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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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势：“住嘴！婊子养的！你他妈笑什么？讲个死孩子的故事你还来劲了？你个想着大鸡巴的傻逼，讲个死孩子的故事就来高潮了吗？”

就是这类事情。让－克劳德还想起曼努埃尔说话时那股冲动劲，甚至模仿讲故事的在听故事的面前应该表现出的嗓门和举止；还记得曼努埃尔认为，应该关上电视，回各自房间之前先去酒吧喝一杯。他还记得自己对曼努埃尔很有好感，这种感情让他回忆起少年生活，那种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乡下的黄昏。

在那一周里，丽兹的固定电话每天下午要响三四次；手机每天上午响两三次。来电话的人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虽然这两位都拿研究阿琴波尔迪当借口，可这借口用不了一分钟就完了，然后两位教授直接转向心里真正要说的话。

让－克劳德谈他德语教研室的同事们，说有个瑞士教师和诗人，整天纠缠他，让他给奖学金，说巴黎的天气（还联想大作家和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邦威尔），谈黄昏的车辆打开车灯回家去。曼努埃尔说他在绝对孤独的状态下整理藏书，说有时听见远处传来鼓声，好像来自同一条街的一幢楼里，据猜测，那里住着一伙非洲乐手，还说马德里的居民区，例如，拉瓦皮耶、马拉萨尼亚，中央大道附近的情况，那里夜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散步，没有问题。

那一周，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都把莫里尼完全给忘了。只有丽兹时不时地给莫里尼打电话，保持以往的联系。

而莫里尼呢，他已经进入彻底的隐匿状态。

让－克劳德迅速习惯了伦敦之旅，只要想去，拔腿就走，虽然应该强调的是他去伦敦是最方便的，因为距离近，交通工具多。

他在伦敦只待一夜。九点后到达，十点与丽兹相会在从巴黎就预订好的餐厅里，凌晨一点，他和她已经上床了。

丽兹是个热情的爱人，虽然她的激情受到时间的限制。她做爱时不喜欢想像，会全部投入到情人提出的种种游戏中，从不打算或者操心采取主动。性交时间不超过三小时，这有时让让－克劳德伤心，他总是准备干到曙光来临才好呢。

做爱后，让让－克劳德最失望的是，丽兹不愿坦率考虑二人之间正在酝酿的事情，而宁愿说说学术问题。让－克劳德心里想，丽兹的冷漠是女人保护自己的一种办法。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一天夜里，他决定把自己的情感冒险故事说给她听。他编制了一个长长的女人名单，都是他结交过的。他请丽兹过目。她冷冰冰或者不感兴趣地扫了一眼，没有激动，也不打算用什么名单回报他的坦白。

到了早晨，叫了出租车，他穿好衣服，静悄悄地去机场，不吵醒她。出门前，他打量她一番，那放松的睡姿让他充满了爱意，真想在床前放声大哭。

一小时后，丽兹的闹钟响了，她一跃而起。淋浴，烧开水，喝奶茶，吹干头发，然后仔细检查房间，仿佛担心夜间来客会不会偷走什么值钱的东西。客厅和卧室总是被弄得一团糟，这让她恼火。她不耐烦地收拾用过的酒杯，清洗烟灰缸，拿掉脏被单，换上干净的，把让－克劳德丢到地上的图书收起来，放回书柜里，把酒瓶放回厨房的架子上，然后穿好衣服去大学。如果教研室开会，那就去开会；如果没会，就钻进图书馆，干活或者阅读，直到去上课为止。

一个星期六，曼努埃尔打电话给她，说她应该来马德里看看，他邀请她来；还说，马德里在这个季节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另外，还有一个培根回顾展，不容错过。

“我明天去。”丽兹说。这的确是曼努埃尔没有料到的，因为他发出邀请更多是出于好心，而没考虑她是否可能接受。

无需赘言，确信第二天她就会出现在曼努埃尔家，这让他处于越来越兴奋和坐卧不宁的状态。实际上，他和她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星期天（曼努埃尔极力如此），晚上，二人上床，打算听邻居的鼓声，运气不好，没有声音，好像那个非洲乐队恰好在那天到西班牙其他城市做巡回演出去了。曼努埃尔有一肚子问题想问，可是到了真正应该张嘴的时候，他一个也没问。提问已经没必要了。丽兹告诉他：让－克劳德是她情人，虽然用词不是“情人”，而是比较含混的“男朋友”之类，或许说的是保持“相好”的关系，等等。

