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前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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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方

【由文，】

第一章　志存高远

1。蝙蝠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从大学时代起，从政就一直是我的理想之光，欲望之火，它像宗教一样，在我研究生毕业时，鼓舞着我以第一名的成绩闯进了市政府那扇神圣而又神秘的大门。

我从小就有拿破仑式的野心，但是我不知道这是理想还是欲望。穿过岁月的迷雾，抚摸那些从指间滑过的青春，我发现理想和欲望是很难区别的。有太多的理由证明，理想就是欲望，欲望就是理想。

当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州市市政府办公厅时，是有着远大理想的，然而这理想经过岁月的磨砺却越来越现实。这种现实让我不敢放纵自己的感性，否则我不仅生存不下去，还会死于内心。我之所以能坚持住，是因为我有理想，尽管此时我还不知道，这理想是少数人的游戏，我只懂得即使我的理想是少数人的游戏，那也是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与张副市长结缘以后，认识越来越深刻。

张副市长叫张国昌，团干部出身，是东州市最年轻但资历最老的副市级领导，带着一副金丝边的近视眼镜，中等身材，俨然一位学者。张国昌天生一副领导派头，由于他深谙权谋，所以在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很有既威严又和蔼的魅力。威严时，只要张副市长一出现在会场，会场立即鸦雀无声，拍板定事，无论是主任、局长，还是区长、县长，没有人敢说个“不”字。和蔼时，他谈笑风生，平易近人。每到中午休息时，张副市长都会到办公厅各处室去打打扑克，时间久了，大伙都知道这个时候张副市长随和可亲，不用太拘束。

当年，时任市长助理的张国昌当选东州市副市长争议很大，与之相争的是曾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李绍光。李绍光已经在东州市副市长的位置上挂职锻炼了近一年。正好赶上换届选举，张国昌与李绍光好有一搏。十位市长、副市长候选人应当差下去一位的，按照上级领导的意思差下去的当然是张国昌，但是对于张国昌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他哪肯放过。一个人在政治斗争中的坚强与软弱，诚实、虚伪、果断或犹豫不决都可能成为他在权力阶梯上晋升的机会与反机会。张国昌抓住了机会，他利用在东州市根深蒂固的影响，获得了与李绍光相同的票数，而且两个人的票数虽然过半但都最少。这个结果是组织上所没想到的。政治体系是最讲平衡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比如当朱元璋对右丞相胡惟庸办事隐瞒、专断不满时，不仅不撤胡惟庸职务，反而把胡惟庸晋升为左丞相，同时任命胡惟庸的敌手汪广洋为右丞相，这样既可依靠胡惟庸办事，又可依靠汪广洋作为自己的耳目，监督胡惟庸的行为。为了平衡起见，张国昌当选了东州市副市长，而李绍光因祸得福，升任东州市市委副书记主管全市组织工作。另外，两个人都负责东州市的城市建设工作。

据说在省里，李副书记的官声不错，他除了在机关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深入调研，手里掌握着基层的第一手材料。在东州市工作不到一年，也是经常下基层办公，还多次上交自己退不掉的红包、礼金。但是多年来东州市的副市长都是上边下派的，土生土长的干部上不去，人大代表也有一种逆反心理，这也是张国昌当选副市长的重要原因。

说来惭愧，我一直住在民航宿舍大院，这是妻子杨娜向单位借的住房，妻子在东州航空公司工作，航空公司的待遇虽然较高，但毕竟是女职工，很难分到房子，便通融了主管房子的领导，借了一套五十平方米住房，其实我为房子的事一直对厅里的领导耿耿于怀，但是没办法，谁让咱是最年轻的副处长呢。在中国年轻就得等，等待有时是唯一的选择。实际上，我们的悲哀就在于倚老卖老，而不是倚智慧卖智慧。年龄的悲哀在于年长者以经验自居，其实经验与年龄并不成正比，否则年少有为者无法解释。那么经验与什么成正比呢？经验与对生活思考与内省的程度成正比。人们对生活思考与内省得越深，生活给予他的就会越多。一个一生都不会思考与内省生活的人，只能空活百岁，有什么经验可言？如果说有也只能是自以为是的行尸经验。我们都在风雨中追逐，寻找自己的路，征服黑暗的责任要求那些善于思考与内省的人将经验释放出来，尽管这种释放曾被设置了无数年龄的障碍。年龄的代名词是资历，然而，资历扼杀了多少思考与内省后的思想呢？

