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5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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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谁想控制伊朗，谁就得投入更多的本钱。毫无疑问，俄罗斯没有足够的本钱，与共和国拼资本，肯定会输的很难看。为了国家利益，俄罗斯只能设法在伊朗制造点麻烦。
　　问题是，谁也不能忽略伊朗当局的选择。
　　共和国与俄罗斯提出重建建议的时候，伊朗当局就看穿了两个“盟国”的意图。摆在伊朗当局面前的选择非常棘手，事实上不管投靠哪一方都得进行政治改革，区别只是早改与晚改。毋庸置疑，对当时仍然把持着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来说，最好是别提政治改革，如果必须得改，那就越晚越好。
　　如此一来，共和国与俄罗斯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伊朗当局已经做出了选择。
　　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在2025年到2030年间，伊朗换了11位总统与17届政府的根本原因。伊朗采用了共和国的重建建议，却在政策上倾向俄罗斯。也就是说，伊朗当局想借助共和国的帮助完成战后重建，再利用俄罗斯的影响来抵制政治改革，最终既得到了共和国的援助，又避免了政治改革。毫无疑问，伊朗当局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为主导重建与改革工作的是伊朗总统，至少名义上是伊朗总统，所以在共和国非常不爽的时候，伊朗当局就用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来应付共和国。显然，应付不可能持续太久。进入21世纪的第四个10年，共和国的耐心终于用光了。随着共和国以伊朗当局没有兑现保护共和国商人在伊利益的承诺为由，不但终止了对伊无偿援助，还暗中限制国内商人去伊朗投资。正是共和国的愤怒之举，使伊朗的第一次改革以失败告终。因为这场持续了5年的改革充满了政治斗争与大国利益斗争，所以其改革本质反而不为外界所知。
　　时隔８年，伊朗再次开始改革，问题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虽然在包括绝大部分西方媒体在内的大部分人看来，年仅六旬的伊朗总统内贾德（正是在2005年6月当选，率先提出了伊朗改革理念的前总统内贾德的儿子）提出改革，除了继承父亲的遗志之外，主要原因就是应对外界压力，通过改革振兴伊朗。目的没有错，但是推动改革的主因不是外界威胁，而是伊朗的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朗战争后的战后重建，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再分配。
　　为了巩固政权，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必须高度重视军人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让那些在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军人得到好处。如此一来，在进行战后重建的时候，伊朗国内涌现了数十个通过军功奖赏起家的大家族。利用最高精神领袖赋予的特权、加上军队里的影响、在短短10多年间，这几十个大家族就掌控了伊朗的经济命脉，成了货真价实的食利者。用一名在伊朗生活了一辈子、直到2040年退休后才离开伊朗的瑞典外交官的话来说，伊朗战争之后，伊朗的问题就是50个大家族的问题。根据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仅在与俄罗斯合作建立国际能源组织的时候，伊朗的50个大家族就收获了数万亿美元，而这些通过出口资源换来的金钱，原本应该落入伊朗民众的口袋来，流入伊朗国内市场，促进经济循环，推动经济发展。
　　毋庸置疑，在这轮财富大洗牌中，伊朗民众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可以说，伊朗能够在战争结束后的10多年内维持稳定，没有爆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与战争结局有很大的关系。问题是，再好的兴奋剂也有作用时间，不可能永远保持效力，战胜美国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也就不可能永远让伊朗民众忘记现实生活中的痛苦。
　　事实上，到叙以战争前，伊朗的国内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了。
　　在竞选的时候就高呼改革的内贾德能够获得超过72％的选票，以绝对优势当选伊朗总统，与伊朗的国内矛盾，以及民众期盼改革的根本意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伊朗当局在叙利亚挨巴掌前就回心转意，调整了基本国策，积极与共和国修好，也与伊朗的国内矛盾有直接关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再愚蠢，也应该知道，能够帮助伊朗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不是俄罗斯，而是共和国。
　　毫无疑问，掌权的人都能看出伊朗的问题。
　　正是如此，当共和国利用叙以冲突重返伊朗，一步一步将俄罗斯赶出伊朗的时候，美国坐不住了。
　　布兰迪诺在执政的最后2年多，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谋划伊朗。
　　这位与王元庆斗了好几年，直到王元庆离开共和国元首府，还得想方设法应付王元庆善后安排的美国总统非常清楚，在叙以战争中拣到好处的不是美国，而是共和国，随着共和国控制了叙利亚，要是让共和国再控制伊朗，就算美国联合欧盟支持以色列，都不见得能够挡住共和国称霸中东地区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只要局势明朗，以色列当局就会在向左走与向右走的问题上做出选择，到时候留给美国的肯定是一地鸡毛。
　　布兰迪诺并不笨，当叙利亚当局答应与以色列谈判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当了。
　　说直接点，叙利亚输掉战争就是共和国一手安排的。表面上，美国打了个大胜仗，实际上，美国却输掉了民心。准确的说，当美国帮助以色列取胜的时候，所有已经开始独立思考问题的中东国家都会对未来打上一个问号，即美国独霸是否能够带来好处，有没有必要引入另外一个超级大国。
　　毫无疑问，大部分国家会选择后者。
　　其实就算不在中东地区，对任何一个小国来说，要想让自身的利益虽大化，就得充分利用超级大国间的斗争。
