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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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辈子也没发过这么大脾气。
　　傅太太跪在房门口，央求他看在孩子分上，看在她多年操持这个家的分上，饶了她这一次，开开门。傅湘不听，房门紧锁，整整一天不吃不喝，傅太太怕出人命，打发孩子去请来了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夫妇和傅家，说不上是世交，门第也相去甚远。但张伯驹一向喜欢傅湘的为人，闻听这事，马上同慧素赶到了傅家。
　　听见是张伯驹夫妇来了，傅湘总算是开了门，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这是要我死哇……”他一声长叹。
　　张伯驹把残画拿在手里，看了看，又看看慧素。
　　慧素凝目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
　　心有灵犀一点通。
　　张伯驹上前一步，不屑地一笑道：“傅湘，亏你也是搞了几十年古董字画的人。这幅画，就完了么？”
　　“这……”傅湘不解。
　　“古来传下的那么多画，历尽几多风波？吴历的东西，才有几年历史？莫非那古书古画，一浸水，便都不能要了么？这画补一补，重新揭裱一下，根本没问题，行家都看不出来！”
　　张伯驹的语气肯定而自信。他平素的学问和威望，更为他的话增加了分量。
　　傅湘半信半疑。
　　张伯驹道：“傅湘，这件事就由我来办吧，没问题的。小事一桩，何必生那么大的气？瞧把你太太吓的，真有个好歹，你就该后悔了！”
　　张伯驹夫妇回到家中，马上就开始着手临摹。仿制古画，第一位重要的是纸。一个时代同一个时代的纸不同，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一看就能见真假。张伯驹是鉴赏名家，认出那纸是一种泾县出的熟宣纸，恰好家里收着有一张，找出来一量，刚好可以画两幅。
　　“一幅先练练笔，一幅定稿。印章，我找金禹民帮帮忙。”张伯驹说。
　　于是，慧素便画了起来。
　　她胸有成竹。傅湘的原画，经水一浸，已然面目全非，颜色尽脱，只剩下依稀的轮廓，模模糊糊。不过，这难不倒她。她不但熟悉吴历的画风，便是这张《雪峰图》，她也临摹过多次。
　　整整十天，她足不出户。有伯驹在一旁指点，她更放心大胆了。伯驹的目光如炬，十分挑剔，些微不足，也瞒不过他的眼睛。
　　这天，金禹民刻的章也送来了，张伯驹亲自试了几个样子，拿准了分寸，小心地印在了临摹成的画上，终于说了一句：“成了。”
　　慧素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他说成了，那就是问题不大了。这方面，慧素佩服得五体投地。
　　两件临本，一模一样，毫无二致，张伯驹随意拿了一幅，让荣管家拿去荣宝斋裱了，另一幅则留在了家中。
　　没过几天，便是八月十五了，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好几位都是书画界的名家。有文坛耆宿章士钊、著名画家黄宾虹、书法大师沈尹默、于右任、孔子的后裔孔德成等。后来，张大千和溥儒也来了。
　　这幅画竟骗过了“伪造大师”张大千。
　　“哦，丛碧兄，你从哪儿弄了一幅吴历的真家伙来？还没装池呢！”
　　“是吴历的东西么？”
　　“骗得了我么？我是干什么的！”张大千的口吻十分肯定。
　　“值不值三百块大洋？”张伯驹故意问。
　　张大千道：“你卖么？”
　　张伯驹呵呵笑起来。
　　“张大千骗过了汉卿，骗过了罗振玉、陈半丁，天下传奇，想不到，也有受骗的时候！这一幅，是假的！”张伯驹说。
　　张大千把画又细细地看了一遍，摇摇头道：“丛碧兄便没有看走眼的时候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叫了另外几位道：“心畲兄，沈默老，黄公，潘（伯鹰）兄，你们看看，这件东西莫非有假么？”
　　章士钊已把画拿在手里，正在细看，沈尹默、黄宾虹都凑了上来。
　　画面风情古朴，景致深郁，韵味十足，实为佳作。
　　章士钊点点头道：“确是吴历的风格，真若是临本，临者的技艺也当十分惊人了。”
　　正在这时，荣管家从外面进来，把一轴刚裱好的字画递到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爱和大千开玩笑，故意走到大千面前，笑笑说道：“那么，我们赌个东道如何？”
　　张大千自付便是输了，也可赖三分，便不假思索道：“可以。不过，我不会输。你拿出证据来。”
　　“你若输了，便拜这临画的人为师，不过分吧？”
　　“可以。”大千叫道：“真有这等高手，还怕求不到呢！”
　　张伯驹取过画竿，挑住手中那幅画的一头，把另一幅《雪峰图》挂了起来。
　　两幅画，一模一样。
　　张大千叫道：“怎么能说这一件便是真本、那一件便是临本呢？干这行，我的经验多了。有一回，罗振玉借给我一张苦瓜和尚石涛的中堂山水，我临了一幅，把假的还他，他深信不疑。后来我拿真的去和他换，他还不换呢！这套猫匿的东西，不新鲜了。”
　　张伯驹却不理他，招手叫过慧素，笑着说：“哈，人道南张北溥，如今南张要拜到你的门下了，来，看看你这个学生。大千兄，还不快来见过师傅！”
　　张大千愕然。
　　他不相信这画竟出自慧素之手。
　　慧素脸边儿一红，说道：“你胡说什么，能给张先生当学生，慧素便感激不尽了。”
　　张大千知道慧素为人一向认真、不苟言笑的，听她这么一说，开始相信了，问道：“那……吴历的真本呢？”
　　慧素从书橱中取出那幅已被水浸坏了的原件，递给了张大千。张大千细细看了，连连跺足而叹。他这个人却是应了便做的，恭恭敬敬站在慧素面前，行了个大礼，直弄得慧素面红耳赤。
　　张伯驹把事情原委一说了，众人皆惊叹。这两幅画，慧素临了十四天，伯驹也在边上指点了十四天，可谓炉火纯青。慧素的功力，加上伯驹的眼光，在这幅画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章士钊道，“慧素将来定有造就，我们每人题一句，也为今天留下纪念，如何？”
