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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与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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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埃蒙德·特拉内·巴…
太后与我 第一部分
编者序（1）
1939年，被日本人占领的北京。
有一位神秘的老人住进使馆区。他身着及踝长袍，花白长髯，头戴一顶无檐儿圆帽，其上镶嵌着一块硕大的红宝石，一副中国老派绅士的打扮。他操一口漂亮的北方方言，熟稔地招呼着仆役，让使馆区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外国人吃惊不小。
但此人却并非中国人，而是英国子民，曾经是整个中国最赫赫有名的外国人之一。此前多年，他一直隐居于京城西郊，闭门读书。现在日军侵华，他不得不离开寓所，丢弃财物，另觅庇护所。正如1900年义和团及清军围攻使馆区，残暴剿杀洋人时，他也同样被迫回到同胞处寻求荫庇。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年后的某日，使馆区有位叫做雷哈德·贺普利（Reinhard Hoeppli）的瑞士籍医生，坐着他的人力车经过这老人身边。那满族车夫一看到这老人，就急忙告诉贺普利他们可见到大人物了。这车夫说，他们刚刚经过的这人，据说是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情人！这位老人，就是埃蒙德·巴恪思。
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埃蒙德爵士称谓自己是“Bacchus”，中文“巴恪思”，但他宗戚的后人告诉我们，应该是“Backhouse”。，英国从男爵，祖上曾是显赫的奎克家族（Quaker）。1873年出生于约克郡的列治文市（Richmond），分别就读于埃斯科（Ascot）的圣乔治中学温彻斯特学院。在牛津大学，他没有读完大学课程，但他学习欲望强烈，对语言有一种罕见的天赋。1898年他来到北京时，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法语、拉丁语、俄语、希腊语和日语。不到一年，他便成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翻译，并为其提供线索。《泰晤士报》的G。 E。 莫里森博士（Dr。 G。 E。 Morrison）曾写到过他：“在北京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翻译中文如此得心应手。”1903年，中国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他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能讲流利的蒙古语和满语。
巴恪思职业生涯中的辉煌时期是在1910年，他与另一位《泰晤士报》的记者布兰德（Bland）合作，出版了《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该书首次以全面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帝制上最后一位伟大统治者的形象——她与一个摇摇欲坠的清朝。此书文笔平易浅近，引人入胜，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书中大部分资料来自“景善日记”景善者，满洲正白旗人（1823年…1863年），同治二年任翰林院学士，以理学著名于世；次年转内务府官；同治八年升内务副大臣；光绪五年升任内务正大臣。其父桂顺在道光朝为都统，甚得信任。景善之家，与叶赫那拉有戚谊，与满洲各贵族皆有关连，因之景善于朝廷巨细之事，皆详悉无遗。，据说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巴恪思在混乱中发现的。此书风靡世界，一时被传为旷世之作，一年之后清朝灭亡，这本书以及巴恪思本人，声名更是如日中天。
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埃蒙德爵士与布兰德另外合著了《北京宫廷回忆录》，在学术界同样深得称颂。1913—1922年之间，他把大量珍贵的中文印刷书以及部分卷轴和手稿，都捐献给牛津大学博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1918年，他与悉尼·巴顿爵士（Sir Sydney Barton）合作，完成了《汉英口语辞典》的修订工作，该辞典由著名外交家、汉学家沃尔特·希勒爵士（Sir Walter Hillier； 中文名字禧在明）编纂。由于希勒爵士的个人推荐，巴恪思被聘为伦敦国王学院中文系教授，但出于健康原因他未能赴职。