　　叙利亚输掉战争，等于替共和国打开了进入中东地区的大门。
　　毋庸置疑，共和国要拿下的第一块阵地就是伊朗。首先控制伊朗，不但可以把伊朗作为进军其他国家的跳板，还能通过对付俄罗斯热身，甚至可以将伊朗搞成“范本”，向其他中东国家推销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
　　美国没有选择，必须让共和国栽跟头，让伊朗变成反面教材。
　　说白了，就是要让伊朗的改革失败，要让伊朗变成一个支离破碎、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国家。
　　问题是，美国可以选择的手段并不多。
　　做个恰当的比如，如同共和国不可能在英国搞颠覆活动一样，美国也不大可能在伊朗搞颠覆活动，只能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改变伊朗。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旁敲侧击，而是致命的打击。因此，在展开行动前，美国必须找到伊朗的死穴。
　　这次，布兰迪诺没有犯糊涂，找准了伊朗的命脉：民族问题。
　　离开白宫前，布兰迪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对付伊朗的行动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办法很简单，即以“人权”为名，让国会通过了一项旨在保护遭到政府迫害的少数民族生存权力的涉外法案。按照该法案的规定，只要有证据证明哪个国家的政府正在迫害其境内的少数民族，美国总统就可以采取收容难民、提供资金、帮助培训、交换情报、乃至直接出兵等各种手段，保护遭到迫害的少数民族。
　　有了这项法案，在2041年初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兰德斯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虽然兰德斯不可能把布兰迪诺的政治遗产当回事，真像法案所规定的那样，派遣几十万名美国大兵去保护伊朗境内的少数民族，但是兰德斯可以在采取行动上做文章，即用所谓的“灵活手腕”解决问题。
　　别的不说，兰德斯住进白宫后，在最先签署的10份行政文件中，就有3份与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的生存问题、以及人权问题有关，其中一份就是责成CIA以最快的速度查清楚伊朗境内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
　　毋庸置疑，美国在这个时候打库尔德人牌，表明美国当局已经别无他法了。
　　要知道，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也是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更是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就算美国不拿土耳其开刀，也会导致美土关系急转直下。更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同时对付伊朗与伊拉克，从而使问题复杂化。
　　事实上，最先做出反应的就是土耳其，而不是伊朗。
　　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高度关注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之后，土耳其总统就明确表示，库尔德人问题是其所在国的内政，美国不应该插手他国内政。土耳其也不会在相关的问题上与任何国家交换意见，更不会看其他国家的脸色。
　　这么一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用李存勋的话来说，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一直是美国共和党总统最突出的能耐。
　　卷十二　大战前奏　第9章　共和国模式
　　飞机缓缓降落的时候，裴承毅合上文件，看了眼手表。
　　飞行了3小时35分，除掉起飞与降落的时间，大约飞行了10000千米，以位于共和国大西北的物理实验中心为圆点、10000千米为半径，在地球表面做个圆，飞机降落地点要么在非洲、要么在大洋洲、或者在北极冰盖。后两者明显不大可能，澳大利亚不会欢迎共和国的情报头头与陆军上将，北极冰盖只对游客有吸引力。
　　问题是，去非洲干嘛？
　　当飞机穿过云层，裴承毅透过舷窗，看到了壮美的非洲大草原。他没有注意那些正在追逐雨水的角马，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东面的朝阳。根据太阳的高度，可以大致断定这边的时间在上午7点到8点之间。离开物理实验中心的时候是上午点左右，由此可以算出飞机向西飞行的速度在每小时2000千米左右。飞机的巡航速度为每小时3000千米，可以确定飞行航线与纬度的夹角在50度左右。综合以上的数据，可以大致断定，裴承毅他们已经来到了东部非州。
　　走下飞机，见到那些荷枪实弹的卫兵，裴承毅知道，他们在某处军事基地里。
　　“别担心，他们都是我们雇佣的。”
　　听到李存勋的话，裴承毅加快步伐，追上了军情局长。
　　“我们乘车赶往内罗毕，参加‘印非自贸经合区’首脑级会晤。”李存勋在一辆越野车旁边停下了脚步，说道，“我们不是正式参会人员，所以只能这么安排。”
　　“要多久才能到内罗毕？”
　　“两个小时。”
　　“那还不错，至少能够睡上一觉了。”说完，裴承毅就钻进了越野车。
　　李存勋愣了一下，也跟着上了车。
　　在前往内罗毕的路上，裴承毅一直是睡觉。
　　“印非自贸经合区”的全称为“环印度洋地区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经济合作区域间组织”，是共和国与非盟（非洲国家联盟）共同组织成立的一个以促进贸易交流、合作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国际组织。虽然共和国不是印度洋沿岸国家，但是共和国在印度洋地区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当然，“印非自贸经合区”并非唯一面向非洲国家的国际组织。
　　早在2037年初的第二次英阿马岛战争之后，就有人大胆预测，21世纪后半页，非洲将决定人类的命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非洲地区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除了已经在苏丹与尼日利亚发现的矿藏之外，还很有可能在其他国家发现稀有金属矿藏，比如共和国的地质学家在很早以前就根据地质形成数学模型判断在中部非洲地区、即撒哈拉南面的马里、尼日尔、乍得，以及中非、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赞比亚等国很有可能存在一处、甚至多处储量惊人的稀有金属矿藏。二是包括共和国与美国在内的超级大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与地区性大国对非洲地区的争夺，很有可能导致大规模地区战争，可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与灾难，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从而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
