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4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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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直选”并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
　　早在2033年，也就是王元庆第二届任期的第二年，就有代表提出，应该尽快强化共和国的“两级议会”，为加大民主政治改革打下基础。随后就有代表提出了扩大协商大会权限范围的法案，想借此提高协商大会的政治地位。当时让外界不太理解的是，在推行“两级议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王元庆竟然无动于衷，没有把代表的意见放在眼里，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随后进行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改革，所以关于“两级议会制”的讨论也在当年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提起。
　　直到这个时候，王元庆才提出了“直选”的解决方案。
　　按照他在“宪法修正案”中提到的相关条款，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全体代表大会，只是将对全体代表大会的组成方式进行全面调整。以往的常务代表大会保留192个席位，其中30个席位归中央，另外162个席位归54个省级行政区，即每个省级行政区拥有3个进入常务代表大会的名额；全体代表大会的规模将大大缩减，代表人数减少到740人，其中270个席位由中央安排，另外470个席位仍然归各个省级行政区。光看这些，会让人觉得王元庆照搬了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只有看到细节，才知道，这是王元庆针对共和国的国情弄出来的议会制度。在所谓的“高院”中，中央的30个名额主要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与中央政府，而各个省级行政区获得的3个名额中，只有1个名额由该省代表大会推举产生，另外2个名额通过直选产生。在所谓的“普院”中，中央的270个名额除了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之外，还可以用来平衡地区影响，而提供给54个省级行政区的470个名额则按各省在该届选举中的投票总数中所占份额进行分配。
　　因为与直选有关的法律需要单独制订，所以以什么方式实现直选，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
　　虽然在绝大部分人看来，在共和国这种大国中，不可能通过“纯粹的直选”来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采用了“纯粹直选”。比如美国总统选举靠的是“选举人票”，而不是“选票”。但是在已经公布的消息中，老百姓仍然发现了一些端倪，比如“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关系到国内团结”。按照很多人的猜测，王元庆肯定不会走“直选”的道路，也不会照搬西方国家的方法。
　　事实上，用什么方法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将在共和国的未来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将决定其产生方式。
　　看清这个问题，就不难猜测王元庆的安排了。
　　在某些“知情人士”看来，王元庆很有可能是共和国最后一任“强势元首”，在他之后“元首”的概念将发生重大改变，至少在和平时期，共和国不会再次出现能够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超级领导人”，国家权力交给由选举产生的“议员”，集体政治代替寡头政治，成为新的政治风向标。
　　果真如此的话，国家元首肯定不会直选产生，而是间接产生。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在王元庆描绘的“民主政治”蓝图下，作为精髓的党派竞争将如何产生？
　　实际上，这也是外界猜测的圭要话题之一。
　　因为王元庆没有在“宪法修正案”中给出答案，共和国官方也没有公布相关信息，所以按照外界的猜测，王元庆很有可能选择性的忽视了这个问题，降低改革的难度，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提出解决方案。
　　到此，“宪法修正案”的第三点与第四点，也就是权力分配问题、以及最高领导人与中央政府的产生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普通民众看来，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实际上，在10年政治改革期间，王元庆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达出了调整中央集权制度的信号，或者说承认了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致命缺陷。用纪佑国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话来说，21世纪初，共和国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几乎都中央同地方的矛盾有关；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与上千万平方千米国土的大国，虽然中央集权能够最大限度的确保共和国的主权、以及中华民族的完整性，但是也将极大限度的限制共和国的发展，制造众多难以解决的国内矛盾。
　　“放权”成为了“中央地方关系改革”的代名词。
　　如果看远一点就能发现，10年来，王元庆已经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别的不说，“精兵简政”就为统治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随着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裁减公务员数量，缩减烦琐的政府机构，很多权力已经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并且逐步取消了以往那种从中央到达地方的垂直管理方式。