杨娜实在不愿意住这套借的住房。因为今年夏天的晚上，这房子闹了两次“鬼”，都快把杨娜吓出精神病来了。女儿蕾蕾刚上小学四年级，在寄宿学校上学。我经常忙得半夜回家，因此，杨娜经常晚上一个人在家。

夏夜的民航大院，非常幽静，圆月的清辉洒满小路，我在单位加班到很晚才回家。一进屋，刚打着灯，杨娜就从卧室慌慌张张地走出来，像是受了惊吓。

“雷默，刚才屋子里飞进来一只鸟，把我吓坏了。”杨娜手舞足蹈地说。

“净瞎说，有纱窗，怎么会飞进鸟呢？”我不可思议地问。

“是真的，它飞进来后，在屋子里飞了两个来回就不见了。”杨娜心有余悸地说。

我知道妻子胆小，连忙劝她说：“好了，好了，我回来了，你啥也别怕了，快睡觉吧。”

杨娜见我回来了，心里好像有了底，便不像刚才那样紧张兮兮的了，连忙给我打了一盆洗脚水，便回床睡了。

天气太热了，我洗脸刷牙后，又擦了擦身子，然后坐在沙发上一边泡脚一边看电视，突然一只黑乎乎的东西从窗帘后面爬出来，“呼”地一声飞了起来，在屋子里“呼呼”地飞个不停。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拖着两脚水，直奔凉台打开纱窗、又关上卧室的门，那只黑乎乎的东西飞了几圈后，一下子从窗口飞了出去。我赶紧关上纱窗。我看得清楚，这是一只蝙蝠。此时，杨娜从卧室里出来，惊恐地缩成一团。

我真没想到住宅里会飞进来蝙蝠，再说窗户虽然开着，但都有纱窗，蝙蝠怎么会进来的呢？我见杨娜很害怕，便安慰道：“娜，没事了，从窗口飞走了。”

“雷默，你看清是什么了吗？”

“好像是一只蝙蝠。”

“怎么会是一只蝙蝠呢？”

“我也不知道，以后千万要关好纱窗。”

折腾了半天，我和杨娜才躺在了床上。妻子满腹牢骚地说：“都当上副处长了，连个房子都分不上，要不是我们公司领导慈悲，借给我这套五十平米的小屋，我和女儿就得睡大街上。”

房子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向厅领导申请了多次，怎奈僧多粥少，便不耐烦地说：“你看，你又来了，非捅我腰眼儿。”

“本来嘛，多亏咱女儿在寄宿小学，不然，非被这蝙蝠吓坏不可。”

“我女儿胆大着呢，说不定她逼着我抓住，拿到学校当标本呢。”我开玩笑地说。

“有其父必有其女。”

杨娜说完一转身，背对着我睡了。我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妻子一直是我的生命意志，我们命中注定为彼此而生，她不断地鼓舞我站在生命之上，向高处攀登，我却在攀登中学会俯看。爱让存在得以升华，获得意义，尽管这意义很可能让我成为受难的约伯，但我坚信幸福就像坚信上帝一样。

第二天傍晚，我推掉应酬，一下班就往家赶。昨天晚上，杨娜受了惊吓，我想多陪陪她，便按时回了家。我俩吃完晚饭后，一起看了一会儿电视，忙了一天都挺累的，便上床睡了。

半夜时分，我被扑噜噜的声音惊醒，我听见一种“吱吱”的声音，我连忙打开灯，只见一只黑糊糊的蝙蝠正倒挂在雪白的窗帘上两眼放光，龇着牙叫个不停。我顿时感到头发根倒立，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

我顺手操起枕头冲着蝙蝠抡了过去，蝙蝠顿时被打落在地。我顺势用枕头把蝙蝠按在地上，冲杨娜喊着：“杨娜，快把扫笤帚给我。”

