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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社会功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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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象苏联的做法那样,完全根据能力来挑选医科学生,并给予补助金,使他们的学习期限比现在要长,以后由他们用自己的劳务来偿还他们对社会所欠的债务。这样就应该有可能制订出一个使医学界和科学界都满意的合理医学教育方案来。这样,学生们就有时间和能力去真正掌握人体的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的基本原理,而且在以后就有更充分的机会在医院内外应付实际的病人,不仅在临床方面做到这一步,而且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步还因为他们参加了和医学实践一起发展起来的一切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活动。医学各科的协作变得越来越必要了,就象在生物学中一样,而且比在生物学中更加必要。普通医生还是需要的,但是他的主要作用将更具有社会和心理的性质。他的知识将更多地用于指导病人到适当的综合医院去就医,而不是象目前这样,不得不勉强地不称职地去应付一切疾病。

社会科学  本世纪中,在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产生了一些学科——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经济学。它们都开始把自己算作科学,然而它们还刚刚开始离开单纯用语言描写和收集事实的阶段,虽然它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特殊规则和方法。除开对事实取得某些一致看法之外,这些学科都缺乏公认的理论,却存在着一些彼此矛盾极大的学说。每一学派都设法在内部取得某种一致性,然而各学科总的状况却是一片混乱。困难不仅在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极度复杂性,而且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这些学科涉及人类社会,它们就直接触及现今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斗争,它们的学说也就多少不知不觉地反映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这些学科的教学现状十分不能令人满意。除开各种混杂的看法之外,在所有国家中,甚至在表面上看来最民主的国家中,这些学科的教学也还存在着维护某些正统观念的明显的偏见。在法西斯国家中,这种偏见促成了严重歪曲事实的现象,以致使这些学科索性完全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范围。在我国,这种偏见以一种更为巧妙的形态出现,表现为一种表面看来极为严格的科学态度。因此一切按理说可以导致某种实际行动的观点都被认为具有倾向性而遭到排斥。社会科学的研究仅限于纯粹的分析。正如霍格本教授在悼念蒙丘尔·康韦的讲演中所说:“明显的真相是:我国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大体上都是劳而无功。凡是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应该做某件事或者可以做某件事的社会研究都被说成是‘具有倾向性’。在天天歌颂纯学术的赞美诗中,这种调子就象大卫《诗篇》中的细拉一样,反复出现,曲调庄严,令人昏昏欲睡。如果自然科学家们因为疑心科研工作者想探索怎样做一桩事,就禁止科研工作者进行一切研究,科学就要停滞不前了。科学态度与非科学态度的分野不在于是否想取得一定成果,而在于是否愿意在无法用一种方法取得结果时,就承认事实,并且设法采用其他方法。推崇不产生实际行动的‘纯’思想必然招致应得的惩罚,那就是愈来愈想把理性和进步看作是破了产的自由主义迷信。年青的一代已经发现我们错了。他们爱行动而不加思考。这种可怜状况是思想和行动脱节的必然结果。”——《从理性退却》,兰斯洛特·霍格本(第9页),纪念康韦悼词,1936年5月20日。

只有等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可以安然无虑地让人们进行合理的调查研究的时候,这些条件才可能大有改善。不过即使在目前,至少是在民主国家中,还是可能使社会科学各学科取得一定成就,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正象生物学中的生物行为和起源密切相关一样,我们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时,也不能把个人行为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割裂开来,或者把社会结构同这个结构从先前形态发展过来的过程割裂开来,那样就无法理解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人类社会的连贯而统一的全貌,在其中,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分析和通过学术方法与考古学方法对历史的重新拟构等学科都占有其应得的一席地位。无论如何,在走向把社会科学从分析性和描写性科学变为实验和应用科学的下一阶段中,这一步是非走不可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对大学科学教学的看来可取的各种改革作了粗略的阐述。我们希望这一阐述能够大体上指明,必须采取什么措施,然后才能希望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学生去从事科研、科学教学和在其他行业中应用科学原理。我们并不要求照此进行改革,而是要大家认识到进行某种广泛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要求作出某种有组织的安排,以便促使这种改革尽可能既迅速又顺利。我们自始至终强调各科学学科之间的连贯性以及它们与社会的目前结构和今后发展的关系。

