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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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县志·越中杂识》记载：“杨琏真珈等人发掘宁宗、理宗、度宗三陵，割破棺椁、劫取宝玉……杨贼发掘得志，又于十一月再发掘徽宗、高宗、孝宗、度宗四陵……其中徽宗陵墓只朽木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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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之盗，以多取胜：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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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时间：宋元期间
　　作案地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受害人：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民间盗墓者
　　作案手段：五花八门
　　作案后果：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墓大多遭到破坏。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相关文献有记载
　　引子
　　《庄子》中已经有对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一脉相承。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中国自古来，盗墓就很盛行，民间盗墓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到了宋元时期，仍然有增无减。
　　蔚然成风的民间盗墓
　　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二者相互辅承，使得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之风越演越烈。
　　蔡绦在《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
　　隐秘的、持续不断的民间盗墓在宋朝整个盗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在民间盗墓蔚然成风的南宋，有史可查的民间盗墓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长安城附近不断有盗发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汇编》中写道：“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长安附近的官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古墓。当时很多行人来来往往，所以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没有遭到掘盗。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为战乱，这座古墓终没有逃过此劫，被人给盗了。盗墓人在墓里得到许多古铜钟鼎之类的器物。经人看了一下样式，证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这个坟墓有个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头一样。墓室的窟室四面墙上都刻有很多类似侍卫的人。墓主人的头上有幞头，其妻子则穿着衣，都有着宽宽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间的服饰很像，只是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异。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人得出结论：几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经是宋代时那个样子了。
　　其实，民间盗墓当时并不仅仅是宋朝所独有。与之并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发掘冢墓的情况。《金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发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坟墓”也不能保全。
　　盗墓活动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是盗墓人太贪念于墓主的随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元史》有这样的记载：元太祖时代，张荣授金紫光实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也是民间出于经济目的盗发冢墓的史例。
