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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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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倒真是替天行道呢！这江山，看样子真会坐下去了呢。当初，真是把共产党看小了！
北京还是从前的北京，不过名字变了。中央公园改成了中山公园，从前的社稷坛改成了文化宫。可大街上，扬眉吐气的，是从前的那些泥腿子了。这朝代真是变了呢！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国民党没能实现，却让共产党实现了。天下事，就是这么让人不可琢磨……
他微微一叹，闭上了眼睛。
八
整整一天，张伯驹没去上班，关在书房里，一个人闷坐。
他只觉欠慧素的太多了。他不忍把这个帐再增加，因为他恐怕来不及偿还。
毫无疑问，他的心中还有很浓厚的旧的意识，认为女人同男人不一样，即便不叫男尊女卑，终是女人更软弱一点儿。况且，他从未把慧素当成妾，而一直把她作为夫人。慧素嫁给他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自古以来，大户人家的女眷，从来都是什么都靠男人的。可如今……
他看了那么多书，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三百五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没点儿本事，又怎能名登“四大公子”？然而，今天，他却没了一点儿主张。
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这个家，还没有真正穷过呢。
慧素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边，也不知已经站了多久。
“告诉我。”她的语气平稳而坚定，不容有别的选择。
他顿了一下，长出了口气，低声说道：“部里开会，动员大家带头买公债。西谛一次就买了八千，以后还准备再多买一些。”
慧素心中一宽。
“那就买嘛，何必愁成这样子，让我担心了一天，昨天夜里也没敢睡。”语气从容而轻松，全无一点儿顾忌。
“可是，我们……哪儿有多少钱？千把块钱，怎么拿得出手？”
慧素淡淡一笑，看着他，似乎也在等着他。
她已经猜到他的想法了。
“实在不行，恐怕……就得卖……卖点儿字画了。”他的语气实在艰难。“咱们……可不能丢这个人，不能的，慧素。让人家在后面指手划脚，我心里……不安稳。”
“卖《平复帖》？”慧素故意问。
张伯驹嗫嚅，不知说什么好。
“你打算卖给谁呢？谁有那么多钱？”慧素又问道。
张伯驹立时怔住了。这一点，他竟完全没有想到。
慧素又道：“另外，你打算把这些字画传给谁呢？”
“那些，我都已经做嘱，留给你了……”
“给我？”慧素一笑道：“我可背不了这么重的包袱，也操不起这份心。就算是天下太平了，不怕人来抢，可万一虫蛀了，霉坏了，我也负不了责。”
张伯驹有些茫然。
藏在老家的那些古画，他们去年已经全部取回来了。有一部分因为保管不当，让虫咬坏了。所幸埋在地下的那些完好如初。一点没变。不过，张伯驹也明白，放在家里，终非长久之计。汉唐以来，人们画了多少画，可以说数也数不清。一个画家，一辈子能画几千张画。一千个画家，就是几百万张。然而，真能传到后世的，又有几张呢？据史书记载，最早的画家可考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的曹不兴。相传，孙权命他画屏风，他不小心将一个墨点溅到屏风上，便随手绘成了一只苍蝇。孙权见了，以为是真的，竟用指去弹呢。但在当时，曹不兴的画已属珍品，为人们所珍藏，名气甚大，可是，在南北朝时代，他的画便已经失传。唯有南朝的谢赫，在秘阁中见过一个曹不兴画的龙头，赞曰：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在记载中居第二名的，是西晋时的画家卫协，师法曹不兴，擅画神佛及人物，据传笔法细如蛛丝，尤工人物点睛。古人曾评道：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他一生作画甚多，但亦已全部失传。排在第三的是东晋画家戴逵，第一次有了卒年的记载，殁于公元396年。他是安徽宿县地方人，擅画人物山水走兽，被誉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名重一时，可是，作品也全部失传了。再接下来，是东晋时的画家顾恺之，比戴逵略晚，时称“才绝、画绝、痴绝”。他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据说三天便为该寺募捐款几十万。存世的《女史箴图》，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被劫去英国，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可惜的是，这张图只是后人的摹本，原画早已失传。他的另一幅《洛神赋》，其实是宋朝人画的，不过伪托了他的名而已。再往后，是南朝画家宗炳（375～443）、陆探微、张僧繇，都是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像那古传“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故事，便说的是张僧繇，然而，这几位画家，传世的真迹也已经一件也没有了。因此，比他们都晚的隋朝画家展子虔，才领受了“传世第一”的荣誉。由此，亦可见保存之艰难。千千万万珍贵的古画，被无情的历史、沧桑的岁月，一点点地吞噬了，因而才使得传下来的东西那般稀少而珍贵。
这件《平复帖》，这件《游春图》，又能传多久呢？
想起来让人心颤。
两幅东西都传了一千多年了，被无数的人珍玩过，占有过，几千几万只手拿过它。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本身。万一有了什么不测，前人心血尽失，后人又将如何评论！
它们真真都是有灵性的呢！否则，为什么单单它们能传下来？
不难想见，便是那权倾天下的帝王将相，在观赏它们的时候，也会肃然起敬，屏住呼吸，在遐思中作冥冥之想，仿佛面对着神圣的祖先一般。再有，那天他去看《伯远帖》，不是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吗？那种神圣，那种庄严，那种忘我的劲头，便是在大雄宝殿里，也难以得到。
那么，谁又能保证它们以后的命运呢？
他感到周身长久的震颤。
慧素的话听上去很平淡，细一想，却包含了更深刻的东西。
“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
“我？”慧素粲然一笑道：“我有两只手，可以自食其力。如今是新中国了，解放七年，天下安宁，四宇和平，你却担心有一天我会吃不上饭、靠卖画过日子？伯驹，别忘了你自己也曾说过：有些时候，财产其实是一种负担。所以，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才那么笨，念不好书；贫穷人们的孩子，反倒聪明伶俐，干成了大事。再说，就算那些画值几百万，能卖么？当初我们买这些画，难道目的就是为了卖大钱么？谭先生的教训，已经足够了！”
“那……你的意思是……”张伯驹看着慧素，似乎在期待。
“你也知道，”慧素不假思索地说：“再珍贵的东西，在私人手里，也很难传到三代人以上。项元汴可谓一代收藏大家，却有了项林这样的败类。他的那些收藏，也早不知都流落到了什么地方。现在，《平复帖》、《游春图》在我们手上，可十年后百年后呢？”
张伯驹不住地点头。
“所以，依我看，干脆，都捐出去，给国家，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你不相信共产党会把它们保存得很好么？”
慧素说得从容、轻松，仿佛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对她的态度，张伯驹深感吃惊。
他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她的美好。
在一般人的眼中，女人爱计较，太实际，顾虑多，私心多。可是慧素却全然不同。蓦地，他有了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而她却是在他面前突兀而起的一座高山！