第十章 改组科研

工作若干首要的原则

对科学研究的现有方法和组织方式加以批评要比提出补救缺陷的任何有效办法容易得多。检验人们提出的改革措施的唯一可靠办法在于实践,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实地知道这些改革措施在消除一个已知的弊病的同时,是不是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其他弊病。不过,我们已经在不同学科和机构中有了应用新方法的一定实际经验,可以作为一个总的指导方针。每一学科都有其大不相同的方法和操作方式。从每一学科中选出一些看来能取得最大效果的办法,就可大致看出怎样对科研工作的组织方式进行适当的改革,虽然这种改革还是临时的而且不完备的。处理科研问题所以需要特别小心是因为,科研是一种比教学可为新颖和更难以逆料的人类活动。同工业和行政工作比起来就更是如此了。任何想要向科研提供更大的支援和发展机会的措施,都要和可能限制科研工作者的自由或限制科研工作者的想象力的发挥的潜在危险放在一起考虑,权衡其利害得失。

我们需要经常记住两个主要的考虑。第一是:科研归根结蒂是由个人来进行的,所以首先要注意到各个科研工作者的条件。第二点是:由于进行科学研究是为了造福于整个人类,这就需要最有效地协调各个人的工作。理想的办法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在一种组织形式里尽其所能,这个组织形式要能使他的工作成果发辉最大的社会功用。主要的问题是怎样使整体的组织起来的需要和个人要求自由的需要调和起来。

作为职业的科学工作  我们还必须记着:科学并不是而且不可能变成一种自给自足的职业。正如我们已经说的那样,科学的确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况外,是否有利可图要取决于是否有相当大的经费供应和是否能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前等待若干年。因此,科学家从事科研时很少把科研看做是谋取私利的商业投机,而且在科学界内外的确都有不少人认为他们要是这样做就是错误的。由于这个原故,科学家经常需要得到个人、组织或者国家的补助才能继续工作,这是科学和其他职业不同之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情况也将是这样,正象在资本主义经济那样,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中,由于每一种人类职业都处于同等地位,科学的特殊地位将会消失。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条件下,任何组织科学工作的规划都应当不仅考虑必需有多少经费才能很好地维持和发展科学,而且还要考虑怎样来筹措这些经费。在任何情况下,科学界和社会的行政和经济机构之间应该有特别密切的组织上的联系。

但是这却不是容易做到的。科学不但是一种在职能上不同于其他职业的职业,而且由于其本身性质,它很难和其他职业配合。在目前条件下,行政人员和企业家普遍对科学事务茫无所知,科学家们则相应地毫不知道如何处理国家事务或企业管理工作。我们不得不面临下述两种危险之一:科学404可能由一些有效能的行政官员管理,他们为了保证科学有充足的维持经费,不惜窒息和损害科学的内在发展,再不然由于把科学交给不善于处理行政工作的无权势的科学家去掌管,因而使科学继续处于半饥饿和涣散的状态。这个问题并不是解决不了的,但是要解决它,我们就要象前面指出的那样,首先要把多得多的普通科学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特别是行政官员和企业家中间去。其次,要把广泛得多的关于公众事务的知识纳入培养科学家的教育内容中去。这样才会产生有能力的联络官员:行政科学家和科学行政人员。

专业化

这一点所以难以做到是同现代特有的科学的弊病密切有关——过分专业化。专业化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使人们对其利弊的看法莫衷一是。如果不进行极其深刻的研究,就无法探明在总的领域中或任何特定领域中,专业化有几成是由于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引起的、有几成是由于科学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因为这种无政府状态阻碍了学科之间的充分合作,无论如何会迫使有志取得成就的科学家把个人局限于极其狭窄的知识范围之内。上述两个因素都显然在起作用,但是只有其中之一是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的。只有取决于社会组织的那一部分专业化是可以取消的,但是如果取消了它的话,人们将会发觉,专业化的大部分弊病也会随之而消失。

在科学中专业化程度并不都是一样的。化学一类的某些学科是建立在一套比较简单的概念和运算的基础上的。这些学科构成了其它学科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的基础。在化学领域之内,有相当程度的活动自由。伟大的化学家们由于自己对多种多样的化学课题作出了贡献而出名。所以在化学中,专业化总的说来是有害的,一个化学领域的专家在科学的进展过程中至多仅处于一个有用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次要的辅助者地位。在某一全面的研究工作要求他的专业提供一些意见时,他可以方便地供人谘询。

在另一方面,在生物学的许多分支中,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一般原理——因为这些原理大多是从本学科以外借来的,在实践中用处不大——不如说是对大量互相关联的事实的具体知识和经验。这只能通过一个多多少少有限的领域内的经验而取得。例如,正因为真菌学家(“果蝇学家”更其是这样)是专家而且明白大量具体细节,所以他们才能胜任本行工作并且极为有用。即使对其他生物学家来说,去熟悉这些细节也是浪费时间,不过人们却可以从中得出对生物学和实际生活都有用处的生物学新原理和新方法。随着科学的进展,可能由于产生了完善理论,很多这类专家的工作会变得不必要了,不过与此同时,在新的领域中,在现有知识领域的扩大过程中,还可能产生新的专业。问题不在于怎样去取消专业化,而是在于如何最好地利用每一阶段真正需要的专业化。

