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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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十七年来的一切，也蔑视司马光苦心诣意的筹划。王岩叟声称“青苗实国民之本，须尽罢去”，朱光庭叫喊“均输富商害国，当尽罢废”，晏知止认为“王安石余孽皆贪黩之人，除恶务尽”，梁焘竟然使气：“三省六部官员，皆当贬逐”。党同伐异之声势甚于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的朝臣大换班。这种震荡朝廷的风雨雷电，壮大着司马光的声势，也把一些心存不满的朝臣推向章惇、蔡确、张璪、韩缜、吴居厚一边，朝廷里的一场新的纷争在酝酿着。
　　但司马光没有被支持者的狂热所迷惑，也没有受朋友们的狭肠报复所左右，冷静地完善着他“革故鼎新”的筹划。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许多地区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广大农村，一时难以弄清真实情况，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这些新法的成败利钝，也是一本说不清的糊涂帐，短时期内难见“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产物，也是府县政权的根本，迅速罢废，则震动全盘；罢废迟缓，则政令难通。他决定先在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上开刀，以收立竿见影之效。遂上书于太皇太后：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大行皇帝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拔，交趾日南制于李氏，深用为耻，慨然有征代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扌君拾财利，自谓桑、孔复出，相与诱惑先帝。于是制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钱，又驱吠亩之人为保甲，使拾禾耜习弓手。又置都作院，多造器甲，又养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舍祖宗教阅旧制，竟为新奇，朝哺上场，早为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今吏民上封事者千有余章，未有不及此数事者，而犹因循不知改辙。议者谓革弊不可仓卒，当徐徐有渐，此何异使医治疾而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尽也。保甲、募役、将兵三事，当为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当明令罢废……
　　奏表上，太皇太后览后大喜，拍案称赞：“司马光思虑深沉，抓住尽罢度新法的要害矣。当公诸于群臣，以张‘革故鼎新’之威！”
　　于是，一场纷争发生了：十月十六日，早朝，照例在延和殿举行，群臣照例应卯而至。司马光、吕公著、李清臣依然是神情肃穆。蔡确、韩缜、章惇、张璪依然是无精打采。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已明显地分为两派，都是个个激愤、目光森冷。五十三岁的太皇太后，在宦侍梁惟简的喝道唱引声中走进延和殿。
　　太皇太后今日着浅黄宽袍博带，头页两层垂玉珠花，神态庄穆，眉宇间闪动着勃勃豪气。
　　早朝开始，照例是太皇太后那几句“询政于臣下”的开场白：“诸卿辛劳政务，若有所思，可舒怀奏闻。”
　　紧张气氛中，人们似乎都慎于言行。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都看着宰执大臣的举止，宰执大臣们此刻又各有所怀。章惇等人原本就无事可奏，现时全心戒备地等待着司马光等人的发言。吕公著、李清臣不愿奏请别的事务，怕干扰今天早朝的主旨。司马光虽已奉旨于今日早朝申述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的理由，但总不能一开幕就主演独唱。群臣各怀心机，造成了早朝一开始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冷落了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似乎对今天的早朝估计不足，长时间的沉默使她有点慌神，一时显得焦急无措。司马光被迫跨步出列，跪倒在御案前，拱手禀奏：“臣门下侍郎司马光，有一事奏请太皇太后陛下。”
　　太皇太后从冷落中解脱了，高兴地说：“司马大先生请讲。”
　　司马光叩头站起：“太皇太后陛下明鉴。陛下颁诏求谏，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千有余章，农民王啬等人实封诉疾苦者一百五十道。农民诉奏，决非政见所驱，实为苦情难耐。窃惟农茧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以圣主重之。窃闻太宗皇帝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坐，问以民间疾苦，劳之以帛。太宗皇帝兴于侧微，民间事因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真宗皇帝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闻之，及践大位，成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若非陛下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皆得上封事。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命！
