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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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姑奶奶的戏，是什么戏？”在场的人都惊奇地问。
　　陈毅同志放声大笑道：“就是《陈姑赶潘》，也叫《秋江》。所谓陈姑，顾名思义，当然是我们陈家的姑奶奶罗！”他感慨地说，“这折戏写的是一个尼姑渴望自由，渴望解放的事。剧中人不多，一老一少，有说有笑，有唱有舞，趣味横生。川剧中另一出戏《思凡》也很好，也写的是一个尼姑向往自由的事。在封建社会里她们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今天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正是为了实现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愿望，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呢！也正是为了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的彻底解放啊！”
　　谁知，陈毅同志当年的这番即兴谈话，竟传到了川剧界。那天，剧院负责人就是按照这桩铁闻，特地安排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竞华、周企何等来担任演出《秋江》和《思凡》的。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的最后一次家宴
　　陈毅的最后一次家宴
　　铁竹伟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京西宾馆西门警戒线是细细的一条白杠，却像南天门，隔开了两重天。
　　各省造反派把大字标语刷满宾馆对面的墙壁、马路、房顶。
　　整个白天，到宾馆四周示威的队伍接踵而至。上海的走了，福建的来了；安徽的走了，江苏的来了。
　　笔者曾经访问过当年参加了这次工作会议的陈丕显、江渭清、李荷华、张劲夫、姬鹏飞、李雪峰等老同志。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江渭清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
　　“八月份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会场里的气氛还比较融洽，毛主席坐在台上讲话，台下坐着的同志也时常插话，场内有时还漾起一阵笑声。
　　“到十月工作会议，这种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已被文革小组定为资反路线的炮制者，当作黑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划线，人人检讨，根本不容辩解！心情压抑的程度更是难以名状！
　　“正在这里，接到陈总秘书的通知：陈总今晚请华东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我竟像孩子盼过年似地盼起天黑来了，看得出，一同去的陈丕显夫妇、叶飞、李葆华、魏文伯、谭启龙等同志，都有同样迫切的心情。吃饭是小事，能到老首长面前谈谈心，出出气才是真的。整个会议期间，虽说与陈老总天天都见面，碍着人多眼杂，只有碰面点点头的机会呀！”
　　天近傍晚，两辆拉严窗帘的“大红旗”开出了京西宾馆，出门不远，便避开宽敞的大道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在狭窄的僻静的小胡同里东拐西弯，时而停车躲让自行车，时而缓慢艰难地转急弯，足足绕了半个钟头，汽车方才切入府右街，呼啸驶入中南海西门。
　　这时，司机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
　　陈毅站在院门口，带着深沉凝重的微笑，与每一位客人握手。张茜拉着谢志诚（陈丕显的夫人）的手，一边往里让，一边歉意地说：“老总请你们来，也没提前打招呼，匆忙中，只备了几样家常菜，请大家多原谅哟！”
　　这几位华东来的书记，几乎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敲”陈毅一次“竹杠”，当然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下老首长。这次，碍于形势错综复杂，不便聚会，陈毅一直未发邀请，无奈几位书记心里有事，几次提出要求，陈毅才在会议快结束时临时决定。
　　施师傅今天中午才知道请客之事，但因都是熟客，口味喜好他有数，只半天工夫，他便像变魔术一样，煎、炒、烹、炸、摆上一桌菜。桌子正中放着两瓶茅台，一瓶长白山红葡萄酒。
　　大伙亲切随便地鱼贯入席。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上一杯，最后把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向众位说：“今天我们喝茅台，都敞开酒量喝个痛快！”能喝的开怀畅饮，不行的也品尝几口。我也不敬酒，剩下来的，请大师傅喝光。干！“
　　没有吃菜，也没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
　　陈毅猛一仰头，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顿了顿又说：“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满座为之一惊。
　　张茜猛一怔，随即埋怨身边的丈夫：“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突然像狂暴的雄狮，冲着张茜怒吼了一句。
　　大家又一次受到震动：当着客人的面，陈毅从来没有对妻子这样横蛮。如果性情倔强的女主人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会不欢而散。根据以往经验，这完全可能。