编者序（2）
巴恪思同时代的人形容他：性格古怪，言语轻柔，彬彬有礼，态度谦恭。他风度迷人，十分健谈，但同时又是个隐士。他在北京寓居四十五年有余，远离使馆区的保护。他摒弃了早年衣冠楚楚的做派，服饰及生活习惯都完全中式。他我行我素，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到访某地之前总遣仆人先行，确保并无外国人在。甚至于坐人力车时倘若从外国人身边经过，他竟然会掩起面孔。但除了这些怪异行为，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好客又风趣。
巴恪思于1944年1月辞世巴恪思死亡的官方诊断是“大脑软化”，但在这之前，他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据他的医生说，他“患有高血压，头晕，前列腺增生以及泌尿系统疾病”。去世前不久他突然昏倒，据医生描述，面部歪斜，说话困难，应该是死于中风并发症。。他本该带着人们的尊敬归于沉寂，没想到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又旧事重提。
1976年，特雷弗…罗珀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之后再版，改为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京隐士》）TrevorRoper； ： England； 1993。，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可以说相当阴暗的巴恪思形象。该书指责埃蒙德爵士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巴恪思生前，即有人质疑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的“景善日记”是否确切最早认为该日记不属实的人是巴恪思的同事莫里森博士，（1911年3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晚上去拜访巴恪思……当他谈到‘景善日记’的时候面红耳赤。”）之后是在上海工作的记者威廉·路易松（William Lewisohn）。第一个以翔实证据驳斥他的人是J。 J。 L。 杜文达科（Duyvendak），他在早期做过鉴证［参见《景善日记之谜》（Chingshan’s Diary a Mystification）；《通报》，1937【2nd Ser。； Vol。 33； Livr。 3/4】； pp。 268294］。近年，该日记再次被质疑：罗海民发表《景善日记：伪造之线索》一文［参见《远东历史》，1991年6月（第一期），pp。 98124］，列举了景善实际生活与该日记所描写的情况之间的重大差异，极具说服力。尽管大量证据表明该日记系伪造，但毕竟它确实提供了不少信息，依然常被无数东西方学者引用。，但从没有人怀疑过是他一手伪造的。特雷弗…罗珀不仅指责巴恪思有意参与杜撰日记，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隐瞒证据，犯下一系列欺骗行为。他列举说，巴恪思多次以生意买卖为借口行骗，诸如售卖根本不存在的宫廷珠宝，还有用子虚乌有的船，运载假象的武器进行军火交易。按照特雷弗…罗珀的说法，总是有人上他的当，因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缺乏了解，很容易就认为是不道德的东方人在整个交易中骗了他们。
特雷弗…罗珀在书中最耸人听闻的部分，是揭露巴恪思在临终前一年所完成的自传体著作——《往日已逝》（The Dead Past）及《DM》英文版《太后与我》的简称。，根本是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在这两本书中，巴恪思以回忆录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他在英国和欧洲的年轻时代（《往日已逝》），以及晚清末年寓居中国的生活（《DM》）。他称自己不但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和政治人物，而且曾与他们同床共枕。埃蒙德爵士记述了他与不少名人的性交往，其描写可说细致入微，包括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以及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首相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写道：“如果一个青年有幸与首相发生性关系，其过程中所有要求必定是后者提出的。”。他所披露的暧昧关系几乎都是同性恋，只除了一人例外，此人竟是个石破天惊的大人物：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1908年驾崩的慈禧太后。
