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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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险些丧命是在几周之后，攻打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这一回，德军进攻受阻。每当他们要占领一线防御阵地的时候，城里的炮火就在他们头上倾泻弹雨。在城边，俄国人战壕的前面，堆积着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被打烂的尸体。肉搏战打了不止一次。各营冲到了战壕前，与俄国水兵遭遇，战斗进行了五分钟。最后水兵撤退。但是，接着又来了更多的俄国水兵，他们高呼“乌拉”前进。激战再次开始。看见尘土飞扬的战壕里有水兵出现，汉斯有不祥的预感，估计自己要解脱了。大概水兵里有人会杀死他，那么他就可以重新潜入波罗的海或者大西洋或者黑海的深处了，因为归根到底，所有的海洋就是一个海；海藻林在水下面等着他呢。或者干脆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而已。

据维尔克说，那天的事真是发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这么多俄国水兵呢？他们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大海和船几公里之遥，在这里干什么呀？维尔克胡乱猜想着：除非德国的俯冲轰炸机已经把俄国舰队的全部战舰都给炸沉了；黑海没水了。这事他当然不信。这话他只对汉斯说说，因为别人看见什么信什么，或者发生什么事情都认为正常。再一次进攻中，耐兹克和几个连里的士兵牺牲了。一天夜里，汉斯在战壕里，挺胸抬头，仰望星空；但是，他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跑到塞瓦斯托波尔方向去了。那座城市在远处，像是一个红色嘴巴一张一合的黑色怪物。士兵们叫它“碎骨机”。但是，那天夜里，汉斯觉得它不像机器，而像神话人物的再生化身，像个呼吸困难的动物。军曹莱姆克命令他蹲下来。汉斯居高临下地看看军曹，摘下钢盔，挠挠头皮；在准备重新戴上钢盔之前，一个子弹把他给撂倒了。就在他倒下的同时，感觉又一颗子弹钻进了胸腔。他神色黯然地看看军曹莱姆克，觉得军曹像个越来越大的蚂蚁。距离那里五百米处，落下了几发炮弹。

两周后，汉斯·赖特尔获得了铁十字勋章。是一位上校在诺沃里斯弗斯科野战医院里颁发给他的。上校握握他的手，说道：你在丘诺莫斯克和米扩来福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说罢就走了。汉斯不能说话，因为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喉咙。胸部的伤势已经不严重了。不久，他被从克里米亚半岛转移到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那里有一座比较大的医院。医生们重新给他的喉咙做了手术。术后，他又能正常吃饭了，能像从前那样活动颈部了，但仍然不能说话。

为他治病的医生们不知道是该给他准假回德国，还是让他重返部队。那时79师还在包围着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冬季来了，加上苏军反攻成功地打破了德军的战线，推迟了医生们的决定，最后汉斯既没回德国，也没返回部队。

但是，由于他也不能长期留在医院里，就跟79师另外三名伤员一起去了第聂伯河畔的克斯特基诺村。有些人叫这个村庄“布丁尼模范农场”；有人叫它“甜溪”，因为有条小溪是第聂伯河的支流，它的溪水在这个地区是少有的甘甜、纯洁。另外，克斯特基诺够不上一个村庄。只是山丘下有几间散落的房子、一些破旧的木头栅栏、两处烂糟糟的谷仓和一条土路——冬季因为雪水、泥泞难以通行，无法到达另外一个火车经过的村庄。村外有间废弃的村委会办公室，这几个伤兵打算启用。大部分房屋都没人，有些人说是德军入侵前村民就逃走了；有些人说是红军把村民强行拉走了。

开头几天，汉斯睡在可能是从前的农艺办公室或者党支部里，那是村里惟一的砖头混凝土建筑。但是，跟这么寥寥几个德国技术人员和康复人员同住在克斯特基诺，很快让他觉得无法忍受。于是，他决定自己住到一间无人的俄式木屋里去。那些木屋表面上看去一模一样。一天夜里，汉斯在那间砖头房屋里喝咖啡的时候，听到一种新的说法：村民既不是被红军拉走的，也不是逃走的。村民消失的直接原因是德军一支先遣队路过该村的时候，对村民中的全体犹太人进行了肉体消灭。由于他不能讲话，也就没提任何问题；但是，第二天，他决定要更加注意研究村里所有的房子。