　　不管是哪个含义，都表明作为人类发源地的非州大陆将成为热点地区。
　　“印非自贸经合区”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同期诞生的还有由美国主导的“泛大西洋合作组织”、由欧洲主导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与南部非州经济合作交流组织”、以及由俄罗斯倡议发起的“非州经济发展论坛”。总而言之，四个最有实力的国家（地区）都把非洲当成了必须争夺的对象。
　　相对而言，在非州大陆上唱主角的还是共和国与美国。
　　俄罗斯在非州大陆没有立足点，而且周边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没有能力把触手伸入非洲大陆，只能搞个发展论坛，以此来宣扬俄罗斯在非洲大陆的利益。欧盟的情况比俄罗斯好不了多少，虽然在经济实力上，欧盟是仅次于共和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全球经济在2035年后强劲复苏，欧盟经济发展更是蒸蒸日上，大有与共和国一决高下的架势。但是除了经济，欧盟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也就只能以本土为基地，面向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国家，努力把触手伸入南部非洲（广义上的南部非洲是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力争在非洲大陆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从地理位置上看，共和国与美国都离非洲大陆十万八千里。
　　除了传统影响之外，共和国主要依靠第四次印巴战争后在环印度洋地区建立起来的霸主地位，向西登陆非洲大陆。巧合的是，共和国的“登陆场”与传统影响地区重合，因此共和国进入非洲的行动比想像的顺利。当然，所谓的“传统影响地区”并不是大家熟知的坦桑尼亚、赞比亚等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的独立浪潮中接受过共和国援助的非洲国家，而是苏丹、肯尼亚等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通过能源合作与共和国建立起友好关系的非洲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苏丹。
　　按照西方新闻媒体的宣传，因为共和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偏袒苏丹军政府，并且暗中为苏丹军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所以苏丹才倒向了共和国，成为共和国在非洲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之一。虽然共和国对待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是苏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奉行亲华政策，绝非一个达尔富尔问题那么简单。对待达尔富尔问题时，共和国一直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外交原则，即不把达尔富尔问题与两国的经济交流、贸易往来、文化交往等联系在一起。
　　所谓的达尔富尔问题、即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与阿拉伯人为争夺水资源引发的暴力斗争，已经持续上千年，西方国家横加指责前，该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在此之后也没有得到解决。归根结底，这不但是苏丹的内政问题，也是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指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西方国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做文章，不是为了拯救受到苏丹政府迫害的黑人，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会去拯救非洲内陆的黑人，不然西方世界不会在每年援助非洲贫穷国家10亿美元还是100亿美元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用半岛电视台的评论来说：西方国家拿达尔富尔问题做文章，根本意图是要控制苏丹的资源。要知道，苏丹不但是非洲大陆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还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巴希尔一世在1989年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之前，西方石油公司就在苏丹东南地区发现了一座储量超过20亿吨的油田、以及一处储量超过2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按照三坚集团在2035年公布的勘探数据，除了在南部地区发现的储量全球第三的稀有金属矿藏之外，苏丹主要矿物资源储量为：铁12亿吨、铜3500万吨、银2万吨、石油44亿吨、天然气380亿立方米。
　　毋庸置疑，苏丹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西方国家看重的，就是苏丹的资源。
　　说得简单直白一点，就算没有达尔富尔问题，西方国家也会想方设法的控制苏丹。事实上，在巴希尔一世发动军事政变之前，由西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理马赫迪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亲西方份子，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买办代言人。事实上，在巴希尔一世之前，苏丹发生过两次军事政变，即1969年的尼迈里菌丝后政变与1985年的达哈卜军事政变。这两次军事政变均与民选政府的买办性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两次军事政变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没能建立起足以抵抗西方国家干涉的政治体制，或者说，在军事政变成功之后没有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
