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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案-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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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罗被逮捕，关在当地的监狱里两天不吃不睡。经过连续二十四小时的讯问，他承认自己有三支枪，他之所以让格里恩将它们藏起来，是因为他得知有一个口径为0．22的枪支大搜查，他想逃避风头。在答应他如果承认自己是凶手就放他回家看妻子之后，史蒂罗承认了自己是凶手。尽管招供了，但是他坚决拒绝提供任何陈词。
“专家”证人
这时，美国司法史上最可疑的一位人物进入了这个诉讼程序。阿尔伯特·哈米顿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善于欺瞒的陪审员，作证时他利用自己的博士头衔，而这个头衔仅仅是他自己凭空想像而来的。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充当无耻的起诉人，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作为一个没有廉耻心的向上爬的小人，哈米顿在各个领域都渐渐摆出一幅权威的驾势，使用一种权威的口吻。不幸的史蒂罗和格里恩遇上了他，因为哈米顿假冒专家的头衔之一就是枪支方面的专家，哈米顿浏览了一些欧洲的杂志上有关弹痕研究成果的文章，他声称自己只要用显微镜和照相机就足以解决弹痕方面的一切问题。因此他给自己冠以“弹道学专家”的称号。
只有外行人才认为哈米顿在所有方面都是专家。如果说哈米顿可以称得上是某一方面的专家，那么他至多只是一个业余心理专家。哈米顿深知那是一个陪审员极易受外界影响的年代，举证时眼花缭乱的专业术语以及作为证据的精湛放大的照片都会使陪审员放弃主张。在检查了史蒂罗的手枪后，他断定自己看见了在史蒂罗的手枪里有一道不同寻常的划痕，并且在菲利普斯身上取出的子弹上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划痕。为了支持他的断言，哈米顿立即制作了好几幅弹痕的照片送到法庭作为证据。
因此，史蒂罗站上被告席。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明显地被史蒂罗的供词所困惑，法官因此将他的疑惑告知陪审团。他指出史蒂罗犯罪缺乏动机，并且在史蒂罗那里没有发现失踪的钱的线索。当然，与之势均力敌对抗的是，起诉人有哈米顿“博士”的证词。哈米顿并没有受挫，他炫耀地挥舞着他那一堆精致的照片，傲慢地宣称凶手的子弹来自史蒂罗的枪而不是别的枪支。
所有这一切都使史蒂罗的辩护律师大卫·怀特感到困惑不解。他仔细地查看了那些照片后，声明检查不到子弹上关键的划痕。哈米顿表现出令人吃惊的鲁莽，他伶俐但极不真诚地作答那只是出于一个错误，照片照的是带划痕的子弹的另一面。慑于哈米顿的权威，这样令人震惊的回答竟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就算过关了。
但是对于哈米顿来说，更使他尴尬的事接踵而来。当怀特要求哈米顿指出那些他宣称在史蒂罗手枪枪管里发现的擦痕时，哈米顿回答那是不可能的。据他分析，底火紧贴枪管，易爆气体无处逃逸只能向前喷射，结果子弹获得了非常大的推动力；弹头从枪口射出从而留下划痕，由此辩护枪管里的划痕是看不到的。
今天，我们很容易地摒弃这种荒谬的理论，但是在1915年，弹道学刚处于萌芽状态，哈米顿的证词以绝对的高压态势压人。陪审员们同哈米顿沆瀣一气，史蒂罗被判死刑。（更早一点，在另一个审判中，查斯特·格里恩被判有罪，终身监禁）史蒂罗被判死刑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特别是引起了辛格监狱看守长斯皮恩森·米勒的注意。在与这位头脑简单的劳工的长谈中，他特别注意到了史蒂罗的天真率直。他决定将史蒂罗这个案子送到城里的一群女士们的手中，这些女士以推崇人道主义而著名，她们都致力于废除死刑。她们不知疲倦地为史蒂罗的利益而工作，在那段时期，史蒂罗至少没有受到严刑拷问。同行刑者的三次会谈直到行刑前的最后一小时才停止。正当史蒂罗在行刑前四十多分钟被绑到电椅上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正是1916年千钧一发的时刻，差一点就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大祸。
