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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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估计，那位意大利人还在睡觉。他俩夜里回到旅馆时已经微醉。次日早晨，他俩去莫里尼房间寻找，却没人。旅馆服务员说，这位名叫莫里尼的客人已经结账，午夜十二点离开了旅馆（那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正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这在电脑上是有据可查的。午夜，莫里尼下楼到服务台，命人给他叫出租车。

“他午夜十二点走了？去什么地方啦？”

服务员自然不知道客人的去向。

当天上午，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证实了莫里尼不在蒙特勒及其附近的任何一家医院，随后乘火车前往日内瓦。他俩从日内瓦机场给都灵莫里尼家打电话。二人只听见自动答录机的声音，于是对着话筒臭骂一通。随后，他俩上了飞往各自城市的航班。

曼努埃尔一到马德里就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后者一小时前已经到家，他告诉曼努埃尔莫里尼还是没有消息。这一整天，无论曼努埃尔还是让－克劳德一直都在意大利人的自动答录机里留言，口气越来越无可奈何。第二天，他俩真的紧张起来了，甚至有立刻飞往都灵的念头，如果再找不到莫里尼，那就报警。可是，二人不想草率行事，不愿意闹笑话，方才冷静下来。

第三天跟第二天一样。二人给莫里尼打电话，互相通话，掂量各自的行为方式，掂量莫里尼的心理健康情况、不可否认的常识和成熟度，于是，二人什么也没做。第四天，让－克劳德直接给都灵大学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的奥地利人，临时在德语教研室工作。这个奥地利小伙子想不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莫里尼。让－克劳德要求教研室女秘书接电话。小伙子告诉他那女秘书出去吃早饭还没回来呢。让－克劳德立即跟曼努埃尔通话，非常详细地讲述了打电话的经过。曼努埃尔说他来试试运气。

这一回，接电话的不是那个奥地利小伙子，而是德语专业的一个学生。可这个学生的德语不太好，曼努埃尔便用意大利语交谈。他问，教研室的女秘书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学生回答说，教研室里没别人，看来大家都去吃早饭了，现在只有他自己。曼努埃尔想知道都灵大学几点钟吃早饭，通常早饭要吃多长时间。那学生不明白曼努埃尔有毛病的意大利语。他只好又重复问了两次，最后有点生气了。

那学生说，比如他自己，就从来不吃早饭。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每人生活习惯不同罢了。问他明不明白。

“明白！”曼努埃尔咬牙切齿地回答道。但他需要找个教研室负责人说话。

“您就跟我谈吧！”那学生说。

于是，曼努埃尔问他是不是莫里尼先生没来上课。

学生说：“等一等！让我想想！”

接着，曼努埃尔听见还是那个学生在嘟囔“莫里尼……莫里尼……莫里尼”，声音又不像那个学生，而是像一个巫师，更具体地说像罗马帝国女巫的声音；伴随那声音的还有从玄武岩滴落的泉水声，越来越大，带着一声轰鸣泛滥开来，是成千上万个声音汇集的轰鸣，是洪水泛滥的咆哮声，包含和寄托着种种声音的归宿。

那学生想了想，说道：“昨天他应该来上课，可是没来。”

曼努埃尔谢过之后，把电话挂了。到了下午，他又给莫里尼家里打了一次，然后打给让－克劳德。这两处的电话都没人接听。他无可奈何地留了言。接着，他思索起来。可他的想法只能接近刚刚发生的、刚刚过去的事情，那是几乎跟眼下一样无用的过去。他回想莫里尼自动答录机里的声音，也就是莫里尼本人录制的声音：简洁但有礼貌地告知这是莫里尼的电话号码，请留言；而让－克劳德的声音不说那是让－克劳德的电话，而是重复自己的号码，为了不产生疑问，然后恳请来电话的人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回复。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给曼努埃尔打电话，他俩一致同意等澄清脑海里的预感再说，再等几天吧，用不着无缘无故地犯歇斯底里症，应该经常想到莫里尼是自由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俩不能（也不该）阻拦他。自从瑞士回来后，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睡了安稳觉。

次日，二人带着疲惫的肉体和宁静的灵魂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但到了上午十一点，距离和同事们吃午饭前不久，曼努埃尔禁不住又给都灵大学德语教研室打了电话，结果依然没用。后来，让－克劳德从巴黎来了电话，跟他商量把此事告知丽兹是不是合适。