杨娜一直缩在床上，听我这么一喊，才手忙脚乱地跑到厨房，拿来扫帚递给我。

“快，快，把纱窗打开。”我大声喊着。

杨娜连忙把纱窗打开。我用枕头和笤帚夹着蝙蝠从纱窗口扔了出去，然后连忙关上了窗户，这才松了口气。

“杨娜，太奇怪了，纱窗关得好好的，蝙蝠是怎么进来的？”我莫名其妙地问。

“你好好找找原因，要不然，我一个人可不敢在家呆着了。”杨娜惊魂未定地说。

我从南屋走向北屋，从北屋走向南屋，终于发现在凉台与铝合金窗框相接的下方有类似于鼠类的排泄物，就像是个老鼠窝。

“杨娜，原因找到了。”我兴奋地说。

杨娜赶紧跑过来，惊异地问：“这不是老鼠粪吗？”

“哪儿呀，这一定是蝙蝠的排泄物，它一定是在这个空隙里坐窝了，快找东西我把它堵上。”我催促道。

杨娜赶紧找了木条、纸、破布等东西，我费了好大劲把这个洞给堵上了。

“杨娜，这回肯定没事了。它就是吸血蝙蝠也不怕了。”我逗趣地说。

“你净吓唬我，怎么会有吸血蝙蝠呢？”杨娜毛骨悚然地问。

“怎么没有？动物世界里把这种吸血蝙蝠叫做吸血鬼。”我虚张声势地说。杨娜听了吓得一头扎进我怀里。

我从小就听说过“吸血鬼”的传说，这些吸血鬼大多与吸血为生的蝙蝠有关。我曾经看过一则报道，在墨西哥西部沿海的那亚里特州，一种吸血蝙蝠经常在夏季的夜间出来觅食，主要靠捕捉昆虫和吸食动物的血液为生，但是很多当地居民不幸成为这种蝙蝠的攻击对象，他们大多在户外睡觉或者晚上休息时没有将窗门紧闭而导致吸血蝙蝠穿堂入室。一想到“吸血鬼”，我也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在大学时，我就知道“血蝠主义”代表丑陋的真理，是心灵枯竭的象征，这一夜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玫瑰花丛中藏着一个土馒头，我把土馒头挖开，发现了一口棺材，我试着打开棺材，里面迸发出千种哄笑。我吓醒了，当然只是在梦中醒了，发现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有许多荆棘，但是没有一朵玫瑰花。

自从屋里闹蝙蝠以后，杨娜就得了失眠症，好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她直闹着让我向厅里申请房子，弄得我着实上了一阵子火。

2。论文

早晨，处内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手头的工作，有的在电脑前打字，有的在接电话，有的在处理文件。我在办公桌前正在修改一份文稿，副市长张国昌的秘书韩寿生走了进来，处内工作人员纷纷与韩寿生打招呼。在我眼里，韩寿生是一个颇有城府和心计的人，平时话语不多，很难看出他在想什么，看他一眼就觉得没有安全感。韩寿生三十七八岁，却长相老成，三十刚过就是列宁头了，乍一看有四十七八岁，韩寿生也很会利用自己的长相，与别人介绍自己时，从来都说自己有四十七八岁了，搞得很多比他年长的人称他为“生哥”。在东州官场上，张国昌是很有份量的副市长，韩寿生很会利用这种份量，“生哥”就像称呼黑道老大一样叫开了。

韩寿生走到我的办公桌前似笑非笑地问：“雷默，忙啥呢？”

“改个材料。”我谨慎地回答。

“先放一放，张市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韩寿生压低声音说。

“张市长找我？什么事？”我惊异地问。

“不知道。去了，你就知道了。”韩寿生诡谲地笑了笑说。

东州市政府办公厅共有五个综合处，综合一处对市长，综合二处对常务副市长，其他三个处分别对两位副市长。综合处是政务处，实际上就是各位市长的办公室。市政府的所有决策都是从综合处里酝酿出来的。在综合处工作很辛苦，没有节假日，没有大礼拜，熬夜写材料是家常便饭。虽然综合处的工作人员离市长很近，但除了正副处长以外，其他工作人员市长们未必能叫上名字。只有张副市长例外，他一到中午就到各综合处室与大家打扑克，这让他赢得了没有架子的好名声。综合四处主要为主管外经外贸的副市长肖继文和主管城市建设、商业的副市长张国昌服务，从分工上，我作为副处长为蒋副市长服务，而作为处长的老杜负责为张副市长服务。当然，老杜忙不过来时，张副市长的工作我偶尔也跑过几次，但是像今天这样专门到办公室谈话，还是第一次。其实，我错了，后来我才知道，自从我任综合四处副处长以后，张国昌就开始注意我了，张国昌不是那种平庸型的领导，他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有远见的人物，但他出身卑微，从小是孤儿，当过装卸工，没念过大学，靠自学成才，为了掩饰自己卑微的出身，他尤其对自己的服饰极为讲究，有人说张副市长还出过一本诗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张国昌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需要身边有一批忠心耿耿的人才。从才能上讲，张国昌对我相当满意，他还要考察我的忠心。当然这一切我并未察觉。不过，我隐隐地感到，这次他找我可能是一次机会。

