我们，而且还存在着主场拿下我们没有问题的心态，于是开始设计起战术。
我分析说，对方求胜心切，肯定攻得很凶，加上主场观众和裁判方面对我们也不利，大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上火，要始终保持平静的心。这场比赛后来真像我们估计的那样，对方是急火攻心，姜峰用脚踩吴承瑛肚子的场面便能说明问题。
战术上，我要求大家贯彻好抢逼围，强调中前场的抢截，并把防区扩大到中、前场去。另外，我们对黎兵的头球，对姜峰的助攻，对庄毅的快速下底传中，以及傅博门前的威胁等细微的问题上都作了详细的安排。
在上场前我动员大家：对方掳，我们也挤，对方如果乱踢，我们一不怕，二不报复，要保护好自己。对方压出抢，我们以抢对抢。我们的体能肯定比他们要好，他们刚参加了泰王杯赛，一路折腾，体能肯定有问题。裁判如果有问题我们也坚决服从，谁也不准与裁判争执。这场比赛，只要把辽宁队打急了，我们就有戏了。
范志毅与李晓参加完亚运会，也从北京直接赶到沈阳。他们在亚运会上打得不错，我找他们谈话时首先肯定他们在国家队的表现，当然也向他们强调了这4场比赛的艰巨性。我说，你们的思想要赶紧转到队里来，我还把这一段时间我们坚持的东西和要求以及最后对辽宁队的准备工作都向他们作了交代。
22日，也就是比赛前一天下午，我们到赛场训练。施拉普那和李应发坐在看台上看我们训练。事后桑廷良告诉我，施拉普那认为我们训练的时间过长，比赛前应该缩短一些。李应发看了我们训练后当时就说：“完了，明天我们肯定输了。”他说，他们的训练无法和申花队的训练比较，申花队的训练完全是真刀真枪的。
这场比赛我们确实打出了水平，抢逼围发挥得酣畅淋漓，瓦洛佳和莎莎在前场抢下球后攻进了两个球。赛后有报纸说：“2比4，坐守主场的辽宁队败得没话。此役辽宁队输在情理之中，没有净输3球以上还算幸运。”
当我们4比2领先后，队员们气势还是很足，仍然以凶猛的逼抢对付辽宁队，甚至出现三个人围抢辽宁队后卫赵发庆的场面。
这场比赛把我们的士气和信心都打出来了。南方的上海人跑动和抢截比北方的辽宁队还多、还凶狠，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伍绍祖看了电视转播后说：“申花队打得好，他们的跑动就比辽宁队多。”
通过这场比赛，我看到我们的抢逼围有了飞跃，这次胜利是抢逼围的胜利。这次的成功，更坚定了我的打法。但那场比赛后半段，却出现不友好的一幕，吴承瑛被姜峰踩了一脚。我们没有过激反应，我们在新闻媒体上也没有把这事扩大。比赛后，姜峰来队里道歉。当时他并没有踩下去，就在那一刹那他冷静下来了。后来我问吴承瑛，他说也没有什么。我对姜峰很了解，过去我在国奥队时带过他，他的品行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
接下来，我们主场与大连万达队打平，取得了事先预定的目标。
客场打四川，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由于在上海比赛时发生了上海球迷与四川球迷之间的斗殴事件，加上四川一些媒体不正确的引导，比赛尚未开始，便弥漫出一股浓浓的硝烟味。当地电视台在赛前播放了双方球迷斗殴的一幕，这引起了四川球迷对我们的强烈愤慨，当四川省有关领导发现苗头不对时，已经有点晚了，当时成都商店里连弹弓都脱销了。
为保证11月6日比赛的顺利进行，不致于引起骚乱，11月2日至5日，成都电视台连续播放市委市府领导和球迷负责人的讲话，甚至连居委会也充分发动起来配合工作。成都市公安局对本次比赛和申花队的保卫工作更是周密至极。我们一下飞机，7辆警车便前呼后拥，把我们拉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宾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离市区很远的一个部队宾馆，连球迷都不知道。到了宾馆后，公安局的同志规定我们不许会客，不许出门，整天呆在里面。
第二天我们去体育场训练。当我们的车驶进体育场边的马路时，行人发现了我们是申花队。便开始叫骂起来，甚至还有人用棍棒敲打我们的汽车。比赛那一天，成都当地政府动用警力上万，球场周围的道路提前两个多小时便已被封锁了。开赛前体育场内还有8条大狼狗绕场一周，以示威慑，这在甲A联赛中可是空前的。
看台上武警与公安分别包干负责，看台下七八百名武警随时待命，成都市体育中心马路对面的市特警总队大院里，待命的快速反应部队可在2分钟内扑人体育场，球场外还停着消防车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那一天晚上，成都5个区中的3个区的警力及郊县警察局的所有便衣警察都出动。我们是在比赛结束清场后，于8点30分才离开的，为了让球迷难以辨认，我们去时与回来时使用的汽车颜色和外表都不一样。万名干警直到晚10点一切安顿后才撤退。对这场比赛，成都球迷协会也根据球迷的心理拟定了一些口号，比如先叫“缴枪不杀”的口号，让球迷消消气，再奏凯旋曲，让球迷败败火。
这场球我也怕出事，因此在赛前反复要求队员在场上场下千万记住不要有过激行为。这场球全国转播，上海球迷也非常关注，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原因而引发更大的事端，哪怕是输掉这场比赛。
因为这场球牵涉到这么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比赛的内容和过程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最后，这场比赛双方0比0打平。最满意的便是成都市委市政府了，据说比赛平安结束的当晚，一位有关官员居然高兴地喝醉了。成都的警察真行。直到我们离开，球迷们都不知道我们在成都是住在什么地方。与四川全兴一役，与其说是比赛，不如说是玩了趟捉迷藏游戏，而且我们还得到了一个理想的结果。打乎全兴队，我们已经稳拿第5名了，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紧张了一年的心，终于放下了，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我狠狠地睡了一觉。
