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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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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或者罗马，写关于皮拉内西［56］的论文以及他想像中的监狱论文；他推断出来的监狱远远超出了墨西哥监狱；还想到了一些墨西哥监狱的形象、陈规和肖像集。在不利方面，肯定是远离了权力中心。远离权力中心绝对不好，这他早就发现了，那时他还没掌权呢，还在领导打算出版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出版社。
他忽然问老人：“喂，不是说从来没人看见过您吗？”
老人瞅了他一下，有礼貌地微微一笑。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再次听了罗道夫亲口讲述德国老人的故事后，三人给绰号“蠢猪”的阿尔曼特罗打了电话。“蠢猪”毫无异议地给曼努埃尔讲述了罗道夫已经说过的故事。罗道夫和“蠢猪”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师生关系，或者兄弟关系，实际上，正是“蠢猪”为罗道夫弄到了图卢兹的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蠢猪”看好小弟弟的水平，因为弄个显眼的奖学金和派遣到名牌大学都是他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更不要说在雅典或者加拉加斯当个文化参赞了，都是小事一桩，罗道夫都会感激不尽的，尽管事实上，他并不讨厌拿图卢兹这点小钱。罗道夫相信，将来“蠢猪”对他肯定更加慷慨。“蠢猪”那时还不满五十岁，他的著作一出墨西哥城就鲜为人知。但是，在墨西哥城内以及某些美国大学内，实话实说，他的名字是熟悉的，甚至是非常熟悉的。那么，阿琴波尔迪是怎么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呢？他推测那个德国老人就是真的阿琴波尔迪，而不是在开玩笑。据“蠢猪”说，给老人电话号码的人是出版社的那位女老板布比斯夫人。曼努埃尔不无困惑地问“蠢猪”他是否真的认识那位杰出女士。
“蠢猪”说：“当然是真的。我参加过柏林盛会，在一次文化竞技里见过几位德国出版家，他们为我介绍了布比斯夫人。”
曼努埃尔在一张大家都看见的纸上，写道：“文化竞技是什么鬼玩意儿？”他拿给罗道夫看，后者说出了意思。
“蠢猪”从墨西哥城说：“我肯定是把我的名片给了她。”
“在您的名片上，有您私人电话的号码。”
“对，是这样的。”“蠢猪”说，“我肯定是把我的A级名片给了她。B级名片上只有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在C级名片上只有我女秘书的电话号码。”
“明白。”曼努埃尔尽量耐心地说道。
“蠢猪”笑着说：“在D级名片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我的名字，其他全是空白。”
曼努埃尔说：“明白，明白。D级名片上只有您的名字。”
“蠢猪”说：“对，只有我的名字而已。什么电话、住址、街道、门牌统统没有。明白吗？”
“明白。”曼努埃尔说。
“我给布比斯夫人的名片显然是A级的。”
曼努埃尔说：“夫人肯定把名片给了阿琴波尔迪。”
“对。”“蠢猪”说。
直到早晨五点钟，“蠢猪”始终跟德国老人在一起。饭后（老人饿了，又要了玉米肉饼和龙舌兰；与此同时，“蠢猪”像鸵鸟一样在埋头思考权力和惆怅的问题），二人在索卡罗广场附近转了一圈，看了看广场，参观了荒地上像丁香花一样绽放的阿兹特克遗迹，用“蠢猪”的说法，是石头花上的石头花，是一种不规律现象，不会传到别的地方，“蠢猪”说，只能增加混乱。他和德国老人沿着广场外面的街道一直来到圣多明戈广场。那里的拱廊下面，坐着一些写字先生，他们用打字机代写家书或者法律诉状。后来，他俩去改革大道看天使灯，可是那天夜里天使灯没有点燃。“蠢猪”一面驾驶轿车围绕街心花园兜圈子，一面给向外张望的老人做介绍。
