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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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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训练
当时求生意志坚强的王伍尾并没有向恶劣的环境低头，虽然一双手和右脚已经残废了，可是他并没有倒下去，反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为了日后的生活，他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到底，自力更生。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4）
王伍尾于是进行自我训练，以一双侥存少许拇指的秃手来做日常工作，同时在一位好心的小园主的关照之下，初时允许他以缓慢的速度来练习割胶，后来割胶工作比较熟练了，生活才安定下来。
王伍尾因为日本蝗军当年以残暴的手段对付，而造成他今日残废一生，过去的一段惨痛的经历是他毕生难忘的。他除了痛恨日本蝗军胡乱诬赖好人，不问青红皂白而采取残忍的手段迫害之外，同时也希望日本政府能对当年蝗军的暴行负起责任，必须给予受害者应有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6）
6． 1996年7月12日《南洋乡情》： 《54年前身中18刀大难不死——邓亚梅下月初赴日本索蒙难赔偿美金20万》
〔吉隆坡11日讯〕54年前，身中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下个月以日治时代蒙难者的身份，出席日本的第六届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同时向日本政府索偿20万元美金。
她昨早在十五碑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她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3月16日这个惨痛的日子。当年她年仅14岁，当天她的父亲邓宝（当年60余岁）、母亲熊玉香（当年62岁）及哥哥邓甘兴（当年24岁）与森州庇朥港尾村数百名村民，一起死在蝗军大屠杀的利刀下。她心有余悸地说，当日年幼无知的她在母亲的保护下，在乱刀下身中18刀，不过命大，待蝗军离去后的第二天，侥幸生还的村民，在尸臭味熏天的尸堆中，发现她气若游丝，马上把她带到山上敷药治疗，经过漫长的两个月的疗养始复原过来，使她大难不死的捡回生命。
被蝗军猛捅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左），下个月与孙建成出席日本的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图示他俩展示起获大批骷髅的照片。
她昨早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
孙君透露，他与邓女士是代表大马单位，受邀出席这项在东京的千叶县举行的研讨会，历时两天，即8月9日至10日。主办当局是日本民间律师团，出席者享有免费膳宿。
他指出，除了他俩，另8名庇朥的会员也自费的参与这项盛会。
他打算向大会提呈四项提案，以便在大会的协助下向日本政府追讨每名蒙难者家属20万元美金的赔偿。
这些提案包括： （1） 215名会员投诉家属在日治时代无辜被蝗军屠杀。（2） 46名被派到泰缅建筑死亡铁路的生还者要求赔偿。（3） 7名会员追讨俸纳金，日治时期，全马人民缴付给蝗军的俸纳金高达5000万零吉，包括新加坡人的1000万零吉。（4） 227名会员向日本政府要求更换日治时代的896万日元，当年日本政府在大马发行多种面额的“香蕉钞”。
他最后指出，目前筹委会在全国有582名会员。
（参见本节案例7）
7． 1988年5月28日《新生活报》，严常： 《扛锄头翻尸救女孩走后门跳井活命》
8岁的女孩上半身，被父亲的尸体压住，她的左腿及其他部位，给日本兵用枪尾刺刀刺了九刀，后来被伯父发现，把她背起，鲜血滴在走过的路上……
讲话细声细气，看来有点怯弱的陈谭娇，今年54岁，在马口（Bahau）住家，第一次接受新闻记者的访问。