权衡利弊后，二人决定此事暂时保密，至少在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前要沉默。两天后，让－克劳德几乎像条件反射一样，给莫里尼家里打电话。这一次有人接听了。让－克劳德一听见电话那一头是莫里尼的声音大喜过望。

让－克劳德喊叫起来：“天啊！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

莫里尼的声音一如既往。接着，道喜的话，松了一口气啊，不仅是从噩梦，而且是从不理解的梦里醒啦。谈话中，让－克劳德告诉莫里尼自己得立刻通知曼努埃尔。

挂电话前，他问莫里尼：“你不会走开吧？”

“你要我去哪里啊？”莫里尼反问。

但让－克劳德没立即给曼努埃尔打电话，而是喝了一杯威士忌，去厨房，去卫生间，然后去书房，把住宅里的灯火全部点亮。只是到这时才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告诉他他找到莫里尼了，刚刚通了话，可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挂上电话后，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半小时后，曼努埃尔从马德里给他打来电话。莫里尼真的很好。莫里尼不愿意说这几天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莫里尼说他需要休息。需要弄明白一些想法。据曼努埃尔说，他不想用问题麻烦莫里尼，莫里尼给人的印象是想隐瞒什么。可为什么？曼努埃尔一点也想不出来。

“实际上，咱们对他了解很少啊。”让－克劳德说道。他开始讨厌莫里尼、曼努埃尔和电话了。

让－克劳德问道：“你问他的健康情况了吗？”

曼努埃尔回答说问了，而莫里尼也很肯定地说他身体很好。

“那咱们就没什么可干的了。”让－克劳德下了结论，可伤心的口气没能瞒过曼努埃尔的耳朵。

过了一会儿，二人挂了电话。曼努埃尔拿起一本书来打算看，可是读不进去。

到这时，丽兹方才告诉他俩莫里尼失踪的那几天是在伦敦。她说话时，画廊的老板（也许是店员）继续来回摘下和挂上衣服。

“最初两天他是独自一人过的，没有给我打电话，一次也没打。”

当她见到莫里尼的时候，他说这两天里他参观了一些博物馆，没有固定目标地在伦敦一些陌生的居民区闲逛，这让他模模糊糊回忆起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的短篇小说来，莫里尼说，这些居民区已经与切斯特顿毫无关系了，但布朗老爹的影子还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存在，好像企图把老爹孤独漫游伦敦的经历彻底非戏剧化。但实际上，是丽兹想像莫里尼关在旅馆里，拉开窗帘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观察建筑物后面贫穷的景象，也看书。后来，莫里尼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吃午饭。

丽兹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他在伦敦当然高兴，她按时来到旅馆大堂。莫里尼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有个包裹，耐心又冷漠地躲避来来往往的客人，他们拿着行李，满脸疲惫，香水气味流星一样追随身后，闹得大堂乱哄哄，搅乱了门童严肃而焦虑的表情，搅乱了值班经理或是服务台助理哲学家式的深陷眼窝——他们身边总有两个青春焕发的姑娘陪同，她们随时准备（用幽灵般的笑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莫里尼出于谨慎宁可不看她们。等丽兹一到，二人便前往诺丁山一家餐厅，那是丽兹刚刚发现的一家巴西素食餐厅。

丽兹一听说莫里尼已经在伦敦过了两天，便问他这两天都干什么鬼勾当了，而且为什么不打电话。莫里尼于是说了切斯特顿的事，说了他闲逛居民区的事，赞扬了城市设计为残疾人顺利走路着想，而都灵则相反，那里到处是对轮椅的障碍；他说去过一些旧书店，买了几本书，但没提名字；他说两次参观贝克街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住宅，贝克街是他喜欢的街道之一，对他这样一个人到中年、残疾、有文化、喜欢阅读侦探小说的意大利人来说，这条街是超越时间或是时空的，它亲热（用词不是亲热，而是精心）地保存在华生博士的回忆录里。后来，丽兹和莫里尼去丽兹家。于是，莫里尼把买好的礼物——一本书，关于布鲁内莱斯基［55］的书赠送给丽兹，书中还有四个不同国籍的摄影家拍摄的这位伟大建筑艺术家设计的建筑物的照片。