他的顾虑、担心显得多可笑噢。
饭桌上，慧素一边给丈夫倒了一小杯北京特产的二锅头酒，一边用体贴的口吻埋怨道：“你呀，六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儿似的，一遇上点儿什么事，饭就不好好吃了，一点儿不知道爱惜自己。瞧，肩胛骨都高出来了！”
张伯驹听着，心中甜甜的。
“哎，我怎么那么有福气，会找上了你呢？”他傻傻地一笑，问得没头没脑。
“又说傻话，吃菜呀！”慧素吟吟一笑，也抿了一口酒，脸边红晕晕的。
“人家家里的那些太太，净是把家虎，什么都看得紧紧的。可你，真就那么想得开。瞧吧，这事，老傅知道了，能愣得说不出话来，你信不信？”他的话显得特别多。周身的每个汗毛孔似乎都充满了兴奋。
“我倒觉得轻松了许多呢。”慧素的口吻淡淡的，很平静，像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
她这个人，喜欢把高兴埋在心底。
“把我名下的那二十件，都一起捐出去吧。”她又说了一句。
“嘿！”张伯驹把杯中的酒一口吞了，放下杯子，使劲地搓着双手道：“你可真舍得！你说，别人眼里，会怎么看我们呢？”
“管他呢！”慧素道：“普天之下，没有一件事会人人说好的。我们做得光明磊落、坦坦然然的，就行了，又不想当官，又不想捞什么好处，问心无愧，由他们说去吧。你瞧着吧，便是老傅，也不理解呢。”
这一晚，张伯驹怎么也睡不好，几次一个人爬起来，到书房里坐上一阵。那二十件东西已经找出来了，用包袱皮包成了一个包，静静地放在桌子中间。他呆呆地望着它们，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像是送儿女出远门，又像是准备接受一项新的使命。这么多年中，它们带给他的牵挂太多了，感情上，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他觉出来了，这一夜，慧素也没睡好。
这么大的一件事，她又怎么可能不想呢！
九
张伯驹夫妇把多年珍藏的二十件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锁链般的震动。文化部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正式的捐献仪式，为他们夫妇发了“褒扬奖”和三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各大报纸都发了消息，赞誉鹊起。
那三万块钱，张伯驹本意坚辞不受，怕沾上“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画款，只是对他们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勉强把钱收了下来，并全部拿去买了公债。
了却了这桩心事，他们都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般轻松，同时，也像肩起了一个神圣的使命，脚步分外地庄严了起来。他们把那张奖状仔细地收好，放到箱子里，依旧像从前那样生活，工作。所不同的，是那种主人翁的参与感更强烈了。此后，又陆续捐了一百多件。
看着报纸，康生的心中阵阵燥热。
如果他早一点儿知道张伯驹夫妇的手中藏着这样的宝贝，他会对他们采用另一种态度的，会更含蓄，更柔和，更从容。
他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感觉，恼火，想发脾气。这么糊里糊涂地“败”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他心不甘。
因为他懂行，所以才分外痛惜。
那张伯驹也太嚣张了！那次，他看张伯驹的藏品，张伯驹只拿出了那么几件破烂充景，真正的好东西却藏起来，秘而不宣。真是太张狂了！
这么多年，有几个人敢这样对他呢？
西太后的一句“名言”跳进了他的脑际：你若让老子一件事不痛快，老子就让你一辈子不痛快！
不收拾收拾他，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这年头，还轮不到这些资产阶级站起来说话呢。
况且，整人，这几乎可以说是他的本行了。这方面，他的经验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任你张伯驹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来佛的手心么？
张伯驹有足够的学识，却缺少最起码的狡诈。他又怎么能知道，在他的身后，已经张开了一张报复的大网。
任何时代，当权者只要想找，便一定能够找到那种特务式的帮手。那种人不但机智、灵活，而且忠心耿耿。在许多时候，你甚至会承认他们并不是坏人，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职责，在表现对事业的忠诚。
罗迈便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广东客家人，大高个，肩很宽，全无广东人的那种瘦小与灵巧劲儿。从延安整风时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深沉，不苟言笑，说话时喉音很重，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阶级与使命的庄严。他办事认真，仔细，韧性十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虽然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但是，无人会怀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把一腔热血交给党的事业。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被收买的一种人，生活简单而无奢求，不吸烟，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以“清贫，洁白而朴素的生活”（方志敏语）为荣，参加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发财或当官。可惜的是，他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只习惯于接受和服从，从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与分析。因此，康生选中了他，把他视为心腹。
因为他无需伪装，他表里如一，他能够坚决服从。康生需要他的无私，他的坦白和他的忠诚。许多时候，这样的人才更有威力，因为他身上无懈可击。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一旦被邪恶所掌握，其破坏力常常是毁灭性的。从延安整风、以后的反右斗争，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这种人充当了最出色的打手。当他们从事着破坏的时候，与那些幕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坚定地以为是在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康生找来了罗迈，亲手为罗迈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脸上，是长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罗，最近很忙么？昨天轶欧同志还问起你，怎么不去家里玩？没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一进了城，便忘了当年的老战友了。”
罗迈听着这亲切的话语，只觉周身一股暖流在游走。
“康生同志，您那么忙，我怕……打扰您的工作。”
“这难道就不是工作了么？作为一个革命人，应当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们聊天、吃饭、看戏、看书，其实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车跑起来是工作，难道停下来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么？”康生说得从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个年轻人唠家常，平易而近人。
