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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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位，由富弼暂代。介甫所设计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等新法，即将迅速实施……”
　　苏轼心情激动地静听、思索：“不错，要‘变法’，就要有一个实施新法的机构，这是常理中的事情，介甫抓住要领矣！宰相曾公亮离职，也是常理中的事，雄心勃勃的王安石的头上，是容不得一个尸位素餐的老人的。尽管这个老人曾经是介甫进入朝廷高层的引荐者。富弼暂代宰相一事却出乎意料，皇上对‘庆历新政’参与者之一富弼的重用，是出于对那段历史的赞许？还是出于谋求一时的平衡稳定呢？”
　　忽地，王诜提高声音：“介甫，非常之人，在此非常之时，必建非常之功！”
　　苏轼受到感染，捋袖举杯，霍地站起：“好消息，鼓舞人心！普天下‘华灯盛照’有日，‘人月圆时’将至！为皇上的英明决断，为介甫的雷厉风行当饮此杯！”
　　众人同声附合，一饮而尽。
　　苏轼放下酒杯，提问：“晋卿，这个新设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位处何级？权有多大？”
　　王诜举指向天，大声道：“其位至高，其权至大。介甫在奏折中提出‘经划邦计，议变旧法，通天下之利’，‘上听命于皇上，下通示于各路’。不仅囊括了户部、盐铁、度支三司之职，且有取代东西两府之势。”
　　苏轼愕然：“这‘下通示于各路’一句，不是侵二府、三司之职权吗？”
　　王诜一笑：“子瞻何其聪明而又迂拙啊！‘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二府、三司之官吏，因循成习，积重难返，介甫意欲‘置而弃之，优而养之’。”
　　苏轼摇头：“‘置而弃之，优而养之’？倒是痛快、简单！”
　　陈慥插话道：“是祸是福，决于官吏。晋卿，这个新设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都有哪些人物参加？”
　　王诜回答：“都是当代年轻俊彦之士。吕惠卿、曾布、章惇、舒亶、吕嘉问等已蒙皇上恩准。子由也将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检详文字之职。诏命会很快下达……”
　　苏辙的头脑“嗡”的一声胀了，一他惊异地向兄长望去。
　　陈慥亦大惊，急问：“那子瞻呢？子瞻不进‘制置三司条例司’吗？”
　　王诜迟疑片刻，望着苏轼说：“苏子瞻当代奇才，岂能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同列。皇上看重子瞻的才智文章，将诏令子瞻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之职。”
　　陈慥膛目：“殿中丞”是个官阶，只是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直史馆”是个“贴职”，只是文官的荣誉衔，只有“判官告院”是差遣的实际职务，还是一个手中无权的闲职。
　　苏辙默然：章惇几天前在“遇仙酒楼”的暗示变卦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对兄长都是一个不祥的预示，对自己也未必是个吉兆。
　　王诜安慰苏轼：“子瞻，判官告院虽属闲职，但承办的都是宫内事务。靠近皇上的人是不会长久寂寞的。”
　　苏轼耸肩一笑，笑得远不如平常爽快，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尴尬。
　　“知我者，圣上也。介甫握权行事，我居官告院办理奖励加封，人尽其才，天下焉能不治。但不知谏院人事有何变动？”
　　王诜答：“御史中丞吕诲仍知谏院。”
　　苏轼再问：“皇上对欧阳公永叔（欧阳修）、范公景仁（范镇）、张公安道（张方平）有所借重吗？”
　　王诜回答：“张公安道，仍为翰林学士承旨，因其早日与介甫有隔，皇上对其日后能否相让相维，甚为忧心；范公景仁，对介市素有成见，自己奏请皇上求去知通进银台司之职，皇上留中未准；欧阳公永叔，系介甫恩师，且人望甚高，但自前日因病离开参知政事之位后，身体日益虚弱，是否请其再度出山，皇上正在思考之中。”