莫里尼说：“是些解读性质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一个法国人。我最不喜欢的是美国人。写得过于做作。总想从布鲁内莱斯基身上发现点什么。总想当个布鲁内莱斯基。德国人的文章也不赖。但最好的，我认为还是法国人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丽兹虽然以前没看见过这本书，但从纸张和装帧来看就是个宝贝，她觉得书上有股亲切的味道。第二天，他和她相约在剧院前见面，莫里尼有两张入场券，是事先在旅馆买好的。二人看了一场俗不可耐的喜剧，让他俩笑了一通，丽兹笑得更厉害些；莫里尼没听明白一些伦敦方言。晚上，二人共进晚餐。丽兹想知道莫里尼白天都做了些什么。莫里尼坦白地说去参观了肯辛顿花园和海德公园里的意大利花园，漫无目的地闲逛。但丽兹却不知为什么想像莫里尼会老老实实待在公园里，偶尔伸长脖子看看远方有什么溜过去，而大部分时间则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二人吃晚饭的时候，丽兹给莫里尼解释了他戏剧中不懂的地方。到那时莫里尼才意识到那喜剧比他认为的还要糟糕。但是，他对演员们表演的评价很高；等回到旅馆后，脱去外衣时，还没下轮椅，面对黑暗的电视屏幕，反映出他和房间像是一出由于谨慎和担心从来没上演的剧作中幽灵般的形象，于是得出这喜剧也没那么糟糕、感觉还好的结论，他自己也笑了嘛，演员很好，座位舒适，票价也不太贵。

第二天，他对丽兹说他得走了。丽兹送他到机场。在候机厅，莫里尼用偶然提起的口气说，他认为他明白约翰自残右手的原因了。

丽兹问他：“哪个约翰？”

“埃德温·约翰。就是你帮助我发现的那位画家。”莫里尼答道。

“啊，对了，埃德温·约翰。他为什么自残？”丽兹问。

莫里尼答：“为钱。”

“为了钱？”

“因为他相信投资，相信资本流动，相信谁不投资谁不赚钱的道理。”

丽兹露出想了想的样子，然后说道：有可能。

“他自残是为了钱。”莫里尼说。

后来，丽兹向他打听（也是第一次打听）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情况。

莫里尼说：“我希望别让他俩知道我来过这里。”

丽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说道别担心，她一定保密。接着，她要他回到都灵后给她打电话。

“当然会打。”莫里尼说。

一位空姐来找二人说话，几分钟后笑着走了。旅客的队伍开始挪动了。丽兹在莫里尼面颊上吻了一下就走了。

在丽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更多的是沉思而不是垂头丧气地离开艺术画廊之前，店里惟一的店员和老板告诉三人这个地方很快就要关门了。老板胳膊上挂着一件金银锦缎衣，对三人说这个酒吧是画廊的组成部分，原本属于他奶奶的，那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贵妇人。奶奶去世后，这房子由她三个孙子继承，按规矩平分为三份。他是三个孙子之一，但那个时候他住在加勒比地区，除去学习调制珍珠鸡尾酒之外，还从事情报、间谍活动。为此，他算是个失踪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有恶习的嬉皮士间谍。等到他回英国的时候，发现这房子已经被他两位堂兄弟全都占领了。从此以后，他开始跟堂兄弟打官司。可是律师费用太高，最后只好要了三个房间，他办起了艺术画廊。可是生意不好：画卖不出去，二手衣服卖不出去，也很少有人品尝他的鸡尾酒。这个居民区很少有我的顾客，他说，如今画廊都在改造后的旧工人区里，酒吧都在传统的酒吧圈内，本地人不买二手衣。等到丽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起身，正要走向通往大街的金属楼梯时，老板告诉了三人最糟糕的是，近来他奶奶的鬼魂开始出现了。这句话引起了丽兹等三人的好奇心。

三人异口同声地问：您看见奶奶啦？画廊老板说：我看见她了。起初，我只是听见有陌生的杂音，好像水和水泡的声音。是这宅子里从来也没听见过的声音。甚至为了卖掉几间屋子把宅子分成若干份，也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音，因此在安装新卫生设备的时候，还有些合乎逻辑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些声音，虽说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但是，来了杂音后不久，又传来呻吟声，不是恰恰因为疼痛而呻吟，而是因为惊讶和失望的那种“哎呀”声，仿佛奶奶的幽灵走遍她的老宅子，由于被改造成几处小屋而不认识它了，认不出怎么会有了这样的墙壁，怎么会有这样俗气的家具，以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镜子。

