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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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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系统地运用到对儿童所作的分析中去。结合与分离、依赖与独立、物种与个体，简言之，生与死的一切辩证统一在人身上破裂了；这种破裂发生在幼儿阶段，它是人类家庭制度的产物。人类家庭制度延长了儿童处于依赖地位的状态。
父母的照料使童年时代成为享有自由、不受现实原则统治的黄金时代，从而允诺和促成了童年性欲和快乐原则在一种非现实的环境中获得早期繁荣。在父母的庇护下，童年性欲（爱欲或生本能）在一个充满爱和快乐的世界中沉溺于自恋式的无所不能的梦幻。
但假若家庭制度使儿童有了一种任何动物所没有的对自由的主观体验，那么，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却是通过把儿童置于对父母的绝对依赖这一客观状态下——而这，也是其他任何动物所达不到的。对父母的依赖在儿童身上制造出一种消极的、依赖性的、渴望被人爱的需要，而这与他自恋似地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梦幻恰恰是彼此相反的。从而，人类家庭制度实际从两个彼此矛盾的方向上塑造了人的欲望，正是由这一矛盾所引发的辩证运动，才导致了弗洛伊德所说的矛盾情感。
但这种由家庭制度在人心深处建立起来的矛盾，却不过是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矛盾。主观上沉溺于在爱中与世界结为一体的梦幻，客观上却处于渴望被人爱的消极依赖地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在结合与分离、独立与依赖、物种与个体这些生与死的辩证运动中存在着相互敌对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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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对倾向不是因为某种新要素的侵入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同样一些本能过分发达过分“肥大”造成的；而在生物水平上，这些本能本来是和谐地结合得好端端的。建构了一切生命的那些本能，同样也建构起人类家庭。作为家庭之内核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使作为生命本质的那种相互依赖的结合有了一种新的方式；与此同时，它也使作为死亡本质的个体独立性有了一种新的方式。人类家庭是由爱的一种更紧张。
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反过来它又创造了死的一种更紧张的方。
式。
儿童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在他心理中形成了种种矛盾冲突，他对这些矛盾冲突所作出的反应是焦虑。焦虑既是对死亡的逃避又是对死亡的体验。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看法，童年的焦虑有一漫长的病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婴儿的出生。在出生的那一刻，生与死正进行着紧张的拼搏，婴儿此时的焦虑，为尔后焦虑爆发时伴随产生的生理感觉和神经感觉这种综合症状提供了模式。
奥托。兰克走得如此之远，他竟断言，儿童出生时的创伤性体验是尔后产生神经症的原因。弗洛伊德则并不把人类特有的焦虑和神经症归咎于出生创伤，而是把它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家庭中养育的儿童，会像遭受出生创伤一样地遭受到精神上的创伤，这些精神创伤因而必然会在种种不同于出生时那些生物学作用的情境中重新引发出焦虑综合症来。
［７］
纯粹生物性的生产行为不仅注定了有机体必有一死的最终命运，而且其本身就既是婴儿的诞生又是胎儿的死亡。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又是与赋予婴儿以个体性的母亲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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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意义上的分离。这种心理创伤的原型，这种需要却又不能够找到母亲的体验，则是一种心理上分离的体验。由此而产生的焦虑，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乃是“与保护他的母亲相分离的焦虑”。