曼努埃尔本想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情人的，可他仅仅叹息一声。丽兹说她有很多朋友，但没解释是一般朋友呢，还是男朋友；她说是从十六岁开始的，第一次做爱是跟一个二十四岁的家伙，是个小镇上失败的乐师，她是这么看他的。曼努埃尔从来没有用过德语跟一个女人谈情说爱（或者性）；二人裸体躺在床上，他想知道她是怎么看他的，可此前他没听懂她的话，只是一味地点头。

后来的事让他大吃一惊。丽兹注视着他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在想自己是否了解她。曼努埃尔回答说，不知道，也许有些方面熟悉，有些方面不了解，但他非常尊敬她，还钦佩她的学问，比如对阿琴波尔迪的研究和评论。丽兹说她结过婚，如今已经离异。

“可您从来没说过啊。”曼努埃尔说道。

“对，这是真话。”丽兹说，“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等丽兹返回伦敦的时候，曼努埃尔变得比丽兹在马德里那两天还要紧张不安。一方面，约会如行云流水，在床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二人觉得情投意合，琴瑟和谐，好像是老相识；但是性交一结束，丽兹一想说话，一切开始变化，这英国女人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好像没有其他女性朋友可以倾吐，曼努埃尔想；他坚信，这种坦白交代的话语，并非说给男人听的，而应该另外有个女人在倾听，因为丽兹在说例假周期，还比如，说月亮和黑白电影，这种电影随时可以改造成让曼努埃尔非常失望的恐怖影片，他厌烦之极，等悄悄话刚一结束，他得以超常的努力穿上衣服，出去吃晚饭，或者与朋友们非正式会晤，一路上牵着丽兹的手，这还不算让－克劳德的事，一想到这里，真让他毛骨悚然：现在谁去对让－克劳德说我跟丽兹上床了？所有这些让曼努埃尔心理失去平衡的事情，等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让他感到胃绞痛和很想去卫生间，正如丽兹说的一见到她前夫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可我怎么会允许她给我讲这个呢！）；她丈夫身高一米九，前途未卜，可能自杀，可能杀人，也可能小偷小摸，或者是英国足球流氓，其文化见识可以概括为大众歌曲，以及跟他童年的小伙伴们在某个酒吧里唱流行歌曲，或者是个相信电视传媒的傻瓜，其萎缩和侏儒样的精神状态与随便一个宗教激进主义者相似，无论怎样，说白了，就是一个随便打老婆的丈夫。

尽管曼努埃尔为平静下来而打算不再发展这种关系，可四天后，当他已经平静下来时，就给丽兹打了电话，说想见她。丽兹问他哪里为好，是伦敦，还是马德里？曼努埃尔说，随她便。丽兹选择了马德里。曼努埃尔立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星期六夜里，丽兹到达；星期日晚上离开。曼努埃尔开车带她去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参观，后来又去看弗拉曼戈歌舞。他觉得丽兹很快活，自己也高兴起来了。从周六夜里到礼拜天，两人做爱三小时；随后，丽兹没有像上次那样开口说话，而是说，太累了，要睡觉。第二天，他俩洗了淋浴后，再次做爱，然后去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归途中，曼努埃尔问她是否见过让－克劳德。她说，见过。让－克劳德到过伦敦。

曼努埃尔问：“他怎么样？”

“挺好。”丽兹说，“咱俩的事我跟他说了。”

曼努埃尔紧张起来了，全神贯注地看着路况。

他问：“他怎么说？”

丽兹说：“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过，到一定时候，我得下决心。”