编者序（3）
特雷弗…罗珀在巴恪思的罪名之后还加了一条：叛国亲敌。他说，巴恪思晚年对轴心国狂热崇拜，看到他们每一次胜利都会喜形于色。他认为巴恪思这种法西斯情结并非缘于年老智昏。他的作品本身充满了对欧洲专制时期的怀念，以及对拿破仑式铁腕统治的衷心爱戴。在他祖国最黑暗的日子里，巴恪思背叛了它。
特雷弗…罗珀评价巴恪思“无论与人交往还是做学术，都相当势利”，其实，他既非出身名门，又不善社交，虽声称结识权贵，却不足以与人家相提并论。他的浅薄可以从1890年左右的唯美主义找到根源，提倡“清高、叛逆”，这种思想影响其一生，到晚年发展成为法西斯迷恋。
特雷弗…罗珀同样指出，巴恪思的虚荣导致他盲目自大，满脑子幻想，以至于自己都分不清是真是幻。他醉心于自己的编造，甚至能不假思索、栩栩如生地描述其中的细节。丰富的想象力和无可置疑的个性魅力使得他在行骗时得心应手，常常让那些对他深信不疑的人最终吃尽苦头。
特雷弗…罗珀的结论是，巴恪思根本无力分别事实与杜撰，假如作者长久以来缺乏诚实的话，无论他的作品曾经多么具有历史价值，最终也不足取信。
特雷弗…罗珀说，鉴于他的记录疑点重重，我们有理由认为《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的“景善日记”是巴恪思自己别有用心的编造，这轰动一时的自传，不过是一部色情小说而已。
“无论文笔如何有才情，也无法掩盖这种病态的淫荡。” 特雷弗…罗珀说。它们不过是一个自闭的同性恋的淫秽想象，是他“压抑扭曲的性欲的最后发泄”。
定论形成。随着《北京隐士》的出版，埃蒙德·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学术所做的一切贡献被扔进故纸堆。他成了历史上一段野史艳闻，一段色情笑话。人们记起他时，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同性恋、幻想狂、大骗子。
但又怎么解释雷哈德·贺普利和他饶舌的车夫的话。
雷哈德·贺普利医生之前曾受聘于北平协和医学院。日军侵华期间，他是瑞士驻北京的荣誉领事，负责管理同盟国的事务。他为巴恪思治疗，并成为好友，常常与他讨论巴恪思早年的生活。贺普利被他的故事所震撼，劝说埃蒙德爵士将他的生平写下来，甚至为此付报酬给这个病困潦倒的老人。巴恪思写出来的就是这两部手稿：《往日已逝》和《DM》。贺普利做两书的编辑并为之写了后记。
贺普利不愿把两部手稿在他生前出版。他于1973年去世，六个月后，两部手稿由他的朋友、从前的同事鲁道夫·格里（Rudolf Geigy）博士在巴塞尔机场秘密转交给休·特雷弗…罗珀。最初特雷弗…罗珀是准备将其付梓的，但后来发现巴恪思有着许多欺骗行为，决定改而写一部他的传记。出版商力劝他在《北京隐士》里透露若干手稿的情节，但被他婉拒了。他认为这会让他本人显得低劣，或许会招来巴恪思家人的鄙视。于是他将手稿留给巴恪思钟爱的牛津大学博德莱安。贺普利同样也将手稿复印了几份副本，转给伦敦的英国博物院、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几十年来它们乏人问津。
有一位贺普利的朋友曾描述他是一个“尊贵、威严的人，礼数周到，一副老派作风，是一位沉稳的学者”参见莫里森·阿拉斯德尔（Morrison Alastair）：《为贺普利博士辩护》（Defending Dr。 Hoeppli），《纽约书评》1977年9月14日（Vol。 24； No。 14）。，但特雷弗…罗珀的评价却不甚中听。他指责贺普利幼稚，完全相信巴恪思所写的一切，但同时他把贺普利当成重要的资料来源，在《北京隐士》中他所描写的巴恪思的晚年生活，大量借用了贺普利所著的后记。特雷弗…罗珀甚至写到了贺普利的满族车夫认出巴恪思是已故慈禧太后的情人的细节。
编者序（4）
这个细节对特雷弗…罗珀来说并不有利。该车夫是《北京隐士》中唯一一个中国籍的评论者，这种不受任何人影响的评论支持了巴恪思令人震惊的说法。但特雷弗…罗珀引用此事之后，再没有重新提及，也没有作出解释。但笔者认为这一反方证据，给了我们充分理由，重新检视埃德蒙·巴恪思爵士的名誉之谜，重新审视特雷弗…罗珀义正词严的谴责和驳斥。
我从博德莱安图书馆拿到《DM》长达1393页的完整原稿，从此开始了研究。巴恪思的手迹很难辨认（见手稿照片），第二章和第三章也缺失了。在328页，我欣慰地发现了贺普利博士完整打印稿的第一页。除了巴恪思的注释，剩下的六百余页，以及贺普利的后记，都完全清晰可辨。第二部分书稿共有476页，是已经编辑过的《DM》的“最终版”，预备在作者死后出版。
我首先读的是贺普利的后记。许多内容在《北京隐士》中已经提及，但贺普利给我的印象，并不是特雷弗…罗珀所指责的那样，轻信、懵懂，是个不知情的同谋。
在1993年版的《北京隐士》的附录中，特雷弗…罗珀回应贺普利的维护者，他提醒他们说，贺普利“多次公开宣布，巴恪思的‘回忆录’真实可信”。“如果贺普利确实觉得巴恪思在骗人，” 特雷弗…罗珀说，“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把他的怀疑记录下来？”