12。金光诛点球射偏，申花进了前三名
我们的最后一仗是主场对吉林队。
这场比赛我们如果赢了就进前三，平了第四，输也是第五。对吉林队来说，他们保级已经成功，输赢也无所谓。
虽然我们已经完成第一个任务，但我们还有争三的目标，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们当然要奔第三去了，毕竟第三与第五还差一个档次，能第三绝不能第五。赛前，我对球员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吉林队不会认真打，千万不能放松，即使是死者虎也要当活老虎打，我们最后一场不是为申花队踢，而是为上海的足球发展踢的。
队员上场后还是很认真的，场上占据了主动，上半时李晓先进一球。下半时吉林队获得一个点球，金光诛走向罚球点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这个点球的分量，如果罚进，我们就与前三无缘，我当然很紧张。
金光诛射门，球偏出门柱，他捂住了脸。我忽然感到一阵轻松，我们赢了。我们不仅完成了年初定的任务，而且还超额完成，因为我们打进了前三名。
虹口体育场鞭炮齐鸣，球迷热烈庆贸。几个月前还在这里让大上海大丢面子的申花队这回总算为上海挣了面子。站在球场上，我感慨万千，这足球可真让人捉摸不透，它可以让你下地狱，也可以送你上天堂。
回到休息室，队员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又叫又唱，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心里只想说：“大家辛苦了。”忽然有人进来通知说，大家快去洗澡，就不要回江湾了，黄浦区副区长周太彤在香港城摆下庆功宴，请我们全体去喝庆功酒，这个安排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这顿饭吃得非常高兴，黄浦区拿出30万奖励，俱乐部也拿出30万，后来上海市交通安全必备物品供应公司为申花将士每人提供一辆进口助动车。
联赛终于结束了。大家都异常地轻松。我宣布放假，三天后报到。确实，在这一年里，大家都非常辛苦，神经高度紧张，尤其是经历了那可怕的1比6，应该好好地放松一下了。
三天后的早晨，休息了两天的队员们都在9点前报到了，小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我在黑板上写下了12月31日这几个字，并在下面重重地划了个圈。我说，我们与申花俱乐部签定的合同到这一天都到期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这一年来，我们申花队的成绩和缺点都明摆着的，大家回去想一想，这一年来，我们共同的收获和感受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任务不多了，主要准备12月11日的南北明星队，申花队有范志毅、李晓、成耀东、瓦洛佳和朱琪入选，你们几个与我一起去成都，打完后马上回上海与德国的一个队打邀请赛，其他队员休整，并为邀请赛做准备。张德发也对大家说，今年的任务大家完成的很好，接下来就要考虑签合同了，这里有双向选择的问题。请大家回去好好考虑。
这一年里，我们申花发生的事太多太多了，会上，大家情不自禁地谈开了。范志毅说，甲A联赛过去了，我们时刻绷紧的神经终于松下来了。这一年太紧张了，对我来说，这一年从来没有松过。年初申花队成立，年轻队员很多，我26岁就算是老队员了。说实在的，这样的队打比赛，刚开始我心里一点也没有底。好在大家齐心合力，一场一场地顶过来了。
老队员陈伟说，我们进步了，我们的抢逼围打法与过去上海队的打法有明显的不同。
瓦洛佳也说，在申花队的这一年，要比我刚来时想象得快得多。但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申花队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凡是先失球的比赛，从来就没有扳回过。
11月24日在香港城开了个足球研讨会，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乎副市长等都出席参加。陈良宇在会上指出：“足球的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反映，上海的经济是国际关注的，上海正在搞新机场，深水港，上海到北京的快速列车也在计划，上海正在开始重振雄风。你们球衣上印有上海两宇，就要对上海人民负责，不能光讲钱，荣誉是第一的，荣誉是钱买不来的。对申花明年的要求是，一，思想境界要高，要解决为谁踢球的问题；二，在管理上必须严，要成立党支部，要有精神支柱；三，作风要硬朗，不能战胜自己的球队，怎能战胜别人？”
龚学乎副市长说：“今年上海三个队完成任务都很好。我和陈良宇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涉及到改革。申花队要与国际接轨，俱乐部要从长远考虑，后备力量现在不足，体委与足协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要尽快培育足球市场，上海球市还不兴旺，要培养出足球观众，没有市场就没有发展的基础。申花队虽然得了第三，但与其他队水平相差并不大，明年的工作就在眼前，主教练职务是否在一周内就确定？队员要马上投入冬训，惧乐部要马上去找外援，准备工作要越快越好，5个外援的指标不要浪费。主教练定下后，要立即到国内找内援，还要立足于自己培养。另外，还要到全国招聘领队。”