　　苏轼默然。
　　陈慥急忙举杯为苏轼解窘：“天下大事已定，用不着我们操心了！酒足饭饱，我也该告辞离京了。祝子瞻禁舌嵌口，祝子由任劳任怨，祝晋卿人月常圆！”
　　王诜也举起杯来：“我明天就南下匡庐，今天特来向诸公告别。”
　　苏轼神情悻悻，举杯而对：“祝季常闲云仙鹤，遍览山川。祝晋卿诗画双收，早回京都。”
　　苏轼言犹未尽，动了感情：“忆昔日轼官于凤翔府，跟随恩伯两年，那时年轻气盛，愚不更事，屡与恩伯争议，以至形于颜色。今日思之，真是后悔不已……”
　　陈慥神情亦为之凄然：“凤翔阔别之后，家父常思子瞻，每思必语：”吾爱子瞻，犹若干侄‘。“
　　苏辙张口，正要说些什么，墙外骤然传来开道鸣锣声，一声高于一声地停落在苏府门前。
　　老门丁神情慌张地跑来禀告：“大内宦侍驾临，要二位公子迎接圣诏！”
　　苏轼、苏辙有些惊慌。
　　王诜提醒苏轼速备赏银。苏轼转身欲取，一位身着黄色官服的中年宦侍，在一队紫色仪仗和一队大内禁军护卫下，已昂首阔步向庭院走来。
　　陈慥急忙从行囊中取出二百两白银放在桌上。
　　苏轼、苏辙疾步迎上，跪伏在大内宦侍的面前……
　　大内宦侍离去了。
　　陈慥、王诜离去了。
　　苏氏兄弟怀着沉重纷乱的心绪，走进正屋正中的祖宗祭堂，向父亲苏洵和母亲程夫人的灵牌焚香跪拜后，转入左侧苏轼的书房里。兄弟俩相对无语地沉默着。他俩都有许多话要说，但谁也没有开口，似乎都在调理心头的乱丝，要把眼前看个透彻，把今后想个明白。
　　落日在天边烘起一抹霞彩，透过竹丝窗帘，把书房映得金黄。
　　大内宦侍送来的诏令，给苏府上下人等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欢乐。特别是在漫长冷清的三年居丧守制后，返回京都不到十天，便得皇上恩宠赐封，也许真是苏门时来运转。仆役们奔走相告，琵琶弹唱欢歌。任妈亲自操办起三桌酒席，准备欢宴全家十多口人丁。年方三十、身体一向多病的史氏，也特别精神起来，藕荷色短衫匀称合身，短衫上的金线宽边闪着光亮，衬托着一张圆圆笑脸，正坐在酒桌前裁纸数银，分封红包。二十一岁、体态轻盈的王闰之，红裤红杉，头绾钗簪，秀容如玉，立在史氏一边，神情腼腆地呼唤着一个个家仆姓名，分发赏钱。苏辙的七个子女，都是九岁以下的小童，过年似的在酒桌间跑来跑去，欢笑嬉戏……西冈苏府，上上下下一派喜气洋洋。唯有府中的二位主人反是忧心忡忡。
　　书房里已燃起红烛，苏辙久思之后，先于兄长开口。
　　“这两天来，我再次翻阅了介甫的《万言书》和《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介甫在‘除时弊’、‘抑兼并’、‘便趋农’、‘强兵富国’这些大目标上，与我们兄弟的主张并无二致。但在实施方略上，却不尽相同。我们主张‘智者所图，贵在无迹’，介甫似在主张‘暴雨急风，声势夺人’；我们主张‘见之明而策之熟’、‘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介甫似在主张‘鼓鸣车发，翻江倒海’。介甫与我们‘急’、‘缓’之别，甚为分明。今日‘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神秘而突然，朝臣不解其意，官吏不明宗旨，确有猝然轻发、专谋声势之嫌。如此轻车骏马冒险夜行，不辨前途沟壑，一任挥鞭，实有车翻马毙之忧。再说，介甫生性执拗，素拒人谏，今又春风得意，正欲舒其胸怀、展其才智，更不易纳谏从言。因此，皇上诏令‘判官告院’之职，似应呈表谢辞，以免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
　　苏轼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辞受闲职虽不是多大憾事，但他不忍在皇帝赵顼锐意革新、励志图强之始就颓然退出，抛却自己近十年来沸腾于怀的理想。
　　他明白自己的主张与王安石的同异，更了解王安石为人之坦直和处事之执拗。王安石所谓的“变法度、易风俗”、“以古准今”、“以舜禹为法”等狂损之论，许多是由秦之商鞅、汉之桑弘羊那里借鉴来的。乍看新奇，究其实质，不过秦、汉以来一些激进变革理想的复活。要凭这些古老的遗产建立一个恬静安逸、无争无斗的舜禹之世，固然美妙，只怕是难以实现。因今时之君已非舜禹之君，今时之臣已非舜禹之臣，今时之民已非舜禹之民。今时的大宋，终非古之秦、汉啊！况且，商鞅、桑弘羊均因其激越冒进，“欲速则不达”！自己的主张呢？也许只能修补这颓敝欲倒的房舍，只能抑制这奢侈贪欲的世风，只能改良这因循苟且的恶习，比起介甫的高远，自然是温和的、表浅的，但也许是现实的、稳妥的。
