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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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宏杰



本书由“云中孤雁”免费制作；

　


目录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从国民性、教育、农民问题等各种角度比较中，探讨了中韩两国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以期引起国人的反思。其中《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等篇什在网上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代序）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什么
　　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
　　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
　　重本还是重末：中韩教育政策之比较
　　“韩流”兴起的秘密
　　汉城散记
　　相关评论

　
　　
　
作者：张宏杰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代序）
　
　　不一样的日本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传说中的强大帝国中国的不堪一击；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明智和敏捷。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４０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性大国。而老大帝国中国却陷入失败的泥沼，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重挫折和艰辛，直到一百余年后的１９４９年才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状态，而经济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向日本学习在不久以后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１９０７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孙中山在日本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百年学习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学习一切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是不可取的。

　　原因就在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土条件并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其实大谬。

　　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表述。本尼·迪克特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地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李光耀则说得很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事实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历史上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由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日本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将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日本人》）。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为小。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解放前的旧中国像一个衰弱的老人，被压覆在沉重的旧观念之下，禁锢在僵化的专制政体枷锁之中，依靠腐败、疲塌的官僚队伍，牵曳着小农经济的庞大人群，艰难跋涉在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


　　古代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学习
　　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曾长期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它曾经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也像宋朝太祖赵匡胤一样，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朝鲜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考试与其说是选择官员，不如说是选拔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中举者擅长的只是四书五经中的道德教条，这些伦理教条对社会发展无益，对统治阶级却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像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１６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朝鲜半岛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倔强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是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国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总而言之，古代朝鲜统治集团在“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作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半岛社会存在着许多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文化基因，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观察韩国如何摈弃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它的经验，知道它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领先与落后：三百年间三篇游记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奔赴承德，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行走在队伍中的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使这次出使被历史记住。秀才朴趾源文笔优美，学识丰富。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热河日记》的心态和现在出游欧美日本的某些中国游客的心态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毫无保留地赞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和日本，先进发达得无以复加。

　　刚刚跨出国门，朴趾源就对边境对面的中国城镇大为羡慕。“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

　　朴趾源突然心情大坏，竟想立刻转身回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原来，他受不了先进的中国与落后的朝鲜的巨大反差。他怕自己再继续前行，会更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边境小镇，“天下之东尽头”，再往前，让他惊讶的东西会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　亦精丽如画。”

　　恐怕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用“精丽如画”这个词来形容“柴堆粪　”吧。

　　住在小镇上，他抓紧时间出门游览，结论是这个小镇“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连互辉耀，比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匾，所居物皆内地奇货”。

　　这个敏锐观察者的结论是中国处处完美，几乎每一点都比当时的朝鲜半岛优秀。在当代知识分子看来到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清代在他看来却是“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他认为朝鲜必须迅速全面地学习中国，才能改变落后面貌。

　　而１１３年之后的１８９３年，中国已经陷入极度衰弱之中，在列强的凌辱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此时比起朝鲜半岛，仍然领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国的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

　　一入朝鲜，当地知府就率卫队出来迎接。“其队伍仍古制，用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衣较笨。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看了这段描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百年前朴趾源对中国城镇那样惊慕了。

　　不久，知府摆宴相请，“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

　　几天后，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当时的朝鲜半岛还实行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和聂士成一样，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希望。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１９６１年，韩国看上去仍然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列。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韩国比中国还要穷。美国人说，他们看到的韩国是个“无底的，无希望的深渊”。

　　韩国的觉醒和当初日本人的崛起一样令人震惊。谁能想到，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隐士的国度”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潜力，从１９６２到１９８０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８３美元增加到１５５３美元。这一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使韩国一跃跨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造船、汽车、电子、化纤等工业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并显示出惊人的竞争力。１９８８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１９９１年，韩国国民总产值跃居“东亚四小龙”之首，人均ＧＮＰ超过６０００美元。尽管当时韩国的人均ＧＮＰ低于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但它在产业结构多样化方面要远为成功，其工业化的程度也更深。在一些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上，韩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强劲的竞争对手。韩国被誉为“第二个日本”。

　　１９９５年，韩国人均ＧＮＰ达到了１００３７美元，韩国人提前实现了过万美元的目标。韩国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１１位，他们急切地盼望进入世界前十，并且野心勃勃要在２０１０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美、日、中、俄、韩），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现在，中国人到了韩国，正犹如２００多年前朴趾源到了中国，处处留下惊叹和赞美，并且和朴趾源一样，深为本国的落后而痛心。

　　朴趾源到了中国，惊讶于中国城镇的整齐富丽。而如今人们到了韩国，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韩国的干净。

　　“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


　　朴趾源赞美中国的“粪溷”，说：“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而当代中国人开始赞美韩国的厕所：

　　“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仅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从来没有见过收费的厕所，但所有的公厕都提供卫生纸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合的厕所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人家那儿把厕所叫作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儿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画目描眉。”（引自网文）

　　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古代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使人们不得不被诱惑于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就是促使我研究韩国并写作这一系列与韩国有关的文章的最初动力。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读了一系列有关韩国崛起过程的著作之后，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韩国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儒教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

　　韩国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较为彻底地接受了现代制度，二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民族的精神传统。在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计划经济手段，群众运动方式，号召“以国为家”的献身精神……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秘密。鉴于变革前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同质性，我们不难想到，韩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样能做到。

　　自１９７８年的２５年来，中国也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诸多的问题。相比之下，韩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也出现一些问题，但较之中国变革显得更迅速，更顺利，也更成功一些。

　　具体说到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异，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我们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关键领域采取的措施与韩国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一边发展，一边不断破坏着自身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中，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众所周知，我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１９４５年，韩国的文盲率为７８％，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５１年后的１９９６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３７％，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５％，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２００１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５２％，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些地区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