　　但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用过此说，可见在民间的风行。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则是发掘墓葬行为极端的复仇形式。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王圭发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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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最后归处：解析宋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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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皇权高度集中的北宋，全国才有了一个初步统一的局面。只要有政权存在，就一定会把建皇陵提到日程上来。
　　北宋八陵位于今河南郑州、洛阳之间，南望嵩山少室，北临黄河天险，蜿蜒阻隔，东为巍峨挺拔、群山绵谒的青龙山，洛水东西横贯全县，自古以来就被北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所以北宋皇帝除徽、钦二宗外全部安葬在这里，统称“巩县八陵”。巩县的北宋陵区，北起孝义镇，西至西村，中贯芝田镇，面积约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偌大的陵区，真可谓是头枕黄河，足蹬黄河了。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代初，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
　　从唐代高祖李渊开始，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而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后陵建筑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它后陵都没有陵号。
　　巩县宋陵的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上陵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宋代建造陵墓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北宋营建帝陵时间短促，运料、营建以及入葬工程量都非常浩大，因此给人民代来了沉重的负担。例如，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时，仅被压死者就达二百多人。
　　北宋陵墓的布局
　　北宋八陵的建制与布局基本一致，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华表、石像生（石刻仪仗队）、阙亭（昭陵的两个阙亭都是缺角的房子，据说仁宗认为自己执政期间还有不完满的地方，故把阙亭建成这个样子以向人民表达歉意）、皇帝陵台、皇后陵墓（以上属于上宫建筑）和下宫。每陵皆有兆域，兆域也称陵域，四周植荆棘等。兆域内除皇陵之外，还有附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皇帝的陵台位居整个陵区的中心，夯土筑成，是个三阶梯的覆斗，底边呈四方形，长、宽约60米，台高约16米。陵台之上柏树成林，纵横如织，陵台之下则为皇堂，即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用条石或砖镶砌而成。
　　围绕陵台四周的是陵墓宫城的神墙，神墙呈正方形，边长约230米，墙的四面正中各设一神门，四隅有角阙。在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1对，南门的石狮则是站立的，称作跑堂狮，属“移动部队”。整个陵区庄严肃穆，诉说着皇权的威严与帝陵的神圣不可侵犯。
　　陵墓宫城南门为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1对，陵台前置石雕内侍1对，门外置上马石、下马石各1对，加上陵墓神道两旁对称而立的华表、石像生、石狮等，共有石雕60件，这是帝王才能享有的“待遇”。
　　帝陵石雕群中，排在最前的是望柱，又叫华表。宋陵望柱呈八角形，象征四面八方，其顶部是莲蕊，底部为莲座，中部刻有龙纹，是皇家建筑的特殊标志。接下来是象与驯象人，象在宋代是皇家仪仗队的先导，驯象人一般来自越南，另外象也暗含万象更新的意义。象之后是瑞禽瑞兽，宋陵的瑞禽是宋陵石雕中的杰作，也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为其它帝陵所没有。再后，是仗马和控马官，这也是仪仗队中不可或缺的。马的后面是象征高贵与尊严的虎、象征乖巧与吉祥的羊（羊也是祭祀品）。羊的后面是客使，共3对6个，是参加皇帝葬礼的邻国及少数民族的代表，他们手捧的宝物各不相同，从其长相和宝物的差别基本可以确定其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客使的后面，也就是靠近皇帝陵墓的方向，是武将文官。文官靠近陵墓，武将紧随其后，这反映的是宋代的官制。在朝拜序列上，也是如此。再向后，也就是陵墓宫城门外站立的，是头戴盔甲、手持斧钺、双眉紧锁、不胜其哀的镇陵将军。巩义市宋陵研究专家孙宪周说，“镇陵将军的后面，就是看守陵墓宫城的狮子了。”
　　一般来说，后陵设石雕36件，亲王公主的墓设18件，大臣墓设6～8件。石雕数量的多少，反映等级的不同。
　　后陵一般在帝陵的西北，建制和帝陵相同，规模是帝陵的一半。后陵的西北是下宫，这儿是为皇帝的灵魂供奉衣食的地方，也是管理陵园的官吏或宦官、宫女日常生活的地方，设有厨房、贮藏等场所。在这里，陵区管理人员每日都要献食于下宫的皇帝遗像。官员朝陵时，在上宫行祭之后，还必须到下宫去拜谒先帝圣容。
　　北宋皇陵的典范：永昌陵
　　永昌陵作为北宋开国皇帝的陵墓，尽管较前朝比较寒碜，但开创了北宋一代皇陵的典范。
