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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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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为定：3月29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讲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代表们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多少有些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当了九年的上海市长，讲话很多，确实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批判。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自从上了井冈山，四十多年来，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已不耐烦，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和徐景贤咬耳朵，决定由徐景贤捡起当年红四军七次党代会上陈毅和毛泽东发生争论这件党史、军史有定评的陈芝麻、烂谷子，攻击陈毅所谓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当时的上海代表，不少人对党史、军史毫无所知，听了徐景贤拿出这样的“材料”来煽动，只有一个劲起哄的份儿。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陈毅无言地坐在座位上，显然，刚才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把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是的，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做过结论。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1968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竟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的青年后生面前。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王洪文眼看代表们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就趁势收篷，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们等了十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他字斟句酌地对他们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等再整陈毅的阴谋没有得逞。
由于毛泽东的安排，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24日举行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出访途中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
陈毅出访途中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
宫达非
1965年9月14日到9月21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应邀访问了西亚非洲六国。
外交部的同志们，不管是当面或是背后，对陈毅同志都不称他外长，也不称他副总理，而是称他“陈总”或是称他“老总”。
陈总当时毕竟是60多岁了，在外事场合你总是看到他谈笑风生洒脱自如，一切问题不论是国内国外的，都胸有成竹对答如流，这固然由于他平时博览好学、贯通中西，但是对陈总的“台下功”，只有他的秘书杜易和他的妻子张茜知道得最清楚。他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总是要提前熬夜、批阅许多文件，做些必要的准备。如果出国访问，那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向总理、主席请示许多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张茜流泪了。她的泪水是复杂的，是长期征战中生死与共别情离意的难以自禁？还是对老总花甲之年他洲异国风尘远别的挂念？她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到周总理办公室去，要求总理减少陈总的外事活动，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这倒使周总理为难起来了。有一次我们向总理请示工作，总理把这件事对宦乡和我讲了，要我们在国外对陈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多加照顾和关心。