　　“保甲法的施行，民间不胜其苦。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浸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三路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棚、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稻之事，几尽废也……
　　“募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原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朽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
　　“将兵之法，虽云‘挑选武艺高强，谙熟战阵者充任’，但在实施中，皆为宫廷供茶洒扫之辈，儿戏战场，恃宠专横，不知用将，不知爱兵，‘灵州之失’、‘永乐之败’已使将校士卒寒心矣……
　　“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乃病民伤国之法，乞陛下明令罢废，以解民苦。为监察圣诏切实实施，乞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
　　司马光所谈保甲法、免役法、将兵法的危害，多采用农叟耕夫妻状之所述，纵然有片面之嫌，但具体，真实，生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群臣都聚精会神的静听着，包括蔡确、韩缜、章惇、张璪等人。支持司马光的朝臣们已准备在司马光禀奏结束之后，以高扬的“太皇太后万岁”的欢呼声表示赞同。太皇太后，也准备在司马光禀奏完毕之后，立即予以高声恩准。
　　司马光以其慷慨激昂的声音结束了他的奏请，在其支持者正要张口欢呼的刹那间，知枢密院事章惇却抢先站起，拱手出尸：“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知枢密院事章惇有事禀奏。”
　　太皇太后正欲恩准司马光奏请的“谕旨”被堵在嘴边，她迟疑片刻，惊诧地望着章惇说：“容卿禀奏。”
　　章惇并不慌张，他一开口，并未直接维护“新法”，而是向司马光“荐举谏官”的疏漏处提出质询：“禀奏太皇太后，台谏之职，在于纠绳执政之不法。司马光以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以范祖禹为右正言之奏举，恐非相宜。”
　　这是向司马光的公开挑战。太皇太后感到意外：“噢？”
　　章惇从容谈起：“按照朝制，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由宰执进拟。请问左相蔡确大人，右相韩缜大人，司马大先生奏举范纯仁等五人任谏职之事，你们事先知道吗？”
　　蔡确跨步出列：“我事先闻所未闻。”
　　韩缜亦跨步出列：“我事先亦不知。”
　　章惇微微一笑：“如此说来，司马大先生身为门下侍郎，虽在‘广开言路’上享有太皇太后陛下委托的全权，但在奏举谏官上却是有些侵慢朝制了。”
　　吕公著情急出列反驳：“难道门下侍郎就无权奏举谏官吗？”
　　章惇厉声回答：“有。奏举别人可以，奏举范纯仁、范祖禹则不可！祖宗之法有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现为台谏者皆徙他官。司马大先生现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居执政之列，而众所周知，范祖禹佐司马大先生修著《资治通鉴》，相处十七年之久，为大先生门下高徒，且以‘老师’恭称；范纯仁乃司马大先生之密友，二十年前，亦为司马大先生荐举入朝。如此奏举相近相亲之人为谏官，实属违背祖宗法制之举。”
　　群臣都傻眼了。章惇以朝制祖宗法度为据，其言论无懈可击。“吕公著心里狠狠地诅咒着：王安石调教之徒，皆伶牙俐齿啊！
　　章惇紧接着一放一收，逼向司马光和太皇太后：“当然，司马大先生公忠天下，朝野皆知，此举未必出于私心私谊。万一他日奸佞执政，援此为例，安插亲信心腹于台谏，朝廷又将如何？乞太皇太后深思明断。”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半年多来，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战阵，心里早就慌乱，而且章惇言之有理，也不能蛮横阻止，她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司马大先生，对知枢密院事章卿的质疑，你也可作申辩。”
　　群臣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光。
　　司马光神情坦然，从容拱手回答：“禀奏太皇太后陛下，殿前议事，所见相左而相论，原属正常。臣愿听章惇大人的高论批驳，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司马光冷静地借词退却，太皇太后心里失去依靠，一时语塞而窘。章惇立即抓住时机逼了过来：“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司马大先生虚怀若谷，向臣开了言路，臣尚有一事不解，仅求教于司马大先生。孔子曰：”三年无改放父之道。‘这句话并不难解，即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司马大先生乃当代人表，朝臣典范，事君以礼，侍兄如父，誉满天下，何其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执政不及五月，便急于罢废大行皇帝亲自制定的法度，不知居心何在？泄心中之愤耶？泻积年之怨耶？伸未展之志耶？报贬逐之仇耶？司马大先生如此倒行逆施，难道就不怕违背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大德吗？