在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675人的暴行中，侥幸生还者之一的孙建成，小时候也见过陈谭娇。
46年前，陈谭娇只有8岁。
文文静静，瘦瘦小小的陈谭娇，时常给大伯陈和牵着小手出港尾村街上，到咖啡店里喝茶。
在外人看来，大伯非常疼爱陈谭娇。孙建成孩提时，还以为时常牵着陈谭娇，到店里喝茶的那个50多岁老人，就是她的父亲。
陈谭娇能够活到今天，救命恩人就是大伯陈和。
陈和从井里爬出来，在死尸堆中找到身中九刀，成了血人似的陈谭娇，背去村尾的“石栏门”找中医，用青草药治疗伤口。
有如再生父母的大伯，已于三年前在中国逝世，享年90多岁。
8岁的小女孩，日本兵如存心非置她于死地不可，一刀就可以送她归西天。
8岁的陈谭娇身中九刀居然不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从这个谜一样的残酷际遇中，似乎可以探讨出人性中善良或罪恶的一面。
左腿露外面
陈谭娇是陈王和尤娣的大女儿，她上面还有一个10岁的哥哥，下面还有一个5岁的妹妹。
陈王和尤娣都是胶工，46年前，一家五口就住在港尾村的一个菜园屋里。
离家不远处另外有一间菜园屋，里面住着当年已经60多岁，靠做杂工为生的外公和外婆两个人。
体力劳动者，为了耐肚有力气工作，早餐不是喝茶而是吃饭，所以叫早饭。
陈谭娇当年身中九刀不死，是日本兵有意放她一条生路？还是有意折磨她？
陈谭娇还记得是在吃中饭，12点多的时候，忽然有两个日本兵来叫门。
这一天是1942年3月16日。
当40多岁的陈王抱着陈谭娇，30多岁的尤娣抱着妹妹出到门外来，又看到另外一个日本兵站在屋外。
哥哥紧跟在父母亲的后面，一家五口，就这样被三个日本兵押到一个烂港（意指有烂泥的芭蕉地），只见已有百多人挤作一堆蹲在那儿。
陈王和尤娣给赶了过去，也照样蹲下。
不久，为数不明的日本兵，即围着用枪尾刺刀刺杀这些村民。每个人都怕到不会起身逃走，只会搂着亲人作一团，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大叫。
事实却是： 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为什么他们不会果敢地置死地而后生，向四面八方突围分散逃命呢？
陈谭娇回答说： “以前的人都是傻的。”
忠厚憨直的“傻”，当生死已系于一线之间，却只会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愚蠢反应至此，可悲复可怜。
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陈王被刺毙，陈谭娇的上半身，就这样给倒下的父亲尸体压住了。
只有她的左腿露在外面，九刀之中，陈谭娇只清楚记得左小腿给刺了一刀。
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叫，她只是害怕地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看。
或许她是给吓坏了，后来身上给补上八刀也不知道；可能她当场过后已昏死了过去，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一无所知。
当天晚上，大伯陈和扛着一把锄头来翻尸体找弟弟。
忽然，他听到熟悉的小女孩啼哭声。这时候，陈谭娇苏醒过来了，小小女孩感到身上痛楚难当，便自然而然地哭了起来。
陈和抱起她时，还提醒她说： “不要出声。”
因为陈和担心附近还有日本兵。
陈和当晚就把侄女陈谭娇背着往“石栏门”跑，一路上血流不止，去到哪里，哪里就滴满鲜红的血。枯井没有水
陈谭娇在“石栏门”住了很久，她的伤势终由懂得中医的板厂工友，用青草药把它治好。
陈和的现身，背后藏着一个乱世中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他当天并没有跟随其他村民，一起被日本兵押去烂港送死。
当他发现日本兵来叫门时，却机警往后门逃跑，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不深、又没有水的枯井里躲起来。
天色入黑了，他才好不容易慢慢爬出井口，然后去找一把锄头……
陈谭娇说大伯“最命大”。
陈和、陈王是亲兄弟。三兄弟之中，只有陈和大难不死，另外一个弟弟也在日本兵枪尾刺刀下遇害了。
陈谭娇说： “大伯当时还救过另外两个人。”
她曾亲眼看到一个肥胖的女人，小肠从日本兵划破的伤口流出来，她又硬生生地把它塞了回去。
陈和另外救的一个是不曾中刀伤的50多岁妇女，他把她们两个一起带回“石栏门”疗伤与避难。