　　也怪，张茜意外的平静，她只不太明显地叹了口气，转而笑着招呼大家：“别停筷子，多吃菜呀！空腹喝酒会伤身体的！”说着，拿着酒瓶为每一位客人斟酒，然后又给身边的丈夫加了半杯，温存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嗯。”陈毅顺从地点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得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张茜个性强，她“管教”陈毅时的厉害劲儿，在座的有几位是亲眼目睹过的。当时曾觉得她太不给面子，可是今天突然觉得那才是张茜，而眼前这位逆来顺受的女人则显得陌生。
　　一次，会议开完，已近中午，周恩来总理掏钱，留陈毅、贺龙在北京饭店吃狗肉，又派人打电话，把张茜、薛明也请来作客。周恩来还特地买来一瓶茅台酒。酒过数巡，脸色红润、汗珠满面的陈毅，突然以极度夸张的语调大叫：“哎哟！”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
　　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包括羞红脸的张茜，也无可奈何地笑了！
　　后来，每逢周恩来向身边同志讲到这段故事，总忍不住放声大笑。
　　张茜给身边的谢志诚夹了块白块鸡，又夹块，似乎想往陈丕显碟里送，略一思索，放在陈毅碗里。转而夹起一块酱鸭送到陈丕显面前，关切地问：“陈书记的身体怎么样？”
　　“是呀，”陈毅接过话题，对陈丕显说：你命很长啊！得这个病还在！“
　　陈丕显1966年初鼻腔突然出血，检查后确诊是鼻咽癌。因为治疗及时、得法，如今已渐好转。与他相同病症的另位副军长、由外国专家治疗，病情很快恶化，半年就病逝了。
　　“最近还好。”陈丕显微笑着回答“多亏周总理派去了北京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他完全依据我的病情变化，镭放射治疗时专门为我开‘小灶’，否则，10个陈丕显也完了！吴院长对我说，如若癌症病人都能及时得到‘小灶’治疗，而不是完全依据书本吃‘大灶’，绝大多数患者都是有可能治愈的。前两天，我去吴院长家看望，唉，老人就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都不准他看了。”
　　恐怕在座的书记中，只有陈丕显一人还能自由地在北京大街上走走。因为上半年，直至会议之前，他都在养病，有幸避免了“资反路线”的“错误”。上海目前正集中攻击曹荻秋、魏文伯。魏文伯坐在席间喝着闷酒，看得出日子不好过。
　　“阿丕！”陈毅突然以责备的口吻说，“你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常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你问她！”陈丕显向夫人一指。
　　“老总，叶群亲自打的电话，正巧是我接的。”谢志诚说，“叶群在电话里说：‘陈书记能不能来开会？中央怕他跟不上呀，能不能来呀？可以带医生、护士来京，再说，北京也有名医。’哎，说是商量，比下命令还严肃，老陈能不来吗？”
　　“哼！”陈毅脸上堆起怒容。
　　“是呀，”陈丕显接着说，“昨天，江青请我去吃饭，她说呀，看样子魏文伯不行了，造反派对曹荻秋也不满意，我希望你出来。我说：‘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助曹荻秋，他还是主管工作，我做些调查研究。’江青火了：‘你何必躲在幕后？！大胆出来干嘛！我和春桥作你的顾问’。我说，‘哎哟，你们两位作顾问太大了，我主要还是身体吃不消’。谈话不欢而散。谁想出门就碰上戚本禹，他主动上门来拉拉我的手说：‘身体怎么样？’我还是说吃不消。戚本禹两眼一瞪，凶声恶气地说：‘那不行！第一书记都要杀上第一线！’”
　　“陈老总！”江渭清憋不住了，“我从运动开始到今天，始终没想通过，我对这场运动确实有抵触！”
　　“我记得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你向主席提过：再不能搞这样大的运动了（指大跃进），我们受不起折腾了！
　　“当时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对，今后要慎重。现在怎么又……唉！搞大运动，一窝蜂，根本不能实事求是嘛！都是先有框框，先有结论：‘走资派’！扣上顶高帽子再找材料。
　　“不算战争年代，我在江苏工作17年了。17年间，我就撤过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他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的粮食他不要，全县饿死4万人。现在可好！从省到地市委，到县委，‘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了，我保不了他们，连我自己也保不住了！这样搞法，怎么行嘛！叫我怎么理解，怎么得力嘛！”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江渭清眼圈潮润，声音也有些嘶哑了。为了镇定情绪，他往嘴里塞了支烟，发颤的手，划一根火柴，断了；再划一根，又断了；划到第三根，才把烟点燃。
　　陈毅早已注意到，一向爽朗潇洒的叶飞今天几乎没开口。陈毅心里一阵痛楚，这是一员虎将啊！黄桥决战，他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建立了特殊功勋；解放以后，他在福建担任第一书记，为争取祖国早日统一，做了大量工作。今天竟被轮番批斗，而且是中央文革直接授意的！“罪状”是叶飞本人是华侨；国外反动报纸对他有“邀请前往自由世界，共操反共大业”的文章。真是岂有此理！
　　李葆华还是中学生时，陈毅去他父亲李大钊那里请示工作时就认识了他。60年代初期，他受命于危难之中，到饿死人最多的安徽省担任第一书记。他走遍了安徽农村，及时大胆地采取了“三自一包”的措施，基本安定了全省的局面，至今皖北农村还有“李青天”的尊称。现在却被造反派视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难道非要老百姓都去逃荒、要饭、等国家救济，这才是社会主义？！
　　为人耿直正派的江华是被用担架抬上飞机，来北京开会的。他重病在身，原本魁梧的身体，如今骨瘦如柴。就这样，造反派依然在病房里批斗他。是总理催促他立即返沪住院，并以办公厅正式文件通知造反派，不准干扰江华的治疗。然而，造反派能令行禁止吗？陈毅十分担心。
