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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文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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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大毛：由于他对他如何得以参加高考的原因闪烁其辞，讳莫如深，同 学们一下子都与他疏离了。另外，还有嫉妒，同学们都嫉妒他，所以他应该谦虚 谨慎一点。
大毛哈哈大笑了一通。大毛与我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他说：我走我的路，由 他们去说吧！
在我二十岁的那时候，大毛的这种话是绝大多数人还不敢说的。我觉得他太 张狂又觉得他很豪迈，这又是怎样的矛盾呢？我这个人总是容易陷入矛盾之中。 在交谈中，大毛仍然没有告诉我他能够取得学校许可参加高考的原因。对于这一 点，我很是耿耿于怀。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固执地保持着我和他的距离。
大毛认真地对我说：你好好复习吧。明年，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学校同意你参 加高考。你也一定会考到北京来的。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
大毛说：你笑什么？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我告诉你，北京绝对是好地方。人在那里进步得快。
中国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都在北京。北京才是真正的大都市。
我还是不置可否地笑了。我固执地保持着我与他的距离。
大毛元可奈何地看了看我，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明白了我们有许多东西无 法交流。他摸不着头绪在哪里。我也摸不着头绪在哪里。大毛只好转而说到武汉 的气候。
大毛说：武汉他妈的气候太恶劣了！我相信你将来会有机会来北京的，我相 信你还会有机会到其他许多地方的，你将会发现没有哪个城市比武汉的气候更恶 劣。由于武汉恶劣的气候，武汉人的脾气也暴躁凶恶得很。你这种人与他们是相 处不来的，你要受欺负的。所以，你一定要趁高考的机会转移到另外的城市去。 将来后悔是来不及的。工作了以后再调动工作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
我承认武汉的气候是比较差。我也不否认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离开武汉到更好 的城市里去。但是我喜欢学医，喜欢我现在的学校，我不愿意挪窝。我心里觉得 大毛有点爱说大话。我觉得爱说大话的人不深沉。我更喜欢深沉一些的人，在我 二十多岁的时候。
大毛说：一般说来，女孩子学医是比较好的。你当然可以还是考医学院。
我说：哪里的医学院不都是一样的课程吗？
我突然就厌倦了。这种车轱辘式的谈话一点没有新意。一点没有结果。我打 了一个呵欠。
大毛说你是不是累了？我说是。大毛露出失望的样子。我们就不再谈话。毫 无意趣地进到罗汉堂数了数罗汉。后来就坐公共汽车回校了。
我和大毛相处的时间不能算长，我们在一个奇冷的冬天相遇，春天开学的时 候大毛迟到了一个多月，夏季他参加了高考，夏末他就走了。大毛是坐火车走的。 有一大群同学去送他。我掺杂其中。奇怪的是黄凯旋也掺杂其中，他和大毛什么 时候好了呢？
我还发现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青年，穿的是武钢的工装，与大毛粗鲁地亲热着， 揪他的耳朵撸他的头发。
真正是班上的同学倒没有几个，大家也都比较斯文。
柳思思肯定是来了的。她大胆而敏捷地攀上火车的车厢，飞快地替大毛掸着 卧铺上的灰尘。在火车开动的时候，柳思思挥动着手帕，大声叫道：写信来啊！
我混在大伙中间，看见火车无形地移动了，我才感到了一种失落的恐慌。我 想，就是这么一个粗黑的大毛毛虫吗？它真的开动了吗？大毛这个人就这么经过 了我的身边，一去千里再难回返吗？
五
