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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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陈毅系列传记
　　作者：金戈　刘军
　　内容简介：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产生了自己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9年之后，1958年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卸去所兼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任命陈毅副总理为新中国的第二任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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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外交部“夺权”前后的周恩来与陈毅
　　金戈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产生了自己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9年之后，1958年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卸去所兼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任命陈毅副总理为新中国的第二任外交部长。
　　在陈毅接替周恩来所兼外长职务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决定：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由陈毅担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这样，建国后一直为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而超负荷工作的周总理，终于有了一位十分得力的助手。应当说，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核心长期考察、选择的结果。
　　这先后两任外长，一位是开国总理，一位是三军元帅；既是上下级，又是老战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一直远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批中华英才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仅锻造了两位革命家坚韧的意志和超人的胆识，同时，他们的革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发展、加深。正是这两副铁肩，承担起开创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新局面的重任。到1965年底，已有49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冲决障碍，与日俱增。
　　然而，就在陈毅外长任职的第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外交格局受到严重干扰，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也随之一个个被打乱、被破坏。面对这突如其来、变幻不定的形势，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周恩来、陈毅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担忧之中。与此同时，几十年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感，又使得两位革命家奋不顾身地投入面前的激流，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种种极左言行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复的斗争；其间，这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友谊也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周恩来以身作盾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作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随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建国以来他和陈毅先后担任外长时期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们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经过党内最高层的连续三次发动（即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作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
　　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外长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总理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从中可略见当时“形势”之一斑。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1966年12月3日晚7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正式谈话前，到会学生代表纷纷对外交部派驻外院工作组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表示不满。
　　总理（对一学生）：你今年才20多岁嘛，活到我这么大还有40年。你晓得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牛鬼蛇神”吗？怎么把刘新权说得那么可怕？
　　学生：刘新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总理（摇头）：还不能作这样的结论。
　　学生：我们就作了。
　　总理：我还没有同意。
　　学生（不服地）：那我们各自保留看法吧！
　　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
　　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总理：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子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总理：说反对毛主席还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11月13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总理：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总理：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毛主席说的……
　　总理（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
　　总理：你们对陈毅同志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
　　学生：……反正陈毅同志的许多讲话没起好作用。他还说刘新权是我陈毅派出的，我担一半责任。
　　总理（点头，满意地）：是负责任的话。刘新权是外交部派出的，陈毅同志是外交部长，他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这很好。
　　学生：他还说，将来你们对就立一功，不对就向我道歉。
　　总理（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总理神情严肃，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总理：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总理：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总理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10天之后，12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总理连续5个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问题”不放，实际是逼总理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谈话最后结束时的几段：
　　学生（咄咄逼人地）：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总理：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我一大叠东西（注：即12月13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总理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插断）：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总理（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作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说罢，总理退场。
　　正当周恩来总理苦口婆心，以身作盾之际，有些人的讲话却与周恩来所言大不一样，就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代表的同一天（12月13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为《红旗》杂志发表某篇社论前来“报喜”（注：名曰“报喜”，实则让领导人出来接见，发表讲话，以获取“中央首长”支持的资本，此举为当时北京所司空见惯）的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这位权势显赫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注：凡遇组长陈伯达“称疾”时，她便成为“代组长”）此时此地的这番言词，绝不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而已。她实际上是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连受阻的情况下，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公开亮出了“后台老板”的招牌，煽动天真的“革命小将”在前面打冲锋，她知道，自己的这篇讲话，当天便会以“中央首长重要指示”为题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继而传遍全国。与此同时，她手中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和“棍子”：你要劝阻、引导这些青年学生吗？那便是“给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定框框、泼冷水”；你要制止乱打乱揪吗？那便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运动”……
　　特别是对11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帅们的讲话，中央文革一班人早就心存不满，伺机反扑了。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随即，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也马上在不同场合与其主子呼应：“群众起来了，有人想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不能指手划脚地指责”：“（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等等。
　　在后台老板们的“指点”下，北京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打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招牌。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来势凶猛，冲及整个北京城。
　　1967年1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总理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1月5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了。”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不得不减弱下来；中央文革中的某些大员也开始变换出另一副面孔，在不同场合“表态”，称陈毅、叶剑英二位副主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云云。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二、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台风骤然刮起，全国上下到处一片“夺权”之声，真可谓“搅得周天寒彻”，由此，外事口造反派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迫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是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狂澜面前，周恩来稳若泰山。他坚持过去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区、各部门的造反派把原来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到手里。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取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当着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话未说完，江青便气势汹汹地插话：“业务权也要夺，不会学嘛！”类似的争执，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几次。
　　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让步。
　　几乎是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权”。
　　1月18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陈毅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实际上是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陈毅在对造反派代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参加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并未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1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3000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其要点是：一、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三、“出于好意”和“希望群众掌握政策”而讲的一些话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四、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五、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40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整个大会，由于周总理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陈老总如果就此顺势下个台阶，今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的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老总毕竟还是陈老总！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总理共同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为了总理这位几十年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面“检讨”。但面对日益猖狂的邪恶势力，他决不低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时过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向着乱党乱国乱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发动了一次总攻！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在这场总攻击中，我们的陈老总又理所当然地站出来讲话，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主力之一。据说，毛泽东事后在听取张春桥、王力等汇报时，对其他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未动声色，似不介意；唯“汇报”到陈毅翻出历史旧帐，反对沿袭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来当时是被整对象之一）那一套“左”的作法时，毛泽东才变了脸色，乃至最终大发“无产阶级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陈老总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个日日夜夜，“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帅、副总理的日子都不过好。只是在3月18日，最后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即批斗“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道：“这‘三·一八’可真不是个好日子哟！”陈老总在这里指的是40年前，反动军阀段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