　　还有曹荻秋、魏文伯、谭启龙，他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老党员了，怎么能统统往死里整呢？
　　陈毅思前想后，百感交集。见大家也无心吃饭，便端起酒杯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
　　这些道理并不深奥，在座的诸位也都会说。但是，话从陈毅嘴里说出，就像当年听到他的战斗命令一样，一种坚定的、必胜的、甚至是神圣的信念油然而生。大家屏住气，认真聆听老首长的临别赠言。
　　陈毅顿住了，他看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词句。忽然，他抬起头，深邃的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彩，以浑厚的四川乡音说道：“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说最后一句话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字字斩钉截铁。
　　大家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尽管在座诸位对“文革”都有一肚子怨气，尽管他们对“文革”小组里那几个刀笔文人异常反感，尽管他们认为运动这样搞下去不行，但是，还没有一个怀疑到副统帅的居心！他此时红得发紫，已是毛主席身边唯一的副主席，不言而喻的“可靠的”接班人呐！
　　可是，陈毅不点名骂的正是他，这又是不容置疑的。
　　陈毅不再深谈。他虽然已经看透时局，看穿了一些人的嘴脸，但仍没忘记党的纪律；他有预感，与在座老部下今后恐怕相见无缘了，不愿眼看着他们糊涂上当，故而设下家宴，点到为止。实实在在地只是点到为止，不再多言！一则不能言，再则也无须多言！他相信这些历经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兵，会在今后的风风雨雨中明白他所指的一切！
　　陈毅拉开椅子，站起身，高高举起酒杯。大家也都起立，把手中的酒杯举起。
　　陈毅深情地环视着这些曾经患难相扶，生死与共的老部下，亲爱的好战友，他充满感情地说：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元帅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
　　大家挨个与陈毅碰过杯；一仰头，吞下了这杯烈酒。不管对元帅的指点是否理解，这些非同寻常的话是都铭记心中了。
　　恐怕领会最透彻的是叶飞。
　　当专机从北京起飞，依次降落在济南、合肥、南京机场时，他一反往日握手话别的习惯，像一位真正的华侨一样，以紧紧的拥抱为每一个老战友送行，并且在每个人耳边只留下三个字：
　　“永别了！”
　　“最后一次”，不幸而言中！
　　1966年10月中旬，参加过陈毅家宴的叶飞、陈丕显、李葆华、曹荻秋等人，下飞机之后便身陷囹圄，直到陈毅逝世，他们仍在监禁之中。他们只能望着报纸上带有黑框的陈毅遗像，望着元帅遗像上那安详、镇定、亲切、自信的笑容，老泪横流，泣不成声；只能在幽暗冰冷的牢房里，默默回忆老首长的临别赠言，回忆着诀别时悲壮的一幕！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对“文革”的一次猛烈开火
　　陈毅对“文革”的一次猛烈开火
　　罗英才
　　1967年2月，北京中南海庆云堂四号院。陈毅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大红请帖，上书“恭请陈毅副总理出席批判驻外使领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等字样，落款是“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
　　在那动不动就“打倒”、“砸烂”的年月，“勒令”一位领导人出席这类批判会是司空见惯的，而使用如此恭敬的措词，则实属少见。
　　陈毅的秘书石国宝（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局长）拿着这张大红请帖却犯了难。
　　陈毅确实很忙，除了分管国务院外事口和外交部的工作，“文革”开始后中央指定他分管西北地区，日程每天排得满满的。1月2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检查”获得通过，成为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他自己知道，“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看见党的传统被破坏，党组织陷于瘫痪，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军队受冲击，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他常常禁不住要讲。
　　石国宝对这些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很有顾虑。说是批判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到时候谁知道会生出什么新花样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如实向陈毅报告了此事。
　　陈毅对这些归国留学生显然已有了解，对他们的举动没有提出批评，也没有说到时是否出席他们召开的批判会，只是要秘书通知“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所有负责人来一次，他要同他们谈一次话。于是，安排了2月16日晚上这次重要的接见活动。
　　笔者就此访问了乔晓阳（当年受陈毅接见的归国留学生代表之一，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乔晓阳感情激动地回顾了这段经历：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后由国家高教部派往古巴留学的，就读于古巴哈瓦那大学。1967年2月初，国内通知所有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随着这一潮流回到北京，这年21岁。回国的第一个晚上，躺在北航教室铺着稻草、被褥的地铺上，竟夜翻看同学送来的红卫兵小报，感到迷茫和困惑。