韩寿生的办公室在张副市长办公室的外屋。我随韩寿生走进办公室，他让我先坐，然后推门进了张副市长的办公室。我有些拘谨地坐在沙发上，心里琢磨着张副市长找我会有什么事。

墙上挂着一幅画，是一只鹰，利爪上抓着一条蛇，我觉得这幅画颇有深意，当然出自名家之手，看来韩寿生是很有野心的，他不仅要像鹰一样展翅高飞，而且还有捕蛇的野心，我知道张副市长是属蛇的，然而蛇是代表智慧的，没有它的引诱，亚当和夏娃也不会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韩寿生在办公室挂这幅画难道仅仅是向往鹰的高傲吗？画的上方还有一轮红日，我不禁想起查拉图斯特拉的名言：“啊，伟大的太阳，如果没有被你照耀的人们，你的幸福在哪里呢？”我知道韩寿生心中的太阳是什么，也知道张副市长心中的太阳是什么，因为他们心中的太阳和我心中的太阳是一个，只是升起的高度不一样，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轮太阳，只是从政的人更崇拜它。我正胡思乱想间，张副市长红光满面地从里屋走了出来。

“雷默，来啦，到我办公室坐吧。”张副市长和蔼可亲地与我打招呼。

我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张市长，您好！”然后拘谨地随张副市长走进办公室。

张副市长的办公室很大，一面墙的书柜，一圈的高档沙发，老板台前有一张高背黑色真皮转椅，转椅右后侧是一面国旗，老板台正对面的墙上挂了一张镶在紫檀色木框里的横幅，写着“宁静致远”，字体遒劲飘逸。大红地毯，有几盆高档鲜花点缀。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

张副市长从办公桌上拿起一盒软包中华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接过烟赶紧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给张副市长点上火。张副市长指了指沙发示意我坐下。我谦恭地坐在沙发上。

韩寿生从饮水机上给张副市长专用的不锈钢茶杯加了水，又给我用一次性纸杯倒了一杯白水，然后从张副市长的办公室退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张副市长一边喝着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用欣赏的口吻问：“雷默，在办公厅工作有七、八年了吧？”

我拘谨地笑着说：“张市长，您记得真清楚，我到办公厅工作七年半了。”

张副市长深吸了一口烟，慨叹地说：“我看了你写的书和发表的一些文章，很有见地呀。”

我谦逊地笑了笑，“让张市长见笑了。”

张副市长赞许地挥了挥手说：“最近你在《东州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提出，城市要向黑水河南部发展，产业结构要变‘二一三’为‘三二一’，我很赞同。”

我对张副市长的夸奖既兴奋又拘谨，赶忙把半截烟放在烟缸里，打开笔记本开始记录。张副市长又换了一支软包中华烟，他经常是一支抽几口就掐灭，然后再换一支。

张副市长一边吸烟一边说：“东州市是清江省的省会，是北方地区的集散中心，以东州市为中心到大阪、汉城、伯力都是两个小时的飞程，东州市应该成为区域经济圈中起核心作用的领袖城。”

我来不及思考，不停地拿笔记着，惟恐漏掉什么。多年的职业习惯使我的字写得龙飞凤舞，但记得很快，我能将领导说过的话几乎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

张副市长喝了一口茶，又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接着说：“东州市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必须重塑城市功能，为此，我想请你这个硕士把我的观点总结一下，写一篇关于把东州市建设成北方地区中心市场的论文，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要求五万字。怎么样？”

我一边记一边回答，“没问题，张市长，我会按时把文稿交给您。”

这时，张副市长和蔼地问：“雷默，副处长当几年啦？”

我心里一热，连忙回答：“快三年了。”