　　他明白自己将处的职位是职显而无实，位高而无权，也是一种“优而养之”。于官告院管管封赐。好一个混日子的清闲角色。可这些闲职，位近人主，讯息灵通，正如晋卿所言：在这些职位上的人，是不会久于寂寞的。再则，任命子由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之职不也是一种预示吗？它表明皇上仍然在考虑着自己的主张，仍留有再用的余地。
　　苏子瞻看得清楚，这个诏令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将是一个超越朝廷一切权力机构的怪物。将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衙门。也是一个滋生新的弊端的温床。它的横空出世、包揽一切，必将在这龙蛇混杂的朝廷，引起一场沸沸扬扬、不可掩制的混乱，各类人物都将纷纷表演。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章惇、舒亶等是一拨，曾公亮、赵挕⒏诲觥⒙阑宓仍�老重臣是一拨，大内的后妃、近臣又是一拨。欧阳修、张方平、范镇不会长久沉默，司马君实也不会真的置身事外。年轻皇帝将在一场空前未有的纷争中不断选择。王安石也将经受一场生死沉浮的凶猛冲击。
　　他完全理解弟弟子由此刻的思虑：是啊，与其在毫无权力的冷板凳上看他人的热闹，莫如去一处僻远的州府为老百姓做一点儿实事。可哪个偏于一隅的地方能实现自己胸中的雄图宏愿呢？
　　此时，苏轼的心头骤然浮现起故乡那灾难深重的惨景和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那睿智高尚的身影……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洵和苏轼的夫人王弗先后病故于京都，苏轼、苏辙及其家人扶父亲和王弗的灵柩返回四川老家安葬。在为父守制三年的最后一个月里，苏氏兄弟为答谢亲朋故友、地方官吏对父亲的悼念和安葬时的帮助，走出悲哀叠垒的庭院，遍访友人所在的州府乡县。他俩在富贵之家看到的是华屋丽堂，在贫困之家看到的是粮米不继；在官府看到的是案犊盈积，在乡镇看到的是乞丐成群。他俩的目光变得深沉忧郁了，不再依恋于山青水秀、湖光竹影、山花水荷、莺鸣燕语，而着意于禾田农舍、风情民俗、黎庶生相和世态炎凉。他俩用从书斋里学得的知识，对映着书斋外的人生，诗文充塞的灵魂顿时失去了雅意。疮痍触目，升平何在？兄弟相语，神情凄然。真是身被其尘，足沾其泥，才可见民间实状；身处农舍，言及农事，才能悟民间真情啊！
　　一日，苏氏兄弟来到一个名叫清水坪的山村拜访他们幼年时的开蒙老师，谁知旧居已毁，房舍成了牛棚。再三询问村民，才在村外一间茅屋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恩师。老人形容憔悴，须发皆白，境况潦倒，甚至双目失明。闻苏轼、苏辙之声，老人怆然泪下。在凄楚地寒暄中，苏氏兄弟始知老人为豪门逼迫而家业毁尽。
　　老人神情痛苦欲绝，以手索路，引苏轼、苏辙走到屋外，以失明之目遍览山川，指点而语：“天府之地，今日已非天府了！子瞻、子由请看，往东，纵几十里，田连阡陌，皆为一户之地；往南，横几十里，民以万计，皆为一户之奴。朝廷百年‘不抑兼并’之策，终于生出今天这样的苦果。只怕真的要‘天下未乱蜀先乱’了……”
　　苏轼、苏辙悟通而无语安慰老人。苏轼取出银两敬赠，老人怆然拒收。
　　“行将就木，要银两何用！子瞻、子由已名震四海，著居位为官，但愿能以此恻隐之心，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
　　苏氏兄弟跪倒在老人脚下，咽泣出声……
　　苏辙突然打断苏轼的回想：“哥，该我们决定去从了！”
　　苏轼似在自语：“不能忘记老人的殷殷希望啊！还是待在京都再看看吧。如若介甫献上的真是一副救世的‘灵丹妙药’，那时我们再退出这龙居之地，也就胸无遗憾了。”
　　苏辙不甘心，还想再劝，任妈带着琵琶、婢女、仆役，捧盘置酒拥进书房，向二位主人庆贺来了。
　　婢女敬酒，苏氏兄弟姑且喝了。
　　仆役敬酒，苏氏兄弟姑且喝了。
　　琵琶敬酒，苏氏兄弟姑且喝了。