有时，老板情绪十分低落，就睡在店里了。他情绪低落当然不是因为杂音或者幽灵的呻吟，而是因为濒临倒闭的生意。那几天夜里，他能清晰地听见奶奶的脚步声和呻吟声，奶奶在楼上走动，仿佛一点也不明白阴间和阳间的事情。一天夜里，老板在关画廊之前，看见奶奶的影子出现在室内惟一的镜子里，那是一面维多利亚时期的全身镜子，摆放在那里给顾客们试衣服用的。奶奶正在看墙上一幅画，后来视线转移到衣架的服装上，又看看酒吧里的两张桌子，好像是说，糟糕透顶！

老板说，奶奶的表情很可怕。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奶奶那副样子，虽说后来也不时地又听见奶奶在楼上行走，穿越原本没有墙壁的房间。曼努埃尔后来问老板，从前在加勒比地区的工作属于什么性质，他凄惨地一笑，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他可没发疯，不是像有人想像的那样。他说他当间谍的方式跟在调查局或者统计局的人一样。三人听了老板这番话，不知为什么，感到难过之极。

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研讨会上，四人认识了墨西哥青年罗道夫·阿拉托雷，在他内容庞杂的论文里，谈到了阿琴波尔迪的作品。罗道夫享有创作奖学金，似乎一心要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参加过一些会议；这一次主动结识丽兹和曼努埃尔，这二人毫无顾忌地把他扔在了一边；后来他又转向了让－克劳德，这个法国人干脆不予理睬。因为罗道夫与成群结队的欧洲大学生并无二致，他们一味地追随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周围，令人感到厌烦。最丢脸的是罗道夫连德语也不会说，这首先就没资格与会。另外，图卢兹研讨会成功地赢得了公众的参与；在大批专家、学者（开会之前就认识，至少上一次开会就认识，似乎人人高兴重逢和愿意继续讨论老话题）中间，罗道夫无事可做，除非回家，这是他不情愿的，因为他的家就是一个不雅致的小房间（拿奖学金的人嘛），里面堆满了图书和手稿，或者他待在会场的某个角落里，朝四下里微笑，装出聚精会神思考哲学问题的样子，后来他就是这样做的；但这个姿态让他注意到了莫里尼。这位意大利人被囚禁在轮椅上，心不在焉地回答别人的问候，这让罗道夫觉得莫里尼跟他一样也是无依无靠的。他到莫里尼面前做了自我介绍，片刻后，二人便漫步在图卢兹的街头了。

他俩首先说起了西班牙著名学者阿方索·雷耶斯，莫里尼对这位学者了解不深；接着，谈到索尔·胡安娜·依内斯，莫里尼无法忘记那个莫里诺（他觉得莫里诺就是他莫里尼）写的那本著作，书中概括介绍了索尔·胡安娜这位墨西哥修女的菜谱。后来，他俩谈起了罗道夫打算写的长篇小说和惟一写出来的小说；谈到了一个墨西哥青年在图卢兹的生活，冬日不长，但过起来感觉无尽无休，谈到在法国只有寥寥几个朋友（一个图书馆管理员，领取奖学金的厄瓜多尔人，见面不多；一个酒吧跑堂，他对墨西哥的看法让罗道夫既惊奇又生气）；还谈到了他那些留在墨西哥联邦区里的朋友们，他每天都给他们写电子邮件，专门谈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和惆怅的情绪。

罗道夫说，墨西哥城里有位朋友不久前见过阿琴波尔迪，他说这话是善意的，带点二流作家不大狡猾的吹牛色彩。

起初，莫里尼没大在意罗道夫的话，因为罗道夫正陪他逛一些有趣的地方，的确，虽然那些地方不是指定的旅游景点，但有魅力；好像罗道夫真正的秘密才干是导游，而不是写小说；莫里尼认为这个墨西哥人除去只阅读过两部阿琴波尔迪的长篇小说之外，是在吹牛，或者是他理解错误，或者他不知道阿琴波尔迪已经失踪好久了。