另外的疑问
以推崇人道主义著名的女士们雇用了一些调查者，她们找到两个名叫艾文·肯和克莱里斯·奥肯内尔的流浪汉，他们因为抢劫罪正在服刑。调查者了解到在发生凶杀案的那天晚上他们正在西塞布，有人听见他们在案子公布于众之前早就在那里讨论第二天早晨发生的案子了。在女士们的谆谆教导下，他们的良心有所发现。最后，肯招供他和奥肯内尔就是此案的凶手。
凶案初步被揭开，惹怒了史蒂罗的起诉人，他们把盲从监狱里提走连续几天对他严加盘问直到他按照他们的意思翻供。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新闻已传到奥尔巴里的政府官员查尔斯·怀特曼那里，他专门派一个调查团调查史蒂罗的案子。
调查团由锡尔图斯的律师乔治·庞德带领，首席检查官代理查尔斯·怀特作为助手。经过审问，他们两个都一致认定肯和奥肯内尔有罪。
尽管这样，他们还必须推翻哈米顿的证词。一位官员仔细查看了史蒂罗的手枪，马上声明那只枪好几年没使用过了，由于积聚了许多污秽物枪管已经塞住了，而且这支枪在凶杀那晚之前性能肯定不怎么样了。另外，哈米顿有关密封的枪管不可能使易爆气体向后逸出的理论证明是荒唐的。实验是这样的：那位官员将一张纸放在枪后扣动扳机，突然冒出一股火焰，将那张纸迅速点燃了。
两套子弹都被送到在罗彻斯顿的鲍森和兰博的公司，由光学专家马克斯·由哲作显微镜分析。在最高倍的放大镜下，由哲无论是在实验用的子弹上或是凶手使用的子弹上都无法确定划痕的位置。
所有这些实验，充其量都只能看作一个科学家的不同意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哲仔细检查了史蒂罗的手枪后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足以证明哈米顿的证词毫无价值。实验与枪管里的螺旋形凹槽或来复线有关。枪的凹槽之间的凸出部分，会在子弹上留下痕迹。由哲发现史蒂罗的手枪是带有凹槽和凸出部分的普通式来复枪，而凶手使用过的子弹是从非正常来复枪里发射出来的。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可以发现，凶手使用过的手枪有人工的裂纹，而史蒂罗的手枪却没有。提供了这样不容置疑的证据，庞德和怀特毫不犹豫地请示赦免史蒂罗。也就是在1918年的5月9日，查尔斯·史蒂罗和查斯特·格里恩从辛格监狱里放出来成为了自由人。
肯和奥肯内尔从来都不主动承认他们是西塞布的凶手。自从肯又一次翻供之后，奥尔良州的高级陪审团小心翼翼地收回他们的热情与金钱去进行另一个法庭审判，一致倾向于驳回他们的上诉，于是这个案子就渐渐被淡忘了。
结论
不管发生在史蒂罗和格里恩身上的事是多么的可笑，但是最终并不是毫无益处的。特别是那些拙劣的证词曾一度冒充真理而嚣张，查尔斯·怀特们的品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正是如此，查尔斯·怀特受到震动，他发誓要将他的后半生致力于发展枪弹痕迹科学。他在纽约建立了侦查弹道学机构。他发现了他的同行，菲利普·格里维尔的一个设计，即比较显微镜，也许这将使弹道分析学前进一大步。在比较显微镜里，一颗子弹的两截可以在同样的镜头下连成一体，使得观察者可以借两者的异常靠近来比较分析每颗子弹上的痕迹。怀特还梦想将实际存在的每支枪给予编目，这个梦想在他之后很久终于实现了，不幸的是他死于1926年，但是可以说他在法庭科学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莎科和瓦佐提
时间：1920年
地点：麻省，南柏雷渠
意义：莎科和瓦佐提被处死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不乏一些人为了从这个悲剧中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置不容怀疑的弹道学事实而不顾。
1920年4月15日的下午，在麻省南柏雷渠一个鞋厂外面，保安弗雷德里克·巴门优特和亚里山多书里德利正在押运公司总计15777美元的工资款。这时突然来了二个歹徒，没有任何威胁或暗示，其中一个歹徒开枪，杀死了两个保安。他的同伴，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家伙，还拼命地向那两个无辜者身上扔石块，凶手把装工资款的箱子放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里，随后溜之大吉。目击者描述这两个家伙的模样，说“长得挺像意大利人’，现场勘查取得了对侦查人员颇有价值的东西，即两个歹徒开枪射击后留在路边的空弹壳。这些空弹壳上都印有彼得，文查斯特和雷明顿制造的字样。