武汉的气候可是让我吃了大苦了。这十几年来，冬天的冷虽然没有冷过那个 下油凌的日子，但是也实在是冷得太不像话了。房间里面没有暖气，房屋的墙壁 都是那么轻保每一个冬季，在西伯利亚强劲的寒潮面前，我们的栖身之所就变得 像儿童的玩具那么轻飘可笑。我们需要很多的御寒服装。尤其是在结婚生子之后， 我惊恐地发现我们狭小的家在迅速地肿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薄到厚的毛衣若 干件。毛裤，棉毛裤，棉裤，棉袄，羽绒袄，各类背心若干件。棉大衣，呢子大 衣，驼毛大衣以及后来的羽绒大衣若干件。每张床呢，下面的垫絮从三斤重的到 八斤重的若干床，上面盖的被子从最薄的毛巾被到三斤至八斤的棉被若干床。进 入九十年代，又增加了几件皮服，云丝被，水鸟被，电热毯等等御寒物品。在十 二月到三月初的日子里，我们一家老小在家里都穿得像太空人那么厚重严实，直 着胳膊走来走去。需要出门的时候，大家才精简一下，利索地出门。武汉的户外 比户内要暖和得多，樟树的树叶永远是油绿的。也许就是这种假象欺骗了人们， 所以没有任何决策性的人物作出在武汉安装暖气设备的决策。
我们家的所有衣柜和抽屉里都塞满了衣物。在春天的梅雨季节里，所有的衣 物都会发霉，然后就得在夏季白亮的阳光下，翻晒洗烫所有的衣物。这是一项浩 大而艰巨又琐碎的工程。我每年都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紧身背心，高高束起头发， 以便更加麻利地进行工作。把全部的衣物晒透了，拍打干净了，晾凉了，分类整 理好了，事情还没有结束，还要在每个抽屉里写上标签。这是我摸索出来的经验。 如果不写上标签的话，下一个冬天骤冷的时候，你就会急得乱翻一气。因为在这 个冬天之后，我们将要使用其他三个季节的衣物，从春秋的春秋装到炎夏最单薄 的丝绸衣裙，汗衫短裤和背心，还有竹床，凉席，凉水壶，电扇和扇子等等。现 在，我使用电脑。我用电脑图表记录四季衣物的安放位置。我相信这是任何电脑 软件专家都想象不到的一个非常实用的用途。我感谢电脑，它免除了我年复一年 制作标签的索然寡味的体力劳动。
通过好几天的辛勤劳动，一切都好了，在下一个冬季里，家人随时都可以穿 上干净的散发着太阳香气的冬装。好了！我要休息一天了。我扶着酸痛的腰眼， 靠在阳台上远望长空，飞鸟在长空翱翔，它们带着我的眼睛优美地在云彩里滑动， 什么都不要去想，真好！下午就可以静静地看书了。这样的时候看书，往往一看 就看到心里去了。书也真好！或者，我也会去长江边，慢慢地散步，在江边的沙 滩上坐着，听着江鸥跟在轮船后面馋嘴的尖叫，看着那光屁股的小男孩在沙滩上 瞒跚学步。江水那微腥的气息沁人肺腑，滚滚的波涛可以拍打到你疲惫的灵魂深 处。长江也真好！是不是只有这样，只有从最实在最与生存直接相连的最摆脱不 了的辛勤劳动中直起腰来，一切的感觉才会加倍地好呢？
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节，我们家当时住在没有电梯的九层楼。那天我们的父 母要来我们家吃团年饭。可是我们的水管子冻成了冰凌，家里没有自来水了。我 只好把所有的菜都搬到楼顶上去洗，爬上水箱，把水箱表面的冰层砸碎，用塑料 桶一桶一桶地打水，就像从井里打水那样。我的手背上布满了冻疮。在冰水里浸 泡着，冻疮成了一颗颗的紫葡萄。
水箱里只有半箱水，我使劲弯腰去打水，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人就栽进去了。 在我栽进水箱的一刹那，我甚至希望我已经就死掉了。那天我有一点经受不住生 活的重负了，是情绪比较糟糕的一天。我在顶楼的寒风中洗菜的时候就满腹怨恨， 我想这他妈的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喊了救命。我丈夫来了。他在水箱的冰水里发现了我，吓 得脸都变了颜色。他赶紧设法把我拉了上来。我患了严重的感冒，在高烧中度过 了整个春节。
春天来了。柳梢绿得非常娇艳，桃李也开得如火如茶。武汉的花草树木最是 知春的，几乎四季都不断绿。但是人们并不喜欢春天的忽冷忽热和漫天漫地的潮 湿。接着是梅子雨，是大雷雨。大雷雨大得惊天动地。雨粒大得如巴掌，而且是 那么地密集，狂暴地啪啪抽打这个世界。谁家的窗户被掀开了，玻璃惊恐万状地 哗啦啦地破碎着。不知是哪一棵大树被折断了，那痛苦的断裂声透过了雨的喧哗， 使人不忍卒听。突然，电停了。目及之处黑压压一大片，那是高压线被扯断了。 所有的人家都赶忙去关电视机和拔掉冰箱的插头。人们在蜡烛的微光下，看着雨 水从窗户的缝隙里涌流进来，就像瀑布挂在窗台上。为了保护家具和家具里面的 衣物，人们只好抱起毛巾被去蘸吸地板上的雨水。一昼夜的风雨过后，武汉市就 沉浸在一片汪洋之中。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仗着路熟，在水中慢慢地骑着，眼看水 要漫上屁股了，才自嘲地笑着下了车。有的年份，大雨一下就是几天几夜不肯停 歇，直到武汉市的所有空间与所有人的心思都被大雨夺走。接着，洪水就来了。
