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档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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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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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档案　序言：隐形的“鬼”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可谓鼎鼎大名。很多人提到中情局，都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或是愤怒地咬牙切齿，中情局利用有限的5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很多无限的可能。有人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动荡，有一大部分都是中情局搞的鬼。中情局实在是名声在外，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情局的成立太过于仓促又波折四起，所以，它的根基并不稳。而其成立的初衷是要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最大的情报机构，可这一目标的图纸还没有展开，就被中情局扭曲成了在世界各地进行秘密的准军事行动。直至苏联解体前，中情局始终把苏联视为最大的敌人，它在世界各地搞的颠覆、暗杀、情报搜集都是针对苏联势力而进行的。可花费了巨资的中情局始终没有用自己的力量把它的敌人驱赶进地狱，苏联最后的解体纯粹是苏联的“自作孽”，中情局无寸尺之功。而所谓的秘密行动，也由于在情报能力上的愚钝变成了“烧钱运动”，中情局一度成为美国政府最能花钱的部门之一。

截止到2009年奥巴马上台，中情局已经经历了21位局长。几乎每一位有志于将中情局设想成世界上最大情报部门的局长都曾努力过，可中情局最终给他们的答案依旧是朽木不可雕。于是，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发生在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可笑事件。中情局扶植了一个他国的政权上台，不久后，这个政权就反过头来咬美国；好不容易扶植了一个亲美政权，而这个亲美政权最终却把政权弄丢；对付一个小小的古巴，失误连连，惹得天下人耻笑；在越南的泥沼中艰难前行；与伊拉克的恩怨持续了十几年，直到现在都无法摆脱……

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可笑事件，全是因为中情局在情报上是个天才似的白痴。

中情局多年以来搞的很多鬼已经把中情局本身变成了一只“鬼”，即使连美国人都不会对这只鬼表示出赞赏和探秘的兴趣，因为在今天，中情局这只鬼用多年以来的“努力”已经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它不再隐形，它的自身素质已经使它无法隐形。

中情局档案　第1章　“花儿”为谁开

多年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被称为世界上失误最频繁的情报机关，用一些专业人士的话，中央情报局俨然成了一朵中看不中用的花朵。那么，这朵花当初为什么要盛开，又是为谁而盛开的呢？

美国战略情报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最早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总统为对付冲突而主张成立的，当时全称为美国情报组织战略服务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组织被撤销。然而，杜鲁门总统不久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报告“文山”之中，于是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及其行动机构，即中央愔报组，以协调和核对这些情报报告。1947年，中央情报局取代了中央情报组，正式成为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的一个独立机构，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在华盛顿地区有许多办公室和2万名雇员，每年预算为80亿美元。

多诺万的疾呼

事实上，美国人搞情报的历史早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就已经开始了。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始终没有把搞情报这件事上升到一个高度。即使是罗斯福总统下大力气成立的战略情报局，也只是为了应付战争而成立的临时情报部门。这个情报部门因国会对他的限制太多，所以地位很低。最基本的一条限制就是，战略情报局不得查阅从日本和德国截获的最重要的通信资料，从而限制了它的很多活动。另外，美国人多年以来就不熟悉谍报和阴谋破坏的技巧，所以，战略情报局在二战中取得的很多成就都是受到英国情报机关的点拨。在英国老师的调教下，二战的最后一年，战略情报局的成员如同种子一样在欧洲、北非和亚洲发芽。此时，战略情报局的负责人是威廉多诺万。

多诺万在美国情报史上是个传奇人物，他可谓是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意识鼻祖，但他的传奇色彩不仅限于此。多诺万是个想象力极端丰富，并特别喜欢激动的人。他曾与他的工作人员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辛苦测试，希图能在蝙蝠的背上绑上燃烧弹空投到日本东京，让这个城市变成一片火海。他让人从洞穴中捉来丑陋的蝙蝠，然后亲自到实验场地观看实验。实验频频失败，多诺万激动得如同一匹跑在最前面的赛马一样呼呼地向外喷气。但多诺万并不完全是这种荒诞不经的想法。在二战很快就要结束但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地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而他觉得自己绝对有能力领导这样一个部门。或者说，他就是想把“战略情报局”这个临时部门变成永久的情报部门。这个部门的作用就是，快速而准确地了解外国的能力、意图和活动。

罗斯福总统也很想建立这样一个部门，当时的情况是，美国人对苏联的动向几乎浑然不知，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更是少得可怜。他命白宫军事助理帕克上校对战略情报局进行调查，看战略情报局是否能成为多诺万所谓的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可惜的是，就在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了。