清晨五点钟，二人回到了旅馆。“蠢猪”在大堂抽烟等候。走出电梯时，老人只有一件行李，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色衬衫和牛仔裤。通向机场的道路没有车辆。“蠢猪”闯了几次红灯。他试着找个话题，可是不成。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就问过他以前有没有来过墨西哥，老人回答说没有。这很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欧洲作家都在某个时刻到过墨西哥。可老人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墨西哥。到了机场附近，车辆多起来了，路况不好了。等进入停车场时，老人打算告别。可“蠢猪”非要送他进机场不可。
“蠢猪”说：“把行李给我。”
行李箱上有轮子，不沉。老人要从墨西哥城飞往埃莫西约。
曼努埃尔问道：“埃莫西约？在什么地方？”
“蠢猪”说：“在索诺拉州，省会就是索诺拉，位于墨西哥西北部，与美国接壤。”
“您去索诺拉做什么？”“蠢猪”问。
老人回答前犹豫片刻，好像忘记了怎么说话。
“我去看看。”
是否是这么说的，“蠢猪”不能肯定。也许说的是“见识见识”，而不是“看看”。
“蠢猪”问：“您去埃莫西约？”
“不，是圣特莱莎。您去过吗？”
“蠢猪”回答说：“没有。我去过埃莫西约两次，很早以前了，做文学讲座。圣特莱莎可从来没去过。”
老人说：“我想那一定是个大城市。”
“对，是大城市。”“蠢猪”说，“有些工厂，问题不少。我认为不是个好地方。”
“蠢猪”掏出身份证，他能一直送老人到登机口。分手前，他给了老人一张名片。A级的。
“蠢猪”说：“如果遇到麻烦，您知道它有用。”
“多谢了。”老人说。
握手之后，他再也没见过老人。
四人决定已知的这事不再对任何人诉说。他们认为，保密不是背叛什么人，而是当下行事需要小心谨慎。他们立刻商定最好不抱什么渺茫的期望。据博希迈尔说，那年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又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中了。去年也再次入围。这是渺茫的期望。据迪特尔·荷尔菲德（一位瑞典皇家学院院士，或是院士秘书）说，已经与阿琴波尔迪的出版人联系过，试探如果阿琴波尔迪获奖会有什么态度。一个八十多岁的人还能说什么？对于一位八十多岁没家室、无子嗣、缺少熟悉面孔的人来说，诺贝尔奖能有多重要？女男爵布比斯夫人说，老人会很高兴的。这话可能没跟任何人商量，她一心想着多卖些书吧。可是这位女男爵操心过售出的图书吗？操心过积压在汉堡布比斯出版社仓库里的图书吗？迪特尔·荷尔菲德说：没有，肯定没操心过。女男爵将近九十高龄，仓库的情况不会放在心上的。夫人到处旅行，米兰，巴黎，法兰克福。有时，人们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见她跟塞叶里奥夫人谈话。或者看见她出现在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里，身穿香奈儿服装，旁边有两位披绶带的俄罗斯诗人，在大谈布加乔夫［57］，大谈结冰前俄国河流无与伦比之美。让－克劳德说，有时布比斯夫人给人的印象好像忘记了阿琴波尔迪的存在。年轻的罗道夫说，这在墨西哥最正常不过了。据施瓦茨说，获奖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在短名单上。也许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们想来点变化。一个老兵、一个继续在逃的“二战”逃兵，对欧洲来说，他是那个混乱时代的提示。他是个左翼作家，连那些以权谋私的人们都对他表示敬意。他是个对势不两立的人绝对不采取妥协态度的人，这很时尚啊。设想一下吧，让－克劳德说，阿琴波尔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恰恰在这个时候咱们出现了，牵着阿琴波尔迪的手领他现身！
四人没提出阿琴波尔迪在墨西哥正在干什么。为什么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旅行呢？是突发奇想？是需要到这块土地上去观察正在写作的作品背景？四人推断，不大可能，在诸多理由中，他们认为今后不可能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
四人不约而同地倾向一个比较容易的答案，但也是一个最不近情理的答案：阿琴波尔迪如同欧洲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愿意去墨西哥旅游。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他们想像了一个厌恶人类的普鲁士老人，早晨醒来发疯的样子。他们估计是不是有可能患了老年痴呆症。四人否定了种种假设，考虑起“蠢猪”的话。阿琴波尔迪会不会是逃跑？会不会阿琴波尔迪再次发现了非逃走不可的理由？