曼努埃尔未加评论，赞赏让－克劳德的态度。他心里想，这个法国人表现得像个君子。然后丽兹问他他是什么想法。

“差不多一样吧。”曼努埃尔撒了谎，没敢看她。

有好大工夫他和她都保持沉默。后来，丽兹谈起她丈夫来。这一回，她讲的丈夫如何胡作非为丝毫没让曼努埃尔惊奇。

礼拜天晚上，让－克劳德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刚好是这个西班牙人把那个英国女人送到机场之后。法国人直奔主题。他说，他知道了曼努埃尔已经知道的事情了。曼努埃尔说，谢谢他来电话，不管他信不信，那天夜里他早就想给他打电话了，之所以没打，是因为他抢先一步。让－克劳德说，他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曼努埃尔问：“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让－克劳德答：“让时间解决一切吧。”

后来，二人谈起一场刚刚在希腊萨洛尼卡召开的非常奇怪的大会，笑得很厉害；只有莫里尼受到了邀请。

在萨洛尼卡，莫里尼病象初露。一天早晨，他在旅馆房间醒来时，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失明了。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害怕了，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他躺在床上，试着再睡。开始想一些快活的事情，试着想一些童年生活的场景，想一些电影画面，想一些固定的面孔，但都没用。起床，摸索着寻找轮椅。打开轮椅，用了比预期要小的力气，坐了上去。随后，试着非常缓慢地向房间里惟一的窗户移动过去。窗户外面是阳台，从那里可以欣赏一座棕黄色的秃山和一座办公大楼，楼上悬挂着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说是在萨洛尼卡附近有别墅。

尚未建成的居住小区炫耀着“太阳神豪华公寓”的名字，昨天晚上莫里尼还站在阳台上看一闪一亮的广告，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终于，他来到了窗前，能推开窗户了，感觉到有些头晕，担心会不会晕倒。他先想到去找房门，也许可以求救，或者摔倒在走廊上。后来，决定最好还是回到床上去。一小时后，从敞开的窗子进来的光线和自己浑身的汗水叫醒了他。给服务台打电话，询问是不是有他的口信。回答说没有。在床上脱掉衣服，回到轮椅上去，事前已经打开，就在身边。用了半小时淋浴和穿上干净的衣服。关窗，不向外面看，走出房间，向会场走去。

1996年四人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重聚。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看上去很高兴。丽兹相反，到达萨尔茨堡时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对该城提供的文化产品和美丽无动于衷。莫里尼到达时背负着书籍和需要修改的文章，好像萨尔茨堡研讨会在他工作的紧要关头忽然而至。

会议组织者安排四人下榻在同一饭店，请莫里尼和丽兹住三楼，分别是305和311房间。请曼努埃尔住五楼509房间。请让－克劳德住六楼602。毫不夸张地说，饭店被一个德国乐团和俄罗斯合唱团给占据了；走廊上和楼梯间经常可以听见高低音的叫喊声，好像音乐家们不停地在哼唱序曲，或者好像一种精神上（和音乐上）的静电在饭店里安营扎寨了。这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丝毫不觉得讨厌；莫里尼好像没感觉；可是让丽兹抱怨不已，她骂萨尔茨堡是臭狗屎，像这种叫喊声就是令人讨厌，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她不愿提罢了。

无论是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理所当然地没有去丽兹房间拜访，一次也没去。反之，曼努埃尔去过一次的房间是让－克劳德的；让－克劳德去过两次的房间是曼努埃尔的。他俩一听说这个消息时兴奋得像小孩子：那一年，阿琴波尔迪被推选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个消息在走廊和小型工作会议上传得飞快，像颗原子弹爆炸；这对各地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来说，不仅是巨大快乐的动因，而且还是一次胜利和报仇雪恨。这消息影响之大，竟然在萨尔茨堡，恰恰是在红牛啤酒店，人们干杯整整一宿，其间，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主要两派握手言和，就是说，一派是以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首，一派是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为主要代表；从此刻起，双方决定互相尊重分歧、阐释的方法，共同努力，不再互相设置障碍，这话说得实际些，就是让－克劳德不再在他有某些影响力的杂志上“枪毙”施瓦茨的文章；施瓦茨则不再在他被看成是上帝的刊物上“封杀”让－克劳德的论文。