　　这时回国的留学生约500多人，先分住在北大、清华、北医、北航等高等院校，后集中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局（专家已撤离，空房很多）。
　　留学生中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进而组成了“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协调各战斗队的活动和统一行动。这是当时刚归国的留学生中一个松散的组织。
　　联络站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北京召开批判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其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已过，留学生们为了表明跟上“革命”的步伐，决定要补上这一课。
　　在讨论邀请陈毅出席批判大会的方式问题时却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同作为外交部长的陈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依惯例通知他或勒令他出席；一种意见是，陈毅是人民景仰的元帅和老革命家，应用大红请帖向他发出邀请。讨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压倒多数，被通过。我当时是举双手赞成用大红请帖邀请陈毅的。
　　恰在此时，毛里塔尼亚外交计划部长一行访问中国。陈毅以主要精力投入外事工作。
　　2月15日，陈毅出席为欢迎毛里塔尼亚贵宾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随后与周恩来一起陪同这些贵宾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2月16日是毛里塔尼亚外交计划部长一行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陈毅出席中国和毛里塔尼亚关于贸易、经济、文化等协定的签订仪式，并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就在这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老革命家为一方，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为另一方，爆发了一场剧烈斗争。从“文革”一开始，双方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待老干部的态度和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多次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天下午的怀仁堂碰头会，是双方斗争的高潮。会上，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不要党的领导、打击迫害老干部的可耻行为，指出“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当他气愤已极，拿起文件包，穿衣欲走之际，陈毅叫住他，激愤地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并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李先念痛心、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
　　这次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重要会议，长时间秘而不宣。那天下午，陈毅的警卫秘书宫恒征陪着陈毅从庆云堂四号院家里步行到怀仁堂，散会后又一起步行回家。他见陈毅浓眉微蹙，怒气未消，试探着问了一声：“老总，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陈毅似乎在想心事，所答非所问地嘟噜一句：“快走，吃了晚饭还要赶到机场为外宾送行！”
　　在驱车去机场的路上，宫恒征说：“老总，送外宾回来怕很晚了，接见留学生的事就改个期吧？”
　　“谁说改期？”陈毅说得斩钉截铁，“看着娃娃们犯错误，我陈毅睡得着觉吗？！”
　　2月16日晚上，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现国务院第四会议室）灯光如同白昼。20多名“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作为500多名归国留学生的代表，围坐在罩着白台布的长条桌周围，等候陈毅的接见。长条桌边的小条桌旁坐了“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派来的三个人，桌上纸笔俱备，似负有速记任务。
　　主持人告诉大家：陈毅副总理因有外事活动，请大家稍候。同时发给每人一张小卡片，填写各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等情况。
　　9时许，陈毅在警卫秘书宫恒征陪同下步入会议室，边脱大衣边致歉说：“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随即在长条桌的一头坐下来，拿起一张张小卡片念着，和大家一一认识。
　　“哟，已经过9点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清了清嗓子说：我讲起话来，往往长得吓人，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过，我这个人也有个好处，讲民主。在座哪位瞌睡来了，就放心大胆地睡。哪位要行方便，会议室边上有卫生间，来去自由。我不会给他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