　　对王元庆来说，最后要做的，就是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新制度的合法性。
　　当然，在普通民众看来，新的统治制度肯定会成为推动共和国发展的新动力，因为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等于解放了地方发展受到的束缚，让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与需要确定发展方向。
　　不管怎么说，“宪法修正案”描绘的未来值得所有人期待。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
　　在举国沸腾的时候，仍然有不少人保持了冷静。23日夜间，一批社会学家就联合致电元首府、全体代表大会与国务院，希望元首能够慎重考虑修宪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修宪的做法过于激进，很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更有一些学者直言不讳的提到，如果在修宪问题上出现错误，共和国将重蹈覆辙，王元庆将成为共和国的“锅巴”，将共和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将此时的共和国与半个世纪前的苏联相比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毕竟共和国的改革已经持续了近60年，“新世纪改革”也进行了20多年，不但民意基础非常牢固，统治集团也比较团结，不大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天，但是有所担忧并没错，要知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这场改革将产生什么结果，别说王元庆说不清楚，恐怕连纪佑国都说不清楚。
　　虽然作为“知情者”，李存勋没有杞人忧天的担忧，但是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担忧都是空穴来风。对于王元庆的举措，李存勋也非常震惊。当天晚上，见过王元庆之后，在返回军情局的路上，李存勋仍然有点恍惚，觉得白天发生的事情像是在做梦一样。
　　只有一点很清楚，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卷十一　重新洗牌　第22章　局外人
　　共和国的政冶局势将何去何从？
　　全球新闻媒体都在寻找答案的时候，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裴承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虽然裴承毅不是政治家，也没有进入共和国的决策圈，但是作为军人，他比其他人更能明白王元庆的处境，因为在他看来，元首在这个时候抛出“修宪理论”想用修改宪法的方式完成离任前的最后一轮改革就是一场必须战胜众多强敌、只能胜不能败、没有第二条出路的“总决战”。更重要的是，身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裴承毅算得上半个局外人，不但能够更加方便的了解境外媒体的新闻报道，还能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共和国的局势，从而得出独到的结论。
　　在裴承毅看来，1年多前发生的事情就为现在的局势埋下了伏笔。
　　追根溯源的话，印度战争中的东线决战后期，王元庆采纳裴承毅的建议，对总体战争计划做出全面调整就是整个事件的根源。要知道，按照最初的战争计划，印度战争最快也只能在2036年下半年结束，最晚，则有可能拖到2036年底。因为王元庆不会将战争交给下一任国家元首，所以印度战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拖到2037年。如果按照最初的计划进行，王元庆将在2037年初将政权移交给颜靖宇，由这个“理想接班人”继续推进政治改革，再用10年实现政治改革的宏伟目标。虽然裴承毅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但是以当时的局势，如果上台的是颜靖宇，出任总参谋长的肯定是裴承毅。
　　原因很简单，颜靖宇深受王元庆影响，不但锐意改革，而且拥有推进改革的胆识与魄力。在所有必要因素中，颜靖宇只缺少来自军队的支持，因此需要一名在军队中拥有崇高威望，又具有一定政治头脑的总参谋长。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裴承毅都是最佳选择。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裴承毅在印度战争中的绝佳表现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是裴承毅从来没有后悔过，原因很简单，裴承毅的理想并不是成为总参谋长，或者说，不是在这个时候成为总参谋长。
　　在半年内打赢印度战争，既有好处，又有坏处。
　　古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
　　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把整场战争的持续时间订在1年左右，既不是王元庆心血来潮的决定，也不是裴承毅无中生有的臆测，而是经过周密演算与反复推演后得出的结果。也就是说，战争到底打多久，不仅仅由对手的实力决定，还得由共和国的实力决定。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斗争，还是战场外的斗争。对共和国来说，击败印度军队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维护印度的战后局势。用1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大规模作战，是各种因素叠加的折中结果，也是各种因素相互妥协的最佳选择。当裴承毅把这个时间缩短一半以上的时候，虽然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战争伤亡、减少战争开支，但是在其他方面却造成了许多难以预料、也无法控制的严重后果。别的不说，2036年，共和国的最大一笔开支就是对印援助。虽然无法准确统计出共和国在战后投入印度的援助资金，但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因为准备不充分，共和国在战后的对印援助规模肯定比最初计划的增加了30％以上，对共和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在5万亿元以上。