陈谭娇中九刀，刀伤遍及身体各部位。左小腿下一刀，伤势最严重，刺穿而过；肚子一刀，左边一刀，以及背上六刀，共九刀。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5）
笔者问到这里时，满腹疑问： 为什么日本兵不干脆把你一刀刺死呢？
陈谭娇摊开双手说道： “不知道。”
善良的一面
坐在一旁静静旁听的黄秀珍（陈谭娇的侄女），这时忽然插嘴说： “可能日本兵不忍心。”
这是很好的推断，因为秀珍想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
也就是说： 当这个日本兵在一刀把陈王刺毙后，随即又把陈谭娇露出尸体外的左小腿刺上一刀，接着他把陈王的尸体踢翻。这时候，他目睹了一张清秀的小女孩的脸，紧闭着双眼，紧闭着嘴唇在瑟瑟发抖等死。
但陈谭娇当时虽然还没有断气，军令如山，况且旁边还有很多日本兵，他当然不敢公然网开一面，放开她救她一命。
他是军人，当然要动手： 一直把她刺到死为止。
可能，陈谭娇的恐惧面孔表情，或者瘦小的身躯，却激发起他内心隐藏着的良知；可能，在日本或台湾家乡，他也有一个像陈谭娇一样大，或者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妹妹。
他于心不忍了，他急中生智把陈谭娇翻转过来，然后在她背上，力道把捏得很准确地连续刺了几刀，但只伤及皮肉，并没有穿肠破肚。
开始的几刀，可能陈谭娇吃痛，乱翻转身体，而令日本兵误伤到肚子和左肋各一刀。
这个日本兵，可能为了救陈谭娇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一命，就这样故意把她刺到昏死过去一动不动为止。
这怎能说是救人呢？流血过多也会虚脱而死的呀！
中九刀不死
战争中，受伤的人能否活下去，可就要看各人的际遇与造化了。日本兵的善行，只能算是良知上的尽人事，但求个人一时的心安而已。
被他杀的人是否能活下去，那是超出他能力以外的事了。
在杀昏了头的屠场上，还是弥足珍贵的，因为他还保持着良知上的片刻些许清醒。
以上的推断，只是把日本兵往善良的一方面设想。假如往坏的一方面推本溯源，又是另一番丑恶面目。
这一个日本兵是个心理变态的刽子手，他不愿一刀把陈谭娇刺死，因为这太便宜她了。
他玩弄着从军训中苦练来的刺杀技术，只把陈谭娇刺伤，他要她大量脱水慢慢而死。
在杀人过程中还要折磨人，这个日本兵的心理上，有着变态的需求。
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村民675人，陈谭娇在这场劫数中身中九刀，是铁一般的事实；身中九刀而不死，令人想起战争的可怕与恐怖。
死，是悲剧；不死，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身心创伤。
旧屋给日本兵烧毁了，大伯过后又在港尾村，另外搭一间新屋住，负起养育侄女的责任。
陈谭娇每想起死去的父母亲和兄弟，就会伤心地哭泣起来，陈和因此时常慈祥地安慰她。大伯待陈谭娇，就像父亲疼女儿一样。
陈和抚养陈谭娇到13岁大，由于港尾村一家人没有女儿，又是好人家，陈和便把侄女过继给这家人做养女，那已是和平后的事……
（参见本节案例8）
8． 1988年8月20日《星洲日报》，郑顺智： 《庇朥港尾冯梅妹和李英谈日治时期苦难日子》
当年日军在庇朥巴力丁宜（港尾村）干下令人发指暴行，罄竹难书，且再听听下列两位当年余生者谈谈经历：
冯梅妹的遭遇
那是46年前的事了，记得那一年是1942年3月15日。
冯梅妹
冯梅妹并非是港尾村原居民，原本是住在金马士，当年日军成功侵占马来亚，金马士是铁道交通之总枢纽，每日见到许许多多日军在流动。
冯梅妹的父亲冯维启，认为金马士非安全区，日军流动性大，分分钟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一家商议后，决定离开金马士，因为他有兄弟在庇朥，他觉得庇朥港尾村是“绝头路”（没有其他的路），应该是最安全的地区了。
于是一家人也包括母亲萧凤，两位弟弟，一姐一妹联袂收拾行旅，沿着火车路步行，由金马士到马口，由马口到庇朥港尾村，就住在港尾村新芭（香蕉芭）的一间木屋。
冯梅妹现年59岁，居住在吉隆坡，当年只不过13岁。
她说： 当年兵荒马乱，只知逃难别无其他事可做，来到港尾是寄居朋友的家。
一晃已三个多月，以为这是安全区了，岂料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原来，当天（1942年3月15日）突然来了一队日军。