启程前一天，陪同陈总出访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周总理打破常规亲自作了动员讲话。他除了说明此行任务外，还很有风趣地把张茜如何流泪如何关心陈总健康的事简谈了一遍，总理最后以同情加勉励的口气说，百万大军的战场如履平地，大江大海不知渡过多少，怎么在外交战线上，张茜竟动起了儿女之情呢？总理又说，这也难免，老总的出访任务最近的确是多了一些，但这也是中央对老总的信任和重托。他看了看张茜红肿的眼睛又说，这个思想工作，还是交给邓大姐来继续做吧。
陈总讲话除说明此行任务的重要性之外，还很风趣地说，我是总理的兵，总理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张茜为我瞎操心。说罢，哈哈大笑，逗得大家心情一松，会意地报以同情。
1965年9月14日，专机离国西飞。
空中小姐送上各种饮料和小吃，接着又送上一道大菜是葱烧海参。为活跃机舱中沉闷的气氛，陈总举杯大声说，请大家干一杯，我们现在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在天空中喝茅台，吃海鲜，神仙也未必真能够有这样的逍遥游吧。
陈总把话题一转说，我把出访工作总结了五个大字，“飞、跑、吃、喝、说”。出国访问，日程紧排，下了飞机上汽车，下了汽车又会谈，会谈完了又是宴会，宴会完了又是参观，马不停蹄，真是太紧张了。他把“飞跑吃喝说”风趣地解说一番，又开玩笑地说，请各位同志兄弟回国后在总理面前替我说个人情，不要再叫我当这个外交部长了，我退职后，在北京开一个四川饭馆子，那时我请诸位吃地道的四川菜。陈总这一番话使气氛活跃起来了。
饭后，陈总邀我同他下围棋，我说不会下，他看了我一阵子，大声说：“你这个宫达非，连围棋都不会下啊，文化水平太低了。”我把他的秘书杜易拉了过来，两人对弈起来。后来我问杜易，他说刚来做秘书时也不会下棋，老总最初让他十来个子边教边下，后来不让子也可对付一阵子，但总是输的时候多。老总平时除去工作，读书、写诗、下围棋便是他的娱乐了。
9月17日0时，科纳克里机场灯火通明，杜尔总统亲自到机场为中国外长送行，即使对友好国家这也是一种少有的特殊荣誉。杜尔总统陪同陈总检阅仪仗队之后，在舷梯旁拥抱、握手、告别。我们这些陪同人员登机就座之后，都有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要飞往亚洲了，然后就可以返回祖国了。慢慢地随着飞机轰鸣的节奏，同志们都进入梦乡了，老总也真的需要闭闭眼睛休息一下了，只有机组的全体同志，在紧张地聚精会神地工作。
经过长达7小时的飞行，专机在飞近阿尔及尔机场前半小时，空中小姐把大家叫醒了，送上饮料，要大家恢复精神做下飞机的准备。往机窗外看，只见厚厚的云层，把飞机紧紧地包住。天地茫茫，难分上下，凭我们经常乘飞机习惯的感觉来判断，专机已在向下降落，可是忽然又爬高升起，第一次降落失败了。专机在天空转了几圈，又进行第二次降落，又不成功。正当专机着陆不成向上升高时，突然一架飞机轰隆长啸，在我们的左侧方向擦翼而过。我的心情本来已经很紧张了，看到这一情况，更吓得有些惊慌难抑。我们都知道飞机失事，大都是在下降时发生的。这时我双手的汗水，不觉渗然而出，但是坐在陈总旁边，仍然极力装作镇静。这时，只见机长张瑞霭同志走到陈总面前报告说，专机已降落了两次，离地面80米都难看到跑道，备降机场也是大雾迷漫，拒绝接收，请示陈总如何处理。这时有几个同志也走过来，同样也有些紧张，站在陈总周围，等待他能出什么好主意了。只见他慢吞吞若无其事的样子，看了看机长，然后说，“一切都由机长做主，我现在也是你的兵，听你指挥，如何安全着陆，你机长自然有办法，不必来问我嘛。”机长听完陈总的话，急忙返回驾驶舱去。陈总环视一下周围的同志说，你们哪个敢来与我下棋？没人前来，只有杜易拿着棋盘走过去。陈总又大声说，让小姐拿早餐来吃嘛。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缓和大家的紧张心情的。
宋朝大文学家苏洵论为将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而今天则是飞机将坠于地面泰然无事。我暗想自己，已经惊慌得手出冷汗，在陈总——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面前，我是多么渺小。这时，专机已转回头去平稳地向南方沙漠中飞去。约50分钟，在一个沙漠中的小机场平安地降落着陆了，不仅汽油已尽而且跑道也已到了尽头。原来专机抵阿首都前一个小时，机长观察地面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十分简陋的小机场，这个地方叫拉格瓦特。同志们下了飞机，额手称庆，有如获重生之感。
地方长官听到这一消息，急忙赶到机场来迎接，他见到陈总说：“我接到报告说，加纳来了一位元帅。我知道加纳并没有元帅，一定是前几天来我国访问的中国元帅又回来了，果然我说对了，他们把CHINA说成了CHANA。”这位地方长官非常热情，把我们接到宾馆后，杀牛宰羊，丰盛款待，不住地说：“中国元帅自天而降是真主的恩赐。”陈总风趣地对大家说，陪同我出国访问，到处都有真主保佑，不然的话你们能在这沙漠绿洲里，享受这样美酒、羔羊的高级宴席吗？也要感谢机组的同志们，把我们送到这被称之为沙漠天堂的“伊甸园”来，你们应该立功受奖。