罗道夫讲述的故事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他那位朋友名叫阿尔曼特罗，是散文家、小说家和诗人，四十几岁，朋友们叫他“蠢猪”。“蠢猪”半夜三更接到一个电话。用德语说了几句话后，“蠢猪”穿好衣裳，开车前往墨西哥城附近一家旅馆。虽然深夜车辆不多，“蠢猪”到达旅馆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他在旅馆大堂找到一个服务员和一名警察。“蠢猪”拿出身份证，证明他是政府高级官员，然后跟着那名警察上了三楼一个房间。那里还有两名警察以及一个德国老人。老人坐在床上，头发很乱，身穿灰色衬衫和牛仔裤，双脚赤裸，好像警察进来时他还在睡觉。“蠢猪”想，这德国人显然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一个警察在看电视。另外一个斜靠在墙上抽烟。随同“蠢猪”一起来的那名警察关闭了电视，对在场的警察说都跟他走。抽烟的警察问为什么。跟“蠢猪”一起来的警察对他喝道闭嘴！在警察们离开房间之前，“蠢猪”用德语问老人他们是不是偷了他什么东西。老人说没有。他们想要钱，可没偷任何东西。

“蠢猪”用德语说：“这很好。看来我们的警务工作有改进。”

接着，“蠢猪”问几个警察是哪个分局的，然后放他们走了。等警察一走，“蠢猪”在电视机旁边坐下，对德国老人说他实在抱歉。老人什么也没说，起身下床，进了卫生间。“蠢猪”告诉罗道夫，老人身材高大，差不多有两米，或者一米九五。不管多高吧，总之是高大，威猛。等老人从卫生间出来以后，“蠢猪”发现老人穿上了鞋子；他问老人是否愿意去墨西哥城兜风，还是去喝点什么。

“蠢猪”又说：“如果您困了，我马上就走。”

老人说：“我的飞机早晨七点起飞。”

“蠢猪”看看手表，凌晨两点刚过，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如同罗道夫一样，他几乎不了解老人的文学著作；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老人作品是在西班牙出版的，要晚些时候才传到墨西哥。三年前，“蠢猪”没变成新政府的文化领导人之前，曾经领导过一家出版社的工作，曾经打算出版《柏林渣滓》，可是版权已经让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拿到手了。他在想老人怎么会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谁能把号码给了老人。这是个他无论如何不想听到答案的问题，只要想到这个问题就足以让他感到高兴了，这让他通体舒服，因为用某种方式证明了他是个人物，是个作家。

老人说：“咱们走吧。我准备好了。”

老人在灰色衬衫外面加上一件皮夹克，跟在“蠢猪”身后上路。“蠢猪”带老人到了加里鲍尔迪广场。二人到达时，广场上人不多，大部分旅客早已经回旅馆去了，只留下了醉鬼和夜游神，还有要去吃晚饭的人以及聊最近那场足球比赛的街头乐手。广场出口处有人影在活动，时不时地停下来窥视他俩。“蠢猪”摸摸身上的手枪，自从做了政府高官，他总是随身携带枪支。二人进了一家酒吧。“蠢猪”要了玉米肉饼。老人喝龙舌兰，“蠢猪”只喝啤酒。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开始想生活带来的变化。不到十年前，假如他走进这样一个酒吧，开始跟一个像眼前这样一位大个子老人用德语说话，肯定会有人骂他，或有人出于最不近情理的理由感到生气。于是马上会吵架，会强迫“蠢猪”道歉，或者做出解释，或者请大家喝一轮龙舌兰。如今，没人理他，仿佛他衬衣里藏枪或者在政府当官，就有了一道神圣光芒，让坏蛋和醉鬼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蠢猪”心里骂道：真是他妈的一群卑鄙小人！他们能闻见我，一闻见我就拉裤子。接着，他想起了伏尔泰（他妈的，为什么会想起伏尔泰呢？），随后，想起多年前在脑海里盘旋的一个主意：争取在欧洲当个大使，或者至少当个文化参赞，凭借他现有的关系，至少可以给他弄个大使当当。缺点是大使馆里只有一份工资，也就是大使的薪水。德国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在权衡出国的利弊。有利的方面是肯定可以重操旧业继续写作。这样一个想法太有魅力了，住在意大利，或者意大利附近的国家，或者长期生活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或者罗马，写关于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