起初，丽兹坚决反对出去寻找阿琴波尔迪。她觉得四人拉着阿琴波尔迪的手回到欧洲的形象不好，像是绑架团伙。当然，没人会想去绑架阿琴波尔迪。甚至想不起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问。曼努埃尔说，只要能见到阿琴波尔迪就行。让－克劳德说，只要问问阿琴波尔迪《皮面具》里的人皮是什么人的，就行。莫里尼说，只要能看到他们三人在索诺拉给阿琴波尔迪拍的照片就行。
罗道夫（没人征求他的意见）说，只要能与四人通信友好往来，如不嫌麻烦去四位家里拜访一下，就很知足。只有丽兹保留看法。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出去寻找。迪特尔·荷尔菲德说，我认为阿琴波尔迪住在希腊。他要么住在那里，要么就是去世了。迪特尔说，还有第三种可能：咱们认识的那位使用阿琴波尔迪名字的作家实际上是布比斯夫人。
四位朋友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就是布比斯夫人。”
到了最后一刻，莫里尼决定不外出旅行。他说，身体垮啦，出不去了。马塞尔·施沃布［58］身体虚弱，1901年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外出旅行，去拜谒斯蒂文森在太平洋岛上的一座坟茔。施沃布的旅行走了好多天，先是到达拉西约塔［59］，接着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后来是新西兰南岛上的玛纳普利。1902年，施沃布得了肺炎，险些死掉。陪同他旅行的有个华人男仆，姓丁，有晕船的毛病。也许是海上有大浪时老丁才晕船。他俩旅行中总是波浪滔天，老丁总是晕船。一次，施沃布躺在舱内床上，感觉自己不行了。忽然发觉有人睡在他身边。翻身一看，发现是他的华人男仆，脸色发青，像个莴苣。或许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施沃布方才明白自己卷入了什么难题。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到达萨摩亚群岛，但没去拜谒斯蒂文森的坟墓。一方面是因为他重病在身，一方面是干吗要去看一座活人坟呢？斯蒂文森还活着，这是他旅行途中发现的，活在他心上啊。
莫里尼一向钦佩施沃布（不仅钦佩，而且热爱），起初认为如果去索诺拉，在小范围内可以是出于对施沃布的敬意，也是对斯蒂文森的怀念，因为施沃布心里想念斯蒂文森；但是他一回到都灵，就意识到自己不能外出旅行了。于是给三位朋友打电话谎称医生坚决禁止他旅行。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接受了他的说法，答应定期给他打电话，报告寻找阿琴波尔迪的进展情况。
莫里尼对丽兹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还是说了不能外出，医生禁止等等理由。还打算天天给他们三位写信。他甚至笑了起来，说了一个丽兹不懂的愚蠢笑话。是个意大利人的笑话。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同乘一架飞机，上面只有两个降落伞。丽兹以为是个政治笑话。实际上是个孩子们说的玩笑，不过，飞机上那个意大利人让莫里尼一说，有点像总理贝卢斯科尼。（飞机先是坏了一个发动机，接着又坏了一个，最后坠地。）实际上，丽兹勉强说了几个“啊、啊、啊”。最后，她说“晚安，莫里尼！”她那英语太温柔、甜蜜了，或者是莫里尼觉得甜蜜得令人难以忍受，然后丽兹挂断了电话。
丽兹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莫里尼拒绝一道旅行是在骂人。二人再也没有互通电话。莫里尼本来可以拨电话，但他有他的行事方式，在三位朋友动身去找阿琴波尔迪之前，他像在萨摩亚群岛的施沃布一样，已经开始旅行，不是到勇士坟前的旅行，而是围绕一种甘心情愿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体验，但这种甘心情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耐心或者忍让，而更多的是恭顺、内涵丰富但不好理解的谦卑，让他想哭鼻子，但没用处；莫里尼感觉自己的形象逐渐不可阻挡地溶解了，好像一条不再是河流的河，或者像一棵树在地平线上燃烧而它并不知道。
