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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档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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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中情局再度预料出错，希腊军队进人塞浦路斯后不久，就被打得溃不成军。这些军人有侵占塞浦路斯全国的意念，却无法用实际行动来实现。
最终，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北面杀希族人，希腊只好在占领区内对土族人进行屠杀，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联合政府最终解体。北方希族人南迁，南部土族人北移。从此，希族人聚居南方，拥有全国领土的62％，土族人控制北方，拥有全国领土的38％，双方在岛屿中部由东向西划出一条狭窄的无人地带，被称为“绿线”，由希、土两族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分段设卡，塞岛从此南北分裂。
当塞浦路斯已经死掉几千人后，中情局还在“醉”中。他们居然没有预料到这一场军事政变。就在1974年，他们“醉”了至少有两次。葡萄牙在该年也发生了军事政变，中情局没有预料到。印度核武器试爆，中情局也没有预料到。
1974年8月9日，国务卿基辛格看到了柏雅特几年来对中情局的综合报告，特别是在希腊的中情局工作站。报告指出，中情局始终隐瞒在雅典的行为，蓄意误导政府，这些谎言推波助澜，才造成了塞浦路斯悲剧。一星期后，美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周边发生枪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大使戴维斯被一颗子弹穿透心脏，没有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就离开人间。希腊雅典，数万人在美国大使馆外游行。
塞浦路斯和希腊人都认为是美国人在背后搞鬼，美国必须要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那位波茨站长被撤掉，新上任的站长魏奇在圣诞节那天返回家的途中，遭到四名持枪男子的袭击。魏奇由此成了中情局历史上第一位被刺杀的工作站站长。他被杀的原因自然和塞浦路斯与希腊人怀疑美国人背后捣鬼有关。但这些人根本不明白，倘若中情局没有“醉”，美国能提前得到情报，战争就不可能发生。
万圣节大屠杀
尼克松的水门案让中情局的一些勾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强烈的好奇心和对民主自由的拥护让很多美国民众开始认真地窥探中情局。《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发觉了中情局监视美国公民的秘密。他后来找到一个机会采访了威廉·科尔比局长。这位局长告诉他，非法监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1974年12月22日，这名记者在《纽约时报》首页通篇刊出一篇标题为“中情局在美国内部针对反战人士和与理查德，尼克松持不同政见者展开大规模行动”的文章。舆论大哗！美国的各家新闻媒体都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狂热对中情局穷追猛打，一批清白正直的政治家和所有平民都要求这个无耻的机构从美国消失。
中情局此时为他的“吸烟”行为付出代价一它开始左摇右晃起来。1975年1月4日，尼克松之后的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实在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而宣布成立了一个总统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审查中情局在国内进行非法间谍活动的事情。用福特的话来讲，如果该调查委员会逾越权限而调查起中情局在国外的秘密行动，那可就天塌地陷了。也许，福特有些过虑，因为科尔比不可能让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轻易得手。
威廉·科尔比局长那段时间非常忙碌，他要主管中情局的日常工作，还要到总统调查委员会去接受盘问。科尔比预感到中情局和他自己都将命不久矣，因为福特在竞选的时候就说过中情局是国家耻辱。如今，他又特意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来调查这个“耻辱”，那肯定没有好事。科尔比知道白宫是想把民众攻击政府的那些责任转嫁给中情局和他。所以，在接受盘问时，他就像个不经世故的孩子，天真得让纳尔逊，洛克菲勒心急火燎。纳尔逊，洛克菲勒几乎是用恳求的口吻对科尔比说：“比尔，你真的应该告诉我这么多吗？”科尔比一言不发，若发言就是一些装腔作势的不知道。不过，无论科尔比如何装疯卖傻，都不能掩盖中情局多年以来的罪孽。纳尔逊，洛克菲勒在几日后就列出了八项对中情局的指控，而且这八项指控还是在调查委员会很“懒散”的工作态度下诞生出来的。由于受到舆论的监督，任何人都不能对中情局伸出援手。最终，调查委员会居然从中情局官员那里得知了美国情报处最有效率的部门：国家安全局（化人）。这是一个神奇的组织，神奇得仿佛是个隐形人，美国至少有的人不知道国家有这样一个机构。就是这个机构在当时有100多亿美元的预算，依靠它的监听中心、间谍卫星和所拥有的电脑一能够破译那些号称坚不可破的密码，国家安全局能监听整个世界。调查委员会得知，仅在1974年一年内，国家安全局就窃听了23472780次通讯联络，在弗吉尼亚州米德堡总部的一些建筑里存放着能够以每天20吨的速度销毁“非机密”文件的机器。最安全局是依照1952年杜鲁门在位期间的一项秘密决定一国家安全委员会6号令成立的。23年后，这道命令的密级仍然是绝密。1975年，当奥蒂斯·派克主持的众议院间谍问题委员会试图了解这一有关国家安全局成立的著名文件时，白宫表示绝对不许。