他把全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说明住户的出身或者宗教的蛛丝马迹。最后，他在一间靠近“甜溪”的房子里住了下来。第一宿过夜，他做了好多噩梦，几次让他惊醒过来。但他想不起来梦的内容。他睡觉的床铺位于一层的壁炉旁边，很窄，很柔软。第二层像个楼阁，也有一张床，有一扇小小的圆窗，像船里的舷窗。他在一个大箱子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大部分是俄语的，但奇怪的是也有德语的。他知道很多东部的犹太人懂得德语，因此推测这家人是犹太人。有时，半夜从噩梦里喊着惊醒过来，点燃床边总是放着的一支蜡烛，会安静好长时间，坐着，双腿露在毯子外面，望着眼前跟着烛光舞蹈的物品，感觉毫无办法可想，与此同时，寒气慢慢让他感觉透心凉。有时，早晨醒来，心情再次安静下来，一面望着泥和麦秸的天花板，一面想这房子有种说不出的女人味。

附近居住着一些不是本村的乌克兰人，他们来这里不久，是给从前的国营农场干活的。每当汉斯出门，这些乌克兰人就冲他脱帽，点头问候。开头几天，汉斯不搭理他们。但是，后来也不好意思地招招手，好像是说“再见”。他每天早晨都去“甜溪”。用匕首挖坑，把个带柄小水锅放入坑中，等流满水后，拿起来就喝，不管有多凉。

随着冬季的到来，所有的德国人都躲进了这个砖头加水泥的房子。有时，大家开晚会，一闹就到天亮。外面的世界没人想着这几个人，似乎前线的失利已经让他们几个消失不见了。有时，这些大兵出去寻找女人。有时，互相鸡奸。没人说什么。有个79师的老战友对汉斯说：这里是寒冷的天堂。汉斯瞅了他一眼，好像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那战友拍拍汉斯的后背，说道：可怜的汉斯，可怜的汉斯啊！

有一次，汉斯好久没照镜子了，他在木屋角落里发现一面镜子，就拿起来看看。镜中人留着金色、乱蓬蓬的胡须，又长又肮脏的头发，眼睛干涩，空洞无神。他心里说：臭狗屎！接着，他解开了颈部的绷带：伤口已经结疤，表面上无大碍。绷带很脏，血痂摸上去硬硬的；为此，他决定把绷带扔进壁炉里。随后，他开始在房子里寻找可以代替绷带的东西。结果找到了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的手稿，隐藏的地点就在壁炉后面。

隐藏的地点极简单又极聪明。壁炉也可以做饭，开口宽，通风口长，足以让一个人蹲着钻入炉内。开口宽从外面一眼可以看清楚；壁炉内纵深长从外面则很难发现，因为熏黑的炉膛起着最微妙的伪装作用。肉眼看不出炉内尽头有道沟，比较浅，但是足以让一个人蜷曲着腿坐在里面，得到黑暗的庇护。汉斯·赖特尔在孤独的木屋里寻思：为了让藏匿点运转良好，需要有两个人才行：一个藏进去；一个人在外面放上熬粥的锅子，点火，一次又一次地添放木柴。

有好几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占据着汉斯的心头，因为他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更好地了解鲍里斯·安斯基的生平或者思维方式或者他绝望的程度或者鲍里斯非常熟悉的什么人。有好几次，汉斯试着从壁炉里面点火。只成功了一次。很难把水锅或者俄式茶炉放置在木柴旁边。由此，他推断出建造这个藏匿点的人，修建的同时就在考虑，某人某天要藏在这里，另外一个要帮助这个人隐藏。汉斯想，一个人自救，一个人救人。一个人会活下来，一个人会牺牲。一个人等天黑下来逃跑，一个人留下来成了牺牲品。有时，在下午，他钻进那隐匿点，只拿着鲍里斯的手稿和一支蜡烛，读啊，读啊，一直待到深夜，到肌肉抽筋，冻僵为止。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1909年出生在克斯特基诺村，就是德国大兵汉斯·赖特尔眼下占据的这间房子里。父母是犹太人。这个村子的几乎全部居民都是犹太人。父母以买卖女衬衫维持生活。父亲从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科或者敖德萨批发过来，然后在这个地区的大小村庄零售出去。母亲养鸡，卖鸡蛋，她家不需要买菜，因为有一片小菜园，开发得不错。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就是鲍里斯；那时夫妻已进入中年，像《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中年得子，大喜过望。

