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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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每人一顿。然后，强迫三人脱光衣服，扔给每人一块肥皂，用十五分钟冲洗三人。后来，他一面呕吐，一面想：打一顿，冲一冲，二者不乏内在联系。好像前者促成了后者。用绿色龙头抽打，用黑色龙头冲洗。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惬意。根据三个拾荒者的综合描述，画出了嫌疑人的模拟像，向其他各地发出了通缉令。但是，案子没有进展。死者的前夫和男友就这样消失了，下落不明。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当然，有一天，工作终于结束了。商人和画廊老板都换了。墨西哥画家没换。画家永远是画家，如同玛莉阿芝歌舞。可商人却飞到开曼群岛去了。画廊停业，或者给店员降薪。类似的情况也在凯利那里发生。于是，她动手组织时装表演。头几个月还好。时装像艺术，但比艺术容易。衣服比较便宜。没人买了一件衣服后还抱着很多幻想。总之，开头还行，她有经验，有交情；就算人们不相信她这个人，也信任她的欣赏品位。凯利组织的几场时装表演都是成功的。但她不会管理自己的事情，不会管钱，据我的回忆，她总是缺钱。有时，她的生活节奏常常打乱我的正常秩序，我俩经常大吵。我不只一次给她介绍独身男子或者可能愿意跟她结婚并丰富她生活节奏的离异男人。但凯利在这个问题上是个无可非议的独立派人士。我不是说她因此就是个女圣人。她半点圣人的味道都没有。我知道的情况都是从男人那里来的（因为就是这些男人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把他们都给掏空了）。但是，绝对不是在法律保护下进行的。他们之所以给她要求的一切，因为这是她的要求啊，因为她是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啊，而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有对待妻子或母亲（活到这把年纪，凯利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或者正式情人的责任。她性格里有某种东西排斥任何对感情应有承诺的观念，哪怕这种长期没有承诺的生活让她处境微妙。此外，凯利从来不把这样的处境归咎于自己的态度，而认为是命运的意外转向。如同奥斯卡·王尔德一样，只要活得快乐，管它有无可能。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生活从来没有让她发过脾气。当然，偶尔也发脾气，有一次，我看见她大发雷霆。但是，几分钟后火气就散了。另外，她有个美德我总是非常欣赏，就是团结朋友。仔细想想，这可能不是准确意义上的美德。可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朋友无论男女，友情为重，她总是站在朋友一边。比如，我加入革命制度党的时候，家里有过小小的地震，算是一种说法吧。多年前就认识我的一些记者不跟我说话了。另外一些人继续还跟我说话，但背后对我议论纷纷。您很清楚，这个讲大男子主义的国家到处都有说话娘娘腔的男人。否则就没法解释墨西哥历史。但凯利总是站在我这一边，从来不要求我解释什么，从来不对我的事情品头论足。您可能知道了，别的人说我已经攀上了高枝。当然了，我的地位的确提高了。只不过有各种各样的提高方式。对说空话我已经腻了。我想要权力，我不会跟任何人争论这个问题。我希望自由自在地去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些事情。这个我也不否认。我想改善公费医疗、国立教育的状况，用我的绵薄之力为墨西哥进入21世纪做准备工作。如果说这叫攀高枝，那我想攀。当然，我的成绩很少。大概是幻想多于理智吧。不久，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有人认为从内部可以有所改善。首先，你要努力从外部做改善的工作，然后会认为，假如能进入内部，真正改善的可能性会增加许多。至少你会以为在内部行动自由能多一些。可这是假的啊！有些事情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不会改变。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是我们墨西哥史或者悲惨的拉美史（二者对我来说是一回事）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部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就在于此。如果你在内部犯了错误，它失去了意义。错误不再是错误。错误和撞墙变成了政治美德，变成了政治发展的偶发机会，变成了政治仪表，变成了有利于你的新闻热点。上班（早八点到下午五点）、关键时候犯了错误，这至少是一种弯腰恭候的态度。即使你什么也没干，没关系；出点错，没关系，重要的是你来了。来哪里？这里啊，应该到位啊。于是，我不再是熟人，而是名人了。我是个有魅力的女性，说话口无遮拦。革命制度党的恐龙们笑话我的心直口快，革命制度党的鲨鱼们把我看做知己，该党的左派一直赞美我说话的口气。真实情况，我连一半都不明白。真实情况如同一个吸了毒的妓院老板。您不这么认为吗？