下午2时，阿政府派专机由礼宾司长陪同曾涛大使前来迎接陈总，空军又派机运来汽油，专机下午4时，安抵阿尔及尔。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终于平安度过。回头一想灾难与安全的分界，也就在毫忽之间。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当年回故乡
陈毅当年回故乡
胡兴模
1959年11月，正是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办得热火的时候，陈毅同志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阔别36年的家乡四川乐至县视察。
劳动桥
陈毅同志的家在一个古老的小镇，小镇紧依着一条小河。人们为了能够过河，在小镇东端的河滩上，竖起了一排“跳墩”。可是，每当洪水季节，或者“跳墩”有倒塌，人们往来就非常困难。1923年春天，陈毅同志留法勤工俭学返乡，一次，他见一个小学生过“跳墩”时不小心摔到河里，便奋不顾身跳下河去救起那小孩。为此，陈毅同志曾向当时的地方政府提出修桥的建议。镇上的几个头面人物也动了心，发起募捐，筹集了一些银子。谁知后来，这笔款项全肥了少数人的私囊。对此，陈毅同志十分愤慨。
陈毅同志这次回乡，公社修起了公路，又正值一座横跨小河的石桥建成。家乡人民为了表达对陈毅同志的敬仰和爱戴，纷纷建议把这座石桥取名“将军桥”或“元帅桥”。
陈毅同志知道此事后，便马上反对说：“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一套，党纪更不容许。我陈毅也算不了老几嘛！”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建这座石桥，是过去几十年没办到的事，今天由你们建起了。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啊！那就是，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是劳动的双手创造了世界，改造了世界。我们还要用劳动的双手去建设共产主义哩！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好不好？”乡亲们听罢，噙着热泪，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今天，凡去参观陈毅旧居的人们，多要去劳动桥观光和留影。这座普通的石桥，已成为人们学习陈毅同志不居功、不骄傲、谦虚谨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活教材。
《乡情吟》
陈毅同志的家乡地处川北，是一个土质瘦薄、石骨嶙峋的丘陵地区。他回乡时，正碰上大刮“三高五风”。因为浮夸，这个落后的小县竟成了全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面红旗。因此，当时去乐至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离县城五华里的仙鹤公社境内，有一个较大的石骨山坡，叫碉堡坡（当时称为高产“卫星坡”）。坡高四五百米，坡上多是晒席般大小的石骨斜土地。可是，这里却修了一条约两公里长的盘山机耕道，拖拉机可以直开到山顶。这拖拉机上山的“壮举”，便成了建设山区的“表率”，凡来乐至参观的，都要到此学习。陈毅同志此番回乡，县里领导当然要请他去观光。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暖暖的太阳在鳞鳞云片间缓缓穿行，带着寒气的北风刮着。公路两旁，红旗招展，锣鼓声不绝于耳。一排排赤着臂膀的青年正在深翻土地，一队队送肥的姑娘挑着沉重的担子在穿行。啊，这就是高产地里的“大兵团作战”。陈毅同志看着这一切，沉思着，苦笑着，不时地摇摇头。
陈毅同志来到“卫星坡”下，他不叫小车开上山去，走下车来，拄着黑漆拐杖，健步攀登。随行的人们，也纷纷下了车。
陈毅同志问：“这个坡，过去种什么？”
一个干部回答：“原来可耕地少，种小麦、包谷，产量很低。”
“现在呢？”
“现在靠公社的力量，荒坡换新颜。今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501斤，这高产地已过千斤关了。”
陈毅同志幽默地叹道：“啊，不简单啊不简单，荒坡过了千斤关。”
来到山上，陈毅同志时而眺望远方，时而瞧着近处，很少说话。人们以为他要作诗，正在构思。有人便凑趣地提议说：“陈老总，你多年不回乡，家乡的山山水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妨吟首诗，述述乡情吧！
提起作诗，陈毅同志的诗兴可真来了。他笑了笑，点点头，爽快地说：“嘿！你们的兴致倒不错。要我作诗，可以的。但我们得先算一道数学题。”接着，他严肃地说：“高产地占不到整个公社土地的五分之一吧！你们把全部人力、物力集中在高产地搞‘大兵团作战’。荒掉了五分之四的土地，这真能增产吗？假如一亩产500斤，五亩就该产2500斤。一亩高产地能产2500斤吗？你们为了争红旗，就只有吹牛、说谎。是不是？”陈毅同志越说越激动，停了停，继续说道：“同志们，这样搞法要不得啊！危险啊！常言说，吹牛不犯死罪，可是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吹牛，那是要害死人的。”他用拐杖指着脚下的坡地说：“这个坡，要是建成桑园就好了，因地制宜嘛！何需花那么大的力气修公路。”
人们听着陈老总的谈话都沉默了。过了一会，陈毅同志大声笑了起来，说道：“你们不是要我作诗吗？好，我就来诌上几句，赠给诸君。”随即，便一句一句朗诵起来：