多诺万万念倶灰，第二天早上，他带着颓废的表情和失落的心情来到一家饭店吃他的早餐。他对面坐着的是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现在的下属威廉·凯西。

凯西问他：“您觉得这对组织有什么影响？”多诺万回答：“恐怕是要完蛋了。”

他说的没错！

就在他们快要把早餐变成午餐的时候，帕克上校向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一份战略情报局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对多诺万和战略情报局简直就是一颗炸弹。报告中指出，战略情报局简直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在这些“败事”中，最著名的要属1944年6月罗马失陷之后，战略情报局居然提供了错误的情报，导致数千名法军在厄尔巴岛遭到纳粹大军围困，最终，有1100名法军丧生。报告中还指出，战略情报局根本就不像多诺万吹嘘的那样神勇，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英国情报部门的一个小卒都敢夸下海口说能把战略情报局玩弄于股掌之间。报告在罗列了战略情报局的种种失误后，立即转到了多诺万身上。报告说，多诺万是个非常不合格的情报头子，他的邋遢使他在一次酒会上居然把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丢在了桌子底下，不久后，这份绝密文件就转到了德国人手中。最可笑的是，他居然花了大笔钱把一批间谍派到了中立国家瑞典！报告是想告诉世人“将熊熊一窝”这个常识。

帕克上校的报告当然也指出战略情报局曾取得过一些胜利，所以，在解散战略情报局后，局里的一些优秀的工作人员可以安插到国务院，而其他的必须走人。

多诺万虽然知道前途暗淡，但他是个不轻易放弃的人。罗斯福去世的一个月后，他走进了杜鲁门的办公室。不过，他与杜鲁门的交谈很快就结束了。虽然，他警告杜鲁门，美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情报系统，这种状况的弱点和风险已人所共知。但杜鲁门还是在几个月后将他革职，并下令战略情报局在10天内解散。杜鲁门有如此大行动的原因，一方面是那份把战略情报局描绘成废物的帕克报告。另一方面，他担心多诺万这个喜欢奇思怪想的人会把情报部门变成德国的盖世太保。不止是他，美国很多高级军事官员都认为，由多诺万领导一个由文官组成的独立并且能直达总统的情报机构，在自诩为民主的美国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多诺万提前退出了，但战略情报局不是他一个人的。一定还有人在为失去安身立命之处而焦虑，此人就是多诺万的助手约翰，马格鲁德。约翰·马格鲁德要比多诺万更心系战略情报局，因为他作为技术官僚，对美国的情报部门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真的要把战略情报局撤掉，美国要获得世界新霸权的地位只能靠碰运气，不然就得仰英国情报部门的鼻息。在杜鲁门总统下令废除战略情报局六天后，一直坚持反对成立一个和平时期坐落在波多马克河旁的五角大楼，远处是华盛顿纪念碑五角大楼，又称五角大厦，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西南方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是美国国坊部办公地，美国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

五角大楼的修建始于1941年8月，1943年1月宣告竣工，并按其建筑外形命名。五角大楼在二战后期发挥了重要的军事指挥功能。1949年，在五角大楼办公的原美国军务部正式改称国防部，五角大楼从此成为美国国防部的代称。

3·11事件中，五角大楼西侧受到撞击，部分建筑被大火焚毁。

央情报部门的战争部部长亨利，斯廷森辞职。约翰·马格鲁德觉得机会来了。他走进五角大楼，与战争部助理部长、他多年来的好友约翰，麦克洛伊共商大计。这位助理部长在华盛顿可谓一呼百应。当他听了约翰·马格鲁德的一番长篇大论后，觉得美国的确应该有一个长久的中央情报部门。他与战略情报局联合起来，共同对杜鲁门要求撤销战略情报局的命令进行抵制。

在约翰·麦克洛伊的影响力下，杜鲁门总统做出妥协，战略情报局可以暂时存在，并改名为战略情报处。约翰·马格鲁德虽然对这一消息欢喜非常，但他知道，想要维持战略情报局（处），就必须进行活动。

但是，该从哪里开始，很多战略情报局人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约翰·马格鲁德有。他决定把主要任务目标对准已经攻人德国、正在德国夺取铁路并重组东德政党的苏联人。事实上，这只是战略情报处的一个巧技。他们试图给五角大楼留下有人在紧盯着苏联红军的印象。不过，约翰马格鲁德的确在办实事。在德国，他开始让人吸收德国警察与政治人物，以便在东德建立起情报网。但战略情报处虽然经过了不懈的努力，可苏联人还是轻易地接管了东德。