　　永昌陵由上宫、下宫、孝章宋皇后陵、章怀潘皇后陵以及两个陪葬墓组成，陵区南北长2000米、东两宽约6000米。永昌陵卜宫地势南高北低，从陵区南端的鹊台至北神门石狮，南北落差达17。3米。由于常年平整土地，陵区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鹊台至北神门处有八阶台地，每阶逐次降低0。8～2。7米不等。永昌陵上宫的建筑大致包括：
　　鹊台2个，东西并列，间距42米。两鹊台为夯土筑成，平面大致呈方形。乳台2个，位于鹊台之北115米。西乳台东西并列，也为夯土筑成，顶部隆起，平面略呈长方形。东乳台底部东西长12米，南北宽6米，高3。2米；西乳台底部东西长11米，南北宽6米，高3。6米。宫城位于神道石雕像的北端，南神门距乳台基址约165米。宫城四周的神墙，地面以上部分已不存在，现存有四神门两侧的门阙和四隅的角阙基址。神门两阙台的间距一般为15米，门阙与角阙基址的间距在85～90米之间。根据现存门阙和角阙基址的位置看，宫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为240米。陵台位于宫城正中，距四神朗台的距离为93～97米。陵台现呈方形覆斗状，台顶平坦，四坡面斜直。现存顶部东西长18米、南北宽14米，底部东西长48米、南北宽45米，高14。4米。
　　昌陵现存石雕像45件。神道石雕像东西向分列，对称布置，每列像（组）与像（组）间相隔6～7。1米。由于地貌的变化，位于神道北部的文武官、武士等下半身埋于地下，南门和东门石狮仅露一头部。大致有望柱2件，位于乳台基址以北8米。两望柱形制、花纹相同，大小相差无几，如东列望柱，柱身棱面宽27～32厘米，通高540厘米。柱身与柱顶为一石，下置两层方形石座。土衬石的上面边部为斜面，上面中部凿有深l厘米的方形凹槽。象2件，驯象人1件，象做立状，长鼻着地，头系络头，身披鞯褥，背部雕有莲花座饰挡胸、后靴上系挂铃及缨穗。瑞禽石屏2件。石屏平顶，两边斜下，正面浮雕一只瑞禽，背景衬以山石，侧、背为素面。瑞禽似马头、禽身、风尾，面南立于山石上。在南下角雕有一只小兽，兽头向上探望，兽身龟缩于石洞内。角端2件，昂首，独角，长唇向上翻卷，兽身，两肋有翼，形体强健凶猛，似为雄性。马4件，控马官5件，马戴络头，口衔镳，颈系铃，背披鞍鞯，身置鞍靴，四腿遇空伫立，长尾及地。马的两侧各立有一个控马官，皆头戴头巾，身穿袍服，腰束革带，下穿紧腿裤，足着麻鞋，手握缰绳或执鞭。客使2件，容貌、服饰皆非汉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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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最后归处：解析宋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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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昌陵下宫位于上宫西北约350米，现地表仅存南门石狮一对。两狮东、西间距8。5米，合口，蹲姿。东狮身宽110厘米，高144厘米；西狮身宽115厘米，高146厘米。石狮以北的田地比较平整，仅在向北170米处有一道田埂。为确定下宫的具体范围，考古工作者在石狮之北的田间小路和田埂上进行了局部勘探。由勘探资料可知，下宫东边线在今两村镇附近，西边线在一条南北向田间小路东75米，北边线即为现田埂处。下宫范围南北长约165米，东西宽约135米。据《宋史》礼志二十六记述，永昌陵原有皇室陪葬墓15座。墓主人见于记载的有许王元僖及夫人李氏、魏王德昭及夫人王氏、楚王元佐夫人冯氏、将军惟正亡妻裴天等。
　　北宋皇陵的内涵
　　巩县的北宋陵园正中为高宗的陵台，象征着帝王“丰业”和尊严。陵台四周，柏树成林，纵横如织，故有“柏城”之称。宋时每陵设有专门负责培育柏苗、养植柏林的“柏子户”。而今，宋陵的柏树已不复见。陵台经近千年的风雨剥蚀，也失去了当年的雄姿。
　　陵台之下为皇堂，是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全部用条石镶砌。整个布局给人以方正端庄、拱卫森严的感觉。陵台到神墙南门中间的空地为献殿的遗址，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诸陵献殿建筑全部毁于元朝。据说，嵩山中岳庙大殿前的铺地石，就取之于这里。
　　从陵台到南神门，沿神道两侧排列有整齐对仗的精湛石雕，由北往南有：宫人与内侍石雕各一对。侍立于南神门西侧的为宫人，陵台左右的为内侍。宫人雕像眉目细长，双肩消瘦，束发簪珥，拱手而立，女性的特征惟妙惟肖。内侍雕像，体态微胖，神情拘谨，手持体现他们身份的球仗和拂尘。四门石狮各一对。其中尤以神宗永裕陵南门石狮雕像最为精美。武士雕像以对出。为神道两侧立像的排头兵，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雕像甲胄的纹饰仍然细腻传神。文武朝臣雕像各二对。文臣持笏，武臣拄剑，恭立神道两旁，象征着宫廷百官朝仪。藩使雕像各三对。藩使为参加北宋皇帝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代表。藩使刻像于帝陵之前，始见于唐太宗昭陵，是中原王朝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反映。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激化，帝陵仍立藩使像于神道两侧与文武朝臣同列恭候，除了不改帝陵规置的原因外，还象征着各少数民族政权要臣服于大宋皇朝。石虎、石羊各二对。虎是尊严与高贵的标志。羊，个性柔顺，形态淑美，我们祖先造字的时候，有“羊面从美”之说。自汉晋以来帝陵之前常置石虎、石羊为祛邪之物。仗马与控马官石雕二对。角端石雕一对。瑞禽石刻一对。石象与驯象人石雕一对。望柱一对。望柱类同华表，是意求吉祥的柱型石雕。望柱南为乳台一对，象征着子孙发达、繁衍万世、吉祥如意。