莫里尼没有分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欢乐，而是第一个提醒大家：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阿琴波尔迪没有得过德国任何重要的奖项，无论图书奖、评论奖、读者奖，还是出版奖，就算这个出版奖是有的，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可以预料，大家知道阿琴波尔迪入选过这个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他的同胞们就算未雨绸缪，也应该给他一个国家奖，或者一个证书，或者一项荣誉奖，或者至少应该邀请他做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这些都没有发生，这让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已经团结一致）义愤填膺；这些人没有因为阿琴波尔迪受到歧视而沮丧，而是加倍努力，挫折让大家立场坚定，不公正待遇激励了大家的斗志；按照莫里尼的意见，一个文明国家正在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不仅是德国活着的最好作家，而且还是欧洲活着的最佳作家；这产生了大量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的论文，甚至研究阿琴波尔迪其人的文章，顺便说一句，对这位作家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同时，产生了大批读者，其中大多数痴迷的不是这位德国作家的作品，而是如此罕见的作家生平或者没有生平；如此一来就变成了一场口口相传的运动，使得其作品销量急剧上涨（这现象不足为怪，如同有迪特尔·荷尔菲德加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的小组一样）；这样一来，再次推动了翻译和重印旧译本的热潮；这并没有让阿琴波尔迪成为畅销书作者，但的确提高了他在排行榜上的名次：在意大利，两周里，虚构类作品中的前十名中，阿琴波尔迪的书位列第九；在法国，同样在两周里，在虚构类作品的前二十名中，阿琴波尔迪在第十二位；在西班牙，虽然从来没有上榜，但一家出版社买下了其他西班牙出版社里为数不多的阿琴波尔迪小说版权以及全部未译成西班牙语的阿琴波尔迪图书版权，这样就开创了阿琴波尔迪丛书的出版先例，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在大不列颠群岛，有一句话应该说出来：阿琴波尔迪明显依然只是少数人喜欢的作家。

在那兴奋的几天里，让－克劳德发现了一篇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认识的那个施瓦本人写的文章。文章中，施瓦本人基本上复制了他讲述过的阿琴波尔迪对弗里斯兰镇的访问以及跟那位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夫人共进晚餐的情景。该文发表在德国《罗依特林根晨报》上，内容有点不同：施瓦本人引用了那位夫人和阿琴波尔迪之间带有讽刺幽默特点的对话。夫人一开始问阿琴波尔迪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普鲁士人。夫人问他，他的姓氏是不是属于普鲁士乡下贵族。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很有可能。夫人于是低声嘟囔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仿佛在咬一枚金币，看看是不是真金。接着，她说，没听说过，顺便又念叨了几个名字，看看阿琴波尔迪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说，不认识，对普鲁士他就知道那里有森林。

夫人说：“可是您的名字来自意大利啊。”

阿琴波尔迪答道：“来自法国，属于胡格诺派教徒［40］。”

夫人听了这个回答后笑了。施瓦本人说，早年间夫人可漂亮呢。甚至当时在酒馆的暗处，看上去仍然美丽，虽说一开口笑的时候，假牙活动，她得赶忙用手按住。但这个动作由她来做就不乏文雅了。夫人对待渔民和农夫时的从容自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热爱。她守寡已经有好多年了。有时，她骑马去沙丘转转；有时，则迎着北海的刺骨寒风消失在附近的小路上。

一天早晨，四人上街前在萨尔茨堡饭店共进早餐时，让－克劳德跟他三位朋友谈起施瓦本人这篇文章，四人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理解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看法，阿琴波尔迪去小镇上朗诵作品那时，这个施瓦本人可能是夫人的情夫。丽兹的看法是，施瓦本人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听众的种类，来解释发生的事情，因此有可能连他本人也不记得他真正说过什么以及那个宝贵机会里发生的事情了。莫里尼的看法是，那个施瓦本人用可怕的方式成为阿琴波尔迪的替身，是他的孪生兄弟，时间和偶然把这个人物变成了照片的底版，这张照片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其分量令人窒息，但并没有因此与底版失去连接（经历了一个反向的程序），与冲洗出来的照片本质上一样：二人年轻时都经历过希特勒恐怖和野蛮的岁月，二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二人都是作家，都是处于崩溃境地的国家公民，都是漂泊中的穷鬼，在漂泊中相遇和相识，阿琴波尔迪是个快要饿死的作家，施瓦本人是个小镇上的“文化宣传员”，而那镇上最不重要的肯定就是文化。