　　任妈端起酒杯，喜泪盈眶：“我刚才给老爷和老夫人的灵牌上了香，大郎、二郎受到皇上重用，苏府光宗耀祖了。老奴敬你哥俩一杯！”
　　苏辙趋步上前，扶着任妈落座，说：“任妈，这使不得。”
　　苏轼慌忙从盘中自端一杯酒，也说：“任妈，你老不胜酒力，免了吧。我和二郎谢你了。你看，我干杯见底了……”说着，一饮而尽。
　　任妈笑了，泪花滚落胸前。
　　老门丁举起一杯酒，走到苏氏兄弟面前，呐呐地说：“大郎、二郎的官职好难叫噢，啥子‘判官告院’？啥子‘检详文字’？弄不懂哟！”
　　苏轼大笑，接过酒杯，又饮了。然后高声对老门丁说：“你听真哟，二郎当的那个‘检详文字’，是专门为朝廷写法令律例的，日后你看到盖有朝廷大印的条条规规，那就是二郎做的活计。我当的官比二郎的官大一个小拇指头，叫‘判官告院’，二郎办事好，我就奖赏他！”
　　老门丁明白了，连声说好，引得婢女、仆役笑声不停。
　　歌伎琵琶进入苏府已经三天，她爱上了这个家，爱上了这个家里的人，更爱上了这个家里融和、亲切、轻松、清新的气氛。她此刻怀着满心的喜悦，跪到苏轼面前，口齿伶利地说：“
　　“禀奏大人。现时朝廷大臣府上，大约都是七八人的歌伎斑子，有的达十二人之多，我们府上现时只有一支琵琶，太寒酸了。如今，两位大人居官朝廷，交际又广，今后来往应酬，会有增无减。恭请大人再聘歌位数人，以壮府风。”
　　宋代蓄妓成风，不仅驿馆、酒楼蓄妓，军营、官府也蓄有数名至数十名妓女，故有“娼妓”、“营妓”、“官妓”、“家伎”之分。据说，“娼妓”始于周，“营妓”始于汉，“家伎”始于南北朝，“官妓”鼎盛于唐。宋太宗赵（上日下火）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以武力消灭了北汉，夺其妇女随营，以满足官兵之需，“营妓”遂成定例。后来又招募年轻妇女于官府，以满足州郡官吏、幕僚未携带家眷之需，“官妓”遂遍及各路。奢侈之风所及，“家伎”遂繁荣于达官府邸。文人墨士起而效之，并倡以琴棋书画、弹唱歌舞。至宋仁宗年间，家伎不仅成了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官吏、商贾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成了官场、家室地位高低的一种标志，成了主人交易、朋友互赠的一种礼品，成了宋王朝畸形繁华的一种象征。
　　苏轼听了琵琶的请求，掀髯大笑说：“妙！升官了，交际广了，应酬增多了，不必再寒酸了。琵琶，借你的慧眼明珠，再物色九个春兰秋菊来，让她们竞放奇葩吧！”
　　苏辙见兄长饮酒过量，又有些口无遮拦，急忙劝阻：“哥，这……”
　　苏轼踉跄一步，挽住苏辙的手臂：“子由，你忘了前几天在‘遇仙酒楼’那位无知和尚赠送的佛语了？‘观照自性’！让我们按照‘自性’居家过日子吧！”
　　苏辙领悟了苏轼似醉非醉的暗示，默默点头。
　　篇七　　琼林苑
　　“变法”开始　群臣欢呼　几天之内，王安石成了当代大儒　中枢重臣开始撂挑子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了苏轼和司马光
　　三月的桃花坐果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公开亮相，以“雷滚九天”的声威敲响了“变法”的开场锣鼓，立即引起了朝野的注目和关切，成了京都酒楼、驿馆、茶舍、妓院、官衙、民宅议论的话题。关心油盐柴米的“民”们，盼望“变法”能带来物价稳定、日子太平；关心小本微利的“商”们，盼望“变法”能使官税减少、生意兴隆；关心世风世俗的“贤良”们，盼望“变法”能使时弊改观、官吏清廉；关心国家命运的“士”们，盼望“变法”能带来兵强国富、朝廷中兴；地位低微的“吏”们，盼望“变法”能带来好的官运；万贯家产的“豪”们，盼望“变法”能带来更多的金银；贪财的妓院老鸨，盼望“变法”能使嫖客。如云；生活无计的扒手，盼望“变法”能使捕快绝种、监牢关门。二府、三司的达官，默默琢磨着“制置三司条例司”无边的权力；御史台、谏院的“乌鸦”们，尖利的声音暂时沉默。狂热的祝词，几天之内就把王安石塑成了当代孔孟般的大儒。
　　皇帝赵顼亲自主持了延和殿的群臣会议。王安石当殿宣布了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方略，阐述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强调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理财为方今先急”。并扼要谈了“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免行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九项措施的设想。
