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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精神:直面历史与经典的13堂课-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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龅郊页の实氖牵骸昂⒆友д飧鲎ㄒ到茨苷业焦ぷ髀穑空飧鲎ㄒ档那巴窘春寐穑俊弊艿糜幸恍┤宋俗非笳胬矶幌炔还搜矍暗南质道姘桑皇撬械难什皇撬械亩鞫家欢ㄓ辛⒏图暗木眯б妗Ｅ６俜⑾滞蛴幸Φ氖焙蛑烙惺裁从寐穑康笔迸６倨疵っ魍蛴幸Σ还且っ魃系鄣拇嬖凇０蛩固狗⒚飨喽月鬯烙惺裁从寐穑磕艽碐DP的增长吗？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有用吗？无用方为大用，你怎么知道没用？总得有一些人追求纯粹的真理，不要过多地考虑现实的作用。一个民族当然要有很多人去做实际的工作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但总得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人去做一些暂时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事情，而玄奘这种精神在日益现实的今天就特别可贵。倘若我们仔细考察玄奘在印度的留学生活，我们会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玄奘不仅是一个佛教徒，而且还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弥勒学者。现在中国佛教主要的是阿弥陀佛，在唐朝以前中国人主要信奉弥勒佛，不是今天前面有金元宝的弥勒佛，而是一个非常健壮、有胸大肌腹肌、留着胡子的壮小伙，今天的弥勒佛是宋朝流传下来的。玄奘是虔诚的弥勒学者，不是弥陀学者。中国人在翻译佛教时有个习惯，经常把“阿”丢掉，比如我们说的罗汉，标准是叫“阿罗汉”，是“永不退转”的意思，“阿”就是“不”的意思，现在简称为“罗汉”就变成“永远退转”，弥陀也一样，阿弥陀佛是“不死”的意思，长寿不死的一个佛，弥陀佛就是死的意思，但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
第二，很多留学生到国外留学，学经济就学经济，而玄奘的学习态度不是如此，玄奘是佛教徒，事实是玄奘广为游历，无时无刻不在学习，玄奘在印度学习的内容远远不止佛教，他甚至花大力气学习了佛教的对立面，学习了很多其他哲学思想，“钻经但不封闭，开放而有所守”，他什么都学，但是他不会迷失方向，他守的还是佛教，这样一种学习态度在今天是有重大借鉴意义的。
玄奘与时代精神（8）
第三，玄奘完全可以有机会有条件停留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天堂圣地，但是玄奘还是选择了回国。
这一点大家也许会反驳我，说我这样说不对，唐朝的时候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就是唐朝，玄奘怎么会不回来呢？像现在哪有听说美国到中国的留学生在中国不回美国的？我80年代中期去美国留学，没几个回中国的。唐朝多好呀，满大街都是外国人，李白也未必是汉族人。白居易不是汉族人，白居易是胡人是外国人，他的太太是他的姑妈，后来白居易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始终和汉族的学士交往，他太太受到影响，知道嫁给侄子是不好的，因此投井而死。唐朝满大街都是外国人，安禄山是伊朗人，史思明、高仙之都是外国人，唐诗里面充满了外语，大家不要以为唐诗都读得懂。比如“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这是傍晚的景色，马上就要落山的太阳光芒照耀在江水上，一半的江水变成了红颜色，“瑟瑟”是一种祖母绿的宝石，一半江水像祖母绿一样发出耀眼的绿色，一半江水变成红色。我经常问大家中国的民族乐器是什么，有人说是二胡，有“胡”字的一听就是胡人的乐器，“琵琶”这两个字就不是汉语，“唢呐”从名字都可以知道是外语，这些乐器都是在唐朝前后进入中国的，唐朝是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但大家不要忘了玄奘是怎么出去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他身上背负着一个罪名，他不知道回唐朝会不会受惩罚、会不会被抓、会不会掉脑袋，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玄奘的伟大，玄奘到印度学到最高的佛法，学到一身本事，想把学到的佛法回报自己的同胞，他再一次不惜冒风险回国，是指他偷渡国境的风险，这个罪在唐朝是重罪。玄奘学有大成，他也确实和当时的唐太宗李世民特别有缘，唐太宗其实不信佛教，不知道他信什么，恐怕比较信道教，但唐太宗觉得自己有件亏心事就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不是太子，但他把太子杀了，把老爸李渊逼成太上皇，自己当了皇帝，李世民晚年心里一直觉得不大安稳，他晚年经常和玄奘讨论因果报应，李世民不信佛，只不过心里觉得有鬼，他信鬼，他觉得不安稳，找一个高僧请教是否有因果报应。