但其实他记录了。在后记中，贺普利写到，他相信巴恪思的回忆录“并非纯属想象，而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他补充说道，“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的资料之后再作评论”。后面他还谈到，当问到巴恪思关于《往日已逝》的片段，他“多多少少记起来，不可能见到过兰波（Rimbaud）”。贺普利不止一次提到巴恪思想象力惊人，在文中也写到过作者似乎无法把头脑中的空想与亲身经历区分开来。简而言之，贺普利相信回忆录是事实而非捏造，但他也提醒读者不可全盘相信。
贺普利的后记（也收录在本书中）是特雷弗…罗珀的参考资料，在《北京隐士》中对巴恪思的多次揭露俱是以此为据。作为首次，贺普利还提到《DM》和维克多·谢格兰（Victor Segalen）的小说《勒内·莱斯》（Rene Leys）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后者出版于1922年，描写的是太后的一位外国情人的故事。后记还写到，1910年左右有人试图偷窃慈禧的珍珠马甲，据说巴恪思也有份参与其中。至于“景善日记”，他确信系伪造，也认为人们“自然会怀疑埃蒙德爵士”，但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
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贺普利对巴恪思性情和人格的描写。他与特雷弗…罗珀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如果原因仅仅是因为贺普利曾见到过巴恪思，那么就值得深思了。他说巴恪思根本不是势利小人，他对贵族阶层相当“傲慢”，反而“和下层阶级的人能够迅速打成一片”。贺普利不否认巴恪思过分敏感，情绪无定，有他的缺点，但正是他内心的善让人们忘记他的缺点。埃蒙德爵士的“善良”，贺普利补充说，“正是他最大的魅力”。
在后记中，巴恪思也不像《北京隐士》中所描述的那样是顽固不化的“精神法西斯”。贺普利说巴恪思是他见过的最反英的英国人汉语学家司礼义神父（Paul Serruys）在致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的信中（1986年12月1日），谈到巴恪思在姐妹会天主医院（Catholic Hospital of the Sisters）时，“不断抨击英国政府，以W。 丘吉尔为代表，他曾与其同窗。他们曾打过一架，丘吉尔把他击倒在地说道：“有一天我会成为首相！”司礼义认为，这听来“似乎只是一个老人的絮语”。，但他同时也说，“他不愿听到别人诋毁英国人”。他认为，巴恪思赞美日本礼仪，称颂“无敌的大德意志国”，这种亲轴心国姿态，可能是源于害怕日本占领军的报复。就我们对巴恪思的了解，这个解释很合理。当日本占领北京、纳粹肆虐欧洲时，巴恪思年事已高，身体病弱，作为敌国公民，本该被扣押，但日本人给了他特殊照顾，才得以幸免官方的说法是，他因老迈多病得到豁免，但据贺普利说，巴恪思称自己1920年之后被迫做日军的翻译。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无论是照他自己还是别人的说法，巴恪思是个胆小之人。灾难临头时，他多是临阵逃脱或称病躲避。
编者序（5）
《DM》中有一段隐晦的话，似乎是巴恪思祈祷厄运降临轴心集团：
或许，此语（幸运，不幸，幸运）指当前发生之事，否极泰来：塞翁失马，未尝非福，如谚语所说。
在另一处，作者谴责意大利法西斯摧毁了意大利的自然美，在这一点他提到义和团首领，将其比作纳粹地方头目高雷特（Gauleiter）。巴恪思显然对癫狂的民族主义者义和团并无好感，对于一个用词讲究的语言学者来说，做这样的类比应该不是无心。巴恪思的确曾随口抨击过犹太人，说英国国王的祖上有犹太裔，不过这事鲜为人知，他特别喜欢跟圆滚滚的犹太女人在一起。“可叹！”他感慨说，“政府就在这种人手里！”这样的批判虽然不逊，但在他那个时代却不罕闻。无论如何，像巴恪思这样后半生的四十五年远离故乡，和同胞完全隔离，他也很难对欧洲政治有多感兴趣。
在此讨论贺普利是否可信以及巴恪思的政治倾向，不过是为了说明，也许特雷弗…罗珀忽略了或者轻视了某些对己不利的证据。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DM》到底有多少价值？里面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巴恪思会不会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清朝宫廷的常客、慈禧太后的情人？
