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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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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果然没用错人。
在罗迈整理出来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动情况汇报材料”中，密密麻麻地开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言行录。罗迈工作认真而审慎，他开列的名单，分成了三大类：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搜集的“反党言论”，不但有现在的，还有以前的。时间、地点、证明人，清清楚楚。
张伯驹被划在中间那一类里面。
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以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现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语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部里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hong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理。（有会议记录为证）”
“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他们那样讲，也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hong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可谓是深文周纳了。
康生把关于张伯驹的言论部份仔细地看了两遍，微微一笑。
然后，他用红铅笔在张伯驹的名字旁边，大大地写了“极右”两个字。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名单中，有了张伯驹的名字！
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笔批字，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虽然茅盾、夏衍、郑振锋等部里的领导都为他做解释工作，特别提出他曾在不久前把二十幅珍贵的书画捐献给国家。然而，功不抵过。有人甚至提出：他那样干，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说：他那些东西，刚解放时便应当视为官僚资产，予以没收呢。
张伯驹看了自己的“言论汇编”，也惊得目瞪口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他痛悔，发自内心地痛悔。不管自己主观上怎样想，客观上，起到了危害党和国家的作用。回头细想一想，委实吓了一跳。
部里的反右斗争领导小组成员罗迈亲自找他谈了话，指出：“你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些没落的、腐朽的东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自己还不大清楚！”
张伯驹连连点头。
他开始懂得思想改造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检点自己、反省自己。
直到名单最后公布，全部上下开始大批判的时候，张伯驹才把被划成右派的事情告诉慧素。
他怕她伤心！
慧素听了，什么也没说。
他希望她埋怨，她落泪，可是，她的样子却异样平静。
“伯驹，你说心里话。你真的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么？”
张伯驹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慧素轻轻一拢耳边的头发，笑笑说：“吃饭吧。”
张伯驹木然。
他心里很乱，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来的，他没有权力让妻子受牵连。这么多年中，她为他承担的不安与烦恼实在太多了。
“你……为什么……”他呆呆地望着她：“右派分子，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离开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说：“你对我讲过，春秋时楚国有位孙叔敖，三次当宰相，不因此而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罢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过失。既然你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戴顶帽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乡下去种田。早晚，事情会弄清楚的，你说呢？”
张伯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这种时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么？
十一
陈毅挺着身子，一手叉着腰，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样子像一只健硕的正在发怒的公牛。连呼吸，也显得分外粗重了。
他刚刚看过中办发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反右派斗争的材料。那上面，有不少人是他认识的，数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乱弹琴！”
看了关于张伯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摘编“之后，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骂了一句。
张伯驹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对张伯驹夫妇不但了解，而且说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们夫妇把最最珍爱的二十件堪称国宝的书画捐给了国家，他一点儿也不觉意外。不过一年工夫，张伯驹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人可能会这样，但他相信张伯驹绝对不会。
因为毫无道理！
由此，他对整个的反右斗争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论汇编”。这种断章取义式的东西，他见得太多了，也早领教够了，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同样一篇文章，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这里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里摘一段，却又会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么奇怪的。
是什么人在这船挖空心思呢？
他蓦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会。会上，有人曾经很委婉地说：“有些领导同志，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就会给这些右派分子当了保护伞，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他开始渐渐冷静了。