美国人有些愤怒了。在国内，如何对付东德的苏联势力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应该透过间谍活动，有耐心地慢慢搜集机密情报。反对的人则认为，应该搞秘密战争，也就是透过秘密行动把战场深入到敌方，通过间谍活动尝试了解世界并改变世界。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应该不紧不慢地搞间谍活动，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必须要主动出击，使间谍活动成为一种战争武器。

最后，后一种观点占了上风。无论是多诺万还是约翰·马格鲁德，他们的愿望终于见到了一点曙光。

煎熬的过渡

马格鲁德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领导人，负责主持研究中国军事情况以及物资需要等业务。他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将取自苏联驻华武官办公室的有关黄埔军校的记录档案，编译后交给了美国国务院，这份档案详细地描述了两年内1924—1926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的情形。

这点曙光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当美国决定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的时候，很多部门都参与进来。参联会要求建立一个由它自己控制的情报机关，海军和陆军也主张独自拥有情报机关，成立多年的联邦调查局大言不惭地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来执行全球的间谍任务，甚至连邮政部也想建立自己的情报部门。约翰·马格鲁德抱着脑袋直叫，在他看来，这些人之所以都跳出来想要成为谍报任务的总指挥，就是因为秘密情报活动屡屡违反法令，也就是说这类活动是在法律之外的。不受法律控制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做。但还有他更头痛的问题。

第二，战略情报处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机关，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当争论开始的时候，战略情报局六个人中已经走了五个，根本就不能称其为一个组织了。

杜鲁门总统清醒地认识到，苏联人在欧洲的大肆行动已经使情报部门的建立刻不容缓。他找来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悉尼，索尔斯，希望他能出任中央情报总监。新成立的部门叫中央情报组，有2000多名情报官和幕僚人员，掌管约40万人的档案和卷宗。但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不但他们不知道，杜鲁门总统也不知道自己想从这个新建的情报部门得到些什么。表面上，中央情报组是个重要部门，可白宫没有给它任何指示。等于说，中央情报组就是一朵花，杜鲁门总统把它种上，并不是想用它，而是为了装饰。

在很多人看来这朵花唯一的作用就是每天会给杜鲁门送上一大堆两英尺高的电文。这些电文就是当日世界各地的简报，但就在这么多的简报中，被美国视为潜在对手的苏联的信息却寥寥无几。

事实上，自苏联成立以来，美国就对“红色恐惧”情有独钟。但是，美国只是在本土和他的同盟国对“红色恐怖”进行打击，并没有深入苏联内部。这当然要归罪于美国的谍报部门。到中央情报组成立时，美国人对苏联的了解只能通过现驻莫斯科大使馆、日后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

1946年4月，史密斯拜访了斯大林。两人一见面，他就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苏联想要什么，俄罗斯到底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凝望远方，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用红笔信手涂鸦，画出几个不对称的心形和问号。他对史密斯的回答是，苏联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野心。同时，他谴责丘吉尔数周前在密苏里州演讲时提出“铁幕”已降临欧洲大陆的警告。斯大林说，俄罗斯对敌人很了解。

史密斯又问：“难道你真认为美国和英国可能结成联盟来遏制俄罗斯？”

苏联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对20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住期间，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他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实施大规模工业化，使苏联成为重工业强国。同时他也以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对政界和军队中的大清洗而闻名于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苏联击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他扶植了东欧集团，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冷战中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

斯大林的回答是：“没错。”

史密斯再问：“俄罗斯打算走多远？”斯大林直盯着他说：“我们没打算走多远。”

史密斯虽然不知道俄罗斯到底能走多远，但他知道斯大林肯定会带领他的国家向前走。一年，苏联红军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放了许多国家，在解放后，立即向这些国家输人革命意识，在史密斯与斯大林谈话的那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就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地区扎下了根。“红色恐怖”对美国人而言，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苏联的强大而日益增强恐怖气息。这就是美国情报机关必须要弄清楚或者说必须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央情报组能承当这个重任吗？

1946年6月10日，霍伊特·范登堡将军成为第二任中央情报组的负责人。上任后，他立即把中央情报组的主要任务改成对苏联问题的密切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关于苏联的不知是真是假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