　　众人一致说好。伯驹便让家人备好了纸笔。公推之下，章士钊最先挥笔，题了一句。接下来是黄宾虹、孔德成、沈尹默、潘伯鹰、溥心畲。张大千早已想好了句子，拿过笔来，也不犹豫，便写了一行：
　　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扬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放下笔，张大千又道：“丛碧兄，这重男轻女，实在是要不得了。依弟之见，莫若让大家都看一看，你把这一幅也裱了，裱得大一点儿，给人们留下题词的地方，将来，也算是个纪念物儿呢。”
　　张伯驹点头称是。
　　待众人走后，张伯驹便亲自拿上另一幅《雪峰图》，让人裱成了中堂大幅，所留空白，远大于画心，几位名家的题字，也裱在了上面。未久，这件事越传越广，许多人闻讯而来，一饱眼福，并于画上题词。时间不长，便已题满了。题词的人，达五十多个，蔚为奇观。
　　画一挂出来，便是满堂彩！
　　大家细辨着在画上题名的人，只见夏敬观题道：“妙似冰蟾笔，能追墨井踪，为谙松柏性，写出岁寒容。”
　　陈庸题道：“墨井安能独擅名，纤纤女手白描成。漫劳重立门前雪，云水光中老眼明！”
　　傅湘题道：“瀑光寒不流，山容静逾妩，幽入夜未眠，坐玩群玉府。”
　　众人一一看去，五十多家题咏，直看得眼都花了。
　　“真正叫人扬眉吐气！”王雪涛的女弟子刘继瑛不胜兴奋地说：“潘大姐给我们女人好好地出了一口气！”
　　何香凝喜爱地把慧素拢在怀里，笑着说：“我们的张夫人胜过了当年的管夫人（传说中的女画家）呢。女人画山水，也能有这样的造就，真让我们这些老派人羡慕了。是谁说的，女人只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不是也有大匠之笔么？那些老封建，该都让他们看看！”
　　刘继瑛道：“何老，您也应当在这上面题一句什么。”
　　“不，我不题，”何香凝得意地一笑道：“让男人们题，也杀杀他们的威风霸气。凭什么就该女人众星拱月地捧着男人？”
　　众人都道痛快，在边上的西谛和张伯驹反倒像是做了天大的错事一般，成了众矢之的。众人说笑一阵，何香凝又问：“伯驹，慧素自打解放后，可是干了不少事，你呢？你干了些什么？”
　　张伯驹喏喏连声，竟无言以对。当下，勉强答应了到文化部去工作，先当顾问。
　　又坐了一会，何香凝等人便离去了。临走时，何老把《雪峰图》借了去，说是要让更多的人看一看。送走何老一行人，张伯驹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支笔，呆呆地发愣。慧素知道他有心事，给他沏了一杯热咖啡，放到桌边，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掩上了门。
　　他在想到文化部当顾问的事。
　　每逢朝代更迭，总会有一批这样或那样的“遗老遗少”。前朝为官，新朝又为官，向为张伯驹所不齿。他更欣赏史可法、郑成功，自然还有郑所南。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他应当效忠于谁呢？他这个人，无论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不盲从。一旦决定了，便义无返顾。
　　他还想看看共产党到底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又怎能赖一日之暖呢？
　　好多人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走。张学良去了台湾，溥心畲、梁容若，都去了台湾。张大千则去了海外。陈诚1948年底便去了台湾，给他来过信，劝他去台湾，词义恳切，并夸了一番台湾如何好，如何有发展。可是，他连封信也没回。
　　他也曾想过：共产党得了天下，会和他们这些国民党的人过不去。解放后，共产党一边搞土改，一边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间还搞了一阵“三反”和“五反”运动，声势大得很。可是，却没有触及他。相反，把他当作“开明人士”对待。从内心来说，他喜欢现在的这种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乎透明，简单，坦率，很少等级的观念，似乎大家都是从老远的地方来，在这儿聚到一起了，彼此之间相敬如宾，没有什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际关系简单、直接。而从前，则复杂得多。那时，每个人都把自己武装了，像一个个圆球。所谓接触，只是那么一点点。礼貌多，真情少。谁也不愿意自己那个球削掉一部分，因为一厢情愿，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触点。像傅湘那样的人，王樾、张大千那样的人，委实太少了。如今呢，却比比皆是……
　　或许，真是自己的脑子太旧了？门“砰”地一声开了，女儿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爸，有空儿么？”女儿问得突兀。她已经十六岁，十足的大姑娘了，刚刚读高中一年级。
　　“坐吧。”张伯驹指指旁边的一把椅子。
　　女儿坐下了，问：“爸，咱们算是什么出身？学校里要填登记表呢？”
　　“出身？”张伯驹皱眉反问：“问这干么？”
　　“都要填的呢！”女儿的声音有些发急：“有人说，你是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
　　张伯驹正色道：“官僚？谁？你爸爸是旧官僚？去问你妈，你爸爸什么时候当过官？”
　　“那……是什么呢？”女儿有些迷惘了。
　　“算什么都行，就不能算官僚。写上去，人家该说咱们吹牛了。你爷爷，倒可以算个官僚，当过河南督军。你爸爸这一辈子，从来都不想当官，要想当，也早当了。”
　　“那……算资产阶级么？”女儿认真地问。
　　“资产阶级？”张伯驹沉吟了一会，说道：“这个么，也算，也不算。咱们家有什么资产呢？抽屉里还有三千多万块钱（当时发行的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这所房子，或许能值五千万，就这么多。”
　　女儿颇有点失望：“终不能算地主吧？”
　　“不能。”张伯驹摇摇头：“咱们家没有地，一分地也没有，河南老家还有块坟地，一个宗祠。”他想了想说：“你把表放在这儿吧，明天我问问再说。”