当一种思想变成一股思潮的时候，便应当考虑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础。不改变这个基础，便也不能改变这种现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础的改变，等待人们的觉悟。当然，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时间和比较去纠正。
每天，都有关于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报也已经占领了每一寸空间。千千万万罗迈那样的忠诚勇士，正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废寝忘食、焚膏继gui，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着坚决的斗争。举国上下，一片热腾。人们不再喜欢冷清，却热衷于斗争。右派分子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大人物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黄绍hong、丁玲、林希翎。有一些，还是颇有才气的年轻人，后起之秀，甚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有希望的年轻作家。
才一个月工夫，形势的变化更令人担忧了。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令人瞠目！
二十万，当年的八路军，才不过五六万人。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真的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么？
陈毅无法相信。
每个礼拜，他都会听到张伯驹被批斗的消息，有时是一次，有时是两次、三次。大会、小会不停地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开始担心张伯驹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这种时候，他无法出面。因为搞不好，张伯驹会又多了一条罪状。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虽然没有亲见，但他能想象得出来此时张伯驹夫妇的处境会多么艰难。已经有些人经不住打击而自杀了，张伯驹是个耿性子人，受得了苦，却受不得冤屈，一腔热血，却落得这样个下场，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呢？
应当设法为他们安排一条出路！
陈毅想了许久，想到了一个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当年新四军中的红小鬼，聪明好学，黾勉求进，如今，已经当上了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他这个人热诚、坦白，可信，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这个世界。
他富有学识，善于思索，因此，他能够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而且，还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感情所代替的。在现阶段，这样的人还不多。
陈毅伏在桌前，纵笔给宋振庭写了一封长信，然后，便让人拿去寄发了。
连日的头戴纸糊高帽子、满处游走地批斗批判，使张伯驹筋疲力尽，脑子也有些发木了。慧素虽然不出声，却也显见地瘦了下去。鬓角，出现了根根白发。
她努力从生活上关心丈夫，给他做他喜欢吃的水饺、馅饼。便是去挨斗，也要让丈夫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胡须都是每天早晨她为他梳理的。作为夫妻，还有什么能比共患难更为珍贵的呢。
没有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会倒下去。
这天吃过了晚饭，傅湘悄悄地来了，给他们带来了一包山西的木耳和闻喜的煮饼。他刚从儿子那里回来，他的大儿子在运城盐化局工作，他去看儿子，在运城住了半年多。回来一听说张伯驹出了事，就马上来了。
“老了老了，又摊上这路事＇害！”傅湘的样子极为伤感，叹着气说：“都说大起才有大落，若没有去年那个事，兴许这回就不会。有人说，去年你们那是‘冒进’呢，一下子把那么多东西捐了出去，太惹眼了。树大招风，人怕出名，这么大岁数了，还图个什么呢，消消停停地呆几天，比什么不好？”
张伯驹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前些天王越来，两个人谈起来，倒还投缘。许多事不必解释，便能理解。而且，王樾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
王樾从武汉回来，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他这个人也有点儿像张伯驹，看见不对的事便要讲，倔起来也是谁也没有办法。由于和院领导意见相左，他顶了几次，一气便退休了。就这样，运动中，还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呢。若不是因为他已经退了休，这次，少不了也要戴上“右派”帽子。二人认识已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谈谈心里话，精神上多少算是有点安慰。中间，王樾曾问过他：“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
“可你那些《言论》，分明是有人去年就开始整理了。你再想一想；肯定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张伯驹暗付。
王樾又道：“这个事，应当让上边知道，给总理写信，剖白自己，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算了！将来，对孩子也有影响。”
张伯驹也曾想过，向上面反映一下。可是，一拿起笔，又觉得无从说起，便又放下了。此刻，听傅湘一说，张伯驹的情绪立时变得很坏，脸绷得铁青，一句话也不想说。
冤屈比打击更难忍受。傅湘走后，他开始暗想：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存心整自己呢？否则，为什么那些“言论”那么清清楚楚，时间、地点、证明人，都有。若不是存心整人，谁会记得那么清楚。运动是今年夏天才搞开的，可那些材料，大部分都是去年的呢。
他茫然，惶惑，期待。总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吧？
岁月显得异样地沉重与压抑了。
陈毅系列传记——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十二
1961年。
几年梦一般的生活，悠悠过去了。
仲秋的一天，慧素掣着一封电报，从外面一边看，一边走了进来。
“你认识宋振庭这个人么？”慧素把电报递给张伯驹，奇怪地问。
可以说，张伯驹交往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认识，起码，也听说过名字。可这位宋振庭，她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宋振庭？”张伯驹凝神想了一想，摇摇头，便看那封电报。电报是从吉林省长春市拍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张伯驹不解地望着慧素。
慧素也是一脸迷惘。那问题，也正是她要问的。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封电报更让人怦然心动呢？
再坚强的人，也会有他的弱点。这弱点有时是属于人性本身的。在疯狂的批判游斗之余，能够静静地坐一会儿，已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他希望能够避一避，因为他的意志已经开始溃懈。
那种批斗，不但是一种对精神的折磨，也是一种对意志的折磨。莫大的屈辱，使他甚至开始害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一次，连慧素叫他，他都惊得跳了起来。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冤屈，常常都会有些精神变态的。
