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犹豫片刻后，他决定选《皮面具》，认为瓦内莎恰好可以拿它当恐怖小说读，可以被书中的恐怖部分吸引。起初，她为这份礼品感到惊喜，后来很激动，因为别的客人总是送她内衣、内裤、鞋子。说真的，她拿着书感觉很幸福，尤其是让－克劳德告诉她阿琴波尔迪是什么人以及这位德国作家在他生活里的意义。

瓦内莎说：“这好像是你把你身上的什么给了我。”

这话让让－克劳德非常困惑，因为一方面的确如此，阿琴波尔迪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是属于他的，他跟不多的一些人对这位德国人的著作做了各种阅读，是一种存之久远的阅读，是像阿琴波尔迪创作一样雄心勃勃的阅读，是长期陪同阿琴波尔迪一道创作的阅读，一直读到筋疲力尽为止，或者一直到阿琴波尔迪写得筋疲力尽为止（但他不相信这一点），直到阿琴波尔迪唤起激情和揭示真理的能力用完为止；另外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有时，尤其是他和曼努埃尔中断了伦敦之行、不再与丽兹见面之后，那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就是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就是某种难看和神秘的话语团块了，与他完全无关了，就是忽隐忽现的东西了，完完全全是个借口，是通向秘密处的暗门、一个杀手的化名，是一块洒满羊水的旅馆浴缸，他让－克劳德有可能在浴缸里自尽，就是愿意，毫无代价，轻率地自尽，原因就是为什么不能自尽呢！

正如让－克劳德所预料的，瓦内莎一直没告诉他阅读《皮面具》的感受。一天上午，他送她回家。她住在工人区，那里有很多移民。二人到家时，她儿子正在看电视，瓦内莎呵斥儿子，因为他没去上学。孩子回答说自己胃不舒服。瓦内莎立刻给儿子熬起草药茶来。让－克劳德注视着她在厨房里走动的样子。瓦内莎浑身是劲，百分之九十的力气在作无用功。室内的东西摆放得乱七八糟，部分原因是儿子和那摩洛哥人没规矩，但是瓦内莎应该负主要责任。

过了不久，厨房里的动静吸引了他（勺子落到了地上，杯子摔碎，不知冲谁喊叫着草药茶放在他妈什么鬼地方啦），这时，那摩洛哥人来了。用不着旁人介绍，两个男人握握手。摩洛哥人矮小、消瘦。那孩子很快会比他长得高大、结实。他小胡须留得很长，正在谢顶。他跟让－克劳德握手之后，半醒半睡地坐在沙发上，跟孩子一起看动画片。瓦内莎走出厨房时，让－克劳德说他该走了。

“没问题啊。”她说。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他觉得如此说话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可随后他想起来瓦内莎就是如此。孩子喝了一口草药茶，说没糖，就再也不碰杯子了，里面漂着什么叶子。让－克劳德觉得那叶子奇怪而且可疑。

那天上午，让－克劳德在大学里，空闲的时候一直在想瓦内莎。等再见到她的时候，二人没做爱，但他仍按照做爱的情况给了钱。二人谈了几个小时。让－克劳德入睡前得出了几个结论。瓦内莎为了生活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以中世纪的心态对待生活。她认为“现代生活”没意思。她更相信亲眼所见，而不是媒体宣传。她疑心重，勇敢，虽然这勇敢很矛盾地让她信任随便什么人，比如说，服务员、检修工、有困难的同事，这些人几乎总是出卖她，或者辜负她的信任。这样的背叛行为让她狂怒，会让她进入难以预料的暴力状态。她还爱记仇，还自吹心直口快。她自认为是自由的，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对不懂的事，她不感兴趣。不考虑未来，也不想儿子的将来，只想眼前，一个永久的眼前。她漂亮，可自己不觉得漂亮。她一多半朋友是摩洛哥移民，但是她从来不投让－马里耶·勒庞［54］的票，她认为移民潮是法国的危险之一。

让－克劳德跟曼努埃尔在电话里说到了瓦内莎。西班牙人说：“妓女是用来操的，不应该给她们作心理分析。”

曼努埃尔与他的法国朋友不同，不记得任何一个妓女的名字。一边是肉体和面孔，一边是当做出气筒来往的什么罗莱娜、劳拉、玛尔塔、帕乌拉、苏萨那等等有名字无肉体、没名字有脸蛋的女人。