　　除了经济上的影响，对政治改革造成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按照裴承毅的猜测，因为战后开支之远超过预算，所以王元庆不得不在2036年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以求获得更多拥护政治改革的利益集团、特别是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集团的支持。改革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与政治又相互影响，王元庆不可能只在经济领域做文章。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走到这一步，既得利益者要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加渴望获得政治利益。
　　别说裴承毅是过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就连普通军人都能感受到国内斗争有多么激烈。
　　通过纪佑国发起的“产业结构调整”，共和国的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飞速崛起，特别是蔺彦博、李成文、叶永畿等一大批华矫华商带在在海外积累的财富回到国内之后，民间经济利益集团迅速发展壮大。虽然在赵润东执政期间，共和国的改革一度限于停滞状态，但是赵润东很好的继承了纪佑国的改革路线，并且以“休养生息”的方式巩固了纪佑国的改革成果，让一大批在控制了社会公共资源的国营企业面前还略显稚嫩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的宝贵机会，包括“中重集团”在内的数十家在王元庆执政期间进入全球500强行列的民营企业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基础的。到了王元庆开始推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共和国的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家追求的不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权利。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愿意心甘情愿的让出既得利益。站在2027年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既的利益集团绝对不是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家，而是国营企业，特别是那些把控着国营企业，利用掌握的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牟取利益的高层管理者。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政治改革的10年，就是利益集团斗争的10年。
　　作为军人，裴承毅非常清楚这10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初在总参谋部担任作战处处长的时候，裴承毅参加过J…16与J…17两种战斗机的基础研发工作。虽然这两种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制与生产工作最终都交给了民营企业，但是就裴承毅所知，在竞标阶段，几家国营企业不但占尽了优势，还拿到了更加丰厚的预研合同，如果不是国营企业太不争气，笑到最后的肯定不是民营企业。
　　当然，受集团斗争牵连的个人也不在少数。
　　日本战争后，在裴承毅离开总参谋部去进修之前，光是被移交给司法机构依法量刑的总参谋部高官就超过了10人，而这些人中至少有一半与利益斗争有关。
　　就裴承毅所知，至少有2人是在军队常备物资采购的问题上，因为收受贿烙而锒铛入狱。
　　不管怎么说，如果国内斗争失去控制，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印度战争之前，国内斗争还在控制之中，不管闹的有多严重，最终总能用一种冠冕堂皇、或者利益攸关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解决。
　　问题是，印度战争之后，国内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就没有这么容易解决了。
　　实际上，裴承毅放弃竞争总参谋长的位置，就与过于激烈的国内斗争有很大关系。
　　这也不难理解，以裴承毅的个性，肯宁不会在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冒险。印度战争结束后，裴承毅只能肯定一件事情，那就是王元庆绝对不会谋求第三届任期，将在2037年初卸任。如此一来，裴承毅就得为自己的前程而三思。在王元庆没有明确下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争取总参谋长很可能是“自寻死路”。在裴承毅看来，如果继任者不是颜靖宇，而是顾卫民，不管是谁都不可能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取得超越项铤辉的成就，更不可能成为彭茂邦那样的总参谋长。即便在2035年底，裴承毅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元庆很有可能把位置让给顾卫民，让颜靖宇在五年或者十年后接任，把未完成的改革重任交给顾卫民，让颜靖宇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下，率领共和国进入新时代。如此一来，裴承毅就没有任何理由去竞争总参谋长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在裴承毅看来，真由顾卫民继任，很有可能在2042年或者在2047年爆发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在2037年出任总参谋长，不管在政治上做出何种选择，都的经历这场斗争。因为总参谋长是军人，不是政治家，所以很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选择去装备办公室，就是裴承毅的应对措施。
　　2036年，裴承毅看到了很多，也了解了很多。
　　与他的判断一样，虽然王元庆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共和国的内部斗争并没消停，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有的矛盾多指向同一个终点，既2037年初的政权交接。
　　一年多来，有件事情让裴承毅一直想不明白。