凯瑟勒先生在圣特莱莎大学的第一次报告会获得了少见的成功。除去多年前在大学里举行的两次座谈会，一次是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见面会，另外一次是当选总统的座谈会。此前从来没有什么活动能让这个大学的礼堂座无虚席——可容纳一千五百人。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前去听凯瑟勒报告的人远远超过了三千人。这在社会上是件大事，因为凡是在圣特莱莎算个人物的都希望结识凯瑟勒，与这样一位杰出人士见面，或者近距离看看他，那是大事；政治上也是如此，因为连在野的最顽固的集团也似乎保持安静或者采取谨慎的态度，比此前减少了许多的喧闹声。甚至连妇女维权组织和失踪女子的家属们都决定等候科学奇迹的发生，期待这位当代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能够创造奇迹。

克劳斯·哈斯声明罪责在乌里韦堂兄弟的消息在六家报纸上刊登出来了，这是那前往圣特莱莎监狱采访的六位记者所为。其中有五家报纸，在发表这则消息之前，找警方进行了核实。警方与墨西哥大报的态度一样，明确表示这消息没有半点可信性。五家报纸还打电话找乌里韦的家属。他俩的家里人纷纷说他俩出门在外旅行呢，或者说已经不在墨西哥居住了，或者说早就搬到首都去了，在某个大学念书呢。美国《凤凰城独立报》女记者玛丽－苏·布拉沃甚至弄到了达尼尔·乌里韦父亲的地址，打算采访他，但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霍阿金·乌里韦总是有事要忙，或者身在圣特莱莎之外，或者刚刚出门。玛丽－苏·布拉沃逗留圣特莱莎期间，偶然遇上了大峡谷《民族报》记者，他是惟一报道克劳斯·哈斯新闻而没有与警方核实的人，于是就冒了这样的风险，乌里韦们的家属以及索诺拉州经办此案的官方机构会起诉这家报社。玛丽－苏·布拉沃在马德罗区一家经济餐厅外面，看见玻璃窗里《民族报》的记者在吃饭。他不是一个人，旁边有个粗壮的家伙，玛丽－苏认为那人很像警察。起初，女记者对此事没大在意，但是走出几米后，她产生一种预感，便转身进了餐厅。这时，《民族报》的记者只是自己一人闷头吃辣炒玉米饼了。二人打了招呼。她问是否可以坐下谈谈。《民族报》记者说当然可以。玛丽－苏要了一瓶健怡可乐。二人说了一会儿克劳斯·哈斯的声明和乌里韦家属躲躲闪闪的态度。后来，《民族报》记者付了自己的账单，留下玛丽－苏独自待在餐厅里。里面的食客大多像那个《民族报》记者，一个个都是打工仔和偷渡苦工的样子。

12月1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地点在“黑屋”附近的一条小干河沟里。发现者名叫圣地亚哥·卡塔兰，他正在打猎，发现自己的几只猎犬靠近干河沟时行为有些奇怪。据这位目击者说，突然之间，猎犬们浑身颤抖起来，好像闻到了老虎或者狗熊的气味。可是本地没有老虎和狗熊呀，我猜想它们一定嗅到了虎魂或熊魂的气息。我了解自己的猎犬，知道它们颤抖和呜咽的时候，肯定有道理。那时，我来了好奇心，就踢了猎犬几脚，让它们勇敢点。我直奔河沟去了。圣地亚哥·卡塔兰跳进河沟——深不过五十公分，没看见，也没闻到什么，连猎狗也似乎安静下来了。但是，他刚一拐弯，就听见了动静，狗们再次狂吠和颤抖起来。一层黑雾般的苍蝇笼罩在尸体上面。圣地亚哥·卡塔兰受到了强烈刺激，不由得放开狗群，朝天上开了一枪。苍蝇们暂时撤了。他这才发现是一具女尸。同时，他也想了起来，那个地区此前就发现过被杀害的青年女子的尸体。片刻间，他害怕凶手还在附近，后悔不该开枪。接着，他非常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河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附近只有些仙人掌和仙人球，远处有棵香材树，整个地区由于板块的叠加而呈现黄色。他一回到自己的牧场（名叫“玩家”，位于黑屋镇外），马上打电话报警，说明了女尸的具体位置。然后，洗脸，一面想着女尸，换了衬衫，再次出门前，让一个雇工陪他前往。警察到达河沟的时候，圣地亚哥·卡塔兰仍然携带着猎枪和子弹袋。女尸仰面朝天，一条腿的脚踝上有条短裤。腹部四处、胸部三处刀伤，颈部一处。肤色微黑，披肩发，黑色，染过。