有时候，亚伯拉罕·安斯基跟朋友聚会时，说到儿子有些娇生惯养，以至于感觉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献出孩子祭祀用。村里东正教的教徒们听了此言，大惊失色；或者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其余的人则开怀大笑。亚伯拉罕·安斯基得出结论说：我倒是没牺牲儿子，可牺牲了一只母鸡！一只母鸡，一只母鸡啊！不是羊羔，不是我儿子，是一只母鸡啊！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啊！

到了鲍里斯十四岁的时候，他参加了红军。告别父母的场面令人感动。先是父亲无助地哭了，接着是母亲，最后是鲍里斯扑入父母的怀抱，也哭了。莫斯科之行永世难忘。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面孔，听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谈话或独白，读了墙壁上令人难以置信的纲领——预告天堂般的生活开始了；无论走路还是乘车，他看见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鲜活的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村子，如果不算两次陪父亲在本地区卖女衬衫的话。在莫斯科，他前往征兵办公室。他要求参军打弗兰格尔［16］，人家告诉他，弗兰格尔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愿意参军打波兰人；人家告诉他，波兰人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喊着说，他要参军打克拉斯诺夫［17］或者邓尼金［18］，人家告诉他，这两个人都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那好吧，他要参军打白哥萨克或者捷克人或者高尔察克或者尤邓尼奇或者协约国军队，人家告诉他所有这些敌人都被打败了。人家还说：这些战事消息传到你村里的时间太晚啦。人家还问他：小伙子，你是哪个村子的啊？鲍里斯回答说：第聂伯河边上的克斯特基诺村。这时，有个抽着烟斗的老兵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问他是不是犹太人。鲍里斯回答说，对，是犹太人。他看看老兵的眼睛，才发现对方是个独眼龙，而且少了一只胳膊。

“打波兰人的时候，我们连队里有个犹太同志。”老兵说着吐出一口烟来。

鲍里斯问：“他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认识他呢。”

“小伙子，莫非你认识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犹太人吗？”独眼断臂老兵问他。

“不，当然不都认识。”鲍里斯说着脸红了。

老兵从他坐着的角落里说道：“他叫迪米特里·韦尔比斯基。牺牲的地点距离华沙有一百公里。”

随后，独眼老兵晃晃身子，用毯子蒙住后脑勺，说道：我们的指挥官叫科洛连科，也在同一天牺牲了。于是，鲍里斯以超音速想像着韦尔比斯基和科洛连科，看见科洛连科在嘲笑韦尔比斯基，听见了科洛连科在韦尔比斯基背后说的话，进入了韦尔比斯基夜间的思维状态，进入了科洛连科的心思里，进入了二人朦胧变化的希望中，进入了他俩的信念和骑马的队伍里，进入了他俩走进的森林和穿过的泥泞土地，听见了田野上夜间的嘈杂声和士兵们早晨上马前难懂的谈话。他看见了村庄和耕地，看见了教堂和从地平线上升起的袅袅炊烟，直到二人牺牲的那一天——天空完全是灰的、彻底的灰色、绝对的灰色，仿佛数千里的乌云都从那片土地上经过，一刻不停，无尽无休。

那时，不到片刻时间，鲍里斯决定不当兵了；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征兵办公室的准尉递给他一张纸片，要他签字。于是，就当了兵。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鲍里斯一直在出差。他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诺里尔斯克铅矿，到过通古斯卡盆地，为寻找煤矿的鄂木斯克技术人员做警卫工作，到过雅库茨克，登上利纳山直达北冰洋，进入北极腹地，陪同一组工程师和一名神经科医生前往新西伯利亚群岛，到达后有两名工程师疯了，一位是文疯子，一位是武疯子；根据医生的指示，他们不得不就地处决了武疯子。医生解释说：武疯子无药可治，何况是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会得雪盲，会神经错乱。后来，鲍里斯到过鄂霍次克海，跟随的是后勤支队，任务是给一支迷路的侦察分队送给养；但是，走了几天后，后勤支队也迷了路，吃光了给侦察兵的粮食。后来，他住进了海参崴一家医院，后来到过阿穆尔河，后来见到了贝加尔湖，湖边有成千上万只野鸟；到过伊尔库茨克城；在哈萨克斯坦围剿过土匪；然后回莫斯科，从事别的工作去了。