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从巴黎起身，飞往墨西哥城。迎候三人的是“蠢猪”。大家在旅馆过夜。次日，飞到了埃莫西约。“蠢猪”对这个故事大体上是不了解的，但他很乐意接待三位来自欧洲的著名学者，尽管让他不高兴的是他们不同意去美术宫或者国立自治大学或者墨西哥学院作报告。
在墨西哥城过夜那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蠢猪”陪同下前往阿琴波尔迪曾经下榻的旅馆查询。服务员没表示任何异议就让他们看电脑。“蠢猪”用鼠标搜索屏幕上出现的名单，他们是“蠢猪”认识阿琴波尔迪那天住在旅馆的客人。让－克劳德发现“蠢猪”的指甲肮脏，明白了这绰号的来由。
“蠢猪”说：“这里呢。就是这个！”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找“蠢猪”指出的名字。汉斯·赖特尔。一夜。付现金。没使用信用卡。没打开室内的小吧台。后来，三人回旅馆去了，尽管路上“蠢猪”问他俩是否愿意去看看有特色的地方。不，他俩说，没兴趣。
与此同时，丽兹在旅馆，虽然不困，还是熄灭了全部灯光，仅留下电视开着，音量最小。窗户开着，从外面遥远的地方不断传来嗡嗡声，仿佛从几公里之遥的城外郊区正在疏散人群。她以为嗡嗡声来自电视，便关上了电视机，但声音依然存在。她扶着窗户，眺望城市。探身到窗外，听不见嗡嗡声了。空气很冷，她觉得舒服。
旅馆门口，两个门卫在跟一个客人和一名出租车司机争吵什么。那客人喝醉了。一个门卫撑住醉鬼的肩膀，另外一个在倾听司机的述说。从司机大呼小叫的架势看，像是越来越激动。片刻后，她看见有辆轿车来到旅馆门前，从车上下来了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后面跟着“蠢猪”。她在楼上，不敢肯定是不是她的朋友们。如果是，她觉得他们走路的样子有些奇怪，显得更有男子气概，如果这话能用到走路上的话，她认为荒唐，不伦不类，没头没脑。“蠢猪”把车钥匙给了门卫。三人进了大堂。拿了“蠢猪”车钥匙的门卫上了轿车。于是，出租车司机对准另外一个扶着酒鬼的门卫叫喊起来。给丽兹的印象是司机觉得钱少，醉鬼不肯再掏。从醉鬼的架势看，丽兹觉得他大概是美国人。他上身穿一件白衬衫，下身是帆布裤子，牛奶咖啡色。年龄难以判断。另外一个门卫回来以后，司机后退两步，说了一句什么。
丽兹觉得，司机的态度有点威胁人的意思。这时，那个扶持醉鬼的门卫，向前一扑，抓住了司机的衣领。司机没料到对方会这样，连连后退，但已经无法甩掉门卫的手了。天上，从可能是污染造成的黑云里，冒出一架飞机闪烁的灯光。丽兹抬头望天，吃了一惊，因为空中全是嗡嗡声，仿佛千万只蜜蜂包围了旅馆。一瞬间，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是恐怖分子自杀式爆炸，会不会是空难。在旅馆门外，两个门卫在揍司机，他已经被打倒在地了。不是没完没了的踢打。而是踢打四五下，给司机说话或者跑路的机会，但是司机缩成一团，不住嘴地谩骂，于是门卫再次踢打一通。
飞机下降到黑暗的地方去了。丽兹以为自己看见了舷窗后面旅客们那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后来，飞机兜了一圈，又爬上高空，几秒钟后，再次钻进了乌云腹部。飞机消失前，她最后看见的是机尾的灯光，红蓝相间的闪光。她向楼下张望，旅馆的一个服务员已经扶着醉鬼，像是架着一个不能走路的伤员；与此同时，那两个门卫拖着出租车司机离开出租车，向地下停车场走去。
丽兹的第一个反应是下楼去酒吧，看看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是不是在跟“蠢猪”喝酒。但最后她决定关闭窗户，上床。嗡嗡声依旧。丽兹想，这嗡嗡声大概来自空调。
“蠢猪”说：“出租车司机和旅馆门卫之间有一种战争。不宣而战，时高时低，有时高度紧张，有时暂时停火。”
曼努埃尔问：“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三人坐在旅馆的酒吧里，旁边是一扇大窗户，面向大街。户外，空气里有一种液体样的纺织品。那是黑雨，像黑色大理石，令人产生摸摸它的感觉。
“门卫会教训出租车司机。司机要过很久才会回旅馆。都是为了争小费引起的。”“蠢猪”解释说。
随后，“蠢猪”掏出他的电子记事本。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分别把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的电话号码记录在自己的小本上。
“蠢猪”说：“今天我跟校长通过话了。请他尽可能给您们提供帮助。”
让－克劳德问：“谁把那司机拉走的？”
“蠢猪”说：“他自己抬腿走路呗。按照规矩，会在地下停车场里暴打他一顿，然后浇上一大桶冷水，塞进他原来的出租车里，让他滚。”