玄奘和唐太宗非常投缘，唐太宗也的确希望玄奘能够还俗担任官职，但玄奘拒绝了，他明白地表示自己要独立弘扬佛法不当官。在这一点上，就把玄奘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区分开来，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学得知识后要卖给帝王，用知识换得一官半职，去换俸禄，这是很崇高的，非常正当，还有一种说法叫我早晨还在种地晚上就是朝廷的官员，因为我考取科举了我中了进士。科举考试在唐朝的时候非常盛行，新科进士鱼贯而入，有一个人在城门上暗喜，这个人就是李世民。李世民看他们考中进士披红戴绿走进门洞的时候，说“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意思是你们都上了我的当都掉到我的坑里了。你既然卖给我，还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哪里还站得住？你的知识是要帝王来认可的，知识没有独立的价值，知识是敲门砖，当官之后就不读书了，大家看看《儒林外史》就明白了。玄奘非常重视知识的独立性，看重知识的本身价值，他不认为知识是某种可以交换的手段和工具，知识不是错误，知识可以发挥现实效应，但不能用来简单地买卖。
玄奘与时代精神（9）
不仅如此，玄奘是一代高僧，他在唐朝的僧人中地位很高，但他不仅没有还俗当官，连佛教界的官都没有当过，玄奘只担任过大慈恩寺的方丈主持，大慈恩寺是一座刚刚修好的庙，根本不是像洛阳白马寺、开封大相国寺、嵩山少林寺是几百年的名场，只不过在一个新修的庙里当了第一任方丈。这让《西游记》的作者特别想不通，作者是个汉族的文人，他想不通，皇帝请他还俗他不当官，佛教界的官也不当。在《西游记》中玄奘是有个官的，作者给他安了一个官，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大唐佛教协会第一副主席、全国佛教协会负责人。玄奘坚持自己的看法，有时不理会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玄奘的不听从不见得玄奘是对的，比如唐朝皇帝建议玄奘把带回来的经书先翻译中国没有译本的佛经，可玄奘就是不干，玄奘坚持按照自己的计划翻译，玄奘经常觉得以前的译本不好又重译，玄奘翻译的1335卷是反复的，导致好多中国本土没有翻译的佛经，玄奘把梵经背回来但没有翻译，皇帝的意见是对的但玄奘不听。玄奘是非常倔强的，这反映了玄奘高尚的品格，是他身上特别的闪光点，在中国文人中是少见的。
第五，玄奘是个僧人，但绝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只顾自己修行的僧人，他有超强的组织能力、教育能力，是很有实际能力的人。
玄奘是人类历史上顶尖的翻译大家，他的翻译开创了中国翻译史的新时代，玄奘的翻译不是凭借一己之力，他非常出色地组织了一个翻译团队，完善一个翻译机构，集体翻译，不仅形成相当完备的制度和机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玄奘还总结出一整套的翻译理论，今天我们还在用，比如非常著名的“五不翻”，要把外语翻译成中文有五种不能翻，第一是“秘密不翻”，比如六字箴言，是“啊，莲花里的珍宝啊”的意思，把佛法称赞为珍宝，且是在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里，希望我们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争取用莲花供奉佛法；第二是“始无固不翻”，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翻，比如可口可乐；第三是“生善敬不翻”，听到就产生由衷的敬意和善心的不翻，比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般若波罗密”的意思是渡过人生这条苦河凭借智慧渡到对岸。
玄奘是有一套理论的，而这套理论依然具有相当的智慧。玄奘和我们所生活时代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这当然不是一场短短的演讲可以解决的，更不是像上面这样简单明了概括几点就可以交待的。我今天讲的只是个人粗浅的想法，“玄奘精神”、“重走玄奘路”已经成了流行的时代话语，可是这里面究竟有多么丰富的精神内涵和财富，还有待发掘和研究。我们必须理解鲁迅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中的一段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过去阅读这段文章的时候，经常把玄奘仅仅归在舍身求法的人中，实际上玄奘不仅是舍身求法的人，他也是埋头苦干的人，也是拼命硬干的人，也是为民请命的人，总而言之玄奘毫无疑问是“中国的脊梁”，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今天正是需要脊梁的时代。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1）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学院副教授，主攻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研究。1962年生，黑龙江讷河人，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后。著有《敦煌百年》、《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等论著。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 孟宪实