两天之后，那部用来逃走的别克汽车在一堆木头旁找到了。曾经在圣诞前夜市里奇·瓦特附近的另一个鞋厂也发生了一桩未遂的工资款抢劫案，警方将两案并案侦查，断定这都是由一名名叫迈克·波达的意大利人所为，但当警方搜查波达的隐匿之处时，他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另外两个人被逮捕了。一个是二十九岁，名叫尼古拉·莎科；另一个是他的留八字胡的同伙，32岁，名叫巴特拉姆·瓦位提。两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带有任何枪支。但事实上很快就查到他们每人都有一支装有子弹的手枪，其中莎科的枪口径为0．32，与凶手使用的手枪口径是一样的。另外，莎科还有23颗子弹，那些子弹都是由彼得，文查斯特和雷明顿制造。
瓦佐提是一个鱼贩子，有意思的是，莎科本身就在一个鞋厂工作。他们两个都是无政府主义政治小组的成员，公开拥护暴力。这一事实激起了民众的公愤。经查证核实，瓦佐提直接参与布里奇瓦特的抢劫案，被判刑15年。莎科虽没有直接枪杀两个保安，但他后来间接参与，被定为抢劫的同案犯。
搜寻迫害
11个月后的1921年5月15日，在麻省戴德姆进行公开审判。那时正处在美国早先狂热的“红色恐怖”时期。在这一时期，任何激进主义政治态度都有颠覆政府之嫌。曾主持瓦佐提早先审判的法官沃伯斯特·塞叶又一次作主审。许多文章都表明，他对这一诉讼案子有极深的偏见。法庭记录更表明，作为一个法官他没有任何公正可言。辩护团也把他们的良心丢到风里。他们趁这一大好时机，伪称自己是共产党和各种劳动组织的政党联盟，打着莎科一瓦佐提辩护律师委员会的幌子，随时准备利用他们的被告为自己的目的作厚颜无耻打算。这种审判明显地有失公允，观念陈旧，特别是随之而来的谣言四起，仿佛莎科和瓦佐提在政治上的企图比他们的犯罪企图多得多。
法庭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证人、59个起诉人及99个辩护人的意见。各色各样的证词只能引起更大的混乱。最关键的问题杀死伯里德利的子弹是否是从莎科的口径为0．32枪里发射出来仍是模糊不清。当控方的一位专家认定莎科的口径0，32的枪就是凶手使用的枪支，那么另一位控方专家马上就会赞同这种说法。而两个辩护方面的专家詹姆士·伯尼斯和奥格斯特·格尔，则声称子弹并不是从莎科的枪里发射出来的。
子弹到底是不是从莎科枪里发射出来的，这个问题一旦面对弹道学的事实就会显得无力。杀死伯里德利的子弹非常老式，控方的专家再也找不到一颗类似的子弹来做测试，除非从莎科的口袋里可以找到绝对相同的子弹。前面讲过，警方从他那里搜到23颗子弹。1921年，7月14日，由陪审团裁决，法官塞叶判处被告死刑。
接踵而来的是抗议的浪潮。在世界各地，左翼分子极力推崇莎科和瓦佐提并把他们视为这场死刑审判中的无事者。在辩论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阿尔伯特·哈米顿还沉浸在史蒂罗一案的惨败的痛苦中，他孤注一掷地拿他日渐衰落的名誉作赌注站了出来。他狂妄自大，故态复萌地宣称：毫无疑问，子弹不是从莎科的枪里发射出来的。
抗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控方枪支方面的专家查尔斯·阿伯重新检查枪支。直到1923年的秋天，一系列拍摄致人于死命的子弹以及从莎科枪支里发射出来的子弹的照片，借助于最新技术得以放大，经过研究，阿伯作出结论：从莎科枪支里再次动议重审过程中，事件来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转变。哈米顿带来了两支新的卡尔特式手枪并将它们拆解，莎科的枪也被拆开，似乎只是为了夸夸其谈地演示他的某一观点。当法庭里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之后，他偷偷地将一支新枪管装到莎科的枪上，企图带着那两支卡尔特式手枪溜走。要不是法官塞叶用眼睛死盯着哈米顿的演示，一场极不公正的审判就会发生。塞叶当场抓住了哈米顿，命令他将那支真枪放回原位。法庭上出现了这样的阴谋，人们也毫不奇怪塞叶否决了重审的建议。
不断的批评