“万圣节大屠杀”在福特政府内部埋下了对拉姆斯菲尔德的敌意，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愈合。1976年大选后，《新共和》杂志驻白宫记者约翰·奥斯本采访了那届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他发现“基辛格、施莱辛格和财政部长威廉西蒙……都和洛克菲勒一样，对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后任切尼手下的白宫办公厅深恶痛绝”。政府高层充满了怀疑和仇恨一仇恨一词用得非常贴切奥斯本如此总结道。
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没有任何法律或是国会委员会来监督管制它的不正当行为，因为它的正式成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1975年8月7日，威廉科尔比局长被问到关于国家安全局的问题时，终于说出，该部门的任务就是“监听美国或国外的通讯联络”。
“那么这样的行为不是置一些美国公民于监视之下了吗？”一名国会议员质问。
“有时是这样，”科尔比回答道，“因为确实是很难将此与针对非法交易的录音分离开。从技术角度上讲，这甚至是不可能的。”
科尔比的回答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从总统调查委员会成立的那天起，国会就已经参与了进来。参院着重在中情局的秘密行动上，众院则专挑中情局的谍报和分析失误。科尔比自然也成为曝光最多的人物。他的脸被画在一张海报上，骷髅头、交叉骨头在海报上比他的脸明显多了。作为总统，福特深知，如果参众两院的调查没有止境，那么，白宫可能将会与中情局一起消失。因为中情局的很多秘密行动者堤总统批准的，政治的毁灭不是福特想要的。他决定来一次大反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万圣节大屠杀”涉涉及外交政策和白宫几乎所有高层官员的一次大换血。
一直以来，美国人都认为这次大换血的真正受益者是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接替了原来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另外，基辛格被要求放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只做国务卿；基辛格的前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福特告诉那个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洛克菲勒副总统，他如果在1976年竞选中做自己的竞选伙伴，将会在政治上造成不利，于是，洛克菲勒只好给了他一份公开声明，宣称自己将不竞争总统提名。埃利奥特理查森被任命为商务部长。切尼被任命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然后就是对中情局的“屠杀”，福特用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取代了威廉，科尔比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
布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是一个审慎、勤勉的人。他的冷静与沉着掩饰了他的情绪化性格，其实就连布什自己都承认自己过分情绪化。布什并没有盯着总统这一最高位置，他认为一个政治家的最初几课更应该用来学习政治活动中的各种规矩和习惯。基础知识课上得真是辛苦，布什于1964年和1970年两次参加参议员竞选，都没有获得成功。1968年和1972年又两次参加副总统的角逐，结果又是徒劳一场。1972年，尼克松选择支持杰拉尔德，福特，而后者却得到了美国有史以来政治家所得到的最残酷无情的判决。判词出自前总统林登·约翰逊之口：“杰拉尔德·福特太愚蠢了，他甚至不会边走路边嚼口香糖。”尽避愚蠢却身为总统的福特把布什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只得到了一个安慰性的职位：驻联合国大使。后来，1975年华盛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布什正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福特可能是出于愧疚或是补偿，才让布什担任中情局局长的。1976年1月，布什上任。福特总统颁发了11905号行政令，依照这号行政令，布什的权力比起历届前任来大为增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福特赋予现任中情局领导人的重大权力是其历届前任都不曾拥有过的。”布什局长很合格，上任不久后，他就立即明白中情局迫切需要避开公众视线，以便切实发挥效率。这可能就是布什的主要业绩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情局从报纸的头条上彻底消失。对于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来说，在这11个月里，布什变得令人捉摸不透，守口如瓶，对他的过去更是避而不谈。其中有一个人说道：“他礼貌谦恭，就像一座吊桥似的，只要一被拉起，它身后的城堡就固若金汤。”
美国第41任总统。由于美国历史上存在过两位布什总统，因此又常被称为“老布什”。
老布什的从政生涯始于1960年代。1960年他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曾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委员。1971—1973年，他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73—1974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4—1975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1976—1977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他于里根任总统期间担人总统（1981—1989）。1985年里根因健康问题需要手术，期间老布什接替了里根的工作，成为了代总统。1988年老布什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大选，战胜民主党对手麦可杜卡基斯，担任美国第41任总统。