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唐太宗这个问题，非常高兴。我在《百家讲坛》讲过这个题目，今天把精华集中在一起，就叫《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取得的业绩和其他皇帝对比一点也不逊色，可以称得上是“千古一帝”，“千古一帝”这个词也会用在秦始皇、汉武帝身上。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中国的时候，大概有三个成果是至今我们仍会感到自豪的。因为那是在封建帝制时代，在那个技术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后人继承、学习的典范。值得我们回忆、研究、认真学习的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君臣关系特别好。
唐太宗和魏徵等著名大臣的关系非常好，唐太宗有一个叫“纳谏”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制度规定或经常性的行为，使他和大臣之间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在以前和以后的历史时代很少能够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读物、正规的史料记载或者电视电影更多看到的是君臣、大臣之间经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上面是勾心斗角，下面是尔虞我诈，为一己之私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我们习惯用这种观点看整个历史和所有政治，认为中国历史从来就是一片黑暗。唐太宗时代不是这样，君臣关系良好，彼此之间如同亲人，1300年之后，我们重新看这段历史仍会受到感动。
第二，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很和谐。
我们经常讲的社会关系其实就是阶级关系，即统治集团如何对待社会的弱势群体、劳苦大众。社会关系是否健康，是否美好，主要的表现方面，是看那些最普通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怎样、在国家的地位怎样以及统治集团在制定政策时是否注意到劳苦大众。
我们不能不动容的是，唐太宗时期，最高的统治集团从唐太宗本人开始，很注意老百姓的生活，很注意他的政策是否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在碰到问题时主要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归到百姓身上。比如事情做错了，不会把责任归于百姓，而是先从自身寻找原因。唐太宗曾和大臣讨论一个问题：现在社会治安很差、犯罪的人很多，如何控制犯罪呢？这是朝廷要考虑的问题，有人提出大乱之后人心不古，应当施行严刑峻法，用残酷的法律实施最残酷的打击，老百姓不敢犯罪，就完成了“去贼”的任务。唐太宗不同意，他说：“应当分析为什么百姓会犯罪。凡是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所有的人都有廉耻之心，为什么他们不要廉耻去犯罪？一定是生活无着，被生活所迫。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2）
老百姓的生活为何会成为这样？一定是政府工作做不好，国家要求的太多，盘剥太多。严刑峻法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要从朝廷找原因，应当减轻对百姓的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如果所有的百姓都安居乐业，就不会有人去犯罪。应当从我开始做，我的要求就要降低减少，国家也要降低减少要求，轻徭薄赋。”想一想，到今天我们对待犯罪这样的社会问题，是不是都这么看待的？1300年之后，我们是否达到唐太宗的水准？唐太宗知道国家是个系统，各种因素互相影响，如果考虑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政策在那样的生产力状况下，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也能达到比较完美的状态。