［８］儿童最大的心理创伤莫过于阉割焦虑。这种焦虑，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也是害怕与母亲分离，或者毋宁说，是害怕失去那可以在交媾行为中与母亲替身重新结合为一体的工具。
［９］进一步讲，所有这些分离均被体验为死亡的威胁；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在焦虑中自我所害怕的，“本质上是被推翻和消灭。”
［１０］
这样，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这样说，但他对焦虑的分析却证明：在焦虑与死亡本能之间有一种紧密而深邃的联系。焦虑是对分离、个体性以及死亡等种种体验所作出的反响和回应。儿童在母亲怀抱中经历和体验了一种新的、紧张的结合方式、生存方式和爱的方式，他必须同样也经历和体验一种新的、更加紧张的分离方式、个体性方式和死亡方式。
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说，当自我面对自身里比多所提出的过多需要时，创伤便宣告形成。
［１］在人类家庭中，爱欲朝向新的更高的水平扩展，同时也就导致死本能向着新的更高的水平扩展。正因为儿童是如此爱他的母亲，他才把与母亲的分离视同死亡。其结果，那本来在生物学水平上只能经历和体验一次的出生与死亡，在人类心灵的水平上却反复不断地经历和体验，从而儿童完全可以如圣保罗那样宣称：“我每天都在死亡。”
由于无力接受分离、接受个体性和接受死亡，人所采取的一个步骤便是把死亡爱欲化——赋予病态的死亡愿望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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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赋予病态的渴望回到出生（分离）之前的胎儿状态、回到母亲子宫中去的愿望以活力。
弗洛伊德分析阉割情结时，认为它是对失去可以与母亲子宫的代用品重新结合的工具的恐惧。这一分析的内在含义不仅是暗指在幼儿的俄狄浦斯情结中隐藏着病态的、退行性的死亡愿望，同时也是暗指在成人对生殖器的使用与安排中隐藏着这种病态的、退行性的死亡愿望。因此，正像弗洛伊德经常指出的那样，在选择妻子的时候，我们实际仍然是在寻找自己的母亲；而在性交行为中，“阴道实际上成了母亲的子宫。”
［１２］
费伦奇在《塔拉莎》一文中，曾大大发展了这种对性交所作的分析，说它是旨在“以生殖器的方式重建子宫内的处境”。然而他的这种分析却没有阐明这种“退行性的子宫倾向”所具有的病态性质。因此，在我看来，他也像弗洛伊德一样［１３］，错误地和不合法地把这种倾向投射和扩展到所有有机生命身上。无论如何，在人类身上，这种特有的里比多集中于生殖器区域——集中于儿童的生殖器阶段以及成人的生殖器结合——的现象，乃是由退行性的死亡本能发明出来的，它反映了人无力接受死亡、分离和个体性的心理事实。在同一篇文章中，费伦奇超越了弗洛伊德，他证明了童年性欲的更早的阶段——口腔阶段和肛门阶段——同样也受到这种退行性趋势的支配。
［１４］在最早的幼儿时期，里比多特别地集中于口唇，高度地投注于吮吸行为——这种情形是由无力接受与母亲分离造成的，是由退回子宫的幻想支持的；而肛门阶段则涉及为了恢复与母亲的结合而象征性地把粪便作为一种巫术工具（ａｍａｇｉｃ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加以操纵。因此，性欲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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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式，无论是前生殖器阶段还是生殖器阶段，都显得是由焦虑，由对死亡的逃避和赴死的愿望建构起来的。里比多在生命中的分布要想不与死本能相对抗，只有在多形态的性反常中才能办到。
无力接受死亡不仅激活（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了退行性的死亡愿望，而且败坏了爱欲并使幼年的自恋工程背上了逃避死亡的负担。本能的矛盾冲突使童年时代处于它徒劳无益地想要战胜和克服的越来越严重的二元论冲突之中，直到最后，经过最后的最大的挣扎拼搏，它终于承认自己被打败，承认自己已遭受永久性的创伤。在这个二元论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些步骤，死亡本能正是通过这些步骤才转变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否定性原则。
第一个阶段是口腔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不仅发现婴儿的嘴在母亲乳房上的爱欲活动是婴儿最重要的活动，我们还发现婴儿既需要母亲的乳房却又找不到母亲乳房时的焦虑。因此弗洛伊德说：这个阶段向我们揭示出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
［１５］正是在这个阶段上，儿童形成了他那纯粹的快乐自我的宏伟计划，他醉心于在爱和快乐中与世界结合为一体。但是，这一纯粹的快乐自我之得以建构起来，却是与最初的压抑作用开始形成分不开的。这一压抑作用采取了拒斥外部世界、把一切痛苦的事情统统投射给那个被拒斥了的外部世界的形式，它否认这一外部世界的存在。