曼努埃尔嫖一个女人就干一次，从不重复。他认识一个多米尼加女子、一个巴西女子、三个西班牙南方女子、一个加泰罗尼亚女子。从第一次开始就学会了保持沉默，学会了衣着整齐，掏钱，下指示，有时打手势做他要干的事情，完事后穿衣，离开场地，好像从来没来过似的。他认识一个自称智利人的女子、一个自称哥伦比亚人的女子，好像这样自报家门可以增加魅力。他还跟一个法国女子、两个波兰女子、一个俄国女子、一个乌克兰女子、一个德国女子干过。一天夜里，他跟一个墨西哥女子上了床，她是最棒的。

像往常一样，他和墨西哥女子一头钻进了旅馆。早晨醒来时，墨西哥女子已经不在身边。那天很奇怪。好像他内脏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他长时间裸体坐在床沿，双腿着地，试图回忆起什么不确定的东西。淋浴时他发现腹沟股处有个印记。好像是什么人咬的，或是在他左腿根放了一个蚂蝗。紫红的印记有小孩拳头大。首先他想到的是那妓女咬吸的结果，他极力回忆细节，不成功；惟一回想起来的情景是他在她上方，她的双腿架在他肩膀上，听见一些模糊不清的话，不知道是他自己说的，还是那墨西哥女子说的，大概是些污言秽语吧。

有几天，他以为已经忘记了那个墨西哥女子，直到一天夜里，他发现自己正在马德里妓女经常光顾的街道或者红灯区寻找她。一天夜里，他以为看见她了，追上去，拍拍她肩膀。回头的女子是个西班牙人，一点也不像那个墨西哥妓女。又一天夜里，他在梦中以为想起了她说过的话。他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意识到这个梦结果会很糟糕，意识到很有可能忘记她的话，也许这样更好；但是，醒来以后，他打算尽量要回忆起她的话。甚至，他还在梦中的时候，梦里的天空像慢镜头里的旋风那样打着转；他试图强迫自己猛然醒来，打算开灯，打算叫喊，试图让喊声把自己唤醒，但是，家里的灯泡好像烧坏了；没喊叫出来，只听见远远的一声呻吟，好像孩子的声音，或者藏在单间（远处房间）里动物的叫声。

醒来以后，当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梦见过墨西哥女子：她站在黑暗的长廊中央，他在注视她，而她没有发觉。那墨西哥女子好像在看墙上的东西，一些胡乱涂抹的字画，或是用粗笔书写的淫秽信息，她一字一顿地在念，好像不会默读。后来，他又继续找了几天，结果累了，就跟一个匈牙利、两个西班牙、一个冈比亚、一个塞内加尔和一个阿根廷女子睡了觉。他再也没有梦见过那个墨西哥女子，最后便彻底忘掉了她。

时间可以减轻痛苦，它最后抹掉了他俩良心中罪过的感觉——伦敦暴力事件的结果。一天，他俩又像新鲜蔬菜一样精神焕发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恢复写作，充满活力地做报告，仿佛嫖娼的阶段是去地中海的一次休闲旅游。他俩增加了与莫里尼联系的次数，起初，他俩有意不告诉莫里尼各自的冒险活动，后来干脆把莫里尼给忘记了。他俩觉得莫里尼的健康不如从前，但依然热情、聪明、谨慎，这就是说，这位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教授没问他俩任何问题，没强迫他俩说心里话。一天夜里，让－克劳德对曼努埃尔说，莫里尼真像是个厚礼。说完，二人都吃了一惊。这厚礼是神仙送给他俩的。这话没有托词的意思，如果非讲理由，那就可能直接陷入拽文的泥沼；但是，曼努埃尔跟他的想法一样，虽然说法不同，但立刻赞同了朋友的看法。生活再次向他俩露出笑脸。二人出席一些学术会议。享受着美味佳肴。宣读论文，发言简短。以前在他俩周围停止、生锈的一切，如今又活动起来了。别人的生活变得清晰可见了，无须特别夸张。因打人事件而感到的内疚，如同春天夜里的一笑，烟消云散了。他俩又开始给丽兹打电话了。