几米外有双鞋子，黑色匡威鞋，白色鞋带。其他的衣服不见了。警察为搜寻线索对河沟进行了勘查，但是没有任何发现，或者是不善于发现。四个月后，纯粹是个偶然原因，警察查明了她的身份。她名叫乌尔苏拉·贡萨莱斯·洛霍，二十或二十一岁，没亲属，近三年来居住在萨卡特卡斯市。刚来圣特莱莎三天就被绑架和杀害了。这事是萨卡特卡斯市她一个女友说的，因为乌尔苏拉给她打过电话。她说乌尔苏拉的口气听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因为她在一家加工厂要找到工作了。由于她脚上的匡威鞋和后背上一条小小线形的伤痕，才查出了她的身份。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现实如同一个吸了毒的妓院老板待在雷鸣闪电的暴风雨中。随后，她沉默了几分钟，仿佛要倾听来自远方的雷声。接着，拿起一个杯子，再次斟满龙舌兰，说道：我每天的工作越来越多，这是大实话。每天忙于宴会、出差、会议、种种规划（并不落实），只落得个筋疲力尽；每天要会见；每天要做辟谣声明；每天要上电视台；每天要会情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们性交，也许为了维持我有情人的神话，或者也许因为我喜欢性交，或许因为跟他们性交对我有好处，一人一次，让他们尝尝滋味，不能让他们养成习惯，或者因为我喜欢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性交。再干别的事情我就没时间了。我的生意由我的律师掌管。至于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家族的产业，实话告诉你，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也由我的律师们操办。我的儿子交给老师们照管。我的工作越来越多：米却肯州的水道测量问题、克雷塔罗州的公路问题、各种会晤、为骑士碑揭幕、为公共排水渠剪彩，居民区种种狗屁事都要由我经手。我估计就在那个时候，我疏远了朋友们。惟一常见的女友就是凯利了。我几乎没时间去她家。她在伯爵夫人区有一套单元房。见面后，我俩也很想聊聊。但说实话，我疲惫不堪地到她家里，就是想沟通一下也成了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她给我讲很多事情，不只一次解释什么，然后要钱。我做的事情就是掏出支票本，按照她需要的数额签给她。有些时候，她还说得起劲呢，我已经进入梦乡了。有时候，我俩一起出门吃饭，很开心；但我的心思常常在别处，考虑什么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很难抓住话题的主线。凯利从来没有因为这责怪我。每当我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第二天，她总会派人送来一束玫瑰花，便条上写着，我表现很好，她为我自豪。我过生日的时候，她肯定会送来礼物。一句话，她无微不至。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凯利组织的时装表演，每次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她的时装代理公司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原来那里档次高雅，充满活力；如今变成了一个黑乎乎的办公室，而且经常关门。有一次，我陪着凯利去她的公司，那破败的情景给我印象很深。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微笑着看看我，那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微笑，无忧无虑；她说，墨西哥最好的女模特都愿意跟美国或者欧洲公司签约。人家有钱嘛。我想了解她的生意究竟怎么了。于是，凯利张开双臂说就是这个样子啦。这个样子包括，没有照明，到处是尘土，窗帘低垂。我浑身一颤，感觉不好。应该是预感吧。我不是那种随便遇到什么事情就发抖的女人。我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尽量理智地想一想。租用这样的写字间是要花高价的。我觉得没必要继续花钱支付这半死不活的玩意儿。凯利说，她时不时地也组织时装模特走台，说了几处组织高档时装表演的地方，我觉得那些地方有特色、不寻常或者意想不到；但是，我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档时装。然后，她说，用赚到手的钱可以维持公司开门营业。她还说明，现在忙着组织晚会，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各个州府。