　　“爸，您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女儿扁着嘴道：”人家的父亲都上班儿的，您……“
　　“明天爸爸就到文化部上班了，怎么说不工作？”张伯驹不愿被女儿看不起，不假思索地说道：“不信，去问你妈！”
　　女儿高高兴兴地走了，张伯驹也站了起来，用力舒展了一下筋骨，似乎刚刚丢掉了一些什么，也像是刚刚得到了一些什么，觉得一阵轻松。
　　许多时候，失去信仰同得到信仰一样，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飞跃与解脱。
　　第二天，他真的去文化部上班了。
　　从此，他的精神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从不轻易决定，也不轻易转变。一旦决定了的东西，便不后悔，而且不再去考虑这决定是否正确，只是想怎样才能把事干好。这一次，他的转变可以说是缓慢的，沉重的，却也是发自内心的。
　　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他的信念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四
　　他开始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热爱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上面布置下来的一点小事，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他这个人多才多艺，对美术、书法、文物鉴定、戏剧、音乐等等，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在文化部里，他经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抒发一些使人吃惊的见解。他坦白，直率，热情，无所顾忌，把国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好评。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终日想的，是怎样多干一点事情。
　　事业使他年轻了，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没有到台湾去。
　　可是，不久，他的热情便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件事，改变了他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目光虽然游动，却是有力的，坚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绍，同时，伸出了一只又湿又软的手。
　　多骨的手，棱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视眼镜，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个执著、自信而富有学识的人。
　　张伯驹双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产党里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肃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内心。
　　“我们随便一点，好么？”康生的问话颇有风度，有着一点山东人的豪爽，也有着一种领导者的从容。
　　然后，他不等主人让，便坐下了。
　　“听夏衍同志说，张伯驹先生在戏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后，这方面的担子，你还要多担一点呵！”康生微笑着说，“新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戏，不能总是《打渔杀家》、《凤还巢》、《借东风》。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请一位专家来牵头，搞点现代戏。毛主席有一封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张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国的舞台上，如果还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恐怕说不过去。当然，搞新戏，会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赞成，有些人不热心，遗老遗少的那一套，让人不舒服。听陈毅同志说，当年你也登过台，唱过《空城计》，对么？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现代戏创作小组，想请你来牵头，你看怎么样？”
　　“我不行。”张伯驹出言无忌，马上回道：“我是个局外人，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打打杂，或许还可以，让我牵头，这个我可真是干不来。”
　　“哦？”康生皱皱眉，颇觉意外，顿了一下，用手轻轻压了压前额的头发，目光炯炯地说：“不要这么肯定，可以先试一试嘛。张先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旧瓶要装新酒，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哟！”
　　张伯驹无言以对。
　　康生站起来，抱着膀子，在书房中来回踱了两圈，最后站在了墙上挂的那幅《雪峰图》前，细细地看了好一会。画是昨天何香凝托刘继瑛送回来的，张伯驹想再欣赏一下，便挂在了那里，没有收起来。
　　“你认为这种情致很好么？”康生背着身子问。