重逢使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激动不已，三人聚会在酒吧，或者小人国式的咖啡馆里（真正的微型：两张桌子和一个吧台，只能容下四人，而且肩靠肩），它附属于一个异教画廊（比酒吧稍大一些）；画廊上展览绘画，也出售旧书、旧衣和旧鞋，位于海德公园入口处附近，距离荷兰大使馆很近。三人说，应该赞扬荷兰，因为这个国家一贯坚持民主。

在微型咖啡馆里，丽兹介绍说，这里调制的珍珠鸡尾酒是全伦敦最好的。这并没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多么在意，但二人装出十分热衷的样子。三人自然就是这小咖啡馆里惟一的顾客了；惟一的服务生或说老板在那个钟点给人的印象就是在睡觉，或者刚刚起床；这与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气色形成鲜明对照，他俩虽然早晨七点钟就起床，还乘坐了飞机，虽然各自忍受了航班延误造成的烦恼，但现在仍然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准备把全部精力消耗在伦敦的周末上。

不错，起初，三人难以启齿。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利用冷场的机会观察丽兹；他俩觉得丽兹仍然像从前一样美丽动人。他俩的注意力时不时地被画廊老板的蚂蚁式碎步所打断；老板把一些衣服从架子上摘下来，送到房间里面去，再带回来一些样式相同或近似的服装，放在原来的架子上。

冷场并没有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感到不舒服，但却让丽兹觉得难以忍受，迫使她快速地，还有点凶巴巴地讲述起三人未见面期间她的教学情况。这话题乏味，很快说完了；这让丽兹开始说起昨天、前天和大前天做的事情，但最后再次无话可讲了。片刻间，三人松鼠般地相视一笑，喝起鸡尾酒来。但是，冷场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仿佛在各自的心里，利用冷场的间歇期，在缓慢编造痛苦和让人痛苦的话语和思想，这可不是一场冷眼旁观的戏剧或者值得欣赏的舞蹈。为此，曼努埃尔认为回忆瑞士之行是合适的，因为那一次丽兹没去瑞士，讲述一下可以让她开心。

曼努埃尔在回忆过程中没有排除秩序井然的城市，没有排除值得研究的河流，也没有排除春意盎然的山坡。然后，谈起一次乘火车旅行，那时三人参加的会议已经结束，火车开向原野，开往蒙特勒到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口之间的一个村庄，从那里三人雇了一辆出租车，沿着弯曲但精心铺设了沥青的道路前往一座疗养院——炫耀着19世纪末一位瑞士政治家或者金融家的名字：奥古斯都·特玛莱医院，在这个无可非议的名字后面掩藏着一座文明、谨慎的疯人院。

去这种地方可不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主意，而是莫里尼的点子，天晓得他怎么会知道那里住着一位画家——被莫里尼尊崇为20世纪末最令人激动不安的艺术家之一。或许并非如此。莫里尼并没有这样说。不管怎么说吧，这位画家的名字是埃德温·约翰，他自残用来画画的右手，涂上防腐药物，附在一幅多视角自画像上。

丽兹打断了他的话：“你俩怎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曼努埃尔耸耸肩。

让－克劳德说：“我想我给你说过的。”

但过了几秒钟后，他发觉自己果然没给她讲过。

让他俩吃惊的是丽兹哈哈大笑起来，这可不是她的性格；然后，她又要了一杯鸡尾酒。就在老板来回摘挂衣服、忙于调制鸡尾酒的当口，三人保持沉默。后来，应丽兹的要求，曼努埃尔应该继续讲故事。可是，曼努埃尔不愿意了。

他对让－克劳德说：“你讲吧！你也在场。”

于是，让－克劳德的讲述从三人看到黑色铁栅栏开始：它的用途是欢迎或者阻止人从疯人院进出（闲人免进）；或者在故事开始的几秒钟之前，他跟坐在轮椅上的莫里尼就在观察大铁门和向左右两侧延伸的黑色铁栅栏，它们消失在两侧被精心照顾的老树林里，与此同时，曼努埃尔半身车内、半身车外，在给司机车费，一面跟司机商定一小时后请他从村里回来接他们。随后，三人来到疯人院的建筑物前，在路的尽头，已经能看到，那是15世纪的城堡，不是指建筑外貌，而是那死气沉沉的气氛给看客的印象。