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凯利说，事情很简单。你设想一下自己是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富婆。你想办个晚会。你希望办个大型晚会。就是说给亲朋好友留下深刻印象的晚会。怎么才能让晚会令人难忘呢？那就是摆出来美味佳肴，有服务周到的侍者、高水平的乐队，总之，很多事情吧；但最重要的是与众不同。知道是什么吗？我说过，就是客人。对，就是客人。如果你是一个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富婆，有很多钱，想办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会，那就跟我联系吧。我负责监管一切。就相当于办一场模特走台秀嘛。我管餐饮、服务员、会场布置、乐队，但最重要的是管来宾，当然这取决于你掏多少钱。如果你希望自己喜欢的电视剧里的美男子参加晚会，那你就告诉我吧。假如你愿意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与会，那就跟我说吧。就是说，我负责邀请贵宾出席。一切看您掏多少钱了。把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请到阿瓜斯卡连特斯也许不可能。但是，晚会如果在库埃纳瓦卡举行，也许我能让主持人在那里出现。我不敢说好办，也不敢说花钱少，但是可以试试。把电视剧上的美男子弄到阿瓜斯卡连特斯州，这事能办，但也不会便宜。假如那美男子不是最走红的时候，比如说，他有一年半没活干了，那出现在你晚会上的可能性就会大些。要价不会过分。那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说服他们到场。我先给他们打电话，邀请他们喝咖啡，摸摸底。然后，说说晚会。再告诉他们，如果到场露露面，可以拿钱。说到这个地步，那就得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了。我开价低，他们要价高。双方慢慢靠拢。我讲清楚了东道主的名分，告诉他们都是要人，是住在州府的，可是重要人物。我反复要他们说出东道主夫妻的姓名。他们会问我是不是也到场啊。当然到场啦！我要监管一切嘛。他们会问起阿瓜斯卡连特斯的旅馆情况，问起四星级的坦皮科或者伊拉普瓦多饭店。都是好饭店啊。另外，我们要办晚会的人家都有很多客房嘛。最后达成协议。晚会那天，我到场，三四个贵宾出席，晚会就成功了。这能让你赚很多钱？凯利回答：很多。不过，惟一的问题是有淡季，没人愿意办什么大型晚会。由于我不会节约，常常囊中羞涩。后来，我俩走了，可能是参加晚会吧，也许是看电影，或者跟几个朋友吃晚饭，就不再说赚钱的事情了。不管怎么说吧，我从来没听见她有过半句怨言。我估计她的情况时好时坏。但有天夜里，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遇到了麻烦。我以为是钱财上的问题，就说没关系，有我呢。她说，不是钱的事，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问她：是缺钱吗？她说：不是。我那时已经上床了，半睡半醒，听起她的声音来异样，当然还是凯利的，可是怪怪的，好像独自一人。我猜想，她大概在模特办公室里，黑乎乎地没开灯，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或者不知道如何开口。她说：我遇到了麻烦。我问她：是不是跟警察啊？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去接你。她说：不是那种麻烦。我说：凯利，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说明白，我还要睡觉呢。有几秒钟的时间，我觉得她把电话给挂了，或者把话筒放到椅子上走开了。后来，听见了她的声音，像个小女孩，连连说了几个“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另外可以肯定这个“不知道”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自言自语。于是，我问她是不是醉了或者吸了毒。起初，没吭声，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后来，她笑了，口气肯定地说她没醉，没吸毒，就是喝了两杯苏打威士忌，仅此而已。后来，她道歉说不该这个时候打电话。说完要挂。我说：等一下！你肯定有事。别骗我！她又笑了，说：没事、没事。对不起。年纪大了，咱们变得比较神经质了。晚安。我说：等一等。别挂！别挂！你有事。别撒谎！她说：我从来不撒谎。沉默片刻后，凯利说：咱俩是小孩的时候除外。啊，是吗？她说：小时候，我对谁都撒谎，当然不经常，但会撒谎。如今再也不说谎话了。