快报：苏联某军官醉后高谈阔论，俄罗斯将发动无预警攻击。

快报：驻巴尔干的苏军指挥官自夸，不日将攻陷伊斯坦布尔。

快报：斯大林准备人侵土耳其，包围黑海，拿下地中海和中东。

这些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杜鲁门与他的幕僚认为，想要让苏联停止挺进的最好办法就是切断红军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补给线。中央情报组参与进来，他们展开了冷战期间的第一场秘密行动。为了执行这个命令，范登堡只好把中央情报组的任务作了调整。1946年7月17日，他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去会见白宫法律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两人阐述了范登堡的主张：中央情报组的原始概念应作变更，让它成为一个作战机关。

克拉克，克利福德认为在此非常时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的。于是，中央情报组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作战机关。同一天，范登堡亲自请战争部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悄悄拨了10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以支持“全球情报人员”工作。

范登堡拿到这笔钱后，立即就命令驻布加勒斯特军事代表团的艾拉·汉密尔顿中尉和托马斯·霍尔少校将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党组建成反抗军。托马斯·霍尔少校本是战情局驻巴尔干的情报官，对罗马尼亚语知道一点。可汉密尔顿则在罗马尼亚语上简直是个白痴，他唯一的助手是才进人情报部门两年的一个年轻士官。在这位年轻士官的带领下，两人去见了罗马尼亚农民党的领袖，提出由美国人提供枪械、经费和情报秘密等支持。几个月后，中央情报组又在维也纳占领区建立了工作站。

但这一工作站只持续了半个月就被苏联情报机关和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找到了。在苏联人的拷打下，这些工作人员招出了中央情报组的计划。苏联人立即展开行动，粉碎了罗马尼亚反抗军主力。中央情报组在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纷纷逃跑。

从这件失败的事情上可以看到，中央情报组还无法承担与苏联人对抗的重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站长威斯纳跑回美国后，在国务院谋得一职。但这并不是他的理想，他希望美国情报机构以新的方法来作战，也就是师敌之长，以同样的技巧和同样的秘密行动与敌人对抗。

在威斯纳看来，当时的形势已经相当严重。苏联已牢牢地控制了巴尔干，受苏联共产党影响的左派游击队则在希腊山区对抗右翼王室。意大利和法国发生粮食暴动，共产党政治人物呼吁发动全面罢工。英国在全球各地的军队和间谍陆续撤走，在地图上留下一大片空白，让斯大林有了可乘之机。苏联的未口很大，试图吞并西方世界。而此时，西方的老大一英国已经日薄西山，无以为继。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和有责任承担起领导西方世界的重任。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之后这一指导思想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咨文阐明援助希腊、土耳其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要接替英国，填补东地中海的真空；并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抉择。因而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下企图自由的民族”，即美国要承担“自由世界”守护神的使命，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咨文初步阐述了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如果丧失希腊，就会立刻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其影响将不仅是东方，还将殃及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要求国会立刻采取行动，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先天不足的人

美国人有着极强的责任心，特别是英国在1947年3月初停止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后，美国人的责任心被彻底激发出来。要知道，英国的撤出就预示着希腊每年要拿出2。5亿美元来用于反共。但是，希腊拿不出这么多钱。所以说，英国的撤出，就表示希腊最终会落人苏联的势力范围。一旦希腊成为苏联的范围，那么整个西方就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了苏联人的眼前。杜鲁门总统几年来始终对“红色恐怖”没有深刻的认识，直到美国国内议论纷纷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声望已经迅速滑落。为了挽救自己的声望，杜鲁门总统开始转移公众的视线。他决定想办法来拯救西方世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给他出主意说，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当今的美国最简单不过了。只需要发表演说，耸人听闻地把红色恐怖夸大，美国人在吓个半死之后就会积极支持您。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演讲，他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提出了警告。他夸大其词地说，除非美国展开海外反共行动，否则全世界都会面临浩劫。他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希腊问题。中央情报组给他的情报说，现在希腊正“遭受数千名武装分子恐怖活动威胁”，美国必须投人数亿美元来稳住局势。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援助，“混乱势必扩及中东全区”，欧洲各国的绝望势必加深，黑暗势必降临西方世界。最后，他提出他想告诉大家的他的信条：“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应是支持自由的人民，反抗意图征服（他们）的少数武装势力或外来压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杜鲁门主义。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美国的敌人攻击任何国家，就等于攻击美国。

但是，想要实现这一“世界警察”的身份，或者说，想把这一蛮不讲理的主义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