对于审判结果的公开反对一直延续到1927年的六月份。一个调查团被指定重新调查这桩案子，在此期间他们接触到了后来成为美国弹道学先驱的专家卡尔文·戈登德，他当时在纽约的弹道侦查处工作。带着两项发明，比较显微镜和窥膛镜，戈登德来到了戴德姆。窥膛镜是由物理学家约翰·费歇尔发明的，用的是带电灯和放大镜的探针来检查枪管内部。辩护方专家奥格斯特·格尔在旁作证，戈登德从莎科的枪支里发射一颗子弹射向棉花丛，然后将它放在比较显微镜上凶手子弹的旁边。结果很清楚凶手的子弹就是从莎科的枪支里发射出来的。格尔仔细地观察显微镜表示同意。当他的同事，辩护方的专家詹姆士估尼斯在看显微镜时，他说：“唉，你懂什么！”詹姆士·伯尼斯也改变了他的意见，莎科和瓦伍提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1927年8月23日，尽管抗议之声轰动全球，他们仍死于行刑的电椅中。
结论
尽管毫无休止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61年10月，一个由新泽西枪支实验室的前任领导科罗内尔·弗兰克、朱里率领的侦查小组重新检查了莎科的枪支，结论是不容置疑的，莎科的枪支就是凶手使用的枪支。1983年3月又有一个调查团，由波斯顿电视台全权负责，他们也再一次证实了戈登德的发现。康涅狄格州警察弹痕研究机构的马歇尔·罗宾逊对这种争论已经厌倦，他说：“为什么人们不断地要求将有关案子的实验一做再做？实验的结果永远都是一样的”。人们几十年不断地质问。要求重审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布朗和肯尼迪
时间：1927年
地点：英国，斯泰普福特阿伯茨
意义：这个案子使全欧洲注意到了弹道学的事实，由此，罗伯特·查奇尔作为英国弹痕方面的专家声誉鹊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使得弹痕分析学成为成熟的科学并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在欧洲方面的进步则是时快时缓。究其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欧洲地区携带枪支的人相对缺乏，另一部分还因为人们的一般看法，携带枪支绝对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一个美国人不大可能跨越大西洋去欧洲。这种狂妄自满的断言，很快就被1927年9月26日的案子击得粉碎。
那天晚上，两个不起眼的盗窃犯，46岁的弗雷德里克·布朗和36岁的威廉·肯尼迪从伦敦坐火车去往埃塞克斯的比尔里卡。他们本打算去盗窃布朗早就打探好的一辆货车。但是如意算盘并没有打成——正在盗窃时，一条狗狂叫了几声，将他们吓走了。他们闯入了爱德华·拉维尔博士的加油站，偷走了他的蓝色的车，颠颠簸簸地开回伦敦。
远郊的小路蜿蜒绵长，他们的车随意地走走停停；起康斯坦布警察署乔治·盖特里奇的注意，他挥手示意让车停下。他走到小车前面，用手电筒照着他们俩人，询问他们准备上哪儿。布朗俩人漫不经心的态度激怒了乔治·盖特里哀，他转身去拿他的记事本。正在此时，布朗拨出枪对着盖特里奇开了两枪。盖特里奇中弹倒地。布朗马上跳出来，站在盖特里奇尸体边。也许是出于迷信，被谋杀的人眼睛里面会保留他们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他将盖特里奇俯卧的身体翻过来，开枪打掉了盖特里奇的眼睛。后半夜，两个杀人犯将车丢到了伦敦南部的一个沟里，尔后搭乘电车回到了布朗在巴特斯的住处。
这一系列变幻莫测的事件很快被发现了：一个司机发现了康斯坦布的警官盖特里奇被子弹打得满身窟窿躺在路边的尸体；拉维尔博士向警察局报案他的车子被盗；在伦敦发现了丢失的车。侦查人员很快就把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被盗的车子提供了几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车后座和驾驶室里都有飞溅的血迹，在乘客的座位底下有一个空的弹壳。这些东西都被送到罗伯特·查奇尔那里作分析。查奇尔来自伦敦一个造枪工人之家，他们主要制造和销售运动枪支和来复枪，但是他本人真正的兴趣却在武器及其目标方面的研究。恰逢苏格兰方面要咨询一位武器方面的专家，而查奇尔的意见得到重视。查奇尔将子弹编号为4，这颗真子弹装满了黑色的火药，1914年在伍尔威奇军方制造。他发现在子弹底部有一丝瑕疵，原因是由于发射该子弹枪的后膛有阻塞物造成的。查奇尔断言凶手用的手枪肯定是口径为0．455韦伯式手枪。