　　显然，巴希尔是幸运的。
　　巴希尔发动政变的时间是1989年6月30日，当时共和国与西方世界的10年蜜月期刚刚结束。换句话说，如果巴希尔提前几个月发动军事政变，恐怕结果就将截然不同了。政变之后，巴希尔立即与共和国当局取得联系，得到了共和国承认与援助，并且在共和国的秘密指导下成立了“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以军事管制的方式度过了政变后的艰难时期。直到4年多后的1993年10月份，政变产生的影响已经消散后，巴希尔才解散革指会，亲自担任总统，并且在1996年3月与2000年12月的两次大选中获得连任。
　　执政初期，巴希尔推行过很多极端政策，比如解散议会、内阁及地方政府，取缔一切政党，停止一切非官方新闻机构的活动；1991年宣布实行伊斯兰法，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针和政策的准则；1999年与一起发动政变的战友、国民议会主席的图拉比分道扬镳，由此引发持续10多年，导致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内战。政权得到稳固之后，巴希尔纠正了早年犯下的错误，比如在1996年举行正式大选；1998年颁布新宪法，明确规定言论、结社自由与政治协商原则，承认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当年就有30个党派注册成为合法政党；2004年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也就是图拉比成立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进行停战谈判；2006年与东部反政府组织，即“东部阵线”进行和谈，并且签署了停火协议；2010年与包括达尔富尔地区主要反政府组织“公正与平等运动”在内的多个反政府组织签署了结束冲突和实现和平的框架协议，为结束持续了10多年的内战与持续了近10年的达尔富尔冲突奠定了基础。
　　虽然在绝大部分西方新闻媒体看来，巴希尔在晚年纠正错误，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政权稳固，将国家权力平稳顺利的交给其长子，实现类似于叙利亚的世袭统治，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共和国的影响，看得出来，苏丹国内改革有很多共和国的影子，一些新闻媒体甚至戏称苏丹当局照搬了“共和国模式”。
　　这么做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管是从国家的高度看，还是从民众的角度看，都是好事。
　　巴希尔政变前，苏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这个国土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千米、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人口不到3000万的国家，竟然比很多没有资源的非洲国家还要贫穷。说得不好听就算卖士地，也能卖出几个富翁来。长期贫困，归根结底是苏丹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民选政府按照西方顾问的建议制订国家政策，结果是在苏丹投资的西方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苏丹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终导致军事政变。巴希尔政变后的10年，也就是21世纪前，苏丹的情况仍然非常糟糕，除了内战之外（实际上当时苏丹的主要反政府武装只有东部地区的“东部阵线”内战还不是很激烈），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全面制裁，让苏丹受到孤立。
　　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随着共和国逐步加大投入，苏丹的经济发展才有了起色，在2005年左右，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在2015年的时候更是超过了4000美元，成为了非洲地区相对富裕的国家。大萧条期间，苏丹是非洲地区3个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除了在南部地区发现的稀有金属矿藏之外，与逐步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以说，短短几十年内，苏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按照联合国在年初公布的数据：2040年，苏丹人口数量为6200万、GDP总计6318亿美元，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比2039年增长了11。7％，在全球188个国家与地区中排第51位；按照这个增长速度，如果以人均GDP为衡量标准，在2050年之前，苏丹就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成为非洲第三个（南非与摩洛哥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标准）、也是东部非洲地区第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
　　有了苏丹这个样板，共和国在东部非州的扩张顺利了许多。
　　肯尼亚是仅随苏丹之后，第二个在基本政策上转向共和国的东非国家。
　　21世纪初，肯尼亚就表达出了与共和国加强合作的意图。与苏丹相比，肯尼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源，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资源相对贫瘠的非洲国家。用当时前往肯尼亚考察的共和国官员的话来说，除了马萨伊马拉平原上一望无际的角马、以及马拉河里的尼罗鳄之外，肯尼亚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
　　事实上，肯尼亚拥有的就是这两样宝贵资源。
　　2015年之后，共和国加大了在肯尼亚的投入。与帮助苏丹不同，从一开始，共和国就把扶持肯尼亚的重任交给了民间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