今日话乡情，情真意更诚。
好大喜功事，万代招骂名。
在场的人听了，有的惊叹，有的称好，有的愕然。
陈毅同志的这首《乡情吟》，表达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的诚挚心情，实事求是的精神风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可惜，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首诗未能为广大群众所知晓。
永世珍藏的钱封
陈毅同志有一位同龄表弟，叫唐联升。他家至今珍藏着一个红纸钱封。30多年了，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要动用那纸封里的20元钱，这是因为，它牵系着一件难忘的往事。
唐联升同陈毅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很要好，但是，自从陈毅同志于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并参加革命以后，二人就很少联系了。1959年11月，陈毅同志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按照家乡风俗，给各家亲友都准备了一份用红纸封着的糖果费。几天过去，他和老家的几十位亲友见了面，唯独没见到表弟唐联升，只听说唐联升外出未归。
陈毅同志离开乐至到达成都后，又向弟弟陈季让（当时任乐至县副县长）提起没有见到表弟唐联升的事，陈季让这才把实情告诉他：“唐联升不仅在家没外出，还被人看守着哩！他是个地主分子，干部们研究，不能让他跟你副总理见面。”
陈毅同志听了非常生气。“唉，真没想到，你们硬是‘左’得出奇。我可以同帝国主义分子见面，可以同战争贩子见面，却不可以同一个地主分子见面，而且他还是我表弟！再说，我做了多年统战工作，如果连亲友的统战工作都做不好，还能做好全国、全世界的统战工作？”他停了停，又说：“其实，我们提出改造地主分子，也绝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只是强迫他们干笨重的体力劳动，主要是改造思想。他们当中有文化知识的，有一技之长的，要大胆使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如果他们为人民做出贡献，人民是会欢迎他们的。”
和弟弟分别时，陈毅同志诚挚地说：“叫唐联升来北京，我在北京见他。”并叫他把那个未送出去的红纸钱封转交给唐联升。不久，唐联升接到了陈毅同志赠送的钱封和上北京的邀请，使他受到莫大的鼓舞。从此，这个红纸钱封便成了唐联升家的传家宝，也成了当地干部学习陈毅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份珍贵的教材。
点戏
陈毅同志一行回到成都，省里领导知道陈毅同志喜爱川剧，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川剧晚会。
陈毅同志得知非常高兴，说：“我30多年没回故里了，可乡音未改，乡情倍增，能看到家乡戏是我的眼福啊！我早年在乡，就是个川戏迷哩！”
省里一位领导就热忱地请陈毅同志“点戏”。他笑道：“客听主安排吧！我对川剧界的情况了解不多。阵容情况、演出情况知道得更少。戏要没‘点’好，就出难题了。给演员自由，他们自有拿手好戏的。”
晚饭后，陈毅同志一行早早去了锦江剧场。演员们对陈毅同志十分崇敬，有的一年前出国演出在京期间还去他家作过客，他们是老朋友了。大家蜂拥而至，同他亲切地摆起“龙门阵”来。
猛然间，剧院负责人跑来向陈毅同志索取“戏单”了。陈毅同志推辞—阵后，便从怀中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来。顿时，大家欣喜地注视着，都想知道陈老总“点”的是什么戏。
剧院负责人很风趣，他接过“戏单”并不急着打开，神秘地笑了笑，言道：“陈老总，我想猜猜，你‘点’的戏，很可能在我们准备的节目之中呢！”
陈毅同志听了大吃一惊，忙问：“那你说说，我‘点’的是哪两折戏？”
“你家姑奶奶的戏呗！《秋江》，还有《思凡》。”剧院负责人胸有成竹地大声说着，随即打开纸叠一看，不出所料，陈毅同志“点”的正是这两折戏！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陈毅同志惊愕了。这位运筹帷幄多年的元帅，今天被川剧界的朋友给“算”着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写“戏单”时旁无一人啊！
原来，这事还得从10年前说起。那是1949年12月，陈毅同志参与指挥的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的一个晚上，陈毅同志在前沿阵地观看战地文工团的演出。节目有京戏、黄梅戏、秧歌剧和歌舞。陈毅同志看后感叹道：“今晚的演出很好，但总觉不过瘾。要有一出川剧就好了。”
文工团的同志问他：“陈老总，你喜欢川剧中的哪些剧目？”
他笑着说：“川剧中的优秀剧目很多。不过，我倒特别喜欢我家姑奶奶的戏呢！”
“你家姑奶奶的戏，是什么戏？”在场的人都惊奇地问。
陈毅同志放声大笑道：“就是《陈姑赶潘》，也叫《秋江》。所谓陈姑，顾名思义，当然是我们陈家的姑奶奶罗！”他感慨地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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