什么印象？一种奇怪的感觉。比如，相信美洲大陆没有被发现，就是说，美洲大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没错，这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或者对于人口正常增长，或者对瑞士共和国民主进程，都不是障碍。让－克劳德说，总而言之，是三人一路上共同分享的怪诞而无用的想法之一，何况这趟旅行本身就是明显无用的，疯人院之行可能就是如此。

接下来，三人办理了进瑞士疯人院的全部手续。最后，三人没看见在医院治疗的任何病人，由一个中年护士，带着神秘莫测的表情，带领他们来到医院后面花园的一座小楼里，楼内宽敞，视野开阔，但地形走向是下坡；让－克劳德负责推莫里尼的轮椅，他认为这环境对于一个精神错乱或者非常错乱的人来说，并不能特别减轻痛苦。

出乎三人的意料，小楼舒适宜人，周围种满了松树，门楼里有玫瑰；楼内有一些模仿英国原野风格的舒适扶手椅，有壁炉、橡木桌和空闲一半的书架（书名几乎全部是德语和法语，只有个别几本是英语），以及特制的电脑桌，上面摆着上网猫；还有一个土耳其式的长沙发，它们与其他家具显得不和谐；还有一个卫生间，有便池、洗手台，甚至还有一个带硬塑料蓬的淋浴间。

曼努埃尔说：“日子过得不赖嘛。”

让－克劳德则喜欢到窗户前看风景。群山的尽头，他以为那边就是城市。他想，也许那就是蒙特勒，或者是刚刚他们乘出租车的村庄。的确，那片湖水一点也不突出。等到曼努埃尔来到窗前时，他的看法是那片房屋就是村庄，绝对不可能是蒙特勒城。莫里尼老老实实地待在轮椅上，眼睛盯着大门。

大门一开，莫里尼第一个看见了画家埃德温·约翰。他头发平直，开始谢顶，皮肤白皙，个子不算太高，依然消瘦。身穿灰色高领毛衣，外面罩着紧身皮夹克。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莫里尼的轮椅，感到惊喜，仿佛真的没有预料到这个突如其来的玩意儿。而莫里尼则不由得望着画家的右臂，那里应该是没手的，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夹克衫的袖口处本来应该是空空荡荡的，现在却露出一只手来，当然是塑料的，可是逼真之极，无论多么耐心、细致的人也看不出是假手。

画家身后又进来一位女护士，不是开头接待他们的那位，而是更加年轻，头发更加金黄的姑娘；她掏出一本书，页数很多，开始阅读起来，装做约翰和其他客人全然不在场的样子。莫里尼自我介绍说，他是意大利都灵大学语言学教授，仰慕约翰的作品；然后，介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这期间，约翰始终站立不动，这时把手伸给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这二人小心翼翼地握了握画家的手。画家随后在桌子旁边落座，仔细观察莫里尼，好像小楼里只有他俩存在。

起初，约翰轻轻地、以几乎难以觉察地努力开始对话。他问莫里尼是不是买过他的作品。莫里尼的回答是否定的。然后，补充说，约翰的作品太贵，他买不起。这时，曼努埃尔发现女护士专心阅读的那本书是20世纪德国文学选读。他用胳膊肘捅捅让－克劳德。后者为了活跃气氛而不是好奇，问女护士书中选没选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这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只乌鸦在聒噪。女护士给出了肯定答复。约翰眨眨眼睛，又闭上，用假手在眼前晃动了一下。

画家说：“书是我的。我借给她的。”

莫里尼说：“真难以想像！太巧了！”

“当然我是没读过啦，因为我不懂德语。”

曼努埃尔问他那干吗要买。

约翰说：“为了封面，那上面有汉斯·维特的画，那可是个好画家。再说，这说不上偶然性不偶然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我有个朋友说我这样考虑偶然性是不对的。他说，对于坐火车旅行的人来说，世界就不是偶然的，哪怕火车穿越陌生地带，穿越旅行者永远不会再见的地带。对于早晨六点起床、困得要死，但不得不去上班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对于不得不早起、痛上加痛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我的朋友说，痛上加痛是事实。疼痛越多，偶然性越少。”

莫里尼问道：“那偶然性像是一种奢侈品啦？”

