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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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墙杷�之力而为皇帝赵顼赏识的。六年前变法伊始，王安石重用其兄韩绛为枢密副使，后其兄与王并肩居相位。为了避亲，韩维只能出知汝州，权开封府。去年，其兄韩绛因与吕惠卿、曾布等相处有隔，求去宰相之位而出知河东宣抚使。今年一月，他被皇帝赵顼调任翰林学士承旨，个中微妙，略见皇帝赵顼对中枢重臣的用心。
　　韩维急步走进御堂，看见皇上站着迎候于软榻旁，一股亲切之感涌上心头，急忙趋步向前。不待韩维跪拜于地，赵顼挽住韩维说：“持国先生，御堂之中当如在颖王府一样，不必拘礼了。”
　　韩维激动更甚，执意跪倒，叩头禀奏：“圣上，臣深夜打扰圣躬，实出于心焦如焚。三日来，数以万计的流民涌入京都，塞巷蔽街，已使京都糜乱。皇城司不恤流民之苦，派出禁军铁骑挥鞭驱赶，死者遗尸于路，伤者嚎啕于街。大内红墙之外，已有哭声沸起。天子脚下，无恩有刑之举，无异于扑火以油，久必酿成大祸。请圣上明思圣断。”
　　赵顼虽然已从宦侍口中得知流民入京的消息，但绝没想到流民之数如此之多，遭遇如此之惨。他喃喃自语：“有如此惨情吗？”
　　韩维接着禀奏：“陛下，臣今日午前，乍闻‘皇城司驱赶流民’之说，亦心怀疑异，午后微服出宫察看，方知实情惨于宫中传言十倍百倍。流民悲凄之状，目不忍睹；禁军挥鞭之恶，触目惊心。臣畏惧流民铤而走险，更畏惧陛下临渊不知啊！”
　　皇帝赵顼变得严峻，他拳击软榻，怀恨而语：“朕误天下，谁误朕啊？！”
　　韩维急忙说出自己思虑的应急之策：“陛下，当务之急，在于稳定民心，安抚流民，勿使流民由饥饿而滋事。臣所思有三，请陛下裁定……”
　　赵顼如溺水遇救，急忙挽韩维坐落于身边的宫凳上，坦诚说道：“朕夙夜焦劳，苦于无活民之策，请先生赐教。”
　　韩维拱手：“臣所思之一：流民入京，迫于无奈，乞食求生，嗷嗷待哺，万不能以皮鞭相加，如驱强盗，招致遗怨于圣躬。当于京都街巷之内，广设粥棚，赈济流民，若待宾客，以广施皇恩。其所需粮米，由京都殷富之户承担，由皇城司奉命实施。”
　　皇帝赵顼点头从谏：“善！流民涌入京都，意在使朕知其灾难之情。朕虽无德无才以感动上天，以雨霖活百姓，但这稀米流粥之食还是应当供给的。”
　　“臣所思之二：现京都流传‘上天示警’之说，虽不可全然相信，但却反映黎庶惧灾祈雨之心，此心背向，关系社稷安危。陛下当顺应民情而用之。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万民敬佛祈雨之事，必然举行。陛下当诏令京都十大禅院举办‘浴佛’斋会，并亲率万民祈雨。雨落，则陛下德动上苍，民欢欣矣；雨不落，则陛下德在黎庶，民无怨矣。敬佛祈雨所需费用，陛下可诏令京都十大禅院自筹，由礼部奉命实施。”
　　赵顼点头：“善！朕人事不修，上天已有警示，朕当率黎庶乞求于天，若能得霖雨三日，则旱情解矣。”
　　“臣所思之三是……”
　　韩维突然停语了。
　　赵顼惊诧：“先生何以如此？”
　　韩维离座跪奏：“臣将言不当言之语，特请陛下恕罪。”
　　“先生大胆直言，朕乐于听闻。”
　　韩维再次叩头：“陛下忧悯被灾黎庶，‘减膳’、‘避殿’、‘施粥’、‘敬佛’，恐怕不足以应天变以安民心。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闭……”
　　“先生讲下去！”
　　韩维急忙从袖中取出一份草诏双手呈上：“陛下，痛自责己，诏求直言，乃历代明君英明之举，必修人事，必，冶人情，必符天命。臣现任翰林学士承旨，已草诏成文，恭呈陛下裁定。”
　　赵顼移红莲宫烛于韩维近处：“先生辛苦了，请读给朕听！”
　　韩维遵旨读诏：诏曰：朕涉道日浅，暗于政治，政失阙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馑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间诏有司，损常膳，进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日滋久，未蒙休应。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听纳不得其理与？讼狱非其情与？赋敛失其节与？忠谋谠言囿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与？何嘉气之不久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求考其当，以辅政理。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韩维读完，皇帝赵顼略思之后首肯：“善，朕所欲言，先生尽道出矣。‘意者朕之听纳不得其理与？讼狱非其情与？赋敛失其节与？忠谋说言囿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与’几句，尤得朕心底之思。请先生即行付有司颁行，以途朕愿。”