［１６］从而，最初的肯定（纯粹快乐自我的构想）即伴随着最初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压抑作用的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但按照弗洛伊德（以及黑格尔）的说法，它同样也是死亡本能的显现。
［１７］因此，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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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上，自我的无力接受分离导致了这样一种结局，即把那促成分离促成个体生命的本能力量转化成一种与现实相分离、否认现实、压抑现实的精神力量，其结果便使儿童在爱中与世界结为一体的自恋构想背负上一种不现实的、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整个世界的构想（即许多哲学家退缩到其中的唯我主义）。
在弗洛伊德所说的第二个阶段即肛门阶段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转变为主动与被动的二元论。童年的自恋倾向继续坚持其从第一阶段便已开始的否认其自身依赖性的工程，但由于现在这种依赖性已在行动的水平被体验到，儿童对依赖性的否认便成了对被动性的否认。儿童因此通过反抗的行为，通过企图把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的尝试来确证自己的独立性，就像在玩耍中那样，“现在让我们来玩游戏，让我来做母亲，你来做孩子。”
［１８］
但这种执意要将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的做法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弗洛伊德总是注意到攻击性起源于这一阶段，因此才有肛门－施虐癖（ａｎａｌ－ｓａｄｉｓｔｉｃ）
这一称呼。
他差不多认识到，正是在这一阶段，通过把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死亡本能的向外转化开始以攻击性的形式出现。
［１９］此刻，爱欲经由其既成为母亲又成为孩子的工程，在对死亡的逃避中把已经转变为一种否定性的死本能转变成一种否定性的主动性或否定性的攻击性。
（儿童自我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阶段依附于肛门区，因为像我们后面将要看见的那样，同时成为母亲和成为孩子的计划不是在现实中实施而是在幻想中实施的：这些幻想必须有某种身体基地，因而便附着于身体的一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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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这个部位能够像神奇的自我的复制品一样被以巫术般的和神奇的方式加以操纵。）
在最后的生殖器阶段或俄狄浦斯阶段，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两极性被转化为男性身分与其对立面阉割的两极性。
［２０］这里，幼儿的自恋倾向继续其从前一阶段便已开始的对被动性的反抗，不过它现在却是在生物学的生殖意义上体验到这种被动性，就像孩子事实上是被一位母亲生出来的一样。
因此，在它的俄狄浦斯构想中必然会产生通过母亲来有一个孩子的设想，即成为自己父亲的设想，以此来将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由于弗洛伊德本人并非经常坚持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这一解释，我们特引证弗洛伊德的这段话：“所有的本能，爱、感激、肉欲、反抗、自我确证与自立自强——所有这些都在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中得到满足。”
［２１］
俄狄浦斯工程并不像弗洛伊德早期表述中所暗示的那样是对母亲的天然的爱，而是像他后期著作中所承认的那样，是矛盾情感相互冲突的产物，是试图以自恋膨胀（ｎａｒｃｉｓｉｓｔｉｃ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的方式战胜这一冲突的尝试。
［２］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是渴望成为神，用斯宾诺莎的话说是ｃａｕｓａｓｕｉ①，用萨特的话说是ｅｔｒｅ－ｅｎ－ｓｏｉ－ｐｏｕｒ－ｓｏｉ②E ；同样，它所展示出来的也完全是由于逃避死亡而被扭曲了的童年自恋倾向。在这一阶段（以及在成人的生殖器结合）中，男性身分被等同于主动
①ｅａｕｓａｓｕｉ，拉丁语，自因。引申为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即把自己神化。