雷是比雨更可怕的东西。在武汉，春天的雷是怎么也躲不过的。无论你在房 间里还是在夜梦中，那强烈的闪电都会撕开你的眼睛。这种时候，我们只能冲到 孩子的房间，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而我们自己，除了用祈祷来迎接炸雷，没有 别的办法。这种炸雷时常唤醒我的动物意识，当它在我头顶爆炸的时候，我能明 确地感到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一头孱弱的动物，正匍匐在苍天之下。黄凯旋就是被 春天的炸雷击毙的。这是1993年的事情。黄凯旋已经脱离了单位，在开出租车， 是一个稍微秃顶，快乐诙谐，乐于助人的人了。大雷雨那天，他正在他红色的出 租车里，一个炸雷穿过汽车的外壳击中了他。当场人就被烧焦了。我去参加了黄 凯旋的追悼会。他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见了我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搂得我透不过 气来，其实原来我与她也就是点头之交。
人和人在这天降的灾难面前自然就依靠在一起了。
我们几个朋友凑了三千块钱，放在了他儿子的口袋里。
后来大毛给了黄凯旋的妻子两万元钱，让她给黄凯旋在风景优美的九峰山买 一个墓位并安排厚葬。黄凯旋的妻子从邮局收到汇款就去办这事。我们几个朋友 在黄凯旋的骨灰下葬的那一天都去了九峰山。大家为大毛的慷慨所感动，但也为 大毛居然如此有钱而心里酸溜溜的。
武汉的夏天就更不用说了。副热带高压总是盘旋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导致武 汉成百上千的湖泊和长江汉江的水蒸气散发不出去。以至于我们经常要在摄氏40 度左右的气温里持续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整个城市都处在半昏迷的状态， 一到午后，几乎所有的工厂和机关都关了门。人们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中缓慢地摇 动着蒲扇，不停地喝着菊花茶。家里的食物基本上是绿豆稀饭和西瓜，别的瓜果 都因水分不足而在武汉惨遭冷遇。孩子们不分昼夜地浸泡在游泳池里，东湖里， 月湖里，莲花湖里，长江里和汉水里。每年夏天都有溺水孩子的父母绝望的哀哭 回响在安静的凌晨。大街上不时有凄厉的急救车飞驰而过，老弱病残每天都在以 惊人的速度遭受淘汰，而新闻媒体习惯性地要在每天的早上向本市的居民报告这 个不幸的消息。另外还有一个必然要报告的消息是洪水的水位。每年武汉市都在 做着抗大洪的准备。有些居民的家里养着草龟，如果有特大洪水将至，草龟在前 两天就会顽强地往高处爬，家里人就该收拾金银细软，准备漂流了。我家也一直 养着龟，当然不是指望它预报洪水，而是因为我们通过长江洪讯每年的提醒，深 深感到了长江源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危机。我们家将尽力养活来到我们家的所 有生命，动物和植物。希望能够以此传达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爱意。
大毛在武汉度过了一个复习高考的夏季。为了抗拒炎热坚持复习，他剃了一 个光头，站在长江里，脖子上拴了一根尼龙绳，绳子的另一头则拴在废旧的趸船 上，书本则装在塑料袋子里。江边巨大的合欢树上面的合欢花在大毛的头顶上开 了又合，合了又开，落英飘在他的光头上。他对开着粉红色绒球状花朵的合欢树 说：我再也不会忘记你这漂亮的树，但是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六
大毛说离开就离开，他一去北京，就四年没有再来武汉。
大毛去了北京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大 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 新社会的翻身农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 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 倍感沮丧。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乡下人， 没有共同语言的。
柳思思柳眉倒竖，双手叉腰说：放屁。我们走着瞧！