专业化的控制  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仅是一个组织上的问题。既然非专业化的科学家在每一个科学和教育机构中有了他们自己的实验室,就不应该再如此广泛地发展专门化的研究。目前的专业化的主要弊病之一是:在过多的大学或研究所中,每种专业都只有一二名专家,这种孤立状态促使人类的知识畸形发展。科学专家对于越来越少的事物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让这些专家分散开来,而会把他们集中在各大科学工作中心的拥有十人或二十人的机构中。他们在那里会得到彼此合作的好处,同时又不致和科学界同行脱离得太远。并不是每一个科学中心都有必要设立拥有一切专业的研究所;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为每种专业设置一所研究所也就够了,在某些情况下,全世界上只要有一两个中心也就够了。即使这样做,还会存在这样的困难:没有设立某种专业研究所的科学中心会因此而受影响。补救之道是在比目前大得多的规模上向科学家们提供旅行和接待便利条件。这样一个专家就可以有时按照专业需要在自己的研究所中工作,在他的专业领域中工作,有时在其他中心讲学和提供技术指导。

虽然这些改革会有帮助,专业化的内在弊病还需要更加彻底的处理。上面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一旦付诸实施,会比今天更清楚地揭示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这只是一个步骤;另一个步骤是使科学刊物合理化。专家之所以与世隔绝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只有他才真正懂得关于这一学科的文献。这并不因为这种文献特别难懂,而是由于它的数量如此浩繁,有如迷宫,又没有充分的摘要或评述报告,专业以外的科学家可能得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出一条路子来。因此,人们需要专家就象需要一种活百科全书那样,或者不如说象需要这样的百科全书中的一篇文章那样。我们应该明白,这是对人的品格的极大损害。专家的心理状态则埋藏得更深一些。专家的心理当然有其可贵的一面——意识到自己知道而且正在思考关于某一特殊问题的知识,并且能够说,在当时,在这一问题上,谁的知识都比不上自己。可是也有一个相应的弊病,就是把这种知识局限于如此狭窄的范围,以至别人不仅无法很好理解它的意义,甚至也无法很好理解它的内在结构。

而且专家们还很容易地不知不觉地情不自禁地想要垄断某一小部分冷门的知识,不愿把这种知识阐述得使别人很容易理解,以便感到个人垄断知识的快乐,而这种垄断从根本上来说却是科学家的犯罪。专家的心理同一些掌握巫术、宗教、法律和医学秘法的人们的心理非常相似。在一个人们都以追求个人的私人享受为理想的社会中,这是社会上的普遍压力在科学家思想上的反映。因而可知,一直要等到我们在人类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平等的社会,才能真正消除专业化的弊病。

实验室组织科研组织形式的整个问题可以简化为两个问题:内部组织问题和外部组织问题。分界线取决于科研的所谓基本单位——实验室或研究所。这些单位的特点是有一批工作人员专门从事解决一组有连带关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来管理一个实验室的内部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使各实验室的工作协调起来,以形成一个科学研究的统一结构。第一个问题主要涉及如何提供最好的条件,使各个研究人员能有效工作;第二个问题则涉及科学的一般状况以及它为人类服务的功能。这两个问题虽然是可以方便地分开来,却不可看做是互相无关的。一个实验室的内部效率在很多地方取决于它同其他实验室以及同国家和经济部门配合的有效程度,同时假如各实验室的管理方法有害于每个科学家的工作的最充分和最自由的发展的话,任何大规模科学组织规划,不论如何周密地加以设想和管理,都不会有丝毫价值。

作为基本单位的实验室  要想对什么才算是科研基本单位下一个标准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很可笑的。

目前存在各种各样的这类单位,从一个人单独工作的实验室直到一所拥有几百名工作人员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的大型综合单位都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需要,主要要看某项工作的自给自足的程度以及它对实验室,机械和野外实验的依赖程度而定。不过也有某些限制条件说明,一个拥有五名至五十名合格工作人员并拥有同样数目至五倍于此数的技术助手的单位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单位。这个限度大体上是由可以方便地而且可以在合理期间在任何共同工作中进行合作的人数决定的。如果人数太少,就不能进行充分的有益的内部讨论;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人会说些什么知道得太清楚了。

