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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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让他怎么等，他都不会生气。神经麻木、悠然和韧性的结果使中国人总能达到目的。中国人认为发火是白耗体力。”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和历史。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一片云彩过来，全朝鲜都要下雨；国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应。由于历史简单，文化较浅，对挫折的记忆不深，朝鲜人也很少有中国人那样的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在资讯时代以前，一个消息从中国一端传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数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万火急，用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地传递，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明日黄花。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庄子在几千年前就对此有明确的见解，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经不起折腾，否则就会像煎小鱼一样，翻腾几下，这条小鱼就碎了。

　　由于这种庞大，使得历代中国政治家的大脑不堪重负。于是，他们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于是问题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畸形。黄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国没能实行“数目字上的管理”，其实就是由于手工时代，“数目字上的管理”根本无法应付中国的巨大和复杂。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而中国至今仍然不得不借助一刀切的老法宝。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停滞，中国人的工具理性缺失，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和忽视精确，都与中国的体积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老人和少年
　　中国人习惯喝茶，越烫越好。一壶在手，可以消磨一个下午。韩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国曾经大富大贵过，也曾经几度败落；中国有过长时期的天下太平，也有过记不清的暴政，混乱，灾难。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都发生了。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族，所以他们也积累了最丰富的生存智慧。一个人太老了，就会褪尽　
　　火气，磨光锐气，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别太认真，一切都慢慢来，一切都四平八稳，全面辩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而韩国人则如同一个未经多少世事的少年人，还没有被世事磨去棱角，还没有失去信的能力。他血气方刚，身手敏捷。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老人和少年的反应当然不同。

　　西方炮舰的重击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屡遭重创之后的中国慢慢清醒，开始了自强过程。由于头脑长久不用，关节锈得太死，长年积习太深，所以自强的过程异常艰难痛苦。在亡国夭种，瓜分豆剖的迫人形势面前，中国的举动显得过于迟钝，软弱无力并且犹豫不决，时时刻刻摆不脱过去的经验束缚，动不动就习惯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击下，他彻底丧失了自信，从原来的极刚愎顽固一变而为极懦弱自卑。

　　环顾整个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老大中国更曲折，更艰难，更痛苦。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文化是罪魁祸首，一再为选择什么样的新文化而不断争吵，长期陷入“主义”之争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儒教文化和优良传统，被我们当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积习，直到现在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身上。这一事实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文化”和“民族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种观念，而“民族性”则是一种习惯，一种更多属于下意识的东西。就像挖鼻孔一样，观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时手指不知不觉就循着快感伸了进去。

　　在１８４０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他们才猛醒过来。

　　韩国人少年一样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自己旧日的生活习惯。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１９６１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给韩国政府注入了一种强烈的军人气质。他推行“更生”政策，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惟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在其他后发展国家，腐败的集权官僚队伍都是社会进步的最顽固障碍。而朴正熙却借用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传统，用官僚集权专制，把全国组织成了一支发展经济的军队。韩国人的服从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等级意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韩国公司都有点像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剪短头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写着姓名标志，还使用许多军事术语式口号，如“工业战士、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１００亿美元出口高地”等。企业家把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使他们像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公司，使他们能忍受恶劣的条件，在低收入情况下加班加点。

　　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１９６０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韩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韩国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人、东京人还要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１１个经济大国。

　　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嘲笑韩国的汽车想打入美国的想法。而今天韩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百万辆，而现代集团的汽车已大量出口到美国。韩国手机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机就在世界手机产业占据领先位置。

　　经济发展所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当年的朴正熙用铁腕手段去打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官僚机构由过去抑制社会活力的工具变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型管理机构，改变了“官本位”，崇尚“主义”、“空想”的社会风气，创造出尊重科学、理性和个性以及重视实利的社会精神气质。

　　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社会进步使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６０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曾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

　　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的缺点：

　　缺乏独立精神，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缺乏开创精神，缺乏进取精神，可恶的自私自利，荣誉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断力。

　　他举出“人民的缺点如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以及依赖别人的恶习”。

　　他宣布：“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遗产：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经达到了。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近几年来，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谈韩国厕所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每篇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过韩国的人因此得出结论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自然而然，厕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然而，一百年前中国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看到的朝鲜却是惊人的“脏乱差”。

　　一百年前，中日韩三国农村的厕所处于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放两块木板。

　　一百年后，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式便器，便后它会自动喷出温水把人的屁股冲洗干净，然后再进行烘干。日本人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芳香扑鼻，还像工艺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等装饰品。