那么是否有可能认为那个神秘和令人鄙视（为什么不呢？）的施瓦本人实际上就是阿琴波尔迪呢？提这个问题的人不是莫里尼，而是丽兹。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个施瓦本人一亮相就是矮个、体弱，这与阿琴波尔迪的基本体貌特征不符合。结果，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解释比较可信。那贵夫人虽然年事已高，仍有可能成为施瓦本人的情人。施瓦本人每天下午去那位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旅的夫人家中，用热茶、饼干和香肠填饱肚子。施瓦本人给前骑兵上尉的寡妇按摩脊背，与此同时，窗外，细雨纷纷，是那种弗里斯兰地方的凄风苦雨，让人想哭，虽说施瓦本人没哭，却让他面色苍白，对，苍白，让他走到距离最近的窗口前；他在那里注视着狂风骤雨在窗帘外面做什么；直到夫人用命令的口气呼喊他，他才转身背对窗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窗前，不明白自己本打算在窗外找到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当窗边不再有人，只有房间尽头一盏有色玻璃小灯在眨动的时候，他出现了。

这样总的来说，四人在萨尔茨堡的日子过得还算愉快，尽管那一年阿琴波尔迪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四位朋友的生活继续漂流在欧洲四所大学德语教研室舒适的河流里，虽然不乏惊讶的事情要计算在内，等于是在他们表面有序的生活里填加了一些佐料，如同，饭后点心上加点辣椒，加点芥末，加几滴醋，或者从外部看，他们觉得就是如此，虽然每人、任何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对丽兹来说，那是一个奇怪、幽灵般闪烁的十字架；她不只一次，有时赶上不高兴的时候，提起她前夫就像是说一种潜在威胁，说他身上那些恶习只有魔鬼才有，而且是粗暴之极的魔鬼，可他从来没出现过，纯粹说说而已，没有任何行动，虽然在丽兹的演说中，她把那人说得生动逼真，可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从来没有见过，好像丽兹的前夫只存在于梦中，直到这个法国人（比那个西班牙人机灵）明白丽兹那无意识的演说、那无休止的谩骂是想自我惩罚，或许因为自己爱上并且与这样一个浑蛋结婚而羞愧。当然，让－克劳德是想错了。

在那段日子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一起担心丽兹眼下的状态，二人做了两次长时间的通话。

第一次是法国人打的，持续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第二次是西班牙人打的，在三天以后，持续了两小时十五分钟。当谈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让－克劳德要求对方挂上电话，说是这样的打法太贵了，还是由他立刻打过去吧。对此，西班牙人坚决反对。

让－克劳德打的第一个电话，开始时很困难，尽管曼努埃尔是盼望这次电话的，好像这迟早不得不说的话一张嘴颇费力气。开头的二十分钟，二人的声调悲伤，“命运安排”这句话说了有十遍；“友谊”这个词用了二十四次。“丽兹”这个名字叨叨了五十次，其中九次是白费。七次提到“巴黎”。八次提到“马德里”。“爱情”说了两遍，每人一遍。“可怕”说了六次。“幸福”只有一次（曼努埃尔说的）。“解决问题”说了十二次。“惟我论”七次。“委婉语”十次。“范畴”单数加复数共九次。“结构主义”一次（让－克劳德说的）。“美国文学”的提法三次。“晚饭”、“咱们吃晚饭”、“早餐”、“三明治”共十九次。“眼睛”、“双手”和“头发”共十四次。后来，交谈就变得流畅起来了。曼努埃尔用德语给让－克劳德讲了一个笑话；后者自己也笑了。实际上，他俩的笑声是被声波包围的，或者说连接他俩听力和语言的元素是要穿越漆黑的田野、比利牛斯山脉的风雪、条条河流、冷清的公路、巴黎和马德里四周无尽无休的远近郊区。

第二次交谈比第一次是彻底松弛下来了，是一次朋友交谈，打算澄清一些可能忽略掉的模糊问题，但并不为此变成一次技术性或者逻辑推理式的谈话，恰恰相反，谈话中稍稍触及丽兹的话题，都与感情变化毫无关系；这些话题易进易出，毫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