曼努埃尔本来注意着约翰的讲话，这时看见让－克劳德站在女护士身边，一手撑在窗台上，一手有礼貌地帮助女护士寻找阿琴波尔迪短篇小说的位置。金发女护士坐在椅子上，那本文学选读在她膝盖上；让－克劳德站在她身边，那姿势还是稳重的。背景是窗户，外面是玫瑰花，远处是草地、树木以及穿越石山、巨石和溪谷的晚霞。在小楼内悄悄移动的黑影制造出一些犄角，那是此前没有的，模糊不定的图画突然出现在墙壁上，一圈圈地擦来抹去，好像无声爆炸的烟尘。

约翰说：“偶然性不是奢侈品，而是命运的另外一张嘴脸，以及别的什么。”

莫里尼问：“别的什么呢？”

“由于非常简单和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朋友疏忽的东西。我朋友（这样称呼他是我一厢情愿）相信人道，因此相信秩序、绘画的秩序、话语的秩序，而不用别的什么来作画。他相信末日救赎。骨子里很有可能相信进步。偶然性则相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去接近的全面自由。偶然性不服从规律，即使服从规律，那我们也不晓得规律为何物。如果允许我使用明喻，那偶然性就如同在我们星球上每时每刻表明态度的上帝。是一位用不可理解的表情面对自己不可理解的子民的不可理解的上帝。在这十二级飓风内部，通过内核爆炸，实现交往。偶然性与其痕迹的交往以及痕迹与我们之间的交往。”

于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曼努埃尔，还有让－克劳德，听见了，或者说凭直觉感到了莫里尼一直准备提出的问题；他声音低沉，头部向前，那姿势让人担心他会从轮椅上摔下来。

“您为什么自残？”

在疯人院花园里流动的霞光好像穿透了莫里尼的面孔。约翰毫不慌乱地倾听莫里尼的问题。从他的姿态看，似乎可以说他早就知道轮椅上这个男人像此前很多人一样，是来寻找答案的。于是，约翰微微一笑，反而向莫里尼提了一个问题：

“您准备发表这次见面的情况吗？”

“绝对不会。”莫里尼答道。

“那问我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亲耳听听您怎么说。”莫里尼轻声说道。

约翰举起右手，这手势让法国人觉得很慢，像是排练过的，放在莫里尼充满期待的眼前几厘米处。

约翰问道：“您说它像我吗？”

莫里尼回答说：“我、我不是艺术家啊。”

“我也不是艺术家。”约翰说，“您觉得它像不像我呢？”

莫里尼摇摇头，轮椅也跟着左右摇晃一番。片刻间，画家优美而惨白的唇边绽出一丝笑容，看了看莫里尼。

“我这么做，您认为我是为什么？”

“不知道，真不知道。”莫里尼望着画家的眼睛说道。

意大利教授和英国画家这时都被黑影所包围。女护士准备起来去开灯。让－克劳德举起一个手指，要她别动。女护士重新坐下来。她的鞋子是白色的。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鞋子是黑色的。莫里尼的鞋子是咖啡色的。约翰的鞋子是白色的，是用来跑远路的，无论是走在城市行人道上，还是蛮荒野地。这就是夜幕把一切笼罩在阿尔卑斯山的寒气下之前，让－克劳德最后看见的东西：鞋子的颜色、形状和安静的样子。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自残。”约翰第一次放下威武、挺拔、僵直的架势，弯下腰来，靠近莫里尼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

画家随后起身，走到曼努埃尔身边，规规矩矩地握握手，跟让－克劳德也是如此。接着，离开小楼。护士随他而去。

开灯后，曼努埃尔考虑到他两位朋友没注意到一件事，便提醒说，约翰无论见面的开头还是结束，都没有跟莫里尼握手。让－克劳德说，他也注意到了。莫里尼一声不吭。片刻后，第一个接待他们三人的护士来了，领他们往大门口走去。走在花园里的时候，护士说出租车在门口等着呢。

出租车把三人拉到蒙特勒，他们在瑞士旅馆过的夜。太累了，决定不出去吃晚饭。但两小时后，曼努埃尔打电话到让－克劳德的房间，说他饿了，打算出去转转，看看有什么地方还营业。让－克劳德说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愿意跟他一起去。到了旅馆大堂，让－克劳德问他叫没叫莫里尼。

曼努埃尔说：“我打了电话，可没人接。”

他俩估计，那位意大利人还在睡觉。他俩夜里回到旅馆时已经微醉。次日早晨，他俩去莫里尼房间寻找，却没人。旅馆服务员说，这位名叫莫里尼的客人已经结账，午夜十二点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