　　北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这就给后妃参与政事提供了条件。刘皇后临朝听政长达十一年，死后谥“庄宪明肃”，史无前例。在这之后宋代凡称别的皇后，谥号都由以前的两个字增加到四个字，反映了皇后的政治地位在封建礼法上得到了承认。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反映在陵寝制度上，表现为皇后单独起陵。在巩县共有二十一个后陵，建制和帝陵相同，仅仅是规模略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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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默许下的盗墓活动：陈奉盗墓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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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时间：明万历年间
　　作案地点：武昌
　　受害人：境内诸墓主人
　　作案人：陈奉及其党羽
　　作案手段：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
　　盗墓性质：官盗兼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引子
　　明朝的万历皇帝特别热衷于钱财的积累，是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图的皇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致使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刮，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
　　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的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等。其党羽爪牙则直入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更有甚者，为了敛财，陈奉竟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真可谓丧尽天良。
　　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他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耐何万历皇帝热衷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弹压地方官民。不仅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抗的百姓，甚至于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
　　由于敛财有方，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他竟动用了大量官兵护送。
　　陈奉的盗墓过程
　　万历年间，皇帝对金钱极度贪婪，上行下效，他手下的亲信太监也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陈奉就是其中之一。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征税采矿的宦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科级干部，可论权势却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招致民怨沸腾。有一次，陈奉从武昌抵达荆州，闻讯而来的群众数千人在途中鼓噪，争着抛掷瓦石击打陈奉等人。幸亏陈奉逃得快才得免祸。
　　得罪了当地的面姓，陈奉的财路大大受阻。正在陈奉愁无财可觅的时候，在武昌境内发生了一起盗李林甫发妻杨氏墓的案件。兴国州奸邪之人漆有光，告发居民徐鼎等人发掘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的坟墓，并告密说，徐鼎从墓中得到黄金有万余两之多。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向陈奉汇报了此事，神宗命令陈奉将这些黄金收入内府。意外之财竟然全部落入国库，自己分文未得，陈奉因此毒刑撬打责令居民补偿黄金，但是他也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那就是名臣将相的随葬品其实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于是他就将州境内的坟墓全都挖掘。巡按御史玉立贤上言说所挖掘的坟墓乃是元朝人吕文德之妻的坟墓，并非李林甫之妻的坟墓，奸邪之人告发的奏言，所说大都不能相信，并且让神宗皇帝下令命陈奉停止在各处的挖掘。奏疏送上，神宗不予理睬。
　　陈奉这次的暴行引起武昌百姓激烈的抗议风潮。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发生民变。史料记载，当时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向万历皇帝奏道：“陈奉威吓诈骗官民，犯上违制自称千岁。他的党羽甚至直接闯进百姓家中，奸淫妇女，或者将妇女抢掠到税监署之中。王生的女儿，沈生的妻子，都被他们逼辱。因而召致士民公愤，有万余人甘愿与陈奉同归于尽，巡抚、巡按和地方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掩护了他好几天，才使他得以保全。但是巡抚支可大却歪曲事实为之蒙蔽朝廷。这样天下的祸乱，什么时候才将是个头！”大学士沈一贯也上言：“陈泰入楚，开始便有武昌一次民变，随后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