贞观四年的时候，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也就只有200多万户，全国犯死刑的不过几十人，史书评价说那时候刑法快用不到了，因为犯罪率很低。在贞观时代即使是犯罪的人，信守诺言的素质也是很高的。贞观六年时有300多死囚，皇帝和大臣入秋最后一次看望死刑犯，是审判的最后一道程序。前面所有的大臣判完之后，皇帝要亲自过一遍。如果一个死刑犯在皇帝面前喊冤，这个案子必须从头再审，为的是防止法官判案不公。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到大理寺“入秋”，300多死刑犯没有一个人喊冤，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案子法官的审判是公平的，自己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皇帝觉得大理寺的法官很称职，在判案时能够秉公执法，皇帝很欣慰。于是皇帝和300多死刑犯有一个生死之约：给这些死刑犯放一年假，明年秋天再到监狱报到。每个死刑犯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得到了将近一年的假期，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问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生命还有一年，你将怎么样度过？唐太宗时代是300多死囚来回答的问题。第二年秋收过后，300多死囚全部到监狱报到。所有人都知道案子已经审判完毕就等待执行了，这一年就是生命的延续。如果逃跑有可能获得更长时间的延续，可是这些死刑犯没有用这样屈辱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人说话都是算数的，既然在皇帝面前立下保证，即使生命不再延续，也要回到监狱报到，所以300多死刑犯按时回到监狱，唐太宗下令这300多死刑犯全部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有些人不能理解，甚至不想理解，有些人说这一定是在做秀，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太多做秀的场面，但唐太宗的这个“做秀”其实是很难的，300多死囚分布在全国各地，那时不能用电视跟踪录像，也没有干警跟踪，我们应该相信这300多死囚是生命的最后觉悟，在最后一刻觉悟到生命的价值，知道信守诺言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这样的事也只有发生在那个年代，后来可能真的很难发生了。除了考虑到犯罪人员自己的觉悟以外，更主要的应当是皇帝，他一定是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一定是觉得那道题很重要，即生命延长一年怎么做。这些死刑犯在最后一年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阶级让他们体会到生命是什么价值、生命应当如何珍视、这一年应当怎么办。没有最高当局这道题目的布置，300多死囚可能到最后也不能明白生命的价值何在。信守诺言表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和唐朝统治者一开始在政策理念上就能注意到百姓是有关系的。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3）
根据史料记载，贞观元年的时候在山东青州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次政治事变，有人想谋反。地方官员接到中央指示去抓人，抓了两千多人，朝廷派法官崔仁师到地方去审判这个案子。崔仁师到青州下车后先给犯人松枷，然后让犯人洗澡、吃饭。经讯问，知道两千多人中多数人是冤枉的，他把能够放的人全放了，最后剩下十个人。这十个人确实是想谋反。案子结了以后，崔仁师回到中央报到，大理寺的官员为崔仁师捏了一把汗，他们认为人都有一个本质的弱点，就是贪生怕死，剩下的十个人肯定会咬崔仁师一口，说他们也是无辜的，为何没有放走。崔仁师说：“作为法官，判案是要依法判案，我要用法律的准绳。我不能在判案的时候首先想到自己在这个案子中的利害得失，这不是一个法官应有的行为。我只是看他是否有这件事，是否符合法律的衡量标准。如果我判错了是有可能的，我判错了我愿意承担责任，如果为那两千多人失去我自己的性命，我认为也值。”皇帝派另外一个人核查，核查的结果是那十个人没有人说崔仁师判案不公，皇帝很欣慰很感叹。魏徵说在隋炀帝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个刑事案件，是一个强盗案件，有人拦路抢劫。皇帝听说案子发生后很生气，传令要坚决打击。派去的人对被抓的人拳打脚踢、严刑拷打，抓了两千多人。案子报给皇帝，皇帝下令同日处斩。朝廷的一个法官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觉得这件事很悬，于是暗中调查，结果大吃一惊，两千多人中绝大多数和案子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发当天还有几个人在另外的监狱里关着，但从那个监狱刚放出来就被抓进这个监狱打，没有办法只有招认有罪。