同时还有同外界科学工作完全隔离的极大危险。经常可以看到极多小型实验室,虽然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具有明显的特性,却很容易落后于学术发展的总趋势,因而把才能浪费在别处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

处于另一极端的大型研究所却由于机构庞大而实际上难以管理。大家对别人正在做什么除了有极其模糊的印象之外,根本无法了解。当许多人参加讨论的时候,只有少数人发言,其他不那么机敏但智力也并不一定就较差的人都保持缄默,不参与研究所总的工作。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就有了把大组分成小组的倾向——这肯定无疑地是这个单位过于庞大的征候。最后,行政管理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在苏联建国初期,对科研的特点还了解得不充分,成立了拥有几百人的大研究所,但是不久就在实践中发现,这些研究所管理起来很困难,效率很低,于是就把它们拆散为较小较易管理的单位。一个成绩优异的实验室会由于从外界吸收了有志加入的工作者而日益扩大,但是却不能允许它漫无限制地扩大下去。在某个阶段,应从学派的老资格成员中选择比较有能力的人来成立新的研究所。这样他们就可能把自己学到的优良传统同自己所爱好的科研项目的发展结合起来。这种新的项目在旧的研究所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某些阻碍。否则,这个研究所不仅有发展到机构臃肿程度的危险,而且在实验室原来创办人还没有死亡或者退休之前很早就有终于迅速萎缩的危险。这就指明了科学工作的最基本特点之一——发展、分裂和扩散的必要性。科学的职能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发展,除非允许它发展,而且事实上还积极地帮助它发展,它就会被自己的产物所窒息。新的一代科学家必须比前一代的人数多,才能应付日益增长的客观事实和业务活动。

协作事业  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对实验室的看法是具有关键重要性的。在早期个人从事科研时代,科学家在工作上的自由仅受到缺乏物质手段的限制。这种自由是早期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这种个人研究大多变得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实际上不可能了。

没有科学界同道的积极的和日常的协助,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但是这种协作必须足以保持早期自由的基本特点。必须让科学家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自愿结合起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经济上的考虑的压倒重要性,在目前这种自愿的结合是不多了。对一般科学家说来,谋生肯定要比仅仅想取得某种成绩更为重要。现在的实验室,每年以若干工资雇用一些工作人员去做吩咐他们做的事,工作人员把实验室看做是出产知识的工厂。(不幸这类实验室也实在太多了)这种实验室根本就不具备科学工作的基本特点,所以肯定不能取得多大的成果而且往往是毫无成果的。

作为训练中心的实验室  当然,把实验室看作自愿联合团体的概念仅仅对受过充分训练的研究人员才完全适用。

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实验室也都是科学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期望所有学生在明了本领域的范围和困难之前,就对自己和别人应该在这个领域做些什么看得一清二白,那是荒谬的,但是通过较好的教育,就可以使聪明的研究生比较容易达到这种愿望。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说来,在实验室里,他们可以学到技术并多少了解自己以后的努力方向。我们还得谈一谈年龄较大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实验室创办人的处境。他们一定会感到,在实验室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早年在不那么有声望的日子里所孜孜从事的理想正在由许多人付诸实现。

民主办实验室  这些不同的方面虽然在目前往往互相冲突,却不是非冲突不可的。没有理由可以说,为什么实验室不可以在同时成为其青年成员的学校、成为大多数成员的学会或联谊会、成为老年成员的管辖地。有必要更加有意识地对所有这些方面进行估价并且不让一个方面支配所有其他方面。在有些实验室中、特别是在大学实验室中,由于全神贯注于教学而妨碍了最重要的科研工作;在另外一些实验室,由于室主任的独断独行的性格,使其余人员变成他的奴仆。解决这些困难的关键,是在实验室中把明智的个人领导同民主管理适当结合起来。迄今官方对于实验室工作的态度仅强调了前一方面。由于实验室是围绕教授和他的助手们发展起来的,而不是自由科研工作者的自愿协会,所以实验室的管理工作在原则上一直是独断独行的,虽然明智的教授们在实际上也允许相当程度的内部自治。

解决实验室内部管理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根据经验考虑为了开展实验室工作所必须完成的各种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需的人员的资历。下文所述的适用于一个多少一般化的物理或生物实验室,要加以修改后才能适用于农业、医学或应用科学的实验室。当然在一个小实验室中,许多不同的任务可能由同一个人来执行,但是每一个任务都是实验室总的活动的一个具体而独立的部分。

实验室主任  首先是实验室的总的领导工作。人们通常总是认为,每一个实验室都必须设置某种负责的主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许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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