最后终于找到了凶手使用的枪支，虽然整个过程曲折不已，讯问一个接着一个，谈话一次接着一次，但毫无线索，整个侦查工作处于困境。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但最终出现了转机。在审讯另外一个犯人时，当被讯问是否涉嫌盗窃那辆车时，那个犯人被激怒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他声称真正的罪犯是另外两个名叫布朗和肯尼迪的人。他还声称他听见过他们俩夸夸其谈有关杀害康斯坦布盖特里奇的事。
双双被捕
许多记录都表明布朗是凶手，他有很长的暴力行为的历史。在坐车时，他曾手段凶残地袭击过警卫。当警探在布朗的住所蹲坑守候时，他们是如此的小心谨慎。1928年1月20日侦探们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回报。夜色笼罩之下，他们的目标出现了！布朗刚从车子里探出身来，警探们就迅速上去抓获了他。在汽车仪器板上放零星物件的隔间发现了那只手枪。在布朗的屋子发现了更多的枪支，还发现了藏在盥洗室水箱里的两千英磅（约合八千美元）及一些医学器材，这些医学器材很像从盗走的车里拿出来的。
五天之后在利物浦，肯尼迪企图打死逮捕他的警官（幸好抢卡住不动，救了那个警官一命），但终于被抓获归案。这实在有点令人费解，因为他坚称自己在整个凶案中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已。布朗对他的同案主动招供以推托责任、免受绞刑表示了极大的轻蔑，他称肯尼迪的供词纯属子虚乌有。
在布朗的车库里发现了那支口径为0．455的韦伯式手枪，里面装着一颗旧式子弹，与杀死盖特里奇警官的子弹一模一样。当查奇尔做实验时，每颗子弹上都有瑕疵，同样是因为子弹在枪后膛有阻塞物所致。用了不下1300支韦伯式手枪作实验试图复制出这样瑕疵，但没有一支手枪能使其发射的子弹留下相同的痕迹。查奇尔还记录下留在编号为4的子弹上的黑火药痕迹与盖特里奇身上伤口附近的皮肤里黑火药的痕迹是一样的。
在审判中，布朗和肯尼迪被处以同样的刑罚。1928年5月31日，布朗被绞死在彭顿维尔监狱，同时，在距伦敦几公里的旺德索斯，肯尼迪也同样被处以死刑。
结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案例为日益暴力化的将来提供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经验尝试。但我们仍应对查奇尔义正辞严提供的证据确凿的证词表示无限敬畏之情。正是这次布朗和肯尼迪罪行的审判使得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使得他在往后的二十年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
约翰·布朗宁
时间：1967年
地点：伊利诺斯，芝加哥
意义：此案中，杰出的弹道学分析以及精细的侦查工作相结合，成功地驳回了罪犯试图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万无一失的申辩。
1967年11月22日午饭前，41岁的约翰·布朗宁医生，驱车从芝加哥南部的文达美伊斯科特医院回来，走出汽车，经过他的家门到托儿所去接小儿子，然后去拜访马科森·布朗，他们约好当天一起去吃午饭。布朗夫人抱歉不能践约，布朗宁只好驱车回到自己的住处南伍德朗林荫道5054号。上午1且：57他到家时，发现妻子丹娜正躺在客厅地板上，身上被连击数枪。他连忙喊人帮忙，邻居海伦·佩恩医生匆匆过来帮助检查这位受害者，很显然，丹娜·布朗宁已经死了。
在现场，警方发现了三颗用过的子弹和四个弹壳。其中二颗形状不规则的子弹压在尸体下面，另外一颗子弹就在尸体附近。有一颗子弹，也就是第四颗子弹是在尸体解剖时找到的。弹壳上面的红色星点表明是德国制造的吉科枪弹。
邻居特里莎·凯特雷报告大约在上午11：30听到一种沉闷的“砰”的声音。另外一个邻居报告则更精确，碰巧那天，他正在打一个长途电话，担心话费过多，便死盯着钟表，他也听到类似枪的声音，那时准确的时间是上午11：36。
不平常的来复枪
打死丹娜·布朗宁用的是口径为0．38的子弹，这种子弹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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