一周后，玛丽－苏·布拉沃在漫不经心翻阅大峡谷《民族报》的时候，得知那个写过著名的但后来让人泄气的克劳斯·哈斯声明的记者已经失踪了。这是《民族报》自己说的，同时也是惟一对失踪消息作出反应的报纸；这是一则模模糊糊的地方消息，感兴趣的人似乎就只是办《民族报》的人。这条消息说，霍苏埃·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这是那位失踪记者的姓名，已经失踪五天了。他负责撰写圣特莱莎妇女被害事件的文章。三十二岁。原出生在首都墨西哥城。十五岁起移居美国，后来加入美国籍。出版过两本诗集，用西班牙语写成，由埃莫西约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可能是自费出的书；还发表过两部剧作，用奇卡诺语或是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混成语写的，发表在得克萨斯州一家杂志上——《窗口》；混乱的杂志内部隐藏着一群无法预言他们未来的混成语作家。作为《民族报》的记者，他写过一系列关于地区临时工的文章；打短工是他父母熟悉的工作，他本人也干过。他是自学成才的，很了不起。这是这条消息的结束语。玛丽－苏·布拉沃心里想：不像消息，更像一则讣告。

12月3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马伊多雷纳区的一片荒地上，通往蓝村公路附近。身上有衣服，外部没有暴力的迹象。后来查明了她的身份叫胡安娜·玛琳·洛萨达。据法医说，死因是颈椎骨受伤。就是说，有人拧断了她的脖子。负责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传讯死者的丈夫，随即将其拘捕，理由是有杀妻嫌疑。胡安娜·玛琳住在森特诺区，那是个中产阶级居住区，生前在电脑专卖店工作。据比利亚塞尼奥尔的报告说，死者的被害地点可能是某个住宅，不排除她自己家中，后来被抛尸野外。不清楚是否被强奸，但对阴道检验后，发现死者最近二十四小时有性行为。据这位检察员的报告称，胡安娜可能与一位计算机老师有婚外情，该老师的工作地点就在她商店附近的学院里。另有说法是，她的情人在圣特莱莎大学电视台工作。丈夫被拘留两周后，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案子没破。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凯利从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失踪了。自从那次她打电话给我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的合作伙伴给我打电话，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跟我联系上的。那女人年轻，长得难看，但是爱凯利。她告诉我，凯利在两周前就应该从圣特莱莎回家了，可她没回来。我问她是不是跟凯利用电话联系过。她说，凯利的手机不通。她说，呼叫，呼叫，再呼叫。就是没人接听。我看凯利有可能上了感情的贼船，有可能会消失几天；实际上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她不可能不给合作伙伴打电话，哪怕仅仅是说明一下她不在期间生意应该怎么办。我问那女子是否跟圣特莱莎的客户联系过。她说联系过了。据那个跟凯利签了合同的男人说，晚会后，凯利去了飞机场，去乘坐圣特莱莎到埃莫西约的航班，打算从那里换乘去首都的飞机。我问那女人：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她说：两周前。我那时想像着凯利一定是哭哭啼啼的样子，贴着话筒，穿着整齐，但不漂亮，脂粉上有泪痕。后来我还想，这是凯利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第一次这样谈话，我就担心了。我问那女子：你给圣特莱莎各大医院打过电话吗？报警没有？她说：打了。没人知道情况。那女子尖着嗓门说道：凯利离开牧场就去机场了。就失踪了，消失不见了啊！她从牧场出来？她说：晚会的地点在一个牧场里。我说：那就是说有人送她去机场了。那女子说：没人送。凯利自己租了一辆车。我问：那车子呢？在什么地方？她说：后来有人在机场停车场找到了。我说：这么说凯利到了机场。她说：可她没上那趟航班。我问那女子雇佣凯利的人的姓名。她说是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家族，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对那女子说：看看我能调查出来点什么吧。实际上，那时我以为凯利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