　　张伯驹不知他想说什么，便道：“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现在仍挂在这里。”
　　张伯驹道：“终是一种传统，似也无可厚非吧？”
　　康生摇摇头，转过身来，口吻宽和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传统，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风，这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张先生是人到了社会主义，心还没到。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里，是不是？”
　　张伯驹觉得有些气闷。解放以后，他见过不少国家领导人，还从未有人用这种教训的口吻同他说话。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问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大问题，不可小看。搞现代戏，也就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改造。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后面推他一把。”
　　“我是说，对现代戏，我一点也不懂，恐怕……”
　　“这没什么，会推碾子就会推磨。旧瓶装新酒，旧瓶还是要的嘛。自古以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以，我们的步子就要大一点儿，口号就要响一点儿，决心也要坚定一点儿。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识形态。如果思想仍停留在从前，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张伯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康生挥了挥手道：“好吧，这个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虑好了，再答复我。”他的声音低了一低，关切地说：“张先生，大家都是读书人，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别人抢着干，我还不一定相信呢。”
　　说着，他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词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哦，没关系，随便看一看也好。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对古书古画，却一直有所偏爱，也爱瞎写几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兴致勃勃地说。方才那些关于“传统”之类的议论，一下子全丢到一边去了。
　　张伯驹让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挑剔。
　　“这……是真迹么？”
　　“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
　　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最后，康生又握着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方才的话，请你再考虑考虑。记住，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送走康生，张伯驹只觉心中很乱。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康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说出来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那些画，难道便不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了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对呢？
　　此外，对现代戏，他真是一窍不通，连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说。突然让他去搞现代戏，还要让他去牵头，这不是开玩笑么？
　　他所说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后，他措词谨慎地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同志“另择高明”。
　　然而，一晃两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五
　　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去看从香港重金购回的《伯远帖》的。因为齐白石一直忙，身体又不大好，不能一块儿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办好了看《伯远帖》的手续。手续是由文化部报到中央批的，可见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张伯驹反倒有一种宽慰的感觉。
　　古时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难得一见的。太轻易了，反倒会失了身份呢！这比喻虽不甚恰当，从道理上说，却是差不多的。想当初《伯远帖》流落街头，被人一次次翻卖，成了一件有价的商品，简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