——译 注②ｅｔｒｅ－ｅｎ－ｓｏｉ－ｐｏｕｒ－ｓｉｏ，法语，自在自为的存在。 ——译 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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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为自己父亲的幻想附着于阴茎，由此而造成自恋里比多集中于生殖器部位。
［２３］这里，即使在俄狄浦斯情结被摧毁之后，也仍然存在着额外的幻想，即不仅享有男人与女人的性关系，而且享有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儿子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保证了使父亲不朽。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在自恋的最脆弱的一点上，即在自我的不朽性问题上，安全感只有通过逃向子女才能获得。父母之爱不是别的而仅仅是父母身上再次萌生的自恋倾向而已。”
［２４］这再一次表明：性的结合，无论是前生殖器的结合还是生殖器的结合，都并不与爱欲在人身体内的自然分布相符合；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特别集中于身体某一部位某一机能上的过量投注（ｈｙｐｅｒｃａｔｈｅｘｉｓ）和超量负荷——这种过量投注和超量负荷是人的自恋幻想在逃避死亡的过程中引发出来的。
童年性欲中的所有问题最后在阉割情结中达到顶点，阉割情结是联结儿童性欲和成人性欲的中间环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整个童年性欲，最后都屈服于阉割情结。经由阉割情结，童年性欲最终转化为正常成人的性欲。因此，阉割情结是成人生殖器性欲心理学中的一个关键，更普泛些说，它也是两性心理学中的一个关键。与此同时，阉割情结也建立起了性能量的储存库，这些被拦蓄起来了的性能量不可能在正常成人的性行为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因而经由升华作用创造出了文化。最后，阉割情结又是这样一种机制，它把儿童对父母的依赖式的爱转变为成人对社会权威、宗教权威和道德权威的依赖式的爱。总而言之，在神经症是由儿童性欲受到压抑所导致的范围内，阉割情结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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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类神经症的关键。
阉割情结的理论最好不过地显示了精神分析学距离成为一种完成了的体系有多远。弗洛伊德不断地向前走，不断地作一些新的更正以与他后来的发现如焦虑、本能的矛盾冲突、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亲（ｔｈｅｐｅｒ－Ｏｅｄｉｐａｌｍｏｔｈｅｒ）等相一致，却没有从整体上作通盘考虑，也没有放弃早期那些与后期不符合的表述。但弗洛伊德至少知道，他并没有使问题获得完满的解决。那些跟在大师后面亦步亦趋的人在没有整个放弃这一问题的时候，试图把前期的弗洛伊德与后期的弗洛伊德结合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其结果却是遭到公众的冷落。
因此，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表述，需要有一种考虑到弗洛伊德思想中向前发展的种种因素的理论表述。
在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中有这样一个思想，这一思想在他后期的表述中虽已过时却并没有始终不渝地予以放弃，并且它至今仍充斥于精神分析的教科书。这一思想就是：儿童性欲的生殖器阶段本质上就是手淫，而阉割情结的本质则是父母（通常是父亲）以阉割惩罚相威胁来压抑手淫。与这一思想相关的还有这样一种解释，即认为女性的阴茎嫉妒（羡慕）
（一条与阉割情结不可分割的定理）
乃是由于小女孩担心女性阴蒂在手淫上不如男性阴茎那样优越的缘故而形成的。
在精神分析学家如是谈论的范围内，他们为那种广泛流行的幻觉正了名。那种幻觉就是：父母只须戒除对儿童手淫的压抑，至少是不以阉割相威胁，儿童就可以健康成长而不受阉割情结的伤害。
在那些具有精神分析头脑的人类学家中，也同样有人在试图寻找正确的大便训练方式，仿佛父母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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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就是造成日后的肛门创伤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肛门人格的原因。整个这一套思想都是以弗洛伊德早期理论的某一思路为线索而形成起来的，其基本的假定是：首先，受到压抑的是自体爱欲中躯体器官的快感；其次，这一压抑是从外部插入的。然而里比多之集中于生殖器却并不简单地是器官快感的表现，而是由儿童自恋倾向中的退行性幻想——它被对死亡的逃避所扭曲——造成的，简言之，它是由俄狄浦斯工程造成的。