后来，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 米饭粘上了。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 候，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我当时 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我 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大毛也就不再给 我来信了。几个暑假，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 很多同学组织起来，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柳思思是最积极的。我没 有参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总是越感无聊。
无聊感经常导致我—无所获。所以，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 儿旅行去了。
1979年的暑假，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 候，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 车里。火车在行进着，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毛的脸才从车窗里伸了出来。我朝 那张长了胡子的脸兴奋地“氨了一声，那张脸就模糊了，很快就变成一个没有表 情的黑点，侧挂在火车的车窗上。
在我毕业的那个暑假前夕，大毛给我挂来了长途电话。不知大毛是用什么方 式说服了传达室的老头、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点钟的夜色里蹒跚地摸到我们宿舍 来叫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电话还只是被用来传达紧急消息。我一听有我 的电话，全身就紧张了起来。我如箭一般地冲下楼，只用了两分半钟就赶到了校 门口的传达室。可是电话的话筒不知道已经被谁挂在了机座上。我还是拿起话筒 听了好一会儿。第二天晚上，大毛又来了电话。我跑到传达室门口，透过锁着的 纱门，看见黑色的话筒孤零零地被撇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我衷心地希望传达室 老头身体健康，脚步能够迈得更快一些。
可他还是在我等待了六分钟之后才来给我开锁。我拿起话筒，话筒里果然已 经是一片忙音。我不知道大毛有什么事情？或者说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居然使 用了电话！第三天晚饭之后，我就去邮局挂长途电话去了。我找了几个邮局，都 说不能挂长途，要到专门的电讯营业所才有该项业务。我转了几次公共汽车，总 算找到了挂长途电话的地方。我在一张单子上填写了大毛的学校地址和他宿舍的 号码，营业员递出来一张被无数的手指摸得油腻腻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号码。 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营业员叫号 的声音总是兀然地响起，令我在瞬间遭遇一次希望与失望。她叫的号码总是与我 的小纸片上的号码不符。夜已渐深，我担心回校太晚，学校关门。可是我又已经 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实在不忍放弃已经付出的等待。后来，待到营业员叫到我的 号码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一再地确认了自己的号码才急促地 跑进电话间。
我说：喂！
对方也盲目地用一种飘忽的高声说：喂喂！
这不是大毛的声音。这是大毛他们学校的传达室。传达室也要在证实了我传 呼谁之后再去叫谁。
他们的传达可能比我们的年轻，走路比较快。我听见一个有力的脚步来了， 我的心提了起来，接着还是那个盲目的声音，它简单地无情地对我说：他不在。
电话就被挂断了。我回到学校的确是晚了一点，大门叫不开。我只好从大门 上面翻过去。当我正骑在大门顶端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出现了，他用手电简直 射我的眼睛，牢骚满腹地说：如今真是不像话！女生在外面鬼混到深夜才回来， 还会像土匪一样地飞檐走壁了！