　　韩维遵旨，欲起身离去，赵顼压低声音询问：“先生以为此诏一出，司马光会开口言政吗？”
　　韩维对此询问心头毫无准备，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朕有一事拜托先生，万勿为他人所知……”
　　韩维头脑“嗡”地一响，全身紧张：“臣谨遵圣命，请陛下示知。”
　　“请先生带着此诏连夜奔赴洛阳，朕要听听司马光对现时朝政的看法，朕要司马君实拿出一个摆脱目前困境的方略来！”
　　韩维心里立即浮起一个非常清晰的念头：王安石又将失宠了。
　　篇三　汴京　王安石府邸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　在拟定“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中，王安石的思维仍在学者的“心游万切”中打着圈子　四更时分，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带着一份皇帝赵顼的《广求直言诏》，乘坐一辆双马车辇，出汴京西门，向洛阳疾驰而去。
　　此刻，董太师巷王安石府邸的客厅里，烛光通明，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仍在为皇帝赵顼急需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苦熬着。
　　王安石仓卒走出经义局，上不摸皇上意图，下不谙朝政现状，会议尚未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原已邀请的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副宰相冯京均未参加。朝廷中枢长时期的“人事不修”，到紧要关头果真暴露出来。枢密使陈升之是官场老手，精明圆滑，不愿在这棘手的事情上与王安石斗嘴磨牙，更不愿招惹皇上的不满，便借口“卧病在床”告了假。枢密副使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家，他的儿子吴安持，娶王安石的长女为妻，与王安石的私谊尚好，但对王安石所操之术不甚赞同，政争中已伤了几分和气，也不愿再因政见之争而累及家庭不和，便以“枢密院事体繁多”为由而躲开了。副宰相冯京，是责无旁贷应当参与议定对策的，但他是守旧老臣富弼的女婿，平时为王安石所疏远，且积怨于胸，因此也以“不愿扯肘以误执政明断”为辞告了假。
　　三位宰执大臣借病、借事的拒绝参加，已向王安石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朝政纷争的讯号，但王安石似乎乐于顺水乘舟，依了他们的托词，开起了一个不会有异声异调的“同声会”，以图在无争论的情况下迅速拿出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办法来。他虽然人走进了旱灾肆虐、骚乱四起的朝政，但他的神思仍然停留在经义局。他像是在满怀信心地制造着新的悲哀。
　　会议一开始，就展现出一种沉闷、忧郁、紧张、凝重的气氛。曾布神情颓丧，低头箝口，如道霜打，完全失去了往日议事时的热情；吕嘉问怒眉竖立，眼睛充血，腮帮上突起肉筋，不时横扫曾布两眼；吕惠卿依然坐在客厅左侧的楠木椅上，自顾遐想，双手捧着茶杯，偶而心不在焉地浅呷一口；王雱坐在王安石身边的几案前，手握笔杆，不时打量着众人，忧心忡忡。只有王安石一如既往满怀兴致、精力专注地伏案走笔，草录着他的对策纲目。弥漫在客厅里的不祥气氛似乎根本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王安石终于结束了笔录，抬起头来，宣布议事开始，并以更胜于往日的热情和自信先定了个基调：“十月不雨，旱灾肆虐，哀鸿遍野，流民入京，圣上忧心如焚，京都亦有零星骚乱之事，这是对新法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变法者的一次推动。‘顺应上天示警’之策的拟定，当以显示‘变法’六年来业绩为本，以阐明变法义理为宿。古代诸子百家之说，之所以能够传继于后世，其义理都是依据其现实需要而赋予新的内涵。现时‘变法’之义理，即富国强兵，亦当包括抗灾救民……”