“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中书侍郎张璪立即响应，悲声而号：“司马光，外附忠贞之名，内怀莫测之心，执政伊始，即变更大行皇帝之法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左相蔡确亦响应跪奏于御案前：“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国丧以来，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收技当世之耆老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严边备以杜强邻之窥觎，走轺传以察远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大道以合众志之异同，天下归心，黎庶欢愉，清平之治，即将显现。今司马大先生无端又启衅端，名为匡正新法之缺失，实则讪谤先帝以抱怨。臣为左相，忧朝廷纷争之再起……”
　　太皇太后已不知所措。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张璪形同骂街的呐喊和蔡确的煽动，果然使一部分居于中间的臣子向章惇靠了靠，开封府推官张商英发出了貌似调解的悲叹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古之常礼，孝之必然，今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奈何匆促而轻议变更法度。”
　　章惇十分机敏，立即抓住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直接抨击司马光的核心论点：“司马大先生方才滔滔大论的根本，是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和将兵法。这三项新法，事关京外州、道军政大权，使司马大先生极感堵心，欲先行罢废而后快，操刀之准、之狠、之快，令人佩服。保甲法、将兵法功过如何？我也心中无数，姑依司马大先生之说。可募役法的利害究竟如何？司马大先生的高论未”必全然正确，你可以概括为‘其害有五’，别人也可以概括为‘其利有十’，天下任何法度均有利害，利多害少即为善法。募役法乃大行皇帝与王安石思虑两年而创制，其意深焉……“
　　近日刚刚召回京都的刘挚怒吼出列，打断了章惇的奏言，戟指章惇而吼：“章惇挑薄险悍，渔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王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而至执政；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自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进用司马光以来，章惇怀恨在心，便与蔡确结为朋党，放肆强悍，凌侮沮害群臣。章惇不罢，朝廷不宁！”
　　王岩叟亦出列奏言：“章惇攀王安石而出，谗欺狼戾，承袭王安石桀骛不臣之恶习，竟于殿前质问太皇太后陛下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是以不欲威在人主也。乞行黜去。”
　　延和殿乱了，罢废新法的争论变成了罢废章惇的声讨。章惇则毫无惊慌，一切似在意料之中，面对着越来越激烈地攻击和弹劾昂首大笑：“这就是司马大先生倡导的‘广开言路’吗？章惇势孤，但决不屈服于势之压迫。”
　　司马光不再沉默，应着章惇的笑声转过身来，神情从容，话语坚定：“司马光从不倚势压人，也从不因薄慢侮辱而自屈。章惇大人所论，光愿以理回答。”
　　延和殿乱哄哄的骚动终止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静了下来，望着这位齿发无几的老人。
　　司马光的声音仍是平和的：“募役法的功过利害，光以民心为倚是从，章惇大人以为此法利大于害，可详加议论，今日不必匆忙结论而定其取舍。
　　“‘三年无改于父道’之论自然是正确的，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向刑，斩右趾者弃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算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末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余，顺帝即位罢之。当时悦愉，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朝廷当此解兆民倒悬、救国家累卵之际，岂能俟三年然后改之？况令军国大事，太皇太后权同处分，是乃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奏举谏官之事，当遵朝制、祖宗法度而行，司马光决不例外。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二人职作台谏，诚协众望，不可因司马光一人之故而妨碍贤者进路。司马光愿辞门下侍郎之位致仕闲居……”
　　司马光在“募役法‘上心迹坦荡的退让，显示了司马光长者之风，出乎于群臣之意料，连章惇的支持者也瞠目结舌。
　　司马光在“三年无改于父道”的关键争论上，承认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权威，却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藩篱。他和王安石一样，不为圣人之言所羁绊，只是比王安石温和婉转，显示了异于王安石的恭顺。
　　司马光在“奏举谏官”一事上的知错必改，又与王安石不同。谁都知道，此时的朝廷离不了司马光，但谁都感觉到，司马光已承认了自己言论上的疏漏和过失。柔克刚啊！