这别的工作就是读书和参观博物馆，就是读书和在公园里散步，就是读书和痴迷地听音乐会、看话剧演出、参加文学讲座和政治报告会，他从中汲取了很多、很好的教益并且善于把文化知识与积累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也是在那个时期，鲍里斯认识了科幻作家埃弗拉因·伊万诺夫，地点在作家咖啡厅，那是莫斯科最好的作家咖啡厅；实际上是在咖啡厅的花园里，伊万诺夫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树冠有三层楼高），坐在桌旁喝咖啡。他俩能成为朋友，部分原因是伊万诺夫对鲍里斯的一些离奇的想法感兴趣，部分原因是鲍里斯毫无保留地赞美（至少在那个时期）伊万诺夫的作品，他喜欢说伊万诺夫是讲科学的作家，而不是官方和大众说的幻想作家。那几年，鲍里斯认为革命将传遍全球，只有傻瓜或者虚无主义者才看不到或者感觉不到革命所带来的进步和幸福的潜力。鲍里斯认为，革命会最终消灭死亡现象。

当伊万诺夫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死亡从远古时代就陪伴着人类，鲍里斯回答说，正是如此，说的就是这个，恰恰就是这个，革命消灭死亡，永远消灭掉，人人都沉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直到发现别的东西为止。消灭，消灭，消灭一切！

伊万诺夫从1902年起就是共产党员了。那个时候，他想按照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方式写小说，就是说打算抄袭，但不大成功；为此，经过长时间（一个夏夜）的思考，决定巧妙地按照奥多耶夫斯基［19］和拉热奇尼科夫［20］的方式。百分之五十用奥多耶夫斯基的，百分之五十用拉热奇尼科夫的。效果不错，部分原因是读者由于记忆力缺失，早就忘记了可怜的奥多耶夫斯基和可怜的拉热奇尼科夫（二人都死在1869年），部分原因是一向敏锐的文学评论界没有推断、搜集和觉察出任何抄袭的蛛丝马迹。

1910年伊万诺夫已经是人们常说的“有前途的作家”了，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而奥多耶夫斯基和拉热奇尼科夫，作为模仿对象，已经没有用处了；伊万诺夫的艺术创作突然停工了，或者换个角度看，出现了滑坡现象，无论怎样做新的掺和（病危抢救式地把奥多耶夫斯基的极端疯狂、拉热奇尼科夫的热忱与高尔基这颗新星掺和在一起）也无济于事。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但不管他多么自傲，经济状况在明显下降。直到十月革命爆发前，伊万诺夫时而在科学杂志社、农业杂志社，打打零工，当当校对员，卖卖电灯泡，给律师事务所做做助手，但从没有忽视党交给他的工作；而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编印传单到搞印刷纸，还当联络员去接触左翼作家和同志。他毫无怨言地完成任务，也不放弃老习惯：每天去莫斯科艺术家的狂欢聚会和酗酒。

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善他对文学和工作的期望值，恰恰相反，工作增加了两倍、三倍，不少时候是四倍；但是，他都无怨无悔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一天，杂志要他写个故事，主题里要预见1940年的生活。用了三个小时写出了他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说，题为《乌拉尔人列车》。故事里有个男孩乘坐时速为两百公里的火车旅行，孩子用自己的话讲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座座闪亮的工厂、精耕细作的庄稼地、有两三座十几层高的大楼组成的模范新村，欢喜快乐的外国代表团纷纷记下苏联的辉煌成就以便回国后模仿实践。《乌拉尔人列车》上的男孩是去看爷爷的。爷爷是红军老战士，晚年获得了大学学位，正在领导一项包含最高机密的科研工作。祖孙二人携手走出火车站的同时，爷爷（外表年轻，但实际上年事已高）给孙子讲述科研最新的进展情况。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执意要爷爷讲述革命的故事和打白匪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故事；爷爷嘛毕竟是爷爷，高兴地同意了孙子的要求。这就是作品的全部内容。结果，读者欢迎的程度成了一件大事。