　　按照他的判断，如果王元庆决心在2037年退出共和国的政治舞台，解决国内矛盾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怀柔政策，而不是继续他那一套铁腕手段。事实是，王元庆并没有以温和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仍然坚持其一惯原则。最初的时候，裴承毅还认为王元庆将谋求第三届任期，因为只有他留下来，才能收拾烂摊子。可是很多迹象表明，王元庆根本没有第三次出任共和国元首的想法。
　　直到2月23日，裴承毅才猛然醒悟。
　　为了以最稳妥的方式达到目的，王元庆采用了最出人意料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王元庆的行动让裴承毅明白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政治改革开始的时候，共和国实际上远没有展现在外界面前那么强大，而是疾病缠身，就算用“病入膏盲”来形容也不足为过。
　　想明白这一点，裴承毅就不难想到，政治改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想深入一点，也就不难明白，王元庆在离任前搞出这么大的风浪，而不像是当年的赵润东那样静悄悄的离开、也不像纪佑国那样给继任者留下丰富的政治遗产，正是因为共和国的内部矛盾过分尖锐，必须尽快解决。当然，这也表明王元庆并不完全信任继任者，认为下任国家元首不会按照他的安排完成政治改革。
　　到此，裴承毅不用继续猜测下去了。
　　下任国家元首肯定是顾卫民，而且王元庆不太信任顾卫民。如此一来，颜靖宇将从国务院总理调任国家副元首或者全体代表大会委员长，由叶致胜出任国务院总理，林啸雷出任三军总参谋长。
　　有一点还是让裴承毅想不明白，即王元庆如何确保5年、或者10年后，顾卫民能够把国家大权交给颜靖宇？虽然没人否认王元庆已经拥有当年纪仿国的影响力，而且5到10年后，王元庆仍然足够年轻，但是按照裴承毅的观点，除非万不得已，王元庆肯定不会在卸任后干预国家政务。也就是说，必须用某种制度约束顾卫民。如果王元庆考虑得足够长远，甚至有可能通过制度削弱元首的权力，从根本上杜绝由政权交接带来的政治动荡。
　　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23日上午，收看了新闻节目后，裴承毅的疑惑有了答案。
　　王元庆确实考虑得足够长远，而且魄力惊人。如果“宪法修正案”全面落实，最终受到限制的不仅仅是顾卫民，甚至不仅仅是国家元首，整个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乃至最基本的政治基础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裴承毅一眼就看了出来，王元庆绝对会笑到最后。
　　也许在外人看来，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时候，王元庆吹响了政治改革总决战的进攻号角。在裴承毅眼里，这却是一场早就策划好的战役，几乎所有优势都在王元庆的手里。裴承毅甚至相信，早在1年多前，也就是印度战争爆发之前，王元庆就为政治改革的最后决战做好了准备。
　　不管列举出多少理由，只需要一件事就能证明裴承毅的判断：第三次军事改革。
　　回想第三次军事改革，裴承毅不得不承认，王元庆的斗争能力太惊人了。
　　虽然裴承接并不否认第三次军事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减军费开支，为共和国总体战略转型服务，但是在看明了前因后果之后，裴承毅必须承认，第三次军事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整肃军队”。别的不说，通过这次军事改革，有点想法的军人都受到了“特殊对待”。比如裴承毅离开了总参谋部、章忠宪空军司令的职权受到了新任空军参谋长的全面挑战、海军参谋长张韦昌被派去管装备发展工作、连名不见经传的袁晨皓都被派往南亚。这些人也不全都遭到了打压，在裴承毅看来，部分人只是被“雪藏”，以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管怎么样，必须肯定一点，那就是通过第三次军事改革引发军队的内部斗争，王元庆对军队的控制力度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虽然裴承毅非常清楚，这种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毕竟军事改革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已经对军人利益产生影响。除非王元庆准备放弃军事改革的首要目的，不然就得在尽快调整策略，不再把军事改革当作推进政治改革的工具，以免酿成恶果。但是裴承毅更加清楚，至少在未来1个月之内，没人能够动摇王元庆在军队里的影响力，只要得到军队的支持，加上王元庆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政治改革！
　　想明白这个道理，裴承毅顿时轻松了很多。
　　毫无疑问，就算印度战争拖到了2036年底，或者在2036年下半年结束，王元庆也会在2037年初提出“宪法修正案”，用最极端的方式完成政治改革中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一步，从根本上确保政治改革的成功。
　　实际上，就算没有这么多的分析，只要了解王元庆的性格，就知道他会这么做。
　　不管怎么说，这让裴承毅少了很多思想负担。
　　当然，作为驻外军事顾问，裴承毅必须面对很多现实问题。
　　当天下午，他就接到了阿根廷国防部长的电话。等他赶到阿根廷国防部的时候，才发现请他去的不是阿根廷国防部长，而是阿根廷总统塞隆。不用多说，塞隆肯定从阿方索、特雷塞斯库等人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内幕”，知道裴承毅是个不简单的军人，所以想从裴承毅这里了解一些“内部消息”。作为国家元首，就算塞隆很给裴承毅面子，也得考虑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所以没有直接召见裴承毅，而是通过国防部，与裴承毅秘密会晤。
　　有了应付阿方索等人的经验，裴承毅显得无比轻松。
　　仅用了不到半个小时，裴承毅就让塞隆相信，共和国的政局不会出现动荡，基本对外政策，特别是与阿根廷的关系不会有任何改变。为了让阿根廷总统睡个安稳觉，裴承毅甚至暗示塞隆，王元庆在离开元首府之前，很有可能通过立法的方式，把共和国的基本对外政策确定下来，从而确保盟国的根本利益。
　　不得不说，裴承毅拥有军人中不多见的超强口才。
　　让塞隆心满意足的返回总统府后，裴承毅也返回了阿根廷国防部给他安排的住处。
　　当天晚上，裴承毅接到了李存勋从地球另外一边打来的电话。元首已经正式签署了对阿军售合同，将在月内正式提交给全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