罗迈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这番话记到了心里。
从延安整风的时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的大将风度了。在那次整风运动中，康生同志的一双眼睛多么尖锐，挖出了多么隐蔽的“第五纵队”（即隐藏的特务和异己分子）呵。在康生同志身边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呢。因为可以学到许许多多东西。
“本来，我是有点儿私心的，想把你调到我身边来工作，办事放心。可是再一想，又怕影响了你的发展，所以，就没有调。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哪儿都需要人。我们这些人老了。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挑更重的担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轻轻地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一只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着挂在墙上的大幅丝织中国地图。那地图高一丈，宽一丈五，把整面墙都挡住了。他的样子十分严肃，眯着眼，挺着胸，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叉在腰间，像一位决战前夕的将军。“罗迈同志，你对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罗迈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回答，都会浅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应当看到，新中国并不平静。有那么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机向党进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怀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说，这场斗争，没有一分钟平息过。蒋介石还在台湾，虎视眈眈；大陆上，还有他们留下的残渣余孽，遗老遗少。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康生以极为严峻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也不能睡大觉，要准备战斗。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不流血的战斗，却会更尖锐、更复杂，也更残酷。昨天我见到毛主席了，他也说，不能睡大觉！”
他的样子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沉着，严肃，平缓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罗迈认真地点着头，仿佛是在接受大战前夕的使命。康生同志对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下子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使他连呼吸都觉得分外沉重了。
“现在，”康生踏着绒绒的织花地毯，站到了办公台前，凝视着台上的一部暗红色的电话机说：“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讲怪话，煽动不满情绪。尤其是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党内渗透，腐蚀我们的干部，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考虑，让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时间。去了以后，重点是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你知道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么？那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少说话，平时说得太多，到该说话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
“是的，康生同志。”罗迈连连点头。
“要特别注意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特别主动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脑子里有一套歪理论，能讲、会说会写，因此影响力也特别大。这样的人物，政府里、民主党派里、学术团体里、大学里，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们的能量。要能够识破他们的嘴脸，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给予狠狠地打击。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他们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后，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失去戒心。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张伯驹虽然同他谈得不多，却对他印象不错，甚至为共产党中间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
十
1957年，夏。
大规模的反右斗争，随着天气的炎热，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总帐的时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准备了的。
4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
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这些建议并不是都对，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确实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认为机会到了，打出了“轮流执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口号。
立时，形势分外地严峻了。
人们的传统心理，开始潜在地发生作用。
于是，鱼龙混杂了，一小撮变成了一大撮，变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许多罗迈那样的“忠诚的”干部，向中央报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动态。他们确信，报得越多，越能够表现忠诚。对这些残渣余孽，不但要毫不客气，而且要一网打尽，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土地与蓝天。
康生果然没用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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