应该说，首先感到惊讶的是作者本人。其次是编辑部主任，发表前他亲笔改过故事里的拼写错误，他没觉得这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大量的信件要求编辑部多多发表“这个陌生的伊万诺夫”作品，说“伊万诺夫是希望之星”、“伊万诺夫是相信未来的作家”、“伊万诺夫给我们为之奋斗的明天带来了信心”；信件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还有来自祖国边远地区的战士和政治积极分子写的信件，他们觉得自己与爷爷这个形象有一致性；这让编辑部主任彻夜失眠。主任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坚持辩证唯物论，没有半点教条主义的气味，作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学习过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学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作品（甚至康德的著述）；当他重读利希滕贝格［21］、法国大作家蒙田和帕斯卡［22］的著作时，总是兴致勃勃；他还相当熟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的文章，因此无法相信在这本杂志发表的大量优秀作品中（或者不夸张地说，有些是优秀的），竟然会是这个短篇小说，多愁善感、毫无科学抓手可言的作品，成为让苏维埃大地的公民最感动的玩意儿。

主任想：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东西。当然，编辑部主任的失眠之夜还要算上伊万诺夫的辉煌和伏特加的夜晚。伊万诺夫决定在莫斯科最糟糕的贫民区庆祝他的成功，然后在作家之家庆功，他跟四位很像《圣经·启示录》四骑士样的四位朋友共进晚餐。从这一刻起，编辑部只跟他要科幻小说。伊万诺夫就紧紧盯住第一篇小说，不断从俄罗斯文学和某些化学、生物、医学、天文刊物的深井里汲取的公式中（稍加变化）进行写作，那些刊物如同高利贷者在自己房间里堆积的账单、票据和过期的支票。这样，他闻名遐迩，苏联各地都知道伊万诺夫的大名；不久，他成为专业作家、一个依靠稿酬生活的人，经常出席大学和工厂的大会和小会，其作品也是各个文学刊物争相发表的抢手货。

但是，一切都会老化，光辉未来加上为创造这样的未来而作贡献的英雄加上将来享受这一未来（共产主义的独创性）的男孩或女孩，这样的公式也老化了。就在这个时候，鲍里斯·安斯基认识了伊万诺夫。这时，伊万诺夫已经不是热门作家，他的长短篇小说，很多人认为徒有其表、难以卒读，已经无法引起读者的热情了，昨日的辉煌不再了。但是，伊万诺夫继续写作，继续发表和出版，继续每月凭借那些陈腐的看法领取工资。他仍然还是党员。属于革命作家协会成员。他的名字出现在苏联官方的作家名单上。在外人眼里，他是个幸福的人，自由自在，在莫斯科上等住宅区的楼房里有一套宽大、舒适的房间，时不时地跟不太年轻的妓女睡上一觉，跟她们一起唱歌哭闹；每个星期至少有四次在作家和诗人餐厅吃饭。

但是，在内心世界里，伊万诺夫觉得自己缺点什么。缺乏关键性的一步，缺乏勇敢的搏击。缺乏这样的一刻：像毛毛虫带着别离的微笑那样化做蝴蝶。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犹太人鲍里斯·安斯基出现了，带来了一些荒唐的想法、对西伯利亚的看法、深入蛮荒之地的经历、一个十八岁小伙子才会有的野性经历。可是，伊万诺夫也有过十八岁的时候啊，却一点也没经历过鲍里斯·安斯基的故事。他想，也许这要归咎于他是犹太人，而我不是。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的无知。也许是因为性格冲动吧。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瞧不起一种生活、包括资产阶级生活的规范吧。于是，他开始思考那些青年艺术家或者伪艺术家，如果就近观察他们，会觉得令人恶心。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23］，跟这位诗人见过面，谈过一两次话；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强烈的虚荣心、一种可能是隐蔽的虚荣心，想起了这位诗人缺少对他人的关爱，对他人无兴趣，对名声的无限追求。接着，他又想到了莱蒙托夫［24］和普希金［25］，被人们吹成了明星大腕。还有尼金斯基［26］、古洛夫、纳德松。还有布洛克（他见过此人，感觉令人难以忍受）。他想，后面这几位是阻挠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些人自以为是天上的太阳，会照亮四方；可他们不是太阳，仅仅是转瞬即逝的陨石；实际上，没人搭理他们。他们卑躬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