　　基调已定，下面该曾布、吕嘉问、吕惠卿和弦成曲了。但回应王安石的，仍然是沉默。各有难唱之曲的沉默。
　　吕嘉问连日来遭受“市易违法案”勘查的委屈和“募榜”一度立于街头市井的侮辱，他已感伤透了心，憋饱了气，根本没有心思再计议什么“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也无情绪为“变法”义理增添内涵。他合计着市易务两年来的收支帐目是否真的有误。他惦念着京都各处“杂卖务”。他怨恨曾布不讲情义，自毁市易法以取悦皇上。他担心吕惠卿借复查“市易违法案”而落井下石。他有委屈要向王安石吐诉。可王安石呢？只是挥着鞭子驱赶自己这头拉磨的毛驴，连一把草、一口水也不给喂啊！今晚，他一走进这间议事客厅，就想哭，就想喊，可他又不得不咬紧牙关，闭上嘴巴。
　　曾布也有曾布的委屈。对吕嘉问“市易违法案”的勘查，是皇上亲口谕示的，他是奉旨执行。募榜立于街头市井，也是皇上亲口谕示，他也不敢不执行。可是谁知不到半天时间，募榜又撤走了，“市易违法案”又重新勘查。而且一顶“沮害市易案”的罪名落在了他的头上，他突然变成了被勘查的对象，这个理往哪儿说啊！曾布憋着气、寓着火。他虽然举止愚钝，但思维并不浮浅，而且缜密细致。他知道吕嘉问怨恨自己，也知道吕惠卿参与复查，其结果必定是对自己“勘查”的完全否定。他明白，“市易违法案”通过复查而推倒，肯定是王安石对皇上的进谏所致，目的也许是出于维护“变法”的声誉，但自己的声誉谁出面维护呢？唉，老师毕竟是老师！他实在不愿再说什么。
　　吕惠卿不似吕嘉问那样外露，也不似曾布那样呆板，他对眼前朝廷出现的混乱有着深刻的分析。他相信“市易违法”是存在的，而且十分严重，做买卖不违法能赚大钱吗？但不会出于吕嘉问的爱财贪读，这位出身于豪门的公子哥，对钱财有着叛逆浪子式的轻蔑和卑视。他也相信曾布对“市易违法案”的勘查结果是真实的，如果有伤害吕嘉问之处，那也是由于曾布天生缺乏心机。他看得清楚，王安石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对“变法”的忠诚，排解了皇帝对“市易违法案”的追究，在全力维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但募榜的撤去和一个“沮害市易案”的出现，必将引起人们对“市易违法案”的猜疑，更加严重地损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他对这场“十月不雨”的天灾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对黎民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上天示警”是无法顺应的，救灾只是朝廷的责任和姿态，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灾荒过去后“变法”再次腾飞的条件。王安石通过对策追求“变法”义理的充实和完美是个十分重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还是个谜啊！先听听曾布、吕嘉问的唱和再说吧。
　　长时间的沉默。
　　王安石没有去探索朋友们沉默的原因，反而引起了他学究式的不满。
　　他厉声地训斥：“这种风气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箔口结舌，畏畏缩缩，互相观望，懒于先声，成什么样子！望之，救灾活民，以食为先，市易司责任重大，你先谈谈想法。”
　　吕嘉问正在心中埋怨王安石使驴不喂草，偏偏王安石又点名询问，他张口发起了牢骚：“这年头，谁干事，谁倒霉！市易法的实施，不就是为了多做买卖、广收赢利吗？没有钱，用什么富国？用什么强兵？用什么救灾？用什么活民？立案勘查也可，但连个招呼都不打，收抄帐簿，如同对待贪该罪犯，弄得执管市易官员，个个都像贪污的贼子。勘查？好，我就等着勘查个十次八次，如果‘勘查’出我吕嘉问贪污一个铜钱，贬官、流放、坐牢、杀头，我决无一字怨言。”
　　吕嘉问诉说着心中的委屈，往日的铮铮汉子，现时几乎泪水流出。
　　因为吕嘉问的不满有些是对着曾布的，曾布接着开了口：“我愚钝，但我决不存心害人。我糊涂，但我对‘变法’决无二心。我不善言词，但别人给我的恩德，我永世不忘。近一年来，介甫公信任我，让我代行朝政具体事务，我无德、无才、无能，做错了许多事情，对不起天下的黎庶百姓。对我做错的事，朝廷立案也好，勘查也好，我无话说。请介甫公收回成命，代行朝政事务和三司使之事，我不干了，没有本事干，也不想干了。”