老布什任内在海湾战争中成功击败伊拉克，并向后者实施经济制裁。但其好战的作风使他对国内经济有所轻视，因而于1992年大选中败于比尔·克林顿，谋求连任失败。
变形的情报分析
布什局长在中情局只待了11个月，但就在这11个月里，布什局长发现了晃荡着的中情局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情报分析不是依据情报本身，而是随总统的喜好对情报进行评估。和历届局长一样，布什局长虽然发现问题，但却不去触碰问题，毕竟，中情局就是为总统服务的。
1976年底，原本支持布什的一部分中情局老官员突然对他提出强烈抗议，原因是，他让一批思维保守的人改写苏联军力的报告。
美国历届总统在苏联问题上都相当敏感，长久以来，苏联的军力始终都在被美国总统高估。也就是说，白宫的主人认为中情局对苏联的军力低估了。福特总统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布什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对苏联的军力重新评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的结果是，苏联正处于大力整建军武阶段，而事实上苏联正在削减军费开支。同时，该小组还把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准确性估计得万无一失，并把苏联建造中的轰炸机数量多估出了一倍。当布什把这样的报告递给白宫的时候，福特总统居然很高兴，因为这才是他想要的结果：苏联的确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居安思危”是一种智慧，但“没病乱吃药”却是一种愚蠢。美国总统们多年以来在苏联的问题上总想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并为此而日夜忧愁。中情局的评估报告正确的时候，因为不符合他们的这种思维，所以总会遭到斥责。于是，中情局学会了评估情报的方式：以总统的意志为情报评估的准则。1976年12月，苏联军力评估小组把“苏联可以打赢核战略”这一虚构评估出来的结果告诉了很多记者和专栏作家。一时之间，美国到处都充斥着恐惧的气氛。
中情局“醉烟”醉得太厉害了。当然，这并非是他们的原因。一名中情局研究专家就认为，此时的中情局已经让情报分析变了成白宫谋求政治利益的工具。自1969年尼克松强制中情局改变对苏联限制核武攻击能力的看法以来，中情局评估报告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尼克松时期主持中情局国家情报评估处的阿博特·史密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我把它看做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江河日下。尼克松政权的确是第一个把情报当成另一种政治形态的美国政府，后果肯定是相当严重的。”1971年，一位中情局史家说得更明白：“回想起来，我确实不相信美国政府里的情报机关可以提出诚实的分析成果，而不必冒着政治论战的风险。我认为这段期间里，以政治观点处理情报的倾向日甚一日，而其中又以在政治看法上极为分歧的问题为主，譬如东南亚问题和苏联战略武力成长等。回首往事，我觉得，各位若以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提出率直的分析成果，政府就可以照单全收，未免失之天真……我认为，情报对我们这些年来的政策影响其实相当小，小到几乎等于没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某些看法和事实也许有些影响，但也只限于极狭窄的范围内。大致而言，情报活动改变不了政治领导层赖以出线的前提。他们带着包袱上台，多少都得一直背下去。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严肃的情报分析……协助政策上重新检视其前提，提出比较细致而且比较接近现实的决策。我想，这是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大志。”
布什局长后来离开中情局时，依例发出感谢函：“但愿将来我能设法让美国民众更充分地了解中情局的伟大之处。”他是最后一位获得总部近乎完美支持的中情局局长。在他们眼中，他在挽救这个秘密机关上居功至伟。但基辛格却说出了中情局当时的情况：“我觉得情报分析的质量没有降低，不过，在秘密行动方面却未见提升。我们已无能为力了。”
中情局档案 第11章 失落在卡特时代
中情局在卡特时代的短短四年，就做了很多使人瞠目的事情。多年前被他们抉上马的伊朗突然狂躁起来，拯救被伊朗扣下的人质却方法不明，连锁反应导致了卡特总统无法获得连任。值得庆幸的是，中情局最终救出了六人。可是，他们还是没有预料到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中情局的内部又是灾祸连连。
巴列维的癌
中情局的很多老人对1953年那一年印象深刻，在这一年，中情局把伊朗的巴列维拱上宝座。多年以来，这位伊朗的领导人始终都是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核心人物。每当国际形势突变时，尼克松总统就会自言自语道：“多么希望世上多几位像他（巴列维）这么有远见的领袖，他的治国能力基本上是温和的。”1977年年末，美国‘文总统卡‘人特访问‘书伊朗。在‘屋德黑兰华丽的国宴上，卡特称赞巴列维是“中流砥柱”。事实上卡特对巴列维的了解全来自中情局。在给国家的报告中，中情局始终把巴列维视为美国最友好最可靠的朋友，更是中东地区的中流砥柱。然而，巴列维在伊朗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
1978年初，也就是卡特总统伊朗之行结束的几个星期后，中情局秘密行动处最卓越的情报官，也是中情局史上最有名气的霍华德·亨特来到德黑兰，在这里，他展开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街头密访，报道实况。最终，在他呈递给中情局总部的报告中，他认为伊朗根本就不是中情局多年以来口中的那样，真实的伊朗让人心寒。