我说，申花队明年的工作重点在管理，要加强管理，我认为我们管理上的问题最多。
我原以为这个会议是总结我们取得了前3名的经验和教训，有点庆功的意思。但听完陈良宇和龚学平的讲话后，我感到我们与上海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形象并不相适应，我们距上海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心里已经暗暗下了决心，如果明年我继续带申花队的话，我们一定要拿冠军。
13。“民意测验”，我却遭到许多球员反对
1994年中国足球的第一次职业队联赛搞得非常地成功。足球水平明显要比前一年提高，场面也精彩、激烈得多。被冷落多年之后，中国足球又红火起来了，到处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当年12月中国足协在成都召开了足球工作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庆功会”，足球界元老都应邀参加，会场内外喜气洋洋。这是我记忆中中国足球最令人兴奋、最团结也是最受好评的一次会议。
我作为申花队的主教练也到成都开会。刚到成都，羊城晚报的记者范柏祥挺神秘地告诉我：“根宝你知道吗？听说你的位子不一定保得住。”我听后大吃了一惊。我想，我在年初接手申花队，指标是前六名，现在我打到了第三名，超额完成了任务，自认这一年干得非常不错，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俱乐部会不聘我，这个消息对我确实是非常意外。我问范相样，你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可靠不可靠？他说是“从上海方面得来的，挺可靠的”。听他这么一讲，我心里往下一沉，不由地狐疑起来。晚上我给在上海带队的桑廷良打了电话，问他听到过些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桑廷良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听说过，但是你走之后，我听说惧乐部在队里搞了一次秘密的民意测验……”噢？有这事？我一听马上神经紧张起来，队里的这些事情我作为主教练为什么不知道？我不是反对进行这种民意测验，但要搞的话，至少也得给我们教练打个招呼吧。倘若不打招呼，那肯定想避开我。桑廷良说他也是听说，并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很生气。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搞职业队了，但在有些方面却还在搞这种“群众路线”，我对搞这种东西特别反感。我又问，他们是怎么测验的？
测验的结果如何？
桑廷良说：“测验是俱乐部通知全体队员搞的，没有通知我们教练，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事后获知，每个队员得到一张纸，上面大概印有这样一些问题，如：你对主教练的工作是否满意？你与主教练合作如何？你对其他教练工作看法如何？等等。听说测验的结果，我最差，你根宝其次，顾兆年最好。”
我听了后才感到，虽然我们拿了第三名，但俱乐部对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变，范柏祥说的有些道理。我的位子看来是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不清楚。我想，我们的工作是需要评定的，评定我们工作的优劣，一要看实际工作的过程，二要看实际工作的效果，这两点我无可厚非。我在1994年的工作实绩明摆在那里，俱乐部为什么对我还有什么看法呢？
刚到成都，就碰上这不顺心的事，我心里很不痛快。这天晚上我睡得并不安稳。第二早晨8点多，我刚吃完早餐回到房间，桑廷良又来电话，向我报告说，队里两名球员找不到了。7点30分起床吃早饭的时候人就不在了。刚才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这两名球员在昨天晚上公安局“收网”时抓进去了。
我一听急了，忙问“你们晚上锁门了吗？”桑廷良说：“锁了，前门、后门都锁了。”
“锁了怎么出得去？”我问。“是从二楼宿舍的窗口跳出去的。”
“他们现在情况如何？性质严重吗？”我有点急了。
“现在不清楚。不过可以打听一下，我听说治安大队的一个大队长在广州出差时曾与你一起吃过饭，和你挺熟的。”
我一听便说：“那你快去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被收进去？
如果是一般的问题，你就对他们求个情，说我们两天后要与德国的凯泽斯劳腾队比赛，一定要态度好一些，求求情吧。“
桑廷良挂上电话不久，就代表球队去了公安局。我就在房间里等他的电话。不久他回来了，告诉我，情节不算严重，只是一般性的问题，已经保出来了。
我对桑廷良说，你马上向俱乐部去汇报，让郁总知道这件事。事情出在队员身上，尽管责任在个人，但影响的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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