张副市长赏识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用鼓励的口吻说：“好好干！”

我赶紧从沙发上站起身，知趣地说：“张市长，没有别的事，我先回去了。”

张副市长送我到门口，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好，没事常来坐坐。”

从张副市长的办公室出来以后，我心里一阵激动。我觉得张副市长能将这样一篇重要文章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如果我完成得出色，一定会得到赏识。十年寒窗立下的宏图大志就可能有机会施展。我决心以这篇文章为契机加深与张副市长的关系。不过我激动之余，也很狐疑，这篇文章要求五万字，发表太长，成书太短，我心里隐隐感觉到，这是张副市长的硕士毕业论文。但是，张副市长为什么不明说呢？这大概就是政治吧，政治是需要悟性的。想到这儿，我神采飞扬地走在市政府办公厅幽长的走廊上，心里充满了希望。

3。应酬

吃过晚饭后，我想静下心琢磨琢磨张副市长的硕士毕业论文，我是一个抓住机会就不撒手的人，为此，我从进入市政府那天起就开始做准备，尽管我觉得自己准备的够充分了，但是机会却从来未垂青过我，不过，这次不同，我有一种机会终于来了的预感。我正在书架上找着适合参考的书，家里的电话响了，杨娜接完后告诉我朱达仁和陈东海请我喝酒，车已经在楼下了。

朱达仁是市房产局房政处处长，由于大学是学哲学的，因此，言谈举止很有点大智若愚的味道；陈东海是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由于是全市公安系统唯一科班法学硕士，因此说起话来很有点大律师的味道，朱达仁经常说他入错行了，应该留在大学法律系当教授。

自从我当上了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四处的副处长，晚上的活动便多了起来。盛情难却，我简单地与朱达仁通了电话，便穿上外套下了楼。

“少喝酒，早点回来！”杨娜随后紧叮一句。

我下楼一看，朱达仁正站在一辆白色本田车旁抽烟，旁边站着陈东海。朱达仁长得很像幽默大师班尼黑尔，但是并没有那么多幽默细胞；陈东海中等身材，身体结实，浓眉大眼，气质既精干又儒雅，是个美男子，别看是学法律、搞公安的，比朱达仁幽默多了。

我和朱达仁、陈东海是市委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在党校学习时，朱达仁、陈东海就已经是处长了，有专车，而我当时只是副处级调研员，所以当时我们仨的关系并不像现在这么紧密。后来，我任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四处副处长后，关系才日渐紧密，俨然老同学了。

我们简单寒暄后上了车，我问他们俩去哪儿吃，陈东海说，兰京大酒店的老板请客。

兰京大酒店地处繁华商业区，在东州市是赫赫有名的娱乐场所，进这里消费不揣个万八千的，谁也不敢轻易进去。大约二十分钟，车停在了兰京大酒店门前，说句心里话，我还是第一次来。

下车后，我随朱达仁和陈东海走进大堂，心里暗叹，这哪里是大堂，简直是金碧辉煌的殿堂，既有典雅风情，又有王者风范。这时，一位胖乎乎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人满脸堆笑地走过来：“这位一定是雷处长吧？达仁和东海常提起你，我可是久仰很长时间了。”说着胖乎乎的手伸了过来。

我知道这位肯定是兰京大酒店的老板，但还是用探询的目光扫了朱达仁和陈东海一眼，意思是问：“这位是……”

“这位就是兰京大酒店的老板张怀亮，也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朱达仁自豪地介绍道。

“这么说，张总也是学哲学的啦？”我用钦佩的语气问。

“马马虎虎，”张怀亮儒雅地说，“我们在大学学习的不过是空洞干瘪的冒牌哲学，除了像木乃伊一样的教条和范畴，什么也没有学到，其实哲学是学不来的，哲学只能创造。”

一开始我以为张怀亮不过是一位精明世故的商人，想不到一开口竟这么有见地，我立即肃然起敬起来。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知识可以传播，智慧却无法转让，怪不得张总的生意做得这么红火，一定是智慧过人！”我恭维道。

“怀亮可是名正言顺的儒商，讲的是守正出奇，大商精诚啊！”陈东海插嘴说。

“不过是托朋友的福，混晚饭吃，哪敢称一个儒字。雷处长，请！”张怀亮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