“宋振庭……”张伯驹默然地念着这个名字，努力在脑际中寻找着。
他确信自己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
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请伯驹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他难道不知道伯驹已经当了“右派分子”么？
夫妇二人相顾无言。
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暂且放一放，等一等再说。
如果对方真的不知道张伯驹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贸然答应了，跑去吉林，岂不是会弄得大家尴尬么？若是没有这顶帽子，他们会欣然答应的。老年时候，能够干一点实事，也是一种幸运呢。可是……
他们觉出了这顶无形的帽子的沉重。
一批又一批“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送到边远的乡下去“劳动改造”了。文化部牵扯的面比较广，还在抓漏网分子。也有消息说，第一批去“劳改”的人也快走了。罗迈在一次会上很认真地说：“没有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刑，投到监狱里，这已经是一种宽大了，是党的‘给出路’政策的具体体现。下去的右派分子，应当发自内心感谢党的宽大。”
张伯驹听了，也觉得有些情绪上的激动。
他做好了下去劳动改造的准备。慧素要一同去，他断然拒绝了。
以往，慧素一向听他的，可这一次，她却极为坚决。
“我要去。”
“你不是右派，去干什么？”
“那我也要去！”
“不行。”
“不行也要去！”
他火了，吼了起来：“去干什么？丢人现眼么？我一个人丢人就够了，不用把你也搭上。这不是去逛公园！”
“那我也要去。”慧素的声音不高，却异样地坚决，不可动摇。
“不准你去。你在边上，我更烦。”
“烦就烦，时间一长就好了。这么多年，不是也烦过来了么？”慧素平静地说，她正在装一只木箱，认真而从容。
“我想把这套《文苑英华》也带上，闲的时候看一看。会不会带的东西太多了？”她又问。
“走开，我讨厌你！”张伯驹一声狂喝，把桌上一个瓷笔筒摔到了地上。
笔筒摔碎了，几支毛笔七零八落地丢在地上。破碎的瓷片，有的飞到了门外。
慧素的身子怔了一下，手中捧着的一叠书几乎扔到了地上。
结婚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
慧素咬了咬嘴唇，还是把那叠书慢慢地放到了箱子里，并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好。三尺多长的樟木箱子，已经快装满了。
“伯驹，我们走了以后，就让孩子到老傅那儿去吧。老傅……”
她忽然觉出了他的异样，直起身，走到了丈夫的面前。
“伯驹，你……”
她看到，他满眼是泪。
“电报！”有人把街门敲得山响。一个多月前，管家老荣因为年岁大，已经回河南老家去了。家里，只用了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太太，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老人应了门，拿进了一封电报。
又是从吉林长春市打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望尽速来吉。
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无言地看完了电报，递给了慧素。慧素看了。又递给张伯驹。
“有好人在帮我们。”慧素声音颤抖地说，眼角有些湿润了。
“我们是不是回一封电报去，讲明情况。”张伯驹道：“应当把底细告诉人家。否则，万一他们不知道……”
慧素的目光淡了一淡，接着又是一亮，道：“那边，一定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一定。”
“那也是问一问好。”张伯驹仍觉不大放心，审慎地说。
毕竟他是“右派分子”，慧素不是。声势咄咄的批判与斗争，使他自己也对右派分子恨起来了。这种时候，又有谁能真正相信他，真正理解他；知道他这个“右派分子”同别的那些不一样？
坐到书桌前，他拟了几份电报稿，都觉得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纸短话长，几句话说不清楚。一向以“文才”、“诗才”著称的张伯驹，竟然有了一种无从下笔的枯竭之感。他担心写不清楚，反而引出误会来。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两电喜获，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工作国家，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张伯驹亲自到邮电局，把电报发了出去。当他把写好的电报纸交给邮电局的营业员姑娘时，甚至觉出了一丝难堪。
几天后，他收到宋振庭打来的第三封电报。电文很简单，只有六个字：
电悉，盼速来吉。
见到电文，二人都感到一阵狂喜，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人能够永远是坚强的，因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正确。因此，这封电报便驱散了他们心中的疑雾，使幻想变成了真实。二人决定，把家存的剩余一百余件宋元书画，一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以谢知遇之恩。
东西很快便收拾妥当。这时，吉林省委派来的两个同志也到了，协助他们把行李托运去吉林，并为他们办好了调动的手续。显然，在调动的问题上，吉林方面早已和北京联系好，所以十分顺利。春节前夕，一切应当办的事都办完了。
“应当到陈毅同志那儿去辞一下行。”张伯驹说，“你说，他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右派呢？”
慧素想想说：“嫌弃也应当去。不去，是我们缺少了礼数。什么时候，自己的腰板别弯下去，别人就骑不上来。”
张伯驹听出话中有话，惊讶地看了看妻子。显然，妻子早在怀疑是有人在故意整他。他只顿了一下，便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去了。他这个人，不愿把周围的人想得太坏。
他暗想：陈毅或许还不知道他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
那么，怎么向陈毅同志说呢？
几天前，陈毅还给他们寄来了一幅小手卷，上面是他的两首短诗。诗照例是他的亲笔抄录，字体整齐。这么多天了，张伯驹却没有回一封信去。如若不辞而别，自然是不大合适。自从他戴了右派的帽子，莫说门前冷落，连书信也显见得稀了。因此，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情谊更值得珍惜。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张茜，看陈毅同志有没有时间。”慧素主动说。
张伯驹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他的心中，也油然升起了一股甜甜的苦涩。
他希望能够被懂得，被原谅，被接受。
他需要朋友的同情。
在他的心目中，陈毅并不是一位大干部，而是一个深沉的朋友，一种精神的象征。他们虽然更多地是在信中交谈，在诗词中交流，但是，他却觉得他们已经相识了许久，早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接到陈毅的来信，他都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神圣与崇高。也是在陈毅的身上，他们更深切地懂得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
十三
家宴。
酸菜水饺，麻辣豆腐，蒜泥白肉，蚂蚊上树，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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