其实只有三个人是真正拦路抢劫的，可是隋朝是如何定这个案件的呢？官员没有人敢反驳，即使了解案情的这个法官也不敢汇报，上上下下所有官员就看着这两千多人同日处斩。这就是隋朝为何会那么快灭亡的原因。贞观时代为何叫“贞观之治”？崔仁师这样的法官可以对法律对仁义负责，隋朝没有人敢负责，两千多人同日处斩，就是两千多冤魂啊。朝廷把无罪的人当成有罪的人杀了，他们的亲人子孙如何不参加推翻隋朝的暴动？同样相似的案件，在唐朝是如何做的？相关的人会感激朝廷，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命运，贞观时代的百姓一定会感谢朝廷，隋朝的百姓一定会仇视朝廷。隋朝很快就灭亡了，因为培养了太多的掘墓人，培养得越多越快，自己完蛋得就越快，这是历史的规律。贞观时代的人会感激生存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幸运的，朝廷知道自己的命运和百姓是息息相关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首先是荀子讲的，孟子也讲过类似的话，也是贞观之治的名言。在百姓、国家和国家的统治者之间，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国家利益是其次的，最后才是统治者的利益。千百年来我们习惯的做法、认识正好相反，我们认为统治集团是最重要的，然后是国家，最后是百姓。不考虑百姓的利益，社会能够和谐吗？我们现在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关键是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如何对待老百姓。如果对他们照顾不够，问题就多发，改变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社会要和谐，社会秩序就要良好。社会秩序靠统治者的统治政策，老百姓是被动的。贞观时期很重视如何对待百姓，在政策上努力贯彻这一点。过去我们讲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即“以民为本”，因为皇帝的名字是李世民，所以说“以人为本”。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4）
贞观时期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非常崇高，说那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一点问题都没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日中天，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从此以后唐朝的皇帝就有一种权力，即调解国际纠纷、调解国际关系。当然为这种关系这种地位，也付出很多代价，但唐朝的国际地位崇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讲一件事，贞观十五年的时候，唐太宗派特使到西域封西突厥的可汗，那时成为统治区域的可汗，要得到唐太宗朝廷的批准和认可，特使去宣布任命。这一年唐朝派特使到西域去册封西突厥，唐太宗让特使顺便买些马回来，让特使先去册封然后买马。魏徵进谏说这样可能有问题，让特使册封还要买马，当地的人会觉得你的特使买马是主要的，册封是次要的，如果当地人有了这样的认识，问题就很大了。可汗是当地合法性的标志，册封使可汗对下属的统治有利，册封三心二意、不合规矩，特别是特使去买马，让可汗成立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就让可汗的威信降低了，人民对可汗的忠诚度也降低了，所以要另外派人买马。如果册封做得很好，西突厥自然会送来马匹。唐太宗听后，赶快派人追上使者，让他不要买马了。这就是天可汗地位的体现，可汗要经过天可汗的册封。那时中国具有国际地位，全世界各国都会派人到中国来，和今天是一个习惯，哪个国家留学生多意味着哪个国家的发展好。全世界优秀的人都去美国，欧洲对留学生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想吸引留学生，但都效果不大。那时候，中国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国家，体现了中国的文化和国际地位，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国际地位、国际格局。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不是天可汗，我们不是想恢复那种格局，但是在此举一下例子，1300年前中国的地位是受到广泛认可的，这是自己争取的。这个例子关系到社会关系、国际地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认真研究。
贞观时期具有这样的地位，所谓的“贞观之治”，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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