整个这一套思想已被弗洛伊德本人的这一表述所推翻：“手淫不过是在生殖器上释放那些从属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兴奋。”
［２５］如我们所说，俄狄浦斯工程是试图通过成为自己的父亲来战胜死亡。我们无法设想，放弃一点点器官快感竟会造成这样一种创伤并导致这样一种深远的后果，就像人们用阉割情结所假设的那样。阉割情结所粉碎的是对死亡问题的一种儿童式的解决办法。因为正如我们已看见的那样，人类家庭生养出来的是一个无力接受死亡的儿童，所以顺理成章的便是，俄狄浦斯情结将不可避免地在儿童身上自行发生并指向父母，而不管父母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因此弗洛伊德认识到，父母没有任何办法（不管是采取宽松的方式还是严厉的方式）避免在儿童身上唤醒攻击性。因此他才在一段卓越的表述中说：“一个人是确实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还是得以免于这一事件，这并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在这两种情况下人都必然会产生罪感，因为罪感乃是矛盾冲突的表现，是爱欲和破坏性的死本能之间永恒冲突的表现。”
［２６］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肛门阶段；用悖论的方式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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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自己训练自己的大便习惯。精神分析必须始终记住，儿童就是他自己的父亲。弗洛伊德曾说（但他并未始终遵守他自己的这一金玉良言）
：“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一普遍断言具有完整的真实性——儿童在心理上乃是他自己的父亲。”
［２７］成人对大便训练的鼓励，其起源存在于一种童年气质之中。童年肛门性并不是肛门爱欲或“粪便游戏”
；它并不是追求器官快感和游戏——它们从外部遭到父母对大便训练的要求的粗暴压抑——的简单表现。它是爱欲和死本能的一种矛盾的混合物，涉及附着于肛门带的与母亲结为一体的退行性幻想和同时成为自己与他人的自恋幻想。因此“粪便游戏”
（玩屎）本身包含着想要支配和控制粪便的内在冲动。
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不仅假定了那受到压抑的东西简单地就是爱欲（或游戏）
；它同时还假定这压抑来自外部，来自以阉割相威胁的父亲，来自坚持大便训练并因而造成肛门创伤的父母。然而弗洛伊德的后期理论却倾向于认为压抑本质上是自我压抑，是内在于儿童自己的焦虑和本能的矛盾冲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一新观点中，阉割情结成为儿童与母亲关系中长期的矛盾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高潮，它代表攻击成分压倒爱的成分而取得了最后的决定性胜利。弗洛伊德在他后期的一部著作中犹豫不决地得出了这一看法：
人们甚至可以相信，儿童这种初恋就因为它是初恋而注定了要破灭，因为这些早期的对象投注始终在极大程度上是矛盾的；与儿童强烈的爱一起总是伴随着强烈的攻击倾向，而且儿童越是热烈地爱一个对象，它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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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和挫折就越是敏感。最后，爱注定了要向逐渐积累起来的敌意缴械投降。
［２８］
同样，正像亚伯拉罕（Ａｂｒａｈａｍ）指出的那样，［２９］在大便训练过程中儿童逐渐对粪便产生厌恶也不是由于他接受了父母的灌输而是由于内在的理由。在开始肛门阶段的自恋工程（符号性地保留、驾驭和拥有世界）时，儿童的自我转而反叛口腔阶段的自恋工程（符号性地摄入和吞咽世界）。
但如果阉割情结是本能矛盾冲突史上的高潮，那么它也就一定是儿童与母亲关系史上的高潮；而如此一来父亲的角色就一定是次要的了。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后期，在对女性心理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揭示了位于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之下的一个更深的层面，其核心就是附着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母亲。弗洛伊德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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