日军传出讯息说要来登记户口，所有的人必须留在家中，否则作坏人论。
“当时弟弟们在外面玩，也叫回来，以等待登记。”
“姐姐宝英，因为住不惯山芭地方，多日前化妆成老人，跟着牛车到庇朥去了。”
“不久，约有十名日军到来，押着我们离家，我们完全没有反抗余地，任由日军带到森林边去。”
她悲戚地说： “到了山边，日本兵吩咐我们一线长一排坐下，不得转头，而日本兵却站在我们背后各持尖刀枪往每个人背后刺戮，惨叫声，救命声此起彼落，血肉飞溅，一个个应声而倒，几乎没有一人幸免……”
冯女士讲到此，勾起悲痛心情，忍着满眶热泪说： “我的父母，我，我的姐妹都遭同样之命运……也许命不该绝，妈妈与我虽背后中刀，也应声仆倒，但伤势不重，很清醒，本着求生本能，妈妈在我身边，叫我装死勿动……所幸日军并未发现，幸免加刀。
日军离去后，我们仍然不敢起身，至到夜阑人静，母女负伤摸索回到老家。
虽然房屋没有被烧毁，母亲取了一些铁打丸伤药，带我到不远之地洞敷药住宿，第二天才移到森林地带躲藏。
痛定思痛之后，也感到饥渴交织，于是母亲不得不出外去寻找食物及清水，可怜妈妈竟然一去不返。
“一日，两日……四五日母亲仍然不回来，一定是迷路了，这时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又饿，又怕，一切都完了，心想日本杀不死，这一回非死不可了，悲痛不已，就不顾一切，爬啊爬，爬到森林的山颠，已是有气无力了。
突然从山脚传来母亲的呼唤声，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抖擞精神发出弱小的回声，最终，母亲在一男人陪同下来救我，相抱而哭，那情况有如再见隔世人。
果然如所料，母亲出去找水和食物是迷了路，幸亏遇到贵人相助。
我们母女终于死里逃生，母亲也告诉我，在她去找水时发现不少未死者向山里爬，不少都死于途中，满山遍野尸骸，惨不忍睹。
父亲，弟弟二人及妹妹四人是无再生之希望了。
过了许久，我们再到当时杀人地方，希望能认出亲人之骨骸，果然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骨骸发现一枚父亲所戴的金戒指，将父亲骨骸收拾移葬，弟妹骨骸则不能认出作罢。”
她感慨人生悲惨事，终身难以忘怀，那是日本黩武主义的暴行，人神共愤。
……
（参见本节案例9）9． 1988年8月1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那段日军滥杀良民的日子——三位妇女劫后余生追述惨痛往事》
在港尾村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孙建成奔走联络之下，又有三位日治时期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日本蝗军进行悲惨大屠杀事件中死里逃生者，前来瓜拉庇朥与众多有关人士相聚，同时也于8月15日下午，和来自日本的一批民间和平访问团成员在上述纪念碑，一齐参加一项追悼祭拜仪式。
她们今次趁着参加追悼集会之便，分别向新闻界追述当年惨痛的往事。
白亚银： 尸堆觅生机
白亚银，现年55岁，目前是住在柔佛州麻坡，在日治时期她一家六口住在港尾村以耕种为生。
惨案发生时，她的父亲白桂虽然乘机会逃走而没被屠杀，不过母亲张亚莲，姐姐亚妹，妹妹亚香和弟弟炳水，都在日本蝗军的刀尖下牺牲了，她则在尸堆装死才逃出生天。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6）
在日军动手杀人时，她是被先倒下的成人尸体压着而没有中刀，不过满身都染着他人的血渍，当时可能是被吓晕了，所以不会哭叫。后来醒过来，知道事情不妙，也不敢动和出声，结果与被草席盖着的一堆尸体共处了两日一夜之后，才被一位好心的叔叔带去他工作的板厂收留一个时期。
白女士指出，当天上午港尾村居民都被召来集中在草场，听说是要查户口和发安居证，后来人群都被分批由日本兵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然后才分十人一组，押到屋外的甘蔗头边，成人围成一个圆圈，儿童便站在圆圈内，然后数名日军便从成人的背后，以枪口的尖刀猛刺，直至断气为止。有些小孩子则被日军以坚硬的番石榴树枝活活打死。
那时她父亲是带着弟弟被押到另一间屋子，乘日军没注意时逃进森林里躲避。由于她弟弟只有几岁，父亲怕他会啼哭而影响逃走，只好忍痛放下他，自己逃走。当时其弟弟受重伤，过了多日才逝世。
板厂那位善士除了收留白女士外，还救活了不少伤者，她记得的有陈谭娇与叔叔，杨振华等人。善士每日口咬草药为各人敷伤口，又找来衣服和粮食供应，可惜的是她不知该善士的姓名。