　　这一整套新法表明，王安石要摧毁和抑制官僚、富商、豪强无情无厌的兼并盘剥，防止因财产分配日益悬殊而引起的天下大乱，维护社会的稳定，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设想。新法还表明，王安石要扶持农户、增加贷款、减少差役、兴修水利，使百姓能安于田垄，以发展生产，达到“增天下之财”而富国强兵。
　　王安石的气派，给人以“天下太平可立致，生民成被其泽”之感。王安石的辩才，不由人不信，实现美景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于是，皇帝拍案叫好，群臣舞蹈相庆，延和殿变成了酒肆。君臣纷纷举杯执著，视明天已如盘中佳肴。苏轼、司马光也在举杯，尽管他俩不相信“太平”会如此容易地“立致”，但也盼望能够出现一个如此容易“立致”的“太平”。
　　四月的青杏变黄了。王安石按照他藐视一切的性格，撇开了两府大臣和三司官员，遴选了他“信其才智”的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激进骨干，作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巡察使，率领大批官吏分赴各地，了解赋税利弊，勘察农田水利现状，准备推行新法。
　　巡察使和巡察官吏震动京都的马蹄声，立即使二府、三司“欢呼叫好”的大臣们警觉了，醒悟了，反感了：二府靠边，三司晒干，“制置三司条例司”侵权啊！“百官失其职”！怨言卷地而起，朝廷一夜之间出现了混乱。宰相富弼装病，副宰相赵捤κ郑�连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陈升之也偷闲不再理事。知开封府吕公著、谏官刘琦、钱（岂页）等人纷纷上呈奏表，弹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王安石气势如虹的第一脚踢在了一块界石上。
　　王安石毕竟是王安石。也许他不觉疼痛，也许他疼得咬牙，忍痛不语，总之他依然毫不畏惧地跨过界石，向前走去……
　　五月的石榴放花了。王安石突然决定变更科举考试制度，罢诗赋帖经墨义，以经义论策取士。并征得赵皇恩准，谕令馆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议行。
　　宋代科举，是选拔官吏的唯一途径。考试内容为诗赋、帖经、墨义，诗赋以声韵对偶定优劣，帖经、墨义以熟悉程度为高下。死记硬背，熟悉程度不能考察一个人的德行，不能判定一个人的才能。
　　王安石也许有感于“变法”人才的缺乏，想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但旧法实行已久，今突然要予以废除，不仅馆阁官员毫无准备，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一些官员更是惊诧。于是，他们以学子的代言人自居，上表参奏：学子们寒窗十年，背诵经书；投师拜友，钻研诗赋，现时突然变更而试以新的课题，不是成心要断送这一茬学子的功名前程吗？中枢重臣们的撂挑和二府三司官员的反对，谏院、御史台一些官吏的借机渲染、借题发挥，喧喧嚷嚷，满朝风雨，直向福宁殿飘去，年轻的皇帝赵顼被惊动了。
　　王安石又一真知灼见、超越群臣的选才主张，又遇到声势浩大的挑战。
　　五月二十日清晨，一道诏令由大内传出，送进外城西冈的苏府：今日午时正点皇上要在琼林苑召见苏轼。
　　苏轼毫无准备，呆坐在卧室外间的一张藤椅上，急遽回想自己三个月来的言行有无犯忌招祸之处。他一向胸无城府，又无每天作日记的习惯，半个时辰的苦思冥想，仍然茫无头绪。
　　苏辙沉默地坐在苏轼对面的一张木椅上，睁大一双焦虑的眼睛，似乎也在帮助兄长回忆反思。
　　苏轼之妻王闰之初到京都，根本不知官场风雨、宦海波涛的险恶，更不明白皇上召见这样的荣耀礼遇，怎会使夫君如此痛苦，心里一通胡猜乱想。
　　此刻，苏轼忽想起一事，低声连连自语：“失言了，失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