　　王安石被吕嘉问和曾布的诉苦猛然惊醒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变法者个个怀揣、口含着如此多的委屈。他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感到自己失职，感到对不起朋友和属下，他闭上眼睛，浩叹一声：“是我误国。这一年来，我干了些什么啊……”
　　去年开春，当“变法”的全部项目出台之后，王安石那不安分的思维，开始转向大宋命运另一层更为深刻的领域：鉴于“变法”需要一批锐意进取的人才，他瞄准了书院这个培养人才之所，决定向传统的教学领域进击。他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学派，以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道德，为“变法”奠定理论基础。他在皇帝赵顼的支持下，要对一千多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提出新的解释，为他的“变法”寻找依据。他在历朝历代帝王们根据自身需要而法定的几十种儒家经典中，选中《周礼》、《毛诗》、《尚书》作为突破口。
　　《周礼》，是记载周王朝政治制度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周王朝著名字相周公旦所著。书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学一术思想，均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许多王朝的“六部制”，几乎都是脱胎于周王朝的“六官制”。
　　《毛诗》，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相传为孔子删定。此书内容有“风”、“雅”、“颂”三个层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描绘了当时人民的劳动和爱情，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与混乱，也反映了那个“远荒”年代的社会风习、礼乐嫁娶、心理心态。
　　《尚书》，是记载周王朝重要历史文件和重大历史事迹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孔子选编而成。
　　从去年四月开始，王安石为了集中精力在短时期内以竟其功，便把朝政事务委托曾布处理，把市易法的推行交给吕嘉问负责，他扔却了宰相责无旁贷的政事职责，像一个学者一样，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王雱，钻进经义局那片清冷的天地里，在古籍的江海之中，与心灵深处的古人孔、孟、苟、庄、杨、朱、墨、翟、释、老、申、商对话、争论，扬弃取舍，删添补改，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激昂雄厉的热情、天马行空的神思、酣畅淋漓的笔墨、咄咄逼人的语言和偏颇执拗的风格，建筑着他的“新学”的殿堂《三经新义》——《新经尚书义》、《新经毛诗义》、《新经周礼义》。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学者崇尚“心游万切，精骛八极”，以天马行空的神思探索无边无涯的学问。宰相崇尚“纵横捭阖，樽俎折冲”，以神才鬼智的机敏，处理人世间庸人庸众、庸言庸行和诡人诡众、诡言诡行盘根错节所交织的苦结与仇结，化解或加剧人世间的冲突。今晚，王安石在曾布、吕嘉问委屈的诉说中，虽然经受了强烈的感情震动，消解了心中因“市易违法案”、“沮害市易案”对吕嘉问、曾布的不满和误解，但其学者头脑仍未完全让给宰相的肉身。他心目中的皇帝，还是一年前因“变法”出现高潮而欢欣鼓舞的皇帝；他眼中的朝廷，还是一年前因“熙河开边”、“梅山之捷”而歌舞相庆的朝廷；他印象中的京都仓凛，还是一年前三司夸耀的“充实溢满”。所以，他此刻所设想的“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仍然是“变法”义理的充实和更新，仍在急行躁进地追寻美轮美奂的蓝图。
　　吕嘉问、曾布这些“变法”实于家，在倒完苦水之后，心里舒坦了一些，又把思绪集中在各自的职责上，按照王安石定下的基调，出谋划策。
　　曾布说道：“我看，任何‘义理’的充实，都得先充实黎民百姓的肚子。可现时，官府仓禀‘财货匿乏更甚’之说，决非谎言……”
　　这真是一瓢凉水浇头，王安石吃惊地问道：“子宜，你执掌三司，情况果真如此吗？”