案发后数日，她父亲在他人的指示下到该板厂找到她，父女重逢，生活清苦，后来瓜拉庇朥的谭瑞源收留她，而她父亲也因年老去世，她就一直住在谭家，被当作是女儿般看待，直到出嫁为止。她表示对谭家的恩惠将永生难忘。
（以下为冯梅妹和李英的蒙难情况，略）
（参见本节案例10）
10． 1988年4月18日《通报》： 《死尸堆中寻父母大屠杀鬼哭神号——李辉追述日治时期惨事》
（庇朥通讯记者特讯）46年前，日本蝗军在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一名死里逃生者，后来移居新加坡，而且已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李辉（63岁），欣闻日本民间和平访问团来到巴力丁宜访问，同时邀请蒙难者家属到日本去参加追悼会，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庇朥，出席一项有关会议，同时接受记者访谈。
46年了，往事如烟，但那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令人发指，惊心动魄的场面，仍历历在目。
那时的李辉已是17岁的少年了，很懂事，在被押上屠场时，却机警地避开蝗军刽子手监视，逃过鬼门关，可是他的父亲李风，慈母叶娥，以及兄长李福却惨死在日本的枪刀下，使他成为无依孤儿。
他叹气地说，本来我有快乐温暖的家，但是一日之间，家破人亡，回忆起来，依然痛心疾首。
家破人亡，痛心疾首
李辉之父母住在巴力丁宜，割胶为业，儿童时代他是在庇朥华民小学求学，日本南侵前他修完小学，并参加在芙蓉举行之小学毕业会考，其兄李福却是在瓜拉庇朥陈景林修车厂学修车，日治时，他们都住在港尾。
李辉现在成为新加坡公民，谈起往事无限感慨。
那天是1942年3月15日，大清早大批日本兵来到巴力丁宜，村长杨君奉日军官之命召集全村村民，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在街场，有说是要发粮食，也有说发安居证。
事实上当时任何人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反抗的机会，一切任由摆布，难以避免此场血腥、人神共愤的屠杀。
李辉说： “当时我与父母兄长都在一起，只见日本兵将所有村民分组，被押到不同方向去，他们却被带押到柚芭及香蕉芭。本来我们这一批共有40人左右。
不久，日兵又将我们分为两组，就因此将我们父母兄弟分开。我被配与死里逃生的孙建成，及他的祖母，蔡新婶（都是逃生者）及其他人士被带入卜天香的家，卜家的人都被带到不知去向。而我父母则被配到邻近另一住家，兄长李福却不知去向。
这时屠杀在四周不同的地方发生，这里哀哭、那里痛苦的惨叫声不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无限悲戚，接着我那邻近的屋内也同样传出阵阵惨叫声，显然那屋内约20人已无生还机会，包括我的父母亲。
我们这一批人已知大事不好，孙建成及其祖母和蔡新婶都躲在房中床底下……”
李辉说： “我也下意识地企图设法避难，原来蝗军将邻屋者杀光后，又来到我们这厢押数人过去，同样惨叫不已！
趁着日军出去后，我们发现门后有一辆手推车，几个麻袋，即刻潜入该小车后，顶上用麻袋盖着，不敢动弹……只有让时间决定我的命运。”
他说，“这厢的人全被押去杀了，屋内除了床底下的人及我，已没有他人，不久又听见日军进屋来，也许命不该绝，日军只拉掉床上的草席和被单便出去了……原来他们拿了草席被单去盖死尸，我感到害怕，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村内的人都被杀了，父母和兄长也难逃厄运。”
日军杀人，纵火烧屋
“大概到下午时分，日本蝗军杀了人，并纵火烧屋，一切恢复平静，我与孙建成出来，四面笼罩恐怖的气氛，不知应该怎样，也看见许多尸体，七横八竖暴毙荒野，想着为逃命，设法走为上着，直等到7时许夜幕低垂，孙建成与祖母向胶园摸索而去，我与蔡新嫂则向山后跑，很幸运，没有再见到日本兵。”
“我们在黑暗中靠着平日记忆和习惯，沿着一条小溪，跋涉数里外，来到俗称‘日本园’附近蔡新婶的家，惊惧交集地度过了一宵。”
次晨，知悉日本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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