霍华德·亨特承认巴列维热情极大地“试图在伊朗建立一种有生命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可是，他却始终把“凡是批评国王的政策或批评国王身边要人的人”都归结为“伊朗的敌人”。这些“敌人”长期被打压、抓捕或流放。巴列维政权的官员腐败和贫富差距现象特别明显，国内各种矛盾在亨特调查的时候已经爆发得厉害。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工人罢工、学生上街等等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冒出来。对付这些人，巴列维用的手段一点都不“温和”，他命令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对这些人进行血腥镇压。萨瓦克大概有10多万人，在亨特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话：“到处都是萨瓦克，每一个高级官员，每一个国务秘书，甚至每一个部长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萨瓦克的暗中监视。”
巴列维一生先后娶了三个妻子，分别是埃及的茺丝亚公主、伊朗南部部落的望族之女苏瑞亚和法拉赫。
1965年后，巴列维进行了自认为是改革维新的“白色革命”，但因个人生活的奢华与敌视伊斯兰宗教势力，引起了下阶层人民和伊斯兰教徒的不满，爆发了反对王室的抗议行动。到1979年1月被霍梅尼所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和法拉赫逃亡美国。
伊朗巴列维国王只注意经济改革的“白色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相脱节。伊朗社会贪污盛行，造成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贫富悬殊与日加剧。但国王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现代化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政治专制、触目惊心的腐败和惊人的经济两极分化，老百姓对“白色革命”的失望和不满是显而易见的。霍梅尼把握住了机会，教士集团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结成了联盟。在伊斯兰革命中，以霍梅尼为领袖的教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终于引发了“黑色革命”，巴列维王朝自此终结。
这一悲观的结论自然是与多年来中情局对伊朗的乐观报告格格不入的，所以，这份报告多年以后才算见得天日。也难怪中情局对亨特的报告视而不见，近25年来，中情局给巴列维提供武器，提供钱财，并且还帮他们训练“萨瓦克”，已经成了巴列维的老师，现在有人说自己教出的徒弟很差劲，这是做师傅的最不愿意听到的。然而，中情局可以压下亨特的报告，却压不住伊朗的革命怒火。
从1977年11月底开始，巴列维的统治就受到了挑战。在教会首领霍梅尼的煽动下，毛拉们开始蠢蠢欲动。1978年1月9日，德黑兰西南125公里的圣城库姆爆发了大规模反巴列维的游行。同年2月下旬，再次发生游行示威。3月30日，伊朗的几个大城市同时爆发了群众抗议性游行示威。到了1978年下半年，伊朗国内局势已经无可挽救地恶化，虽然巴列维出动军队和秘密警察来对广大群众进行残酷镇压，但仍无济于事。
中情局怎么看待伊朗的政治风潮呢？1978年8月，中情局在一份关于伊朗形式的评估报告中这样说，虽然有暴动，但巴列维国王准备动用任何必要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政权。他还可以继续保持10年的统治。
中情局的反应太迟钝，这是因为中情局在伊朗的主要活动是监视苏联的导弹和通讯情况，基本上没有关注伊朗国内局势。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的情报判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伊朗国内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的时候，卡特幕僚团不知该怎么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伊朗问题专家抱怨说：“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严重缺乏伊朗国内局势发展的过硬的情报……这首先是一场情报灾难。我们的情报奇缺，我们没有掌握反对力量或外部渗入情况的准确报告。”
1978年10月，一直在国外的霍梅尼回到伊朗，号召广大信徒：向暴君发起决定性的进攻！
巴列维命令50万大军在各大城市向霍梅尼信徒发动进攻，但50万大军顷刻之间被广大群众瓦解，很多少女把美丽的花插进大兵的枪管里。
1979年1月6日，美国大使沙利文来见巴列维，对他说：“你必须离开伊朗，到国外休假两个月。现在你离开伊朗的时间已不是以天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
巴列维黯然神伤，1月16日，这位“国王”逃离了德黑兰。2月6日，伊朗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11日，霍梅尼宣布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这场宗教革命推翻了巴列维54年的统治，巴列维在五个月的时间里辗转流落埃及、摩洛哥、巴哈马等地，最终在6月10日到达墨西哥城，然后又转到奎尔纳瓦卡城。
霍梅尼这个70多岁的老人没有宽恕之心，在得知巴列维过得还不错的时候，他扬言要派行刑队到国外去刺杀巴列维。巴列维每天都活在忧惧中，1979年10月中旬，巴列维的恶性淋巴肿瘤突然发作，他的墨西哥医生建议他做一种特殊的治疗，但墨西哥城不具备这样的医疗条件。巴列维不想死，就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白宫求情，特别是基辛格这一渠道。在很多人的政治压力下，卡特总统只好同意巴列维到美国治病。
霍梅尼强烈反对。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中情局对霍梅尼这个老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居然一概不知。一位中情局官员这样说：“我们不了解霍梅尼是何许人物，不知道支持他的运动有什么能耐。”中情局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一个老教士居然会夺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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