故事是从“淑春堂”开始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嘲讽，这是北京中心区一个豪华的同性恋妓院。巴恪思在这里遇到载澜以及他最宠爱的男妓桂花。他目睹二人做了一系列性事，而后加入其中。第一章即充满了细致的性描写，显然可以看出巴恪思并不像特雷弗…罗珀所说的那样，是个“压抑的”同性恋。他对妓院的这一套进进出出（不知如何更好形容）了如指掌，并且饶有兴致地记录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特雷弗…罗珀竟然会认为巴恪思压抑。他在牛津其间，整日和一干毫不避讳的同性恋作家及诗人来往。但特雷弗…罗珀说，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所描述的他与这些人，包括奥布里·比尔兹利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的关系，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承认，G。 E。 莫里森博士说过，听闻巴恪思与王尔德丑闻有关。另外，特雷弗…罗珀在他1993年版的编后记里补充说，比尔兹利所主办的杂志《黄皮书》（The Yellow Book）的文学主编，曾有一封信提到巴恪思。
特雷弗…罗珀似乎无视这些证据，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尽管巴恪思巧言令色，魅力无比，到底不可能跟整个英国最出类拔萃的同性恋全都上过床。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中没有人公然谴责过他”。好像他们会这么做似的。
更有可能的是，巴恪思就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是个性欲亢奋之人。我们有理由猜测，在“放纵的九十年代”，他从他的同侪、他的偶像——例如王尔德——身上看到一种崭新的、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公然的同性恋生活。而1895年，王尔德因性变态罪入狱。巴恪思参与筹款为王尔德辩护——这一点特雷弗…罗珀也提到——这可能就是他对英国人心生怨恨的原因之一。这次事件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只能推测。但我们确凿知道的是，三年后，他住在北京使馆区之外的地方，余生都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
按照《DM》的描述，如果是在二十世纪之交的北京，巴恪思就能找到一个对自己的审美趣味更宽容的地方。引用历史学家吴存存在《晚清时期的同性恋意识》中的话：
编者序（6）
（乾隆）皇帝统治末年1796（北京）有几处地方十分出名，为男妓和优伶所居，其间的男子艳绝天下，在会馆或妓院接客……晚清末年男色之好风靡，男伶妓馆在京城大有盖过青楼女子之势……同性之恋存在于各个阶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尤其在文人中最为盛行。同性恋行为不但不受谴责，那些相貌姣好的男孩子更是被迷恋追捧。Wu ：RoutledgeCurzon，2004。序00序
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对同性恋如此宽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间，同性恋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法理的双重迫害。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同性恋的发展几乎和西方完全隔绝，但如果将其看做同一亚文化下的两个分支，那就错了。
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始终与中国经典文化紧密相连。对同性之爱的描写要上溯到古代，在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著作中都有突出描写，例如《金瓶梅》，以及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小说《红楼梦》。
同爱，尤其是男同爱之风之所以能在中国兴盛，原因之一是不像西方一样涉及宗教亵渎。只要个中描写不超过孔孟之道所能承受的范围，则不会犯众怒。似乎社会标准也没有严格地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而那些同性恋者也并不将自己当成完全的同性恋。早期性学家、同性恋权利倡导者马格斯·西谢腓（Magnus Hirschfeld）在二十世纪早期游历中国时就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写道：
同性恋男子几乎都结婚。但他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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