我没有再敢出去打长途电话。我对长途电话的畏惧超过了对传达室老头的畏 惧。长途电话与传达室老头加在一起的麻烦超过了我对大毛为什么给我来电话的 好奇。
几天以后，我应邀去一个医生家作客。这位医生是我的第一个实习老师。我 在武钢一栋宿舍楼的楼道里遇见了大毛。大毛和黄凯旋正在下楼，他们大声地说 笑着，带着洗头之后的香皂的气息。大毛看见我之后站住了，摇了摇头，又眨了 眨眼睛，像话剧演员那么强调地说：真的是你啊！
大毛是这天下午刚到武汉的，是黄凯旋开着单位的车去接的他。他就住在黄 凯旋的家里。他说准备明天上午去我们学校的。大毛急急忙忙地解释着。我们都 没有因为巧遇而改变我们这天晚上本来的计划。他是要和黄凯旋去看电影《城南 旧事》的，据说这部电影非常好，黄凯旋特意为欢迎他而好不容易弄来了票子。 我则想都没有想是否应该去对那位医生说一下，更改一下接受邀请的时间。
大毛在电影院遇上了他以前的好几个朋友。他的朋友好像到处都是，来得非 常容易。这样，大毛就被他的朋友接走了。他们去游览了黄州文赤壁和蒲折武赤 壁。大毛让黄凯旋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我说不愿意。我和黄凯旋说 话比较随便。
我说我又不认识大毛的那些个朋友。黄凯旋说你呀你这个人，我就知道你不 会去的。其实你去了不就和大伙认识了？我说我要认识那么多人做什么？黄凯旋 说其实大毛是特意看看你的，他分配在北京了，工作以后就没有时间了。
原来大毛给我打电话就是急于告诉我他的分配结果。他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 了北京某部委。这是一个牌子很大的中央机构。大毛说：电话找不到人他干脆就 来武汉得了。人是干什么的嘛？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大 毛说他这些话的时候喜形于色，人生的得意怎么也掩饰不祝在黄凯旋的精心安排 下，我和大毛终于有了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上午九点钟，我们分别来到了汉 口的江汉关。碰头之后我们就沿着江汉路一直往大街上走。大毛建议我们逛逛书 店，然后就去吃著名的蔡林记热干面，然后就到民众乐园听听汉剧、楚戏什么的。 我同意了大毛的建议。尽管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行动带着没有任何基础的空虚感， 也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收场来作为结局。但是大毛从北京特意地来了，我也就不 能太坚持原则了。
没有料到的是，其实一切都不用我前思后想，生活自有它的规则。一场节外 生枝的意外很快就结束了大毛的武汉之行。
我们在江汉路上步行了十来分钟，来到了十字路口，这里正在修建环形高架 桥，人行道变得非常狭窄，偏巧这里又是最繁华、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行人都拥 挤在一块儿，摩肩接踵地移动着。我的身后有一个男人早就不耐烦了。
他不断地催促我说：快一点！快一点！
我回过头告诉他：对不起，我快不了，前面都是人。
可是这个男人还是粗鲁地用指头捅着我的肩，说：快一点好不好！
他用一口汉腔骂骂咧咧地说：个把妈的，天上怎么不掉下一颗原子弹，把这 么多婊子养的人都杀光它！
大毛擎住了男人的手指头，然后把它甩到一边，说：请你对女同志礼貌一点。
男人伸手就要打大毛，说：咦呀嗨，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江汉路上还冒出了 一个敢管闲事的普通话！
这个时候的大毛已经是参加过大学生运动会的田径运动员，他比那男人高多 了，也强壮多了。大毛不仅敏捷地接住男人的巴掌还暗中使了一点劲。男人脸色 顿时就变了。他一蹦三尺高，指着大毛的鼻子说：好！好！你给老子等着！老子 今天踏平江汉路也要找到你！
男人飞快地挤出了人群。我和大毛都以为事情就此过去了。可是周围的武汉 人警告我们说：你们要赶快走掉！否则大祸临头了！我和大毛都有一点不以为然。 这青天白日的，又是武汉市最繁华的大街，交通警察就站在十字路当中的岗亭上 在指挥交通，还会有什么事情吗？尤其是大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又是在女同 学面前，自然要表现得更加地从容不迫。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身后就发生了 异常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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