　　章惇惊讶于司马光的平静和回答质问的坦直，突然对这位“赢老抱疾”、棉里藏针的“陕西子”产生了敬畏。在蔡确、韩缜、张璪和一群支持者的沉默不语中，章惇品味着这场水火争论的结果：谁也没有胜利，可谁也没有失败……
　　章惇的思索未了，太皇太后的谕旨响起：“诏：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纯仁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保甲法、将兵法从B阳起罢废。”
　　群臣伏地欢呼。
　　章惇也仆伏于地，心里滚动着一股绞心的酸楚：还是司马光胜了，新法终于毁在这位骸骨癯瘁的老人手里！
　　篇十六　登州　汴京
　　苏轼危迹粗安，惊魂未返　“登州海市”
　　的瑰丽奇观，飨他以青云直上之兆　“梅花棚”的枯草掩墟，使他心神颤栗
　　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五十岁的苏轼，拖家带口，踏着漫漫贬途，经由泅州北上汝州，行至南都商丘，接到了皇帝赵顼“准苏轼所请，常州居住”的诏令，他退隐之心稍定，不胜喜悦，吟着“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的诗句返身南下。归舟行至清江，听到皇帝赵顼驾崩的噩耗，他心境至颓，遗制成服，遥望北天，潸然泪下。十五年的贬逐流离，虽然是“轻舟短棹任横斜”，但对“励精图治”的皇帝赵顼，还是有感情的。“无状罪废，众人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王闰之、王朝云自然知道今后生活的险恶，理解苏轼心中之所忧，失去皇帝的庇佑，“乌台诗案”的阴影又蒙上了心头。儿子苏追年已十五岁，苏过年已十三岁，都到了懂事的年龄，对“放归常州”以后的生活，已不再议论。忧满归舟啊！
　　舟船过灵璧、越扬州，苏轼一直在关切着朝廷的变化，但山高云远，讯音缈无，朝廷宰执大臣王珪、蔡确、张璪等人的身影却时时闪现在他的心头，这些昔日的冤家对头如果继续执政掌权，常州就难以久住，只怕又要飘泊流离。十五年颠沛流离中所企盼的“买田阳羡，誓毕此生”的闲适生活，原是孤独哀绝中的避世需要。佛门的宁静，道观的疏阔，儒家的“舍之则藏”，似乎都蓦然消失，随流而去。
　　五月二十七日，苏轼拖家带口行至常州，在朋友钱济明的帮助下，房舍刚刚觅得，“谢上表”刚刚发出，常州府衙信使急促的马蹄声驱散了苏轼两个月来“心系阙门”的焦虑迷惘。六月五日，他接到朝廷“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的诏令，并得知十岁的皇子赵煦即了皇位，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司马光已至京都。他高兴，他欣慰，他感念，他热泪滂沱：“乌台诗案”后的六年间，被贬逐、闲置、管束，顶着“讪讽朝廷”的罪名，失去了人的尊严和自由，现时，“收召魂魄，复为平人。洗濯瑕疵，尽还旧物”，总算恢复了知州的职务，还了自己一个清白。王闰之欣喜泪流，忙着烹鱼宰鸭；王朝云愁容尽消，弄琴吟歌以贺。苏迨打来清酒。苏过采来野花，连屋檐下的雀儿也叫个不停。“野花啼鸟亦欣然”的欢乐，真的腾起在这草舍茅屋了。苏轼被一个新时期的曙光朝霞照映得惶恐涕零，他举酒面北而祝祷：“先帝全臣于众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于散宫永弃之地。没身难报，碎首为期啊……”
　　六月中旬，苏轼怀着“自惊缧绁之余，忽有民社之寄”的喜悦，告别常州，取道扬州、楚州、海州、密州而北上登州。过海州占山亭，他吟出了“尚父提封海岱间，南征惟到穆陵关。谁知海上诗狂客，占得胶西一半山”的诗句，舒发着内心的欢悦。过密州超然台，他停车瞩仰，泪洒杞菊荒圃，亲自操琴，弹唱出“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间。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的诗句，抒发着故地重游的感慨。十月十五日，他到了登州府治地蓬莱城。
　　登州虽属小郡，但蓬莱却是一座名城，北临大海，烟波浩渺，古代传说的“蓬莱神山”为这座小城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唐代置县，使这座神秘的小城成了现实中的仙境；宋代治平年间修建的蓬莱阁，以其富丽堂皇的灿烂，为远古的神话增添祭祖的香火；城西的海神庙，城南的亚父（范增）家和千佛山，点缀了这座小城久远的历史；特别是天下奇观“登州海市”，以其海空特有的。“群仙出没”、“浮世万象”、“贝阙珠宫”、“车水马龙”、“重楼翠阜”使这座小城令万人神往。
　　十月十六日，苏轼微服骑马而出，走访渔村，问农草舍，谒识府治民风，体察城乡民情。青春可追，他要补偿六年散官无为的损失。余晖当惜，他要为登州黎庶做几件实事。四天走访使他激烈于怀，哀黎庶之贫困，感习俗之淳朴。十月二十日，他回到家里，进门急呼：“季璋展纸，子霞磨墨！”
　　王闰之惊诧：“几日不见，子瞻何青春焕发……”
　　苏轼捋须而语：“几日走访，感慨良多！民在水火，我不能无动于衷于民言珠玉，我当上达于朝廷。”
　　王朝云以苏轼在密州所作诗句戏趣：“此乃‘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伴余晖’啊！”
　　苏轼大笑，在妻妾展纸磨墨的侍奉下，挽袖提笔，疾书《登州谢上表》。
　　……宠命过优，训词尤厚，非臣愚蠢，所克承当。臣所领州，下临涨海，人淳事简，地瘠民贫。入境问农，首见父老。载白扶杖，争来马前，皆云：“枯朽之余，死亡无日，虽在田野，亦有识知。恭闻圣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下号令，人皆涕流，愿忍垂死之年，以待维新之政”。
　　言虽甚拙，意则可知……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尧舜之仁，勤邦俭家，永为百王之令典；时使薄敛，故得万国之欢心。岂烦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
　　苏轼写的“谢上表”尚不及发出，朝廷的又一道诏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