　　韩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在厕所里采用水冲设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接近于日本厕所的卫生水平。而且，韩国人还独出心裁，把厕所的名字改为化妆室，引起中国人的阵阵惊慕。农村经过新村运动，也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厕所，不过，在边远地区，个别地方还在使用旱厕。

　　而在中国，尽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不少高级厕所比日韩还要豪华。不过，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和一百年前一样，没有多少变化。厕所是中国人自卑的原因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外国人到过中国，印象最深的除了长城、故宫的辉煌，也许就是中式厕所的恶臭了。不少老外把对中国厕所的印象形诸文字，许多次地被《参考消息》转载回来，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却又无可置辩。

　　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１９１６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日本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日本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现代社会的高效率让人们必须善于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现代社会的物质成就使人们有条件建立自尊和自信，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让人们培养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

　　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我们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历史上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们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但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中国人的缺点并不是什么无药可治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必要自卑，更没有理由放弃。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只要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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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
　
　　　触目惊心的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着富强迈进。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种速度自豪。

　　然而，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些事。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件，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流失。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衡量，在某些方面，我们丧失的，很可能比我们得到的还要多！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国宝，越来越多地流失到了海外。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世界上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我们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远涉重洋。

　　在英国的文物贩子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已经形成了行业。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１０万多起，被毁古墓２０多万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不能幸免，其中有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１１层高的宋代石塔，以及众多的石刻造像。这些东西大部分都相当顺利地“流进”了外国博物馆（参见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７日《南方周末》）。

　　盗挖和走私文物的毕竟都是犯罪分子，是人们深恶痛绝和法律理应打击的对象，他们更多地是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现状而不是文化现状。那么，普通民众在对待文化遗产上又是怎么做的呢？

　　据我国长城学专家董耀会介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除了部分景点被开发利用外，绝大部分几近荒废。北京市郊的一片山岭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鳞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顷刻间湮灭。事后，不过罚款２００元了事（人民网）。

　　盗古墓者可判重刑，村长拆长城也毕竟被罚了款，市长县长们毁古城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湖北襄樊将宋明时期的古城墙拆毁，浙江舟山拆毁定海古城的历史街区和古居老宅，福州的“三坊七巷”要被改造成商业街……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多次叹道，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９日）。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无形文化遗产的毁灭就更加触目惊心。然而，可能大多数读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无形文化遗产”这个名词。简单地说，它就是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就是那些有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谢神会”，“跳大神儿”，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是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许多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无形文化遗产面临的巨大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重要的民族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东西，是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中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艺人急剧消失，民间文化形态迅速消亡，民间艺术日渐衰落。村村寨寨的节庆活动没人张罗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戏，动画片打败了民间故事和皮影戏。过去的农村姑娘个个会绣嫁妆，现在结婚时则到集上去买廉价而粗俗的印花纺织品。中央美院原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靳之林说，上世纪的８０年代初他曾在陕北窑洞看到民间剪纸铺天盖地，光安塞一个县就有两万名妇女会剪纸。而２０年后他再去那里却看不见剪纸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墙上张贴的世界名模画像。而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安塞县的４０多位民间剪纸大师，现在大多业已故去，仅存的几位也年事已高不能剪了，有的还要为生计操劳。民间剪纸消失的速度，靳教授形象地称之为“一夜春风吹，遍地梨花落”。

　　据专家讲，现在每过一天，就有一种民间文化消失。其灭亡的速度远远快于生物物种的灭亡速度，而后果却和生物物种的灭亡同样严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万年的乡土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它们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靳教授说，这样下去，中华民族近８０００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摘自《中国教育报》）。



　　“敝帚自珍”、“小题大做”的韩国
　　和中国的丰富文物比起来，韩国的文物古迹并不多。作为一个“海东小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国，所以古迹的规模和层次与中国相比，差距不少。

　　不过，韩国人对这点微薄的家底万分珍视。

　　汉城号称有五处故宫，分别是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宗庙和德寿宫。不过，这五大宫加在一起还不如半个北京故宫大。就连一贯喜欢自称处处天下第一的韩国人自己也戏称这不过相当中国故宫的一个化妆间。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韩国人却把它治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拿昌德宫来说，为了合理保护宫内的环境，不允许游客单独入宫游览。只有等游客到了一定的数量，才由导游统一带领进入，而且在入宫前严格要求各种注意事项，包括不许吃零食，吸烟，乱扔杂物等等。整个宫院内部，你看不到一张纸片，一处痰迹。每一片草坪，都经心设计，收拾得干净整洁，看上去赏心悦目。相比之下，中国故宫的管理则宽大得多了。记得有一年游览故宫，我亲眼看到一个游客用小刀刮太和殿宫门上的金龙，试图弄下点金粉，他徒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