曼努埃尔问：“门卫和司机开战期间，客人需要出租车怎么办啊？”
“蠢猪”说：“啊，那旅馆就给无线电出租车公司打电话。这个公司总是跟大家一起和平共处的。”
他俩送“蠢猪”到旅馆门外的时候，看见那出租车司机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地下停车场。他脸上完好无损，衣服也没湿。
“蠢猪”说：“肯定达成协议了。”
“达成协议？”
“跟门卫达成的协议。司机必须给门卫钱。”“蠢猪”说。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以为“蠢猪”会上出租车，因为它就停在人行道上，近在咫尺，但样子难看。“蠢猪”一晃脑袋，要门卫去取他自己的轿车。
次日早晨，三人飞往埃莫西约。他们在机场给圣特莱莎大学校长打了电话。然后，租了一辆轿车，向边境地区驶去。一离开机场，三人感觉索诺拉州一片光明。这里的光线好像沉入到太平洋后在空中产生了一个巨大弯弓。丽兹想，在这样的光线下行走容易饥饿，也许会因此想忍饥挨饿走到目的地。
三人从圣特莱莎南部入城。他们觉得这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吉卜赛人营地，或者像随时准备开拔的难民营。三人在墨西哥旅馆四楼租下三个房间。表面上它们都一样，实际上里面到处布满了区别的记号。在曼努埃尔的房间里，有一幅巨画，上面是荒原和一群骑马的人，他们位于左侧，身穿淡棕色服装，像是军队，或者骑马俱乐部的人们。在丽兹的房间里，有两面镜子，而不是一面。第一面镜子安放在入门处，跟别的房间一样。第二面挂在房间尽头的墙壁上，旁边是面向大街的窗户；这样你如果摆好固定姿势，那两面镜子里都可映照出你的倩影。让－克劳德房间里的浴缸缺了一角。第一眼看去，不会发现这个缺点。但只要拉开厕所门，缺少的一角就会赫然出现在眼前，好像一声吠叫。让－克劳德想，真他妈奇怪，怎么没人修理呢？丽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浴缸。那一角缺了二十公分。白陶瓷下面，有一块红色的东西，像是砖土，呈石膏抹上去的饼干状。缺少的那一角呈月牙形。好像是有人用锤子敲掉的。丽兹想，又好像有什么人把另外一个躺在地上的人扶起来，用后者的脑袋去撞浴缸。
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给三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有些拘谨。校长的个子很高，皮肤是淡淡的古铜色，好像每天在田野上边沉思边远足。校长邀请三人喝咖啡，耐心并假装有兴趣地倾听三人的说明。随后，带领三人在校园内参观，介绍建筑物以及所属的系科。让－克劳德为了换换话题，说起了索诺拉的阳光，于是，校长就详细讲述了沙漠落日的景象，提到一些画家，三位都不熟悉这些画家的名字；这些画家都曾经在索诺拉州或者旁边的亚利桑那州居住过。
四人回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再次请大家喝咖啡，询问三人下榻在哪家旅馆。三人说了旅馆的名字，校长写在一张纸上，放到西装上衣口袋里，然后邀请三位去他府上共进晚餐。片刻后，他们走了。走在从校长办公室到停车位的路上，他们看见一群男女大学生正好行走在喷灌器洒水的草坪上。学生们嘻嘻哈哈地叫喊起来，跑步远离了草坪。
返回旅馆之前，三人在城里兜了一圈。这座城市太混乱了，让他们觉得好笑。而此前三人的情绪一直不好。他们东看看西望望，跟那些能帮助他们的人聊聊，但这仅仅是更大计谋的一小部分。在返回旅馆的路上，那种处于敌意环境里的感觉消失了，虽说“敌意”二字不合适，但那是一种他们拒绝承认的语言环境，是一种与他们平行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只能自重，仅仅依靠提高嗓门，讨论一些不打算实现的计划，来赢得自主。
到了旅馆，三人看到语言文学系主任奥古斯托·盖拉的字条。上面写着“致三位同事：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口气是“亲爱的”，丝毫不像嘲讽。这越发让三人大笑起来，但随后三人难过了，因为按照主任的方式，一个“同事”的称谓就在欧洲和那个游牧族群之间建立了混凝土大桥。丽兹说，这就像听见孩子在哭泣。主任在字条上除去祝愿他们在本城过得幸福愉快外，还谈到一位什么阿玛尔菲塔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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