　　曾布扳着指头算帐：“请介甫公细思。近两年来，南涝北旱，各地税赋收入锐减，而朝廷各类开支如常。国库出多入少，库存财货能有几何？再说，西北‘熙河开边’，每年特支钱四百五十万络，米四百万石，绸绢二百万五，布三十万端，草二十万束。西南‘梅山之捷’，每年特支钱五百万缗，米七百万石，绸绢三百万正，布五十万端。市易法推行两年来，为求市场繁荣，库存粮米几乎都被市易司掏空，仅二十天前的一次市易，司农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置市场，市易司以常平米一百九十万斛置市场，均属减直出粜……”曾布说到市易司，因涉及吕嘉问，便半道停口不语。接着他讷讷地说出自己的主张：“我看，顺应民心，就是顺应‘上天示警’。民心现时盼望什么？我看，一是减轻税赋，一是官吏清廉。”
　　曾布最后说出的八字，引得王安石赞誉：“‘减轻税赋，官吏清廉’。在此非常之时，也许只有这八个字才能赢得民心。”
　　但沉思的吕惠卿却微微摇头。他认为曾布发言的调子是消极悲观的。“减轻税赋，官吏清廉”的提法，势必又给人以“匡正缺失”的错觉。特别是“官吏清廉”四字，很可能会导致各层各地执管市易的官吏的解体。因为在货物买卖交易中，市易官吏很难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他认为，充实和完善“变法”义理的根本，在此非常之时，当以打击流俗反扑、消除人们的悲观情绪为要务。他不愿直接驳斥曾布的主张，便以两件小事作为自己的开场白：“近日有两件小事，似乎应予以特别关注：一是朝廷宰执大臣陈升之、吴充、冯京诸公告假，真的是因病因事不能前来议事吗？一是东华门外市井‘杂卖务’被砸。‘杂卖务’官员被打被辱，均系宗室王公及其府丁所为，带头闹事的乃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赵府的总管。这是事出偶然，还是事出有谋呢？”
　　两件大家都知道的小事，现时被吕惠卿郑重提出，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思索，而且越思索越觉不祥：宗室王公参与朝政纷争，也许将会左右眼前混乱形势的发展。
　　王安石催道：“吉甫，谈谈你的看法。”
　　吕惠卿微微一笑：“介甫公一年来埋头经义局，无暇顾及中枢事务，致使朝廷纲纪松弛，流俗猖獗而起，借天灾非难‘变法’。原枢密使、潞国公文彦博就有‘市易敛民怨，招天变’之语，听说驸马都尉王诜近日镂版抛出一部《钱塘集》，已在京都广泛流传。苏找借杭州雨涝而攻击新法。‘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东海着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等诗句，已成为京都黎庶反对‘变法’、发泄不满的歌谣。在这些流言蜚语的蛊惑下，一些心志不坚之吏，投机求官，随流俗而叛为潍仇，以张扬新法之缺失为快，群臣惶惶，是非莫辨，交头附耳，妄作猜测，以至影响圣躬听闻，遂成今日朝廷混乱之状。故修善人事乃当务之急！”
　　王安石不停转动的眸子闪亮了，吕惠卿用精细的推敲和诱人的联想，描绘出一幅“人事不修图”。他立即想到琉璃猴子枢密使陈升之，唱反调的副宰相冯京，不与合作的枢密副使吴充和那个因反对“变法”而被贬知河阳的潞国公文彦博，在天灾之中想必他们不会那么安分。但要说好友苏子瞻……王安石不为人察地苦笑了一下。
　　吕惠卿在谈完“修善人事”的必要性、紧迫性之后，便向王安石抛出了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方案：“天灾不足惊，人事实堪忧，在此非常之时，当以‘修善人事’而救灾救民；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当从速组织忠耿理财之吏，勘查京都库存之资，细作筹划，以应京都流民之需。况且，朝廷手握均输之便、市易之权，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总是有办法可想的……”
　　王安石静听着，思索着，心里似乎亮堂了。“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理也：“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义也。吉甫独得我心！
　　在“修善人事”的思索中，王安石想到了远在西南梅山的章惇，又想到了俊彦之士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一个“修善人